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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奇”有着深刻的内涵，对文学创造和文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文学创作过程中“奇”与“正”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在文学创作或批评领域中应注意“奇”与“正”的相互转化，并灵活地以此来分析文学创作问题。刘勰将老子对于奇正的相互转化关系运用于创作文章中，就形成了《文心雕龙》中“意空翻奇”“执正驭奇”“望今制奇”“练风结奇”四个方面的创作“奇文”的观念，反映了刘勰作文的创作标准和创作观念。根据创作观念的变化，不但能够灵活地使用“奇”与“正”来分析变化的因素，而且还能用“奇”与“正”相互转化的思想对文章进行评价。
关键词：文心雕龙;刘勰;创作观;奇文;奇;正
《老子》书中包括大量朴素辨证的观点。在五十八章中提出了“正复为奇，善复为妖”这样一个观念。在老子的哲学体系中，“奇”与“正”是一对对立统一的概念。在老子的论述中，“奇”与“正”二者之间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相对的，都有可能向自身的对立面转化，这就需要以一种变化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奇”“正”二者之间的关系，对后世文学理解“奇”“正”关系有很好的启示。
刘勰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赋予了“奇正”更为丰富的内涵，并把它广泛地应用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领域，使“奇正”成为中国传统美学领域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刘勰在《序志》篇中说：“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辨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在“文之枢纽”这五篇中，刘勰阐明了他创作的全部思想、原则和对文学的看法。“故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对于“道”“圣”“文”三者之间的关系，刘勰认为，“道”是靠圣人所作的经书来体现的，圣人也只有靠经书来阐明“道”，如果离开了“经”，“道”和“圣”就没有意义，是不存在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宗经”是刘勰《文心雕龙》的主导思想，所有的行文都是围绕“体乎经”这一核心展开的。
在“宗经”思想的主导下，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刘勰对“奇”的态度，即对于那些符合儒家正统思想和能满足审美需要使文章超越平凡的“奇”，他是赞成的。在《辩骚》中有“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体宪于三代，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这可以看出刘勰对于楚辞的评价，即作为“奇文”的楚辞“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词”。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刘勰的思想没有停留在经典上面，他并不是保守地如儒家复古派一样将新学全盘否定，而是肯定文学发展的新变化。那刘勰对于如何运用“奇”去创作文章提出了独到的指导和见解，将老子对于奇正的相互转化关系运用于创作文章中，由此形成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创作“奇文”观念，笔者将一一论述。
一、“意空翻奇”构新颖文意
刘勰在《文心雕龙》的《神思》篇中说“意翻空而易奇”，这里的“奇”指的是意念或想象的出奇，它是艺术构思的主要表现形式，文学的创作便从此开始。我国伟大的诗人屈原，在这方面表现得异常出色，成为文学史上的光辉典范。在他的《离骚》中，时而“游春宫”、时而“至西极”、时而“就重华陈词”、时而“令帝阍开关”，读完后无不被他新颖的文意和出奇的想象力所折服。
构思的出奇体现在文章独到的艺术构思给人以美的享受，“因内而符外者”有了内在的出奇情思，文章的风格内容也会随之受到影响。那么刘勰对这样的出奇持怎样的态度？刘勰在《体性》篇中就明确地将文章的风格分为八类，其中“新奇者，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他将这种文章的新奇称之为走在诡异危侧的道路上。但他同时也说“若情数诡杂，体变迁贸，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这句话的意思是：当情思内容诡杂，文章体制和格调变换的情况下要使文章的义理和含义新颖精巧。以上观点就如何去把握“意空翻奇”的文思去构写文章提出了理论依据。就比如刘勰在《诠赋》篇中形容汉代抒情小赋“奇巧”，是因为它“象其物宜，则理贵则附”。刘勰继而又阐明“若夫立文之道，惟字与义。字惟训正，意为理宣”，说明立意要通过正确的道理加以表述。所以刘勰对汉大赋的描写是“夫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既覆端于唱序，亦归余于总乱”，说明汉赋是为了抒发作者的抱负和情思，来铺陈描绘事物的。赋这种文体本就是“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所以，它的产生还是以弘扬雅正为其要旨，进而进行文意和形式上的新变。但后世之人却“逐末之俦，篾弃其本”，这就是没有处理好二者之间的辨证关系，让构思虚无缥缈、漫无边际，写出来的文章自然虚妄浮假、乖邪荒诞。
另外，从《文心雕龙》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奇”所指的不仅仅是与雅、正、真相对的艺术风格或文章内容，而且还指那些含有虚诞或伪诈的一类诗文的内容。虚诞和伪诈的内容不等同于作者构思的出奇，所以刘勰评价何晏等人写的都是浮泛浅薄之作。刘勰其实对于“奇”这个观念持一种“中庸”的态度。他一方面认为“奇”体现了作者的才能。他称左思很有才华、有奇才;汉朝的陆贾就是靠“奇”才写成了《孟春赋》;另一方面也告诫人们司马相如虽有奇才，可“含笔而腐毫”。真正超脱凡俗的有识能士，往往能“物欲造奇，每驰心于玄默之表”，这样才是善于立意之能士。“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用语言不能表达的奇妙意旨，作者只能停笔不止，让读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事实上刘勰终究是失望了，“晋末篇章，依稀其旨，始有‘赏际奇志’之言，终有‘抚扣酬谢’之语”，文情讹滥、文风浮夸逐渐演变成了这种流弊。新不是新，奇不称奇，将积极的文风变化演变成了众人批判的“从质从讹，弥近弥淡”的乱象，不可不谓之可惜。
二、“执正驭奇”铸纯正文风
《风骨》篇中有“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之语，可见刘勰认为应该辨识清楚文体，故能文意新颖而不杂乱。《文心雕龙》中刘勰对于辨识文体的重要性做了多方面概述。尤其对于古今文体的关系，刘勰在文中用了两个精当的比喻来形容，“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古为“根”，今为“叶”;古为“源”，今为“澜”。无根不成叶，无源不起澜。作者要“延根讨叶，思转自圆”，做到“故宜模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这里的“模体”是什么？刘勰在《风骨》篇中说：“若夫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通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这句的意思是取熔经典著作以为范式，要广泛吸收百家史传的为文之术，通晓文情的變化，详辨文体的规范，然后才能萌发、创造出新颖的文意，雕饰刻画出奇妙的文辞。所以，辨识文体是为了使文章思想内容纯正，符合正统的儒家正统思想，也就是刘勰全篇提倡的“宗经”思想。 正所谓“典雅者，熔铸经诰，方轨儒门者也”。由此可看出文章创作中的“正”其中一个含义可以理解为以儒家经典为模式、以儒家思想为圭臬的雅正风格。所以，在《辨骚》篇刘勰就作出了解释，对《离骚》符合经典的部分进行了肯定，对不符合的部分也给予了中肯的评价，刘勰将《离骚》划归“雅颂”之列，又说它是“词赋之英杰也”“虽取镕经意，亦自铸伟辞”。在刘勰看来，《离骚》创造了大量艳丽奇特的文学语言，它继承了《诗经》纯正的思想感情，同时对《诗经》进行了创新，开创了文学发展的新局面。《离骚》是在《诗经》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股“奇”风，这股风能使“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以至于《离骚》后来成为体现辞赋的“雅正”宗旨的创作典范，故班固称屈“骚”“其文丽雅，为辞赋之宗”。
可见，刘勰也并没有将儒家经典固化，将之作为文学创作中神圣不可侵犯、不能逾越的规矩，而是肯定了文学发展的新变。这种新变是继承传统的文化思想在吸收先贤创作精华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值得学习的。由此可知刘勰所谓的“正”，应该也包含从儒家经典上发展而来的、未失其正的文学新变。刘勰给予了“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髻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这样高的评价，此句是《通变》篇的点睛之笔，准确地揭示了《离骚》的总体创造原则。为文若能“执正驭奇”，华实相符，就能轻而易举地做到穷尽情致、驱逐文辞;若一味逐“奇”，华而不实，则可能往而不还。要酌取奇伟的想象而不失雅正，玩味华丽的辞藻而不抛却真正的情感，这是刘勰在文学创作中提出的一项重要的创作准则。
刘勰在《定势》中提到“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奇为体，讹势所变”“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驭奇;新锐之学，则逐奇而失正”。刘勰批判作者恣意逐奇，忘却“功在铨别”，导致文章出现“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词而出外，回护不常，则新色耳”。这种偏离文章体势，破坏语言习惯、违背逻辑、一味追求语言形式的不良文风，造成文体的衰败。这种违背正规而强行曲解的新奇做法，刘勰是坚决反对的。“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割裂奇正二者的关系，是行不通的。经典范式可锻造纯正风格，即使追新逐异，也不会偏离轨道，更不会“枉辔学步，力止寿陵”贻笑大方了。
三、“望今制奇”观文情变幻
《文心雕龙·通变》云：“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文律运周”概括了文学演变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大体特征。“日新其业”进一步指明这种演变运动应当是在创作中融进了新变的螺旋式的上升，对前人的创作不断更新和变革。要想写成“颖脱之文”，必须适应时代的需要，果断地抓住机会促成文学的新变。再加上“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错综变化的继承与革新，就成为刘勰提倡文章创作所遵循的“通变”的原则和方法。正所谓“参故实于前代，观通变于当今”。刘勰在《通变》篇中就详细解述了情势变化对文章的影响。
从古到近，历朝历代的人们一直在追“奇”，文学作品要符合时代的“新奇”。刘勰《通变》篇举了九个朝代的诗歌咏文，黄帝时代比较流行质朴的风尚，那时的《弹歌》尽显淳厚的民风;虞舜时代与唐尧时代相比追求质实，所以《卿云》歌相较于《在昔》歌更加注重内涵;楚汉时代的风气铺张奢艳，所以楚辞和汉赋较商周时代的诗歌文章就显得更为宏伟富丽。虽然文风演变得越来越诡异，诗文的意味逐渐衰微，但刘勰对这种追“奇”也并不坚决反对或批判，他提到这几个朝代“志合文别”“序志述时”，说明虽然作品的文辞气力、情感表达不一致，但它们遵循的原理、原则却是一致的。所以，他在《通变》篇指出，“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强调了在大的体裁方面，一定要借鉴古体，在具体方法上要参酌当代的新作。由此可见，刘勰对于作者了解这种古今文情的变化还是持一种赞成的态度。
但刘勰也提出了自己新的观点：一方面刘勰提倡作“奇文”不仅要“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也要求在质朴与文采、高雅与通俗之间，仔细斟酌，妥善把握;另一方面还要“趋时必果，乘机无怯。望今制奇，参古定法”，意思是适应情势变化讲求实效，善用时机不要犹豫不决。观察当前形势写出新颖的文章，借鉴古人的经验确定写作法则，然后做到“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即凭靠自己的情志以贯通古今，依据自己的气质来适应情势的变化进行革新，这是创作文章的重要准则。
刘勰在《时序》中又进一步言明时代的演变与文学艺术的关系。“故知诗歌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这句话阐明了文学与社会政治、时世发展的密切关系。到了西周末年，由于统治者的残暴，《诗经》中的篇章也抒发了愤怒之情，之后周朝国势衰微，所以如《黍离》的篇章感情基调就以悲伤为主。“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时代风气交替变化，文章的形式和内容也各不相同。另外，学术思想的流行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汉武帝时期崇尚儒家学说，提倡礼乐，雅好文章，借以歌颂功德、粉饰太平，致使辞赋创作的兴起;晋代文学“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反映在文学领域就产生了玄言诗。这些因素都对作者创作文章有着重要的影响。
四、“练风结奇”酌奇巧文辞
清人刘大谓：“文贵奇，所谓‘珍爱者必非常物’。然有奇在字句者，有奇在意思者，有奇在笔者，有奇在邱壑者，有奇在气者，有奇在神者。字句之奇，不足为奇，气奇则真奇矣;神奇则古来亦不多见，次第虽如此。然字句亦不可不奇，自是文家能事。”这句话完全可以解释《文心雕龙》中创作文辞的观念。刘勰在文章中多次强调了文辞气力对文章创作的影响，“风即文意，骨即文辞”（黄侃《文心雕龙札记》），那作者怎样用文辞体现具有作者独特奇巧的文意呢？《文心雕龙》《风骨》篇说道：“若骨采未圆，风辞未练，跨略旧规，池骛新作，虽获巧意，危败亦多，岂空结奇字，纰缪而成轻矣。”这就要求作者通晓文章的骨力和文采，对文章的风力和辞藻进行磨炼，在这个基础上酌情刻画一些巧妙的文辞，绝对不能跨过已有的规范，好高騖远地追求新异之作，运用一些奇特的字句去表现奇巧的文意，使文章谬误而轻靡。所以刘勰举出《周书》云：“词尚体要，弗惟好异。”说明文辞贵在体现要义，而不是爱好奇异。 但是我们也要辨证地看待这个观点。刘勰同样也在《夸饰》篇中作出了举例说明：“虽《诗》、《书》雅言，风俗训世，事必宜广，文亦过矣。”《诗经》《尚书》这样的经典著作，用的都是规范、雅正的语言，为了教化世人，用事比较广博，所以也往往有一些超过实际的夸张文字。可它们同样成为了文学经典，因为“并意深褒赞，故义成矫饰”，孟子就云：“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世人追新逐奇往往曲解了“奇辞”的含义，认为文章的语言就要撰写得极尽夸张浮糜，《夸饰》篇曾言“此欲夸其威而饰其事，义睽敕也”，指责司马相如、扬雄、张衡的凭空引用、滥加形容，突出声威而夸饰其事，结果却违反了事理。对于这种创作文辞的隐患如何进行应对呢？第一，“然饰穷其要，则新声锋起;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可以理解为奇巧文辞的描写要穷尽事理之要，凸显作者思想感情的光辉，不能将文辞与实际两相背离，做到“夸而有节，饰而不诬”。第二“缀字属篇，必须拣择：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因为用字趋于怪异，作者的文意会被阻隔难以通畅，要做到“声画昭精，墨采腾奋”。第三，“结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骨”即文辞，要锤炼文辞使之“坚”，要调畅声律使之“凝”，要求文辞要结言端直，骨鲠有力。“捶字坚而不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第四，最重要的是，作者要“练风结奇”使文章“文明以健”“符采克炳”，达到“风清骨峻，篇体光华”的完美境界。文学作品中的“风”应居首位，它是“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继承风雅的传统，矫正讹滥的时弊。
《文心雕龙》中的“奇”并非一味求奇、求异，在思想上，“奇”也遵循了儒家“宗经”正统思想，强调了文学的指向性。好的文学作品，不仅在思想上、风格上、语言上、结构上精益求精，在社会功用上，能够教化人、感染人，这样的文学作品才能经久不衰，从而焕发出恒久的生命力。在文学的道路上，只有不断地求新、求发展才能日新月异，才能不断传承经典、发展经典，所以在文学创作中应该体现“奇”的价值，做到“奇”而不失正，“奇”而不失理，这正是一代代文人不断努力追求的结果。《文心雕龙》中“奇”的发展，正是一个不断完善、不断求新、不断求美的过程，刘勰“奇”的作文观念能体现不一样的审美价值。今后“奇”在文学的不断发展演变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推动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文学的鉴赏和创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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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作者简介：荣昕淼，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
关键词：文心雕龙;刘勰;创作观;奇文;奇;正
《老子》书中包括大量朴素辨证的观点。在五十八章中提出了“正复为奇，善复为妖”这样一个观念。在老子的哲学体系中，“奇”与“正”是一对对立统一的概念。在老子的论述中，“奇”与“正”二者之间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相对的，都有可能向自身的对立面转化，这就需要以一种变化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奇”“正”二者之间的关系，对后世文学理解“奇”“正”关系有很好的启示。
刘勰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赋予了“奇正”更为丰富的内涵，并把它广泛地应用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领域，使“奇正”成为中国传统美学领域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刘勰在《序志》篇中说：“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辨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在“文之枢纽”这五篇中，刘勰阐明了他创作的全部思想、原则和对文学的看法。“故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对于“道”“圣”“文”三者之间的关系，刘勰认为，“道”是靠圣人所作的经书来体现的，圣人也只有靠经书来阐明“道”，如果离开了“经”，“道”和“圣”就没有意义，是不存在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宗经”是刘勰《文心雕龙》的主导思想，所有的行文都是围绕“体乎经”这一核心展开的。
在“宗经”思想的主导下，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刘勰对“奇”的态度，即对于那些符合儒家正统思想和能满足审美需要使文章超越平凡的“奇”，他是赞成的。在《辩骚》中有“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体宪于三代，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这可以看出刘勰对于楚辞的评价，即作为“奇文”的楚辞“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词”。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刘勰的思想没有停留在经典上面，他并不是保守地如儒家复古派一样将新学全盘否定，而是肯定文学发展的新变化。那刘勰对于如何运用“奇”去创作文章提出了独到的指导和见解，将老子对于奇正的相互转化关系运用于创作文章中，由此形成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创作“奇文”观念，笔者将一一论述。
一、“意空翻奇”构新颖文意
刘勰在《文心雕龙》的《神思》篇中说“意翻空而易奇”，这里的“奇”指的是意念或想象的出奇，它是艺术构思的主要表现形式，文学的创作便从此开始。我国伟大的诗人屈原，在这方面表现得异常出色，成为文学史上的光辉典范。在他的《离骚》中，时而“游春宫”、时而“至西极”、时而“就重华陈词”、时而“令帝阍开关”，读完后无不被他新颖的文意和出奇的想象力所折服。
构思的出奇体现在文章独到的艺术构思给人以美的享受，“因内而符外者”有了内在的出奇情思，文章的风格内容也会随之受到影响。那么刘勰对这样的出奇持怎样的态度？刘勰在《体性》篇中就明确地将文章的风格分为八类，其中“新奇者，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他将这种文章的新奇称之为走在诡异危侧的道路上。但他同时也说“若情数诡杂，体变迁贸，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这句话的意思是：当情思内容诡杂，文章体制和格调变换的情况下要使文章的义理和含义新颖精巧。以上观点就如何去把握“意空翻奇”的文思去构写文章提出了理论依据。就比如刘勰在《诠赋》篇中形容汉代抒情小赋“奇巧”，是因为它“象其物宜，则理贵则附”。刘勰继而又阐明“若夫立文之道，惟字与义。字惟训正，意为理宣”，说明立意要通过正确的道理加以表述。所以刘勰对汉大赋的描写是“夫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既覆端于唱序，亦归余于总乱”，说明汉赋是为了抒发作者的抱负和情思，来铺陈描绘事物的。赋这种文体本就是“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所以，它的产生还是以弘扬雅正为其要旨，进而进行文意和形式上的新变。但后世之人却“逐末之俦，篾弃其本”，这就是没有处理好二者之间的辨证关系，让构思虚无缥缈、漫无边际，写出来的文章自然虚妄浮假、乖邪荒诞。
另外，从《文心雕龙》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奇”所指的不仅仅是与雅、正、真相对的艺术风格或文章内容，而且还指那些含有虚诞或伪诈的一类诗文的内容。虚诞和伪诈的内容不等同于作者构思的出奇，所以刘勰评价何晏等人写的都是浮泛浅薄之作。刘勰其实对于“奇”这个观念持一种“中庸”的态度。他一方面认为“奇”体现了作者的才能。他称左思很有才华、有奇才;汉朝的陆贾就是靠“奇”才写成了《孟春赋》;另一方面也告诫人们司马相如虽有奇才，可“含笔而腐毫”。真正超脱凡俗的有识能士，往往能“物欲造奇，每驰心于玄默之表”，这样才是善于立意之能士。“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用语言不能表达的奇妙意旨，作者只能停笔不止，让读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事实上刘勰终究是失望了，“晋末篇章，依稀其旨，始有‘赏际奇志’之言，终有‘抚扣酬谢’之语”，文情讹滥、文风浮夸逐渐演变成了这种流弊。新不是新，奇不称奇，将积极的文风变化演变成了众人批判的“从质从讹，弥近弥淡”的乱象，不可不谓之可惜。
二、“执正驭奇”铸纯正文风
《风骨》篇中有“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之语，可见刘勰认为应该辨识清楚文体，故能文意新颖而不杂乱。《文心雕龙》中刘勰对于辨识文体的重要性做了多方面概述。尤其对于古今文体的关系，刘勰在文中用了两个精当的比喻来形容，“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古为“根”，今为“叶”;古为“源”，今为“澜”。无根不成叶，无源不起澜。作者要“延根讨叶，思转自圆”，做到“故宜模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这里的“模体”是什么？刘勰在《风骨》篇中说：“若夫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通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这句的意思是取熔经典著作以为范式，要广泛吸收百家史传的为文之术，通晓文情的變化，详辨文体的规范，然后才能萌发、创造出新颖的文意，雕饰刻画出奇妙的文辞。所以，辨识文体是为了使文章思想内容纯正，符合正统的儒家正统思想，也就是刘勰全篇提倡的“宗经”思想。 正所谓“典雅者，熔铸经诰，方轨儒门者也”。由此可看出文章创作中的“正”其中一个含义可以理解为以儒家经典为模式、以儒家思想为圭臬的雅正风格。所以，在《辨骚》篇刘勰就作出了解释，对《离骚》符合经典的部分进行了肯定，对不符合的部分也给予了中肯的评价，刘勰将《离骚》划归“雅颂”之列，又说它是“词赋之英杰也”“虽取镕经意，亦自铸伟辞”。在刘勰看来，《离骚》创造了大量艳丽奇特的文学语言，它继承了《诗经》纯正的思想感情，同时对《诗经》进行了创新，开创了文学发展的新局面。《离骚》是在《诗经》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股“奇”风，这股风能使“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以至于《离骚》后来成为体现辞赋的“雅正”宗旨的创作典范，故班固称屈“骚”“其文丽雅，为辞赋之宗”。
可见，刘勰也并没有将儒家经典固化，将之作为文学创作中神圣不可侵犯、不能逾越的规矩，而是肯定了文学发展的新变。这种新变是继承传统的文化思想在吸收先贤创作精华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值得学习的。由此可知刘勰所谓的“正”，应该也包含从儒家经典上发展而来的、未失其正的文学新变。刘勰给予了“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髻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这样高的评价，此句是《通变》篇的点睛之笔，准确地揭示了《离骚》的总体创造原则。为文若能“执正驭奇”，华实相符，就能轻而易举地做到穷尽情致、驱逐文辞;若一味逐“奇”，华而不实，则可能往而不还。要酌取奇伟的想象而不失雅正，玩味华丽的辞藻而不抛却真正的情感，这是刘勰在文学创作中提出的一项重要的创作准则。
刘勰在《定势》中提到“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奇为体，讹势所变”“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驭奇;新锐之学，则逐奇而失正”。刘勰批判作者恣意逐奇，忘却“功在铨别”，导致文章出现“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词而出外，回护不常，则新色耳”。这种偏离文章体势，破坏语言习惯、违背逻辑、一味追求语言形式的不良文风，造成文体的衰败。这种违背正规而强行曲解的新奇做法，刘勰是坚决反对的。“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割裂奇正二者的关系，是行不通的。经典范式可锻造纯正风格，即使追新逐异，也不会偏离轨道，更不会“枉辔学步，力止寿陵”贻笑大方了。
三、“望今制奇”观文情变幻
《文心雕龙·通变》云：“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文律运周”概括了文学演变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大体特征。“日新其业”进一步指明这种演变运动应当是在创作中融进了新变的螺旋式的上升，对前人的创作不断更新和变革。要想写成“颖脱之文”，必须适应时代的需要，果断地抓住机会促成文学的新变。再加上“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错综变化的继承与革新，就成为刘勰提倡文章创作所遵循的“通变”的原则和方法。正所谓“参故实于前代，观通变于当今”。刘勰在《通变》篇中就详细解述了情势变化对文章的影响。
从古到近，历朝历代的人们一直在追“奇”，文学作品要符合时代的“新奇”。刘勰《通变》篇举了九个朝代的诗歌咏文，黄帝时代比较流行质朴的风尚，那时的《弹歌》尽显淳厚的民风;虞舜时代与唐尧时代相比追求质实，所以《卿云》歌相较于《在昔》歌更加注重内涵;楚汉时代的风气铺张奢艳，所以楚辞和汉赋较商周时代的诗歌文章就显得更为宏伟富丽。虽然文风演变得越来越诡异，诗文的意味逐渐衰微，但刘勰对这种追“奇”也并不坚决反对或批判，他提到这几个朝代“志合文别”“序志述时”，说明虽然作品的文辞气力、情感表达不一致，但它们遵循的原理、原则却是一致的。所以，他在《通变》篇指出，“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强调了在大的体裁方面，一定要借鉴古体，在具体方法上要参酌当代的新作。由此可见，刘勰对于作者了解这种古今文情的变化还是持一种赞成的态度。
但刘勰也提出了自己新的观点：一方面刘勰提倡作“奇文”不仅要“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也要求在质朴与文采、高雅与通俗之间，仔细斟酌，妥善把握;另一方面还要“趋时必果，乘机无怯。望今制奇，参古定法”，意思是适应情势变化讲求实效，善用时机不要犹豫不决。观察当前形势写出新颖的文章，借鉴古人的经验确定写作法则，然后做到“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即凭靠自己的情志以贯通古今，依据自己的气质来适应情势的变化进行革新，这是创作文章的重要准则。
刘勰在《时序》中又进一步言明时代的演变与文学艺术的关系。“故知诗歌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这句话阐明了文学与社会政治、时世发展的密切关系。到了西周末年，由于统治者的残暴，《诗经》中的篇章也抒发了愤怒之情，之后周朝国势衰微，所以如《黍离》的篇章感情基调就以悲伤为主。“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时代风气交替变化，文章的形式和内容也各不相同。另外，学术思想的流行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汉武帝时期崇尚儒家学说，提倡礼乐，雅好文章，借以歌颂功德、粉饰太平，致使辞赋创作的兴起;晋代文学“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反映在文学领域就产生了玄言诗。这些因素都对作者创作文章有着重要的影响。
四、“练风结奇”酌奇巧文辞
清人刘大谓：“文贵奇，所谓‘珍爱者必非常物’。然有奇在字句者，有奇在意思者，有奇在笔者，有奇在邱壑者，有奇在气者，有奇在神者。字句之奇，不足为奇，气奇则真奇矣;神奇则古来亦不多见，次第虽如此。然字句亦不可不奇，自是文家能事。”这句话完全可以解释《文心雕龙》中创作文辞的观念。刘勰在文章中多次强调了文辞气力对文章创作的影响，“风即文意，骨即文辞”（黄侃《文心雕龙札记》），那作者怎样用文辞体现具有作者独特奇巧的文意呢？《文心雕龙》《风骨》篇说道：“若骨采未圆，风辞未练，跨略旧规，池骛新作，虽获巧意，危败亦多，岂空结奇字，纰缪而成轻矣。”这就要求作者通晓文章的骨力和文采，对文章的风力和辞藻进行磨炼，在这个基础上酌情刻画一些巧妙的文辞，绝对不能跨过已有的规范，好高騖远地追求新异之作，运用一些奇特的字句去表现奇巧的文意，使文章谬误而轻靡。所以刘勰举出《周书》云：“词尚体要，弗惟好异。”说明文辞贵在体现要义，而不是爱好奇异。 但是我们也要辨证地看待这个观点。刘勰同样也在《夸饰》篇中作出了举例说明：“虽《诗》、《书》雅言，风俗训世，事必宜广，文亦过矣。”《诗经》《尚书》这样的经典著作，用的都是规范、雅正的语言，为了教化世人，用事比较广博，所以也往往有一些超过实际的夸张文字。可它们同样成为了文学经典，因为“并意深褒赞，故义成矫饰”，孟子就云：“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世人追新逐奇往往曲解了“奇辞”的含义，认为文章的语言就要撰写得极尽夸张浮糜，《夸饰》篇曾言“此欲夸其威而饰其事，义睽敕也”，指责司马相如、扬雄、张衡的凭空引用、滥加形容，突出声威而夸饰其事，结果却违反了事理。对于这种创作文辞的隐患如何进行应对呢？第一，“然饰穷其要，则新声锋起;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可以理解为奇巧文辞的描写要穷尽事理之要，凸显作者思想感情的光辉，不能将文辞与实际两相背离，做到“夸而有节，饰而不诬”。第二“缀字属篇，必须拣择：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因为用字趋于怪异，作者的文意会被阻隔难以通畅，要做到“声画昭精，墨采腾奋”。第三，“结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骨”即文辞，要锤炼文辞使之“坚”，要调畅声律使之“凝”，要求文辞要结言端直，骨鲠有力。“捶字坚而不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第四，最重要的是，作者要“练风结奇”使文章“文明以健”“符采克炳”，达到“风清骨峻，篇体光华”的完美境界。文学作品中的“风”应居首位，它是“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继承风雅的传统，矫正讹滥的时弊。
《文心雕龙》中的“奇”并非一味求奇、求异，在思想上，“奇”也遵循了儒家“宗经”正统思想，强调了文学的指向性。好的文学作品，不仅在思想上、风格上、语言上、结构上精益求精，在社会功用上，能够教化人、感染人，这样的文学作品才能经久不衰，从而焕发出恒久的生命力。在文学的道路上，只有不断地求新、求发展才能日新月异，才能不断传承经典、发展经典，所以在文学创作中应该体现“奇”的价值，做到“奇”而不失正，“奇”而不失理，这正是一代代文人不断努力追求的结果。《文心雕龙》中“奇”的发展，正是一个不断完善、不断求新、不断求美的过程，刘勰“奇”的作文观念能体现不一样的审美价值。今后“奇”在文学的不断发展演变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推动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文学的鉴赏和创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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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荣昕淼，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