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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底，湖南省会长沙笼罩在一片雨雾中，湿热的天气让人有点喘不过气来。上午10点多，黄晓阳的手机还没有开机，长期写作的他养成了“夜猫子”的生活习惯：晚上写书写得很晚，通常这个时候还没有起床。
将近11点，在靠近湖南日报社的一家咖啡馆里，黄晓阳终于坐在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面前。1.8米多的个头，身材魁梧。一头抢眼的花白头发直立着，有点突兀。不过，他笑起来显得年轻很多，与50岁的年龄不太相符。每当话说到兴奋点，他的逻辑重音就变得格外分明，还伴着时而握拳、时而举起双手的肢体动作。
这一年多来，黄晓阳迅速走红，一部《二号首长》将他推向了人生巅峰，120多万册的市场销量以及在盗版市场的疯狂表现，将整个出版江湖搅得风起云涌。如今，黄晓阳是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华声在线读书频道的总编辑，之前他曾任《华声·领导者》杂志总编辑。
被称为“官场教科书”
《二号首长1》、《二号首长2》分别于2011年5月和9月出版，先在厅处级公务员阶层以及国企高管层引发强烈反响，后来，轰动效应如涟漪般向周围扩散。如今，看这部书的人已遍及社会各个层面，许多人称它是一部“官场教科书”。
《二号首长》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江南日报资深记者唐小舟，因为个性太强，恃才傲物，在报社受到无情打压。事业上不顺利，颇有姿色的老婆也红杏出墙。正当人生陷入低谷时，省委办公厅一纸调令，调他去给新任省委书记当秘书，成为俗称的“二号首长”。唐小舟的命运曲线触底后迅速反弹，高扬攀升。第一时间里，他的手机被打爆了，总编辑谄媚祝贺，老婆温顺关怀，美女徒弟娇媚邀约，各类官员攀附问候……一幅全景式官场画卷随之徐徐展开，唐小舟深知，周围人对他态度的大转变，源自他地位的改变。
主人公唐小舟进入官场后，一直将省委书记赵德良视为偶像。外表文弱的“外来省委书记”深谙政治之道，在与本地势力核心人物、省长陈运达的争斗中，逐步掌控局势，并通过人事调整、反腐扫黑等活动，一步步搭建起自己的权力构架，实现了高层权力的重新洗牌。在这个过程中，唐小舟也学到了很多当官的“本领”。在他眼中，官场之上的每一件小事，都闪烁着政治智慧的光芒，当官是“一门技术活”。
且不论《二号首长》这部书里究竟有多少“官场哲学”，但有一点受到了很多人的推崇，那就是黄晓阳写出了很多“官场细节”。出版方在相关推介中引用知名学者易中天的话说：“《二号首长》写得还真不错，对官场很熟悉呀，细节到位。”官场小说作家阎真也评价说：“书里有大量到位的细节描写，惟妙惟肖，令官场人士叹为观止。”比如，唐小舟上任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称呼上级，“首长”、“书记”、“老板”都是对领导的称呼，但在官场里，什么时候用哪个很有讲究。再如，为什么高层领导办公室的门总是紧闭的，次一级领导的门是虚掩着的，中层领导的门是半开着的，小领导的门一直是敞开着的，这些在官场上大有学问。
作者在书中也有很多自己对官场的思考和总结，如书中写道：“中国的官员升迁机制，既不是西方的选举机制，也不是古代的科举机制，而是先秦时代的伯乐机制。千里马若想仕途顺遂，就一定要去寻找那个属于自己的伯乐……有时候，他们在官场的成败，考验的不是他们自己，而是他们背后的伯乐。”等等。
“我一天官也没做过”
《二号首长》风靡的同时，读者也在好奇并猜测作者有着怎样的职业经历，怎么就能把官场写得如此吸引人？
出人意料的是，黄晓阳“一天官也没做过”，而他在写《二号首长》之前，认识的最高级别的官员，是当年自己所写《魏文彬和他的电视湘军》一书的主角魏文彬，当时此人任湖南省广电局局长，是位厅级干部。
1962年，黄晓阳出生于湖北黄石市大冶县的农村，父亲是一位知识分子，在县农委工作，1957年被打成右派。那个时代的烙印深深刻在黄晓阳心里，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孤僻、叛逆、自闭、自卑”，黄晓阳这样总结自己小时候的性格。
因为家庭出身问题，黄晓阳从小就有很强的逆反心理。虽然他是班上学习成绩最好的，但像加入少先队、当班长这些事全都轮不到他。小学四年级，有一次学校组织出去参观，要轮渡过长江，当时他跟同学说“轮渡的时候，船沉了就好玩了”，没想到这句很孩子气的话被报告给了老师，结果给他开了一个月的批判会。
1979年，黄晓阳参加了高考，“那一年的题出得很刁钻，考了270多分，离大学分数线差了几分，考了一个省中专。”不过，命运又一次捉弄了他，他和其他一批高分学生最后被录取到了十堰师范，属于市级中专。黄晓阳被分到了数学班，而他极其不喜欢数学。
没办法，黄晓阳开始寻找其他出路。有一天，他在图书馆看到一本杂志，其中徐志摩的诗《再别康桥》深深吸引了他，他觉得诗的语言太过瘾了，从此就迷上了诗歌。那个时代文学正热，有大量的文学期刊涌现，如《北京文学》、《人民文学》等。只要不上课，黄晓阳就到图书馆看书，把喜欢的诗抄下来，并开始学写诗，给报刊社投稿。
写了很多诗，但一直没有发表。直到五六年后，黄晓阳才第一次在《武汉晚报》上发表了一组小诗《人》，他至今还记得其中两句：“你把自己砸在地尘，大雁却把你写在天上。”后来，黄晓阳认为自己“可能不适合写诗”，就改为学写小说。
中专毕业后，黄晓阳被分配到武汉市汉阳区一所边远学校教书。这期间的1987年，他在《布谷鸟》杂志上发表了中篇侦探小说——《红牌号小轿车》，共3万多字。他清楚地记得，那期杂志的封面就是根据他的小说内容画的，“红牌号小轿车”几个字很大很醒目，他为自己这篇“成名作”激动了好一阵子。
黄晓阳一直想离开学校，去追寻自己的文学梦。1989年，机会来了，他考上了武汉大学作家班。“交了4000元学费，算是读了一个本科。”谈及这段读书岁月的最大收获，他说：“班级同学年龄层次比较大，最大的43岁，有些人在文学界已很有成就。经常跟他们交流，学到了很多东西。”
武汉大学毕业后，黄晓阳被分配到武汉市江汉区房地产公司，他当时就傻了，“我一心想当编辑、记者，怎么就给分到房地产公司了呢？这不是离文学越来越远吗？”黄晓阳稍有犹豫，随后做出了一个决定——从房地产公司辞职，到一家婚姻家庭类杂志社做了编辑。 结合这两种说法，黄晓阳认为：“长期以来，人们把权力学的东西都当作桌子底下的东西，无法判断这个东西应不应该拿到桌子上面来，你轰的一下子给拿出来了，大家接受不了，也无法评估你这个事情会造成什么坏的影响，但保持原状至少不至于产生变故……我这本书之所以有今天的命运，根本症结就在这里。而实际上，我认为我写的是一部主旋律的东西。”
黄晓阳以书中的省委书记赵德良为例，列出他原来构思的走势：“我第一部表现的是破局，通过打黑，把原有的官场结构打破，建立新的平衡；第二部表现的是控盘，也可以说是维稳；第三部就要体现建树，就是最后的冲刺。”
有读者说第二部没有第一部写得好，冲突感不够强，黄晓阳解释说这就是他要体现的“控盘”。如果赵德良一直打黑，不懂得去控制局面，最后可能刹不住车从而崩盘。“当年，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搞改革，可谓波澜壮阔，但他不懂得控局，还一直冲、冲、冲，结果崩盘了。”
黄晓阳告诉记者，他80多岁的父亲读完《二号首长1》时觉得阴暗面比较多，缺乏阳光，专门打电话将他骂了一通。“但父亲看了第二部时说：‘你写的真的有点主旋律了。’”第三部主要写赵德良开始抓经济社会发展，抓党建，抓文化体制建设等。“你看这多么主旋律！如果出来的话，大家一定会看到更多的阳光，我写的是越来越阳光的。”黄晓阳笑着说。
“我开启了官场小说的第三个时代”
黄晓阳认为，当代官场小说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最早出现的是改革小说，包括国企改革以及个别官员掀起的一些制度改革。第一部与官场有关的小说是《乔厂长上任记》，第一部长篇小说是《新星》，后来出现了很多这类题材的作品及作家，主要是改革、反腐，但是主人公都是正义凛然、不食人间烟火的，属于英雄式的、高大全的人物。“在《新星》的时代，这类的东西震撼了一代人，也鼓舞了一代人，因为社会需要变革，它需要有一种力量，这样的小说给了这种力量，所以它大行其道。”黄晓阳说，当社会矛盾和社会腐败达到一定程度时，民众不再接受这种作品，还写这种小说，别人就觉得是讽刺了。
第二个阶段从上世纪末开始，改革进入攻坚期，腐败现象趋于严重。于是，湖南就出来两个人物，一个是王跃文，他写了官场小说《国画》；一个是阎真，他写了《沧浪之水》。他们很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官场现状，把一些久居神坛的官员“拉”下了马。这两部小说一直是官场文学的经典，影响了许多人。
又过了10多年，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化，人们对腐败更加痛恨，很多人带着强烈的个人情绪或者抱怨、不满看待社会和官场。“越来越多的官场小说，把王跃文他们举起的那面旗帜引进了一个死胡同。这对社会有意义吗？没有建树，就只是抱怨。”
黄晓阳说他一直在思考，作为反映官场的文学作品，需要一些理性和带有哲学的思考，去引导社会。“我开启了官场小说的第三个时代。”黄晓阳说，他不把官员进行好坏之分，或廉贪之分，而把他们赋予“技术等级”，衡量的是官场平衡术。“不同于前两个阶段的，就是我的官场小说里有哲学。也就是我在《二号首长》封面上推荐的那句话‘王者伐道，政者伐交，兵者伐谋’。”
如何看待“真实性”
黄晓阳的《二号首长》系列书籍在热销的同时，也引来很多争议，其核心就在一个“真实性”上。支持者认为，作者对于官场生态的很多细节性的描写和较深入的总结，让人觉得真实可信，许多读者称似乎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引起心灵和情感的共鸣。质疑者则认为，作者所宣扬的权力学、平衡术并没有新意，展现给读者的那些高级领导们毫无原则可言，尽是在为自身利益玩弄权术、拉帮结伙……这难道就是当代官场的真实反映？
记者在阅读了黄晓阳的《二号首长》并对他进行了深入采访之后，也有几点肤浅的感受：
其一，黄晓阳曾告诉记者，他一直游走在体制之外，在写该系列官场小说之前，他很少接触高层官员，“对省委书记省长级别官员的真实状态并不很了解”，他只是一个“旁观者，一直在观察、思考，然后通过研究春秋战国的权力体系而对现实进行一种哲学意义的提升”，基于此，我们最好还是把《二号首长》及其系列官场作品当作纯小说来欣赏，而不是当作对现实的描摹，更不要去对号入座，否则，信息误读容易造成对官员更大的信任危机。
其二，黄晓阳坚称官场不存在贪官和清官的区别，官员们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通过争夺和制约，达到一种权力平衡。所以，在他笔下官场里的人和事，似乎没有正义非正义之分。不管县长市长，都在琢磨着升迁之道；不管大官小官，都在搞情妇；不管少女或少妇，每个人都是淫女荡妇。这种文学的虚构迎合了某些“局外人”对官场的印象，但自然也难以为现实所接受。
其三，黄晓阳认为他的书“下架”，是由于“把权力学的一些东西从桌子底下翻到了桌子上面”，并认为他写的是主旋律，相信《二号首长3》将来一定能出版。这或许是他的一厢情愿。因为，作者和读者都不应该忽略一点：无论是“教科书”还是文学作品，其对现实社会都是有教化作用的，所以，宣传管理层面即使不强求一部作品的正面感染，也会尽量控制其对社会价值观的负面影响。
此外，一个“遗留问题”也值得思考：《二号首长》虽然已经“下架”，但读者的需求却没有减少，结果是盗版书充斥着市场。这部书为什么能如此吸引读者？或者说这几年官场小说为何能“持续高热”？著名作家、《省委书记》作者陆天明认为，“官场究竟是怎么回事、怎么运作、官员怎么活着，老百姓想窥探一些东西，这造成了官场小说的大热”，这是从普通民众对“神秘”官场的猎奇心理角度进行解释。但换一个角度看，如果要让读者正确看待官员和官场，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让本不该神秘的官场变得透明，让一切权力都在阳光下运行。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全社会的努力。
将近11点，在靠近湖南日报社的一家咖啡馆里，黄晓阳终于坐在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面前。1.8米多的个头，身材魁梧。一头抢眼的花白头发直立着，有点突兀。不过，他笑起来显得年轻很多，与50岁的年龄不太相符。每当话说到兴奋点，他的逻辑重音就变得格外分明，还伴着时而握拳、时而举起双手的肢体动作。
这一年多来，黄晓阳迅速走红，一部《二号首长》将他推向了人生巅峰，120多万册的市场销量以及在盗版市场的疯狂表现，将整个出版江湖搅得风起云涌。如今，黄晓阳是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华声在线读书频道的总编辑，之前他曾任《华声·领导者》杂志总编辑。
被称为“官场教科书”
《二号首长1》、《二号首长2》分别于2011年5月和9月出版，先在厅处级公务员阶层以及国企高管层引发强烈反响，后来，轰动效应如涟漪般向周围扩散。如今，看这部书的人已遍及社会各个层面，许多人称它是一部“官场教科书”。
《二号首长》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江南日报资深记者唐小舟，因为个性太强，恃才傲物，在报社受到无情打压。事业上不顺利，颇有姿色的老婆也红杏出墙。正当人生陷入低谷时，省委办公厅一纸调令，调他去给新任省委书记当秘书，成为俗称的“二号首长”。唐小舟的命运曲线触底后迅速反弹，高扬攀升。第一时间里，他的手机被打爆了，总编辑谄媚祝贺，老婆温顺关怀，美女徒弟娇媚邀约，各类官员攀附问候……一幅全景式官场画卷随之徐徐展开，唐小舟深知，周围人对他态度的大转变，源自他地位的改变。
主人公唐小舟进入官场后，一直将省委书记赵德良视为偶像。外表文弱的“外来省委书记”深谙政治之道，在与本地势力核心人物、省长陈运达的争斗中，逐步掌控局势，并通过人事调整、反腐扫黑等活动，一步步搭建起自己的权力构架，实现了高层权力的重新洗牌。在这个过程中，唐小舟也学到了很多当官的“本领”。在他眼中，官场之上的每一件小事，都闪烁着政治智慧的光芒，当官是“一门技术活”。
且不论《二号首长》这部书里究竟有多少“官场哲学”，但有一点受到了很多人的推崇，那就是黄晓阳写出了很多“官场细节”。出版方在相关推介中引用知名学者易中天的话说：“《二号首长》写得还真不错，对官场很熟悉呀，细节到位。”官场小说作家阎真也评价说：“书里有大量到位的细节描写，惟妙惟肖，令官场人士叹为观止。”比如，唐小舟上任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称呼上级，“首长”、“书记”、“老板”都是对领导的称呼，但在官场里，什么时候用哪个很有讲究。再如，为什么高层领导办公室的门总是紧闭的，次一级领导的门是虚掩着的，中层领导的门是半开着的，小领导的门一直是敞开着的，这些在官场上大有学问。
作者在书中也有很多自己对官场的思考和总结，如书中写道：“中国的官员升迁机制，既不是西方的选举机制，也不是古代的科举机制，而是先秦时代的伯乐机制。千里马若想仕途顺遂，就一定要去寻找那个属于自己的伯乐……有时候，他们在官场的成败，考验的不是他们自己，而是他们背后的伯乐。”等等。
“我一天官也没做过”
《二号首长》风靡的同时，读者也在好奇并猜测作者有着怎样的职业经历，怎么就能把官场写得如此吸引人？
出人意料的是，黄晓阳“一天官也没做过”，而他在写《二号首长》之前，认识的最高级别的官员，是当年自己所写《魏文彬和他的电视湘军》一书的主角魏文彬，当时此人任湖南省广电局局长，是位厅级干部。
1962年，黄晓阳出生于湖北黄石市大冶县的农村，父亲是一位知识分子，在县农委工作，1957年被打成右派。那个时代的烙印深深刻在黄晓阳心里，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孤僻、叛逆、自闭、自卑”，黄晓阳这样总结自己小时候的性格。
因为家庭出身问题，黄晓阳从小就有很强的逆反心理。虽然他是班上学习成绩最好的，但像加入少先队、当班长这些事全都轮不到他。小学四年级，有一次学校组织出去参观，要轮渡过长江，当时他跟同学说“轮渡的时候，船沉了就好玩了”，没想到这句很孩子气的话被报告给了老师，结果给他开了一个月的批判会。
1979年，黄晓阳参加了高考，“那一年的题出得很刁钻，考了270多分，离大学分数线差了几分，考了一个省中专。”不过，命运又一次捉弄了他，他和其他一批高分学生最后被录取到了十堰师范，属于市级中专。黄晓阳被分到了数学班，而他极其不喜欢数学。
没办法，黄晓阳开始寻找其他出路。有一天，他在图书馆看到一本杂志，其中徐志摩的诗《再别康桥》深深吸引了他，他觉得诗的语言太过瘾了，从此就迷上了诗歌。那个时代文学正热，有大量的文学期刊涌现，如《北京文学》、《人民文学》等。只要不上课，黄晓阳就到图书馆看书，把喜欢的诗抄下来，并开始学写诗，给报刊社投稿。
写了很多诗，但一直没有发表。直到五六年后，黄晓阳才第一次在《武汉晚报》上发表了一组小诗《人》，他至今还记得其中两句：“你把自己砸在地尘，大雁却把你写在天上。”后来，黄晓阳认为自己“可能不适合写诗”，就改为学写小说。
中专毕业后，黄晓阳被分配到武汉市汉阳区一所边远学校教书。这期间的1987年，他在《布谷鸟》杂志上发表了中篇侦探小说——《红牌号小轿车》，共3万多字。他清楚地记得，那期杂志的封面就是根据他的小说内容画的，“红牌号小轿车”几个字很大很醒目，他为自己这篇“成名作”激动了好一阵子。
黄晓阳一直想离开学校，去追寻自己的文学梦。1989年，机会来了，他考上了武汉大学作家班。“交了4000元学费，算是读了一个本科。”谈及这段读书岁月的最大收获，他说：“班级同学年龄层次比较大，最大的43岁，有些人在文学界已很有成就。经常跟他们交流，学到了很多东西。”
武汉大学毕业后，黄晓阳被分配到武汉市江汉区房地产公司，他当时就傻了，“我一心想当编辑、记者，怎么就给分到房地产公司了呢？这不是离文学越来越远吗？”黄晓阳稍有犹豫，随后做出了一个决定——从房地产公司辞职，到一家婚姻家庭类杂志社做了编辑。 结合这两种说法，黄晓阳认为：“长期以来，人们把权力学的东西都当作桌子底下的东西，无法判断这个东西应不应该拿到桌子上面来，你轰的一下子给拿出来了，大家接受不了，也无法评估你这个事情会造成什么坏的影响，但保持原状至少不至于产生变故……我这本书之所以有今天的命运，根本症结就在这里。而实际上，我认为我写的是一部主旋律的东西。”
黄晓阳以书中的省委书记赵德良为例，列出他原来构思的走势：“我第一部表现的是破局，通过打黑，把原有的官场结构打破，建立新的平衡；第二部表现的是控盘，也可以说是维稳；第三部就要体现建树，就是最后的冲刺。”
有读者说第二部没有第一部写得好，冲突感不够强，黄晓阳解释说这就是他要体现的“控盘”。如果赵德良一直打黑，不懂得去控制局面，最后可能刹不住车从而崩盘。“当年，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搞改革，可谓波澜壮阔，但他不懂得控局，还一直冲、冲、冲，结果崩盘了。”
黄晓阳告诉记者，他80多岁的父亲读完《二号首长1》时觉得阴暗面比较多，缺乏阳光，专门打电话将他骂了一通。“但父亲看了第二部时说：‘你写的真的有点主旋律了。’”第三部主要写赵德良开始抓经济社会发展，抓党建，抓文化体制建设等。“你看这多么主旋律！如果出来的话，大家一定会看到更多的阳光，我写的是越来越阳光的。”黄晓阳笑着说。
“我开启了官场小说的第三个时代”
黄晓阳认为，当代官场小说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最早出现的是改革小说，包括国企改革以及个别官员掀起的一些制度改革。第一部与官场有关的小说是《乔厂长上任记》，第一部长篇小说是《新星》，后来出现了很多这类题材的作品及作家，主要是改革、反腐，但是主人公都是正义凛然、不食人间烟火的，属于英雄式的、高大全的人物。“在《新星》的时代，这类的东西震撼了一代人，也鼓舞了一代人，因为社会需要变革，它需要有一种力量，这样的小说给了这种力量，所以它大行其道。”黄晓阳说，当社会矛盾和社会腐败达到一定程度时，民众不再接受这种作品，还写这种小说，别人就觉得是讽刺了。
第二个阶段从上世纪末开始，改革进入攻坚期，腐败现象趋于严重。于是，湖南就出来两个人物，一个是王跃文，他写了官场小说《国画》；一个是阎真，他写了《沧浪之水》。他们很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官场现状，把一些久居神坛的官员“拉”下了马。这两部小说一直是官场文学的经典，影响了许多人。
又过了10多年，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化，人们对腐败更加痛恨，很多人带着强烈的个人情绪或者抱怨、不满看待社会和官场。“越来越多的官场小说，把王跃文他们举起的那面旗帜引进了一个死胡同。这对社会有意义吗？没有建树，就只是抱怨。”
黄晓阳说他一直在思考，作为反映官场的文学作品，需要一些理性和带有哲学的思考，去引导社会。“我开启了官场小说的第三个时代。”黄晓阳说，他不把官员进行好坏之分，或廉贪之分，而把他们赋予“技术等级”，衡量的是官场平衡术。“不同于前两个阶段的，就是我的官场小说里有哲学。也就是我在《二号首长》封面上推荐的那句话‘王者伐道，政者伐交，兵者伐谋’。”
如何看待“真实性”
黄晓阳的《二号首长》系列书籍在热销的同时，也引来很多争议，其核心就在一个“真实性”上。支持者认为，作者对于官场生态的很多细节性的描写和较深入的总结，让人觉得真实可信，许多读者称似乎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引起心灵和情感的共鸣。质疑者则认为，作者所宣扬的权力学、平衡术并没有新意，展现给读者的那些高级领导们毫无原则可言，尽是在为自身利益玩弄权术、拉帮结伙……这难道就是当代官场的真实反映？
记者在阅读了黄晓阳的《二号首长》并对他进行了深入采访之后，也有几点肤浅的感受：
其一，黄晓阳曾告诉记者，他一直游走在体制之外，在写该系列官场小说之前，他很少接触高层官员，“对省委书记省长级别官员的真实状态并不很了解”，他只是一个“旁观者，一直在观察、思考，然后通过研究春秋战国的权力体系而对现实进行一种哲学意义的提升”，基于此，我们最好还是把《二号首长》及其系列官场作品当作纯小说来欣赏，而不是当作对现实的描摹，更不要去对号入座，否则，信息误读容易造成对官员更大的信任危机。
其二，黄晓阳坚称官场不存在贪官和清官的区别，官员们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通过争夺和制约，达到一种权力平衡。所以，在他笔下官场里的人和事，似乎没有正义非正义之分。不管县长市长，都在琢磨着升迁之道；不管大官小官，都在搞情妇；不管少女或少妇，每个人都是淫女荡妇。这种文学的虚构迎合了某些“局外人”对官场的印象，但自然也难以为现实所接受。
其三，黄晓阳认为他的书“下架”，是由于“把权力学的一些东西从桌子底下翻到了桌子上面”，并认为他写的是主旋律，相信《二号首长3》将来一定能出版。这或许是他的一厢情愿。因为，作者和读者都不应该忽略一点：无论是“教科书”还是文学作品，其对现实社会都是有教化作用的，所以，宣传管理层面即使不强求一部作品的正面感染，也会尽量控制其对社会价值观的负面影响。
此外，一个“遗留问题”也值得思考：《二号首长》虽然已经“下架”，但读者的需求却没有减少，结果是盗版书充斥着市场。这部书为什么能如此吸引读者？或者说这几年官场小说为何能“持续高热”？著名作家、《省委书记》作者陆天明认为，“官场究竟是怎么回事、怎么运作、官员怎么活着，老百姓想窥探一些东西，这造成了官场小说的大热”，这是从普通民众对“神秘”官场的猎奇心理角度进行解释。但换一个角度看，如果要让读者正确看待官员和官场，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让本不该神秘的官场变得透明，让一切权力都在阳光下运行。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全社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