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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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兆路认为,中国学首先包含国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也概括对中国现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学术等方面的研究,还包括国内对上述各领域做出的对等交流;方铭认为,中国学对于中国文化研究的最重要贡献,是为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提供一个世界的视角,把中国的过去和未来纳入到世界文明这个大家庭之中;王振复则认为,作为文化传播学的特殊门类,从“东学西渐”到“西学东渐”,从“汉学”到“中国学”称名的改变,从所谓对“历史之中国”到偏重于“现实之中国”的研究,这一中国学人文主题的转换,正在不断重塑“中国形象”;就“现实之中国”研究主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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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上海200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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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兆路认为,中国学首先包含国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也概括对中国现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学术等方面的研究,还包括国内对上述各领域做出的对等交流;方铭认为,中国学对于中国文化研究的最重要贡献,是为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提供一个世界的视角,把中国的过去和未来纳入到世界文明这个大家庭之中;王振复则认为,作为文化传播学的特殊门类,从“东学西渐”到“西学东渐”,从“汉学”到“中国学”称名的改变,从所谓对“历史之中国”到偏重于“现实之中国”的研究,这一中国学人文主题的转换,正在不断重塑“中国形象”;就“现实之中国”研究主题而言,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论其实失之偏颇,中国学研究的“和合共生”说则更具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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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东润是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承前启后者之一,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他的梅尧臣诗歌研究完成了夏敬观的未竞之业,贡献很大,唯因过分强调梅诗的“人民性”、“战斗性”,引发一系列误读,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后人对梅诗的认识。在梅诗与时事的关系方面,朱东润对《西宫怨》、《猛虎行》、《襄城对雪》、《日蚀》诸篇作了牵强附会的阐释。他更尝试从三点入手,否定历来以梅诗主要艺术特色为“平淡”的观点:一是提出梅诗继承了“把文学作品和当前现实联系起来”的“优秀传统”;二是把出诸梅氏之口的“平淡”说大打折扣;三是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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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对“边陲”学术文化的长期影响与全面支配,不仅造成了台湾地区整个文化传统的严重“萎缩”,而且也造成了台湾地区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主体性和独立性的彻底“迷失”。社会科学“中国化”运动的兴起,正是在“核心一边陲”结构部分松动之后台湾人文社会科学界为重建学术主体性而做的一次重大努力,是反对西方特别是美国学术“殖民”、追求学术独立的一场重要抗争。至于这场运动由早先的方法论反思向稍后的研究典范转移之推展,一方面固然与20世纪70年代美国科学哲学领域的“典范革命”有关,但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则与台湾社会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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