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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李铁夫等人的留学经历和艺术实践还只是一种自发状态下的个人化行为，那么到了徐悲鸿、林风眠、常玉等人这里，这种留学和艺术实践则已经具备一种比较纯粹的目的意识——通过学习西方艺术来解决中国绘画面临的困境。
近代史上，中国政府第二次有计划地大规模向海外派出留学生，是20世纪初的庚子赔款留美学生的派遣。美国将一千多万美元的《辛丑条约》赔款逐年退还，用以选派中国学生到美留学。1909年8月，清政府专设的选派留美学生的机构——游美学务处（清华前身）在北京史家胡同招考了第一批学生。第一批庚子赔款留美学生于1909年10月赴美。这是自1881年清廷下旨召回留美幼童以来，中国再一次向美国派出留学生。刘永峰在《看历史》中说“那时在美国的中国学生中，有一部分是受过戊戌变法及庚子国难刺激的，故都抱着‘实业救国’的志愿。”
1911年初，利用庚子赔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学校正式成立。在此后十多年间，据统计，由清华派出的留美学生就达上千人。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中国近代史上第二次大规模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的计划也因这一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而又一次中断。
与此同时，1912年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渐渐形成了高潮。在此之前，因为中法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加上路途遥远且留学费用相当高昂，大批艺术家选择日本作为留学之地。辛亥革命后，民初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提倡艺术新思潮，鼓励并协助国人到欧洲留学。1912年，由吴敬恒、蔡元培、汪精卫等人组成“留法俭学会”，利用当时法国因欧战而急需劳工的机会，组织中国青年赴法，以工求学。
而18世纪以来，法国已经代替意大利成为西方美术的中心。20世纪初，巴黎美术学院已成为法国画坛上传统派和保守派的代名词，而中国留学生则是中国美术界上革新派和现代派的先驱，巴黎美术学院也成为近代中国美术的第二摇篮。除了学校的条件外，欧美的博物馆和美术馆的条件是日本所不及的。俭学计划也立即得到了青年们的热烈响应，中国留学生逐渐抛弃作为西方艺术“转述者”或“转译者”身份的日本，转而选择法国。从20年代初起，赴法人数逐年增加，留欧美的艺术家的数量和质量逐渐超过留日人数。到1920年左右，在法的中国学生已达2000多人。
最早赴法留学的画家是李超士和方君璧；之后是林风眠、常玉、徐悲鸿和潘玉良。再之后有吴大羽、庞薰琹、汪日章、常书鸿、张荔英、司徒乔、陈士文、王临乙、刘开渠、周圭、唐蕴玉、庄子曼、陆传纹、滑田友、黄觉寺等。其中尤以徐悲鸿和林风眠对于中国近现代美术的贡献最为重要。
如果说李铁夫等人的留学经历和艺术实践还只是一种自发状态下的个人化行为，那么到了徐悲鸿、林风眠、常玉等人这里，这种留学和艺术实践则已经具备一种比较纯粹的目的意识——通过学习西方艺术来解决中国绘画面临的困境。
面对当时如火如荼的西方现代艺术潮流，徐悲鸿根据中国绘画轻透视、轻结构等特点逆潮流而动，选择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及以后的古典绘画作为学习和改造中国绘画的途径。1927年徐悲鸿回国后，先后在各大美术院校任职，其特殊的身份和影响力，使得其艺术理念在中国美术界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相比而言，林风眠的影响要小一些，虽然被冷落了约半个世纪，但他对中国近代艺术的影响却从未消失。作为中国近现代美术变革中与徐悲鸿的艺术观相对应的画家，他吸收了西方印象主义以后的现代绘画的营养，与中国传统水墨和境界相结合，并融入了个人的人生经历，被认为是“中西融合”这一艺术理想的倡导者、开拓者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看他代表性的《仕女》，便明白什么是中国式的古典美。
有评论家认为，林风眠向西方借来的是更接近于中国绘画精神的印象派之后的欧洲新传统。如果说徐悲鸿是志在用西洋画的技巧来改造中国画，使之新生；而林风眠则是要使中西艺术融合，创造全新的艺术。由新写实到新写意，徐悲鸿、林风眠实际上代表了中国绘画的两个历程。
后来在美术创作和美术教育上取得巨大成就，在海内外享有很高声誉的吴冠中和赵无极，便是受了林风眠很大影响。吴冠中继承了林风眠的方向，又迈入了更现代的一步，巴黎塞努西博物馆馆长玛丽·戴莱士·波波在评价其与法国文化的密切关系时曾说，吴冠中能在油彩和墨彩之乡不断交织游移，甚而“成功地融会了东西方两种文化”，实是一种“罕见的情况”。
1921年出生于北京的赵无极更是林风眠的得意门生，在中国的抽象绘画领域上无疑是一位先行者。
这个时期在法的中国留学艺术家，似乎走了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其中，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等艺术家，及用油画画出了中国水墨画精神的朱德群，以色彩和抽象油画著称的吴大羽，有“前卫艺术之父”和“中国近现代艺术巨匠”美誉的庞薰琹，同期举办最多画展的女艺术家方君璧等人，在历次的政权更迭中都处于美术界显要的地位，并且与众多政要、名人、门徒保持密切关系，其“学习西方艺术来解决中国绘画面临的困境”的学术主张得以推行、繁衍，名誉得以推崇、传播。
另外，如常玉和潘玉良等艺术家，却是孤身一人远赴法国留学最后客死他乡，在当时很少为国人所知。他们有着传奇的经历，在艺术风格上受到西方现代流派尤其是野兽派马蒂斯等人的影响很大，作品透露出一种浓郁的东方式的忧伤和乡愁。潘玉良的作品更体现了女性艺术家身份的自我认同和自我实现，其作品在呈现出淡淡的忧伤和女性情怀的同时，又充溢着对命运的抗争和对爱情、艺术的渴望和追求，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
关注近几年中国艺术品拍卖行情，不难发现，除了像张晓刚、岳敏君、曾梵志等这些焦点式的当代艺术家作品之外，中国艺术家价格指数排名中，前10位中就有5位是民国时期留学法国的艺术家：常玉、林风眠、吴大羽、庞薰琹、吴冠中。虽然这些留法艺术家的艺术取向不尽相同，但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却几乎都无一例外地受到市场越来越密切的关注。
除了徐悲鸿、林风眠、常玉和潘玉良这样的市场热点外，庞薰琹、常书鸿、吴大羽、颜文晖等其他留法画家的市场表现也不容忽视。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留法画家，有公认的美术史的定位和认知度，又有自己独特和相对一致的艺术面貌，而且在各个阶段有一定的作品数量保证。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沉淀，理论界和收藏界已经能够站在一个相对客观的距离之外对他们进行观照，这些艺术家及其作品的美术史意义被越来越明确和肯定的同时，其市场表现也在稳步提升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其价值的真正回归。
近代史上，中国政府第二次有计划地大规模向海外派出留学生，是20世纪初的庚子赔款留美学生的派遣。美国将一千多万美元的《辛丑条约》赔款逐年退还，用以选派中国学生到美留学。1909年8月，清政府专设的选派留美学生的机构——游美学务处（清华前身）在北京史家胡同招考了第一批学生。第一批庚子赔款留美学生于1909年10月赴美。这是自1881年清廷下旨召回留美幼童以来，中国再一次向美国派出留学生。刘永峰在《看历史》中说“那时在美国的中国学生中，有一部分是受过戊戌变法及庚子国难刺激的，故都抱着‘实业救国’的志愿。”
1911年初，利用庚子赔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学校正式成立。在此后十多年间，据统计，由清华派出的留美学生就达上千人。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中国近代史上第二次大规模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的计划也因这一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而又一次中断。
与此同时，1912年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渐渐形成了高潮。在此之前，因为中法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加上路途遥远且留学费用相当高昂，大批艺术家选择日本作为留学之地。辛亥革命后，民初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提倡艺术新思潮，鼓励并协助国人到欧洲留学。1912年，由吴敬恒、蔡元培、汪精卫等人组成“留法俭学会”，利用当时法国因欧战而急需劳工的机会，组织中国青年赴法，以工求学。
而18世纪以来，法国已经代替意大利成为西方美术的中心。20世纪初，巴黎美术学院已成为法国画坛上传统派和保守派的代名词，而中国留学生则是中国美术界上革新派和现代派的先驱，巴黎美术学院也成为近代中国美术的第二摇篮。除了学校的条件外，欧美的博物馆和美术馆的条件是日本所不及的。俭学计划也立即得到了青年们的热烈响应，中国留学生逐渐抛弃作为西方艺术“转述者”或“转译者”身份的日本，转而选择法国。从20年代初起，赴法人数逐年增加，留欧美的艺术家的数量和质量逐渐超过留日人数。到1920年左右，在法的中国学生已达2000多人。
最早赴法留学的画家是李超士和方君璧；之后是林风眠、常玉、徐悲鸿和潘玉良。再之后有吴大羽、庞薰琹、汪日章、常书鸿、张荔英、司徒乔、陈士文、王临乙、刘开渠、周圭、唐蕴玉、庄子曼、陆传纹、滑田友、黄觉寺等。其中尤以徐悲鸿和林风眠对于中国近现代美术的贡献最为重要。
如果说李铁夫等人的留学经历和艺术实践还只是一种自发状态下的个人化行为，那么到了徐悲鸿、林风眠、常玉等人这里，这种留学和艺术实践则已经具备一种比较纯粹的目的意识——通过学习西方艺术来解决中国绘画面临的困境。
面对当时如火如荼的西方现代艺术潮流，徐悲鸿根据中国绘画轻透视、轻结构等特点逆潮流而动，选择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及以后的古典绘画作为学习和改造中国绘画的途径。1927年徐悲鸿回国后，先后在各大美术院校任职，其特殊的身份和影响力，使得其艺术理念在中国美术界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相比而言，林风眠的影响要小一些，虽然被冷落了约半个世纪，但他对中国近代艺术的影响却从未消失。作为中国近现代美术变革中与徐悲鸿的艺术观相对应的画家，他吸收了西方印象主义以后的现代绘画的营养，与中国传统水墨和境界相结合，并融入了个人的人生经历，被认为是“中西融合”这一艺术理想的倡导者、开拓者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看他代表性的《仕女》，便明白什么是中国式的古典美。
有评论家认为，林风眠向西方借来的是更接近于中国绘画精神的印象派之后的欧洲新传统。如果说徐悲鸿是志在用西洋画的技巧来改造中国画，使之新生；而林风眠则是要使中西艺术融合，创造全新的艺术。由新写实到新写意，徐悲鸿、林风眠实际上代表了中国绘画的两个历程。
后来在美术创作和美术教育上取得巨大成就，在海内外享有很高声誉的吴冠中和赵无极，便是受了林风眠很大影响。吴冠中继承了林风眠的方向，又迈入了更现代的一步，巴黎塞努西博物馆馆长玛丽·戴莱士·波波在评价其与法国文化的密切关系时曾说，吴冠中能在油彩和墨彩之乡不断交织游移，甚而“成功地融会了东西方两种文化”，实是一种“罕见的情况”。
1921年出生于北京的赵无极更是林风眠的得意门生，在中国的抽象绘画领域上无疑是一位先行者。
这个时期在法的中国留学艺术家，似乎走了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其中，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等艺术家，及用油画画出了中国水墨画精神的朱德群，以色彩和抽象油画著称的吴大羽，有“前卫艺术之父”和“中国近现代艺术巨匠”美誉的庞薰琹，同期举办最多画展的女艺术家方君璧等人，在历次的政权更迭中都处于美术界显要的地位，并且与众多政要、名人、门徒保持密切关系，其“学习西方艺术来解决中国绘画面临的困境”的学术主张得以推行、繁衍，名誉得以推崇、传播。
另外，如常玉和潘玉良等艺术家，却是孤身一人远赴法国留学最后客死他乡，在当时很少为国人所知。他们有着传奇的经历，在艺术风格上受到西方现代流派尤其是野兽派马蒂斯等人的影响很大，作品透露出一种浓郁的东方式的忧伤和乡愁。潘玉良的作品更体现了女性艺术家身份的自我认同和自我实现，其作品在呈现出淡淡的忧伤和女性情怀的同时，又充溢着对命运的抗争和对爱情、艺术的渴望和追求，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
关注近几年中国艺术品拍卖行情，不难发现，除了像张晓刚、岳敏君、曾梵志等这些焦点式的当代艺术家作品之外，中国艺术家价格指数排名中，前10位中就有5位是民国时期留学法国的艺术家：常玉、林风眠、吴大羽、庞薰琹、吴冠中。虽然这些留法艺术家的艺术取向不尽相同，但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却几乎都无一例外地受到市场越来越密切的关注。
除了徐悲鸿、林风眠、常玉和潘玉良这样的市场热点外，庞薰琹、常书鸿、吴大羽、颜文晖等其他留法画家的市场表现也不容忽视。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留法画家，有公认的美术史的定位和认知度，又有自己独特和相对一致的艺术面貌，而且在各个阶段有一定的作品数量保证。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沉淀，理论界和收藏界已经能够站在一个相对客观的距离之外对他们进行观照，这些艺术家及其作品的美术史意义被越来越明确和肯定的同时，其市场表现也在稳步提升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其价值的真正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