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归侨兰克良（1914-1992），是七七事变后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而后定居在山西的华侨之一。他长期战斗在山西，工作在山西。在从事民政工作、侨务工作的过程中，他同山西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侨胞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笔者1963年到山西工作，就听到归侨朋友经常提起他关心侨胞、服务侨胞的事情。
　　兰克良祖籍广东大埔，1914年出生于马来西亚吉隆坡。11岁时，到印尼苏门答腊和叔叔一起生活。16岁时开始自食其力外出打工。为掌握更多谋生知识和本领，他白天干活，夜间坚持到棉兰苏东中学念夜校。
　　七七事变爆发后，印尼迅速掀起支援祖国抗战的热潮。兰克良立即参加青年筹赈队，担任副队长。在当地开展广泛的宣传活动，宣传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发动侨界率先抵制日货，在经济上打击和削弱日本；同时，组织大规模的募捐活动，筹措经费和物资，支援祖国军民抗战。1938年7月7日，当地华侨召开“卢沟桥事变一周年纪念大会”，兰克良积极参与。荷兰殖民地当局以“扰乱社会治安”为名，将兰克良和其他几位进步青年逮捕，解送到一个荒岛上关押，最后将他们驱逐出境。1938年10月，兰克良和其他两位被驱逐的学生到了香港。廖承志派律师把他们接到了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亲自接见、慰问了他们。廖承志问：“你们今后有什么打算？”兰克良一行毫不犹豫地回答：“到延安去！”就这样，兰克良怀揣着廖承志写的介绍信，踏上了奔赴革命圣地之路。他们一路辗转先到重庆，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安排下，以“为前方招收和输送战地护士大队”为名，经历了许多艰难险阻，终于在1939年春天到达梦寐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根据组织安排，兰克良打起背包，进入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学习。


　　当时抗大一分校驻山西屯留故漳一带，校长是何长工，副校长是周纯全。抗大学员来自五湖四海，像他这样来自海外的华侨青年也不少。兰克良抱着“学好本领，抗日救国”的纯朴思想，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和军事技术。当他深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以后，他的思想逐渐产生了质的飞跃，树立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认识到自己肩负的重任：不仅要打败日本军国主义，而且要建立一个没有压迫和剥削的优越的社会制度。1939年9月，兰克良从抗大一分校以优秀的成绩毕业。按原计划，他们这批学员共1700余人准备赴山东工作。在路过辽县（今左权县）桐峪镇时，遇上驻扎在那里的八路军主力师一二九师，包括兰克良在内的30名学员被留在部队工作。他成为八路军一二九师七六八团的一名见习参谋兼教官。
　　从1940年5月到1941年9月，兰克良参加了多次战斗，他作战英勇，奋不顾身，先后3次负伤，受到上级嘉奖。第1次是争夺兵工厂的战斗，他为了掩护团长，左臂中弹。第2次是争夺一个战略据点的战斗，他被炮弹掀翻，在一二九师野战医院被取掉两根肋骨。第3次是一次攻坚战，当时他已经是团特务连的连长，在“拔钉子”（攻打碉堡）时，他率特务连冲在最前面，结果被子弹击中，第3次负伤。
　　转业后，兰克良一直扎根三晋大地。从1954年开始，他在山西省民政厅从事过侨务工作，曾任科长、处长，兼任山西省第二、三届侨联副主席。兰克良是名残疾军人，在民政厅做过优抚工作，可是却不给自己办残疾军人证。他说：“作为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我们不能给国家再添麻烦啦！”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山西省侨办和侨联准备从地市选拔年轻归侨、侨眷干部担任领导职务。兰克良和刘琪两位老领导大力举荐笔者和张德汉。1985年4月，笔者由运城地区行署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升任山西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主任。张德汉由大同第一届侨联主席升任山西省归国华侨联合会第四届副主席、第五届主席。兰克良和刘琪对我们说：“你们放手干吧，我们支持你们！”用当时流行的话，叫做“扶上马，送一程”。更使我们感念在心的是：老同志对我们严格要求，发现我们工作有什么不妥之处或基层归侨侨眷有什么反映，都会及时提醒我们。在我们心目中，他和刘琪同志又像是师长和父兄。
　　1992年，两袖清风的兰克良因心脏病在太原去世，享年79岁。侨界人士至今依然经常念叨起他，说他是“始终保持革命军人本色的归侨好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