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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桦与韩美林素昧平生，之所以会一见如故，缘于韩美林笔下的小猫、小狗、小兔、小鹿、小狐狸……
白桦未曾想到这些小动物竟会被刻划得那么可爱可亲，尤其是一双双机灵的小眼睛，并非在窥视陌生的人类，而是在向人类传递着真诚、友谊和善良。在“文革”中，白桦和所有的人一样，看惯了政治宣传画和政治脸谱式的人物画，蓦然之间，这一幅幅散发着人的感情与语言的动物画，似乎可以把他热爱生活的情绪点燃。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只因白桦正沉浸在《曙光》剧情大起大落的悲壮之中。他是因创作话剧《曙光》征求意见，由总参安排住在总参第一招待所。白桦曾经在贺龙身边工作过，他笔下所塑造的人物原型，就是贺龙对他述说过的革命战争年代在军内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被无辜迫害致死的红军将领、洪湖赤卫队的创始人之一段德昌。段德昌是与贺龙齐名的洪湖苏区创始人，黄埔四期的高材生。1930年代初在肃反运动中遭到“钦差大臣”、洪湖苏区的头号人物、党代表夏曦的排挤，被处死。段德昌被枪杀前说了三句话：第一句话是红军不要离开洪湖。第二句话是不要开除我的党籍。第三句话是不要用枪弹打死我，留下子弹打敌人。当白桦于1975年底与贺捷生去湘鄂西、洪湖访问以后，从民众的述说里再次听到段德昌的“三个不要”，他的眼泪马上哗地就流出来了。自己人摧残自己人，三十几年前的悲剧又在“文革”中重演……当他潜心创作时，欲哭无泪，痛不欲生。就在他处于这样的创作境界之际，那捅马蜂窝的小熊、那正在撒欢的小牛、那打闹嘻戏的小鹿……一个个小动物的眼睛无不向他打开了心灵的窗户，向他传达了一种生活中被四人帮扼杀而流失的人与人之间的真诚的爱。这些充满了童心稚趣和生命活力的甜美的爱，正是白桦所渴望的。
白桦在战争年代曾经做过美术工作，尤其欣赏韩美林充满生趣的画作。诗言志，歌咏情，韩美林的画不无言志亦言情。看看那些小动物的率真和透明，分明是韩美林心灵的写照。在中国画坛，以画动物而最负盛名的大师有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李苦禅的鹰、黄胄的驴，都可谓堪称一绝。白桦情不自禁地喟叹道：“黄胄画的驴，惟妙惟肖，驴趣横生；造反派夺去了黄胄的画笔，他被迫赶着驴车卖豆腐。在与毛驴合作劳动中，他不仅仔细观察到驴的动态结构，神情特点，以及毛色在不同光线下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毛驴使他感到了人世间的温馨。他曾赞叹毛驴：平生历尽坎坷路，不向人间诉不平。其实，这恰恰是画家人格的自我写照。”
韩美林的画也是托物寄情，他说：“文革”刚开始，我在淮南陶瓷厂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后，在最苦闷的时候碰上邻居老杨家的一只卷毛小狗“二黑”。“二黑”很脏很瘦，我喂了它一大块肉。之后，“二黑”天天跟着我，我天天喂它吃的，我哭它也哭，我进高温窑洞烧瓷器，“二黑”四个小爪子热得轮流换着着地，也不出来，就在里头跟着我。我被扣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除了“二黑”没人肯理我。有一次我被专政队一顿拳打脚踢，突然，“二黑”从人群里蹿过来，摇着尾巴伸出舌头舔我。你知道吗，在我被打折了腿、挑断了右手筋，我都没哭；而这时，我一下子就哭了出来。你知道那些专政队员多狠吗？一棍子就狠狠打在“二黑”身上， 随着“吱嗷”一声惨叫，“二黑”已被打得趴在地上。这狗通人心，这狗有情有爱，这狗对我不离不舍。在我“寒冷”时给予我无比的温暖，我多么想把它紧紧抱在怀里，然而，那个专政队员又抡着棍棒，接二连三地朝“二黑”猛击。“二黑”翻滚着，惨叫着，又跟着我朝前爬了两步，才拖着那断了脊梁骨的身躯滚在了路旁……
白桦屏息凝神地等着下文，韩美林难掩悲痛，呜咽着说，被打伤的“二黑”拖着身子回到主人老杨家，它不吃不喝，只是吱儿嗷儿地狂叫，三天后，就趴在家门口的小土堆上死了。“二黑”死得好惨啊，我失去了一个亲人！
自从与韩美林认识以来，白桦从这位小个子山东人的脸上所看到的全是烂漫无邪的笑。他赤诚如顽童，没想到他的全部沧桑全付谈笑之中。听完这段经历，白桦坠入了沉思：人字，应该写在天上，却被抛在地下任意残踏，而且连狗都遇难遭殃，情何以堪。韩美林铺展开一幅题为《患难小友》的画，说，我是以此祭奠我永生难忘的好友“二黑”。二黑并不特别漂亮，但它是善的化身。
于是有了白桦与韩美林的如下对话：
——这幅画给我的第一眼印象是，你在描绘它时，倾注了全部情感和挚爱。这只卷毛狗周身透洒着精气神儿，似吠似动，呼之欲出，特别是那对霍霍闪动的眸子，遥情无限，像是在窥视着人间，又像在搜寻着什么……
——它在搜寻我的踪影。我永运不会离开它的视线。
——你已把“二黑”看成孩子，你是通过小动物来传达你渴望的爱。
——地球上最伟大的东西就是爱。
——还有追求！李苦禅所画的雄鹰，那赫赫逼人的气势，穿云破雾，勇猛搏击的雄姿，给人博大豪放的感觉。这无疑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以鹰来展现他的坚毅刚强的性格，以鹰来表达自己对绘画艺术的执着追求。所以你的追求……
——我起先是为了逃避。画人物，弄不好，一经上纲上线，随时随地都会被扣上歪曲工农兵形象的帽子。画动物，小隐于野，自得其乐。
——你的画所洋溢的人情味告诉我，有些人想用苦难毁掉你，结果却是苦难塑造了你……
偶然的契机使他们相逢在北京，艺术的情缘使他们成为知音。韩美林虽然尚未脱颖而出，白桦却对他独垂青眼。他想，他和韩美林怀有共同的情感，不能再惋惜已经流逝的年华，不能再叹息被扼杀的青春。正因如此，他有意要让更多的人知道韩美林的画。可是，当时“文革”才结束，整个社会还处在封闭的状态，报刊杂志，虽然正在逐渐挣脱“四人帮”文化专制的桎梏，但旧有的思维模式还在束缚着人们的思想。
白桦看似诗人气质、学者风度，却怀有侠义心肠。韩美林称白桦为大哥。于是，大哥为了把小弟推荐给京城众多鸿儒墨客，便故伎重演。
话说白桦写成话剧《曙光》后，在审查时因有人认为此剧无“光”，而不准公演。有人放话：“要批判这部共产党杀共产党的反动作品”。不过，中国话剧团和武汉军区话剧团愿意通力合作把此剧搬上舞台。为了能够上演，白桦就拿着剧本一家又一家地登门拜访许多老干部、老将军、老红军、老艺术家，一边流着泪朗读剧本，从武汉一直读到北京，读到各地。结果把他们感动了。这些被感动了的“上帝”纷纷挺身而出支持上演这部戏。于是获得了“不能正式公演、不能登报、只得内部演出”的机会。白桦又一家接一家地送上票子熱忱邀请……然而来看戏的都是失去职务或是脱了军装的人。1977年冬天，他还请来没有复出的罗瑞卿，坐着轮椅来到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观看…… 有一天晚上，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王平突然再次到剧场观剧，演出结束，他俩走到台上，杨德志大声宣布：明日登报在北京公演。台上台下都怔住了，这是一个非常突然的决定，何况两位军区领导人同时上台，用斩钉截铁的坚定口气，宣布了要在北京公演的决定。这是不是有些僭越呢？殊不知，当时的中宣部领导，对剧团前往相邀的人员都避而不见。两位首长为何敢于打破禁锢，让此剧终于破土而出？当大家知道他们刚从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场上走过来的时候，才恍然大悟。许多演职员都哭了。
回想这段绝非寻常的经历，白桦深感持之以恒的执着才会功到自然成。在北京，白桦不仅与众多作家过往甚密，还与许多画家、演员常来常往。于是他带着小弟美林挨家挨户地去拜访名流大家，或是送上画作，或是当场挥毫泼墨。贺敬之（诗人，文化部副部长）和柯岩（诗人，贺敬之妻子）看完画作，一个赞叹道，寥寥几笔，形神毕肖，而极有谐趣。一个说，画画，必先有人格，尔后才有画格；人无品格，下笔无方。
书生白桦，为了帮助韩美林打开局面，扣开了许多艺术家朋友的家门，真可谓，不遗余力。然而不仅仅如此，他还关心起韩美林的个人生活。有一天，韩美林把16岁的女儿带到白桦处，白桦方知韩美林已经离异。韩美林的妻子也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高材生，与他一起下放到淮南。在韩美林失去自由后，妻子与他离了婚，后又与首都话剧院一位编剧结婚，孩子也带走了。白桦有一种感觉，韩美林虽然有着无穷的、旺盛的艺术创作的欲望，但他也需要有一个温暖的家，他需要友谊的沃土，也需要爱情的温馨和甜蜜。潇洒的白桦，蓦然之间萌生了要做红娘的意愿。他把绘画大师的女儿介绍给韩美林。他想，两位都是画家，心有灵犀一点通。但他却判断错了，韩美林在与女方见面之后，回来对白桦坦诚地说，“老大哥，谢谢你的真诚和好意！人家是小提琴，我是二胡……”讲到这里，美林的脸上流露出孩童般的天真和顽皮。女方对白桦说：“谢谢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知道，你是想把你最珍爱的宝贝捧给我……”
白桦虽然没有做成月下老人，但他还是难解“红娘”心结。于是他鼎力撰文，推介了韩美林别具一格的“动物世界”的艺术特色。这篇题为《心中并不缺少爱》的文章被《人民中国》杂志采用。《人民中国》是一本在“文革”中唯一没有停刊的对外杂志，有英文版、日文版，在国际上有广泛影响。《心中并不缺少爱》这篇介绍韩美林绘画艺术的文字，经由英文版的《人民中国》刊登，就此韩美林就进入了国际画坛的视线。而之后柯岩的报告文学《美的追求》，则把韩美林推到了国人面前……
1979年4月，当时只有41岁的韩美林，在白桦的带领下去见了陈登科，后由陈登科的介绍认识了华君武。在华君武的支持下，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他在首都的第一次个人画展。
1979年10月30日，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召开。这是一次拨乱反正、迎接新时期文艺春天的大会。邓小平在祝词中说：“……同志们，我们伟大祖国的一个全面的、持续的文艺大繁荣的新时期就一定会到来。一个人人都能够大显身手、大有作为的年代到来了！让我们同心同德地努力奋斗吧！胜利一定属于我们！”邓小平的祝词，标志着新时期的文艺征程已解缆起碇。三千多位代表听后心潮起伏，群情激奋。在中国文联副主席巴金主持大会发言的那天，白桦作了《没有突破就没有文学》的发言。之前，他一直处在心潮起伏的激动之中。前不久胡耀邦和文学艺术界座谈时的讲话一直在他的脑际萦迴。那天，胡耀邦向大家推荐马克思写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一文时说：“这是马克思全集的第一篇文章。马克思说，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有一种存在形式？”胡耀邦还说，“大家看看马克思讲得多好啊！马克思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反对文化专制主义。我们社会主义的生活是多彩多姿的，为什么要通过审查制度，让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只能表现一种色彩呢？”
可以这样说，邓小平和胡耀邦两位领导人为了清除“四人帮”散播的文化专制主义流毒的所言所语，犹如暖阳融化了白桦心中的冰雪。“没有突破就没有文学”这一命题，在白桦的心里已深埋了十几年，是冰封的冻土使它无法破土成苗。蹉跎间，他居然不再独对孤灯，而且站在了崇高的讲台上！面对济济一堂、历经磨难和煎熬的认识和不认识的志士仁人，往昔对刀笔之劫文字之狱的憎恨，鼓起了他向命运反叛的勇气，终于把埋藏在心底的千思万虑，尽情倾吐——
“新的历史时期，作家、艺术家如果回避我们眼前的深刻的社会思想斗争，不愿意了解当前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新鲜活泼的思想，他们的作品当然没有读者。因此，这不但是我们想干什么，还有一个应该干什么的问题。我们应该掩饰谁也无法掩饰的社会矛盾吗？我们应该去歌颂使我们付出了重大民族牺牲的愚昧状态吗？我们应该对已经绊住了我们手脚的官僚主义保持沉默嗎？我们应该去照顾与共产党毫无共同之点的‘一言堂’主的威望吗？人民群众不许可！你一定要这么干就干好了，只要你有园地，有纸张，至于读者，就越来越少了！‘四人帮’这一长达十年、比抗日战争还要长的这一段历史如此之奇特，我们不应该思索一下为什么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以赢得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拥护，不正是由于党中央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作风，向人民说了真话吗？党是司令部，群众是战斗员，不把敌情告诉战斗员，战斗员怎么去消灭敌人，赢得胜利呢……”
白桦的讲话赢得了一次又一次热烈的掌声。但是，有一位在文艺界领导过历次运动的人物当场拂袖而去。散会后，白桦在倾听诗友们的意见时，巴金、严文井、冯牧、陈荒煤等前辈都热情地支持他的这一发言。在会后交谈中，他一有机会都会向他们谈到一位年轻画家的命运和他独特的画艺。
后来，白桦还和韩美林拜访了巴金。巴金看了韩美林的画作，那几只活泼可爱的小狗的形象，深深地吸引了他。在“文革”中，为了保全自己，巴老把家中的爱犬包弟送去医院作了解剖。时至今日，痛定思痛，在“文革”的动乱中无一幸免而死去的二黑和包弟，使他想起了无数善良的人们在“文革”中人格被扭曲的耻辱。于是，他从两条狗的特殊命运，写下了《小狗包弟》一文（《随想录》195页至200页）。巴金在《小狗包弟》中的忏悔，不仅仅使两条小狗跃然纸上，也使此文成了无形的画。当众多读者因“画”生情而寻觅韩美林的画作《患难小友》并加以欣赏，这幅画则成了有形的诗。一文一画，相得益彰，广为流传。自此，韩美林走近了仰慕已久的大师的身旁。1980年的春天，韩美林在吴泰昌的陪同下，自带笔墨纸张来到武康路113号，一口气画了十几幅动物画，赠送给巴老、小林和端端。
1979年4月，当时只有41岁的韩美林，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他在首都的第一次个人画展。1980年9月，韩美林携带着他200余件作品，在纽约世界贸易中心举办画展。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中国画家在美国举办的画展。随后，他又到美国21个城市巡回展出，一时间在美国民间掀起了“韩美林热”，每天参观画展者达万人，电视台在黄金时间广播，各大报纸纷纷刊载，曼哈顿区宣布那年的10月1日为“韩美林日”，圣地亚哥等城市的市长向他赠送了金钥匙，有人称他是“中国的毕加索”。一位50多岁的美国友人对他说：“我喜欢打猎，可我看了你画的小动物这么善良可爱，今后我再也不打猎了。”一位华侨老太太老泪纵横，拉着韩美林的手说：“美林呀，你可为咱们祖国争了光！”
回顾自己出山前的那段生活，韩美林说：“在我落难和落魄的时候，拿我当朋友的人，这都是些什么人哪。是雪中送炭的少，锦上添花的多。但经过大磨难后才知道，花再美再艳，也不如患难时的那么一点点炭。”
白桦与韩美林的相交，当然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在白桦的收藏中，有黄永玉的猫头鹰、黄胄的驴和吴作人的玄鹄，但至今没有一幅韩美林的画。其实，最初韩美林赠给白桦的作品最多，而白桦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理解并欣赏韩美林的画，全都转赠给别的朋友了。
白桦未曾想到这些小动物竟会被刻划得那么可爱可亲，尤其是一双双机灵的小眼睛，并非在窥视陌生的人类，而是在向人类传递着真诚、友谊和善良。在“文革”中，白桦和所有的人一样，看惯了政治宣传画和政治脸谱式的人物画，蓦然之间，这一幅幅散发着人的感情与语言的动物画，似乎可以把他热爱生活的情绪点燃。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只因白桦正沉浸在《曙光》剧情大起大落的悲壮之中。他是因创作话剧《曙光》征求意见，由总参安排住在总参第一招待所。白桦曾经在贺龙身边工作过，他笔下所塑造的人物原型，就是贺龙对他述说过的革命战争年代在军内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被无辜迫害致死的红军将领、洪湖赤卫队的创始人之一段德昌。段德昌是与贺龙齐名的洪湖苏区创始人，黄埔四期的高材生。1930年代初在肃反运动中遭到“钦差大臣”、洪湖苏区的头号人物、党代表夏曦的排挤，被处死。段德昌被枪杀前说了三句话：第一句话是红军不要离开洪湖。第二句话是不要开除我的党籍。第三句话是不要用枪弹打死我，留下子弹打敌人。当白桦于1975年底与贺捷生去湘鄂西、洪湖访问以后，从民众的述说里再次听到段德昌的“三个不要”，他的眼泪马上哗地就流出来了。自己人摧残自己人，三十几年前的悲剧又在“文革”中重演……当他潜心创作时，欲哭无泪，痛不欲生。就在他处于这样的创作境界之际，那捅马蜂窝的小熊、那正在撒欢的小牛、那打闹嘻戏的小鹿……一个个小动物的眼睛无不向他打开了心灵的窗户，向他传达了一种生活中被四人帮扼杀而流失的人与人之间的真诚的爱。这些充满了童心稚趣和生命活力的甜美的爱，正是白桦所渴望的。
白桦在战争年代曾经做过美术工作，尤其欣赏韩美林充满生趣的画作。诗言志，歌咏情，韩美林的画不无言志亦言情。看看那些小动物的率真和透明，分明是韩美林心灵的写照。在中国画坛，以画动物而最负盛名的大师有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李苦禅的鹰、黄胄的驴，都可谓堪称一绝。白桦情不自禁地喟叹道：“黄胄画的驴，惟妙惟肖，驴趣横生；造反派夺去了黄胄的画笔，他被迫赶着驴车卖豆腐。在与毛驴合作劳动中，他不仅仔细观察到驴的动态结构，神情特点，以及毛色在不同光线下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毛驴使他感到了人世间的温馨。他曾赞叹毛驴：平生历尽坎坷路，不向人间诉不平。其实，这恰恰是画家人格的自我写照。”
韩美林的画也是托物寄情，他说：“文革”刚开始，我在淮南陶瓷厂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后，在最苦闷的时候碰上邻居老杨家的一只卷毛小狗“二黑”。“二黑”很脏很瘦，我喂了它一大块肉。之后，“二黑”天天跟着我，我天天喂它吃的，我哭它也哭，我进高温窑洞烧瓷器，“二黑”四个小爪子热得轮流换着着地，也不出来，就在里头跟着我。我被扣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除了“二黑”没人肯理我。有一次我被专政队一顿拳打脚踢，突然，“二黑”从人群里蹿过来，摇着尾巴伸出舌头舔我。你知道吗，在我被打折了腿、挑断了右手筋，我都没哭；而这时，我一下子就哭了出来。你知道那些专政队员多狠吗？一棍子就狠狠打在“二黑”身上， 随着“吱嗷”一声惨叫，“二黑”已被打得趴在地上。这狗通人心，这狗有情有爱，这狗对我不离不舍。在我“寒冷”时给予我无比的温暖，我多么想把它紧紧抱在怀里，然而，那个专政队员又抡着棍棒，接二连三地朝“二黑”猛击。“二黑”翻滚着，惨叫着，又跟着我朝前爬了两步，才拖着那断了脊梁骨的身躯滚在了路旁……
白桦屏息凝神地等着下文，韩美林难掩悲痛，呜咽着说，被打伤的“二黑”拖着身子回到主人老杨家，它不吃不喝，只是吱儿嗷儿地狂叫，三天后，就趴在家门口的小土堆上死了。“二黑”死得好惨啊，我失去了一个亲人！
自从与韩美林认识以来，白桦从这位小个子山东人的脸上所看到的全是烂漫无邪的笑。他赤诚如顽童，没想到他的全部沧桑全付谈笑之中。听完这段经历，白桦坠入了沉思：人字，应该写在天上，却被抛在地下任意残踏，而且连狗都遇难遭殃，情何以堪。韩美林铺展开一幅题为《患难小友》的画，说，我是以此祭奠我永生难忘的好友“二黑”。二黑并不特别漂亮，但它是善的化身。
于是有了白桦与韩美林的如下对话：
——这幅画给我的第一眼印象是，你在描绘它时，倾注了全部情感和挚爱。这只卷毛狗周身透洒着精气神儿，似吠似动，呼之欲出，特别是那对霍霍闪动的眸子，遥情无限，像是在窥视着人间，又像在搜寻着什么……
——它在搜寻我的踪影。我永运不会离开它的视线。
——你已把“二黑”看成孩子，你是通过小动物来传达你渴望的爱。
——地球上最伟大的东西就是爱。
——还有追求！李苦禅所画的雄鹰，那赫赫逼人的气势，穿云破雾，勇猛搏击的雄姿，给人博大豪放的感觉。这无疑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以鹰来展现他的坚毅刚强的性格，以鹰来表达自己对绘画艺术的执着追求。所以你的追求……
——我起先是为了逃避。画人物，弄不好，一经上纲上线，随时随地都会被扣上歪曲工农兵形象的帽子。画动物，小隐于野，自得其乐。
——你的画所洋溢的人情味告诉我，有些人想用苦难毁掉你，结果却是苦难塑造了你……
偶然的契机使他们相逢在北京，艺术的情缘使他们成为知音。韩美林虽然尚未脱颖而出，白桦却对他独垂青眼。他想，他和韩美林怀有共同的情感，不能再惋惜已经流逝的年华，不能再叹息被扼杀的青春。正因如此，他有意要让更多的人知道韩美林的画。可是，当时“文革”才结束，整个社会还处在封闭的状态，报刊杂志，虽然正在逐渐挣脱“四人帮”文化专制的桎梏，但旧有的思维模式还在束缚着人们的思想。
白桦看似诗人气质、学者风度，却怀有侠义心肠。韩美林称白桦为大哥。于是，大哥为了把小弟推荐给京城众多鸿儒墨客，便故伎重演。
话说白桦写成话剧《曙光》后，在审查时因有人认为此剧无“光”，而不准公演。有人放话：“要批判这部共产党杀共产党的反动作品”。不过，中国话剧团和武汉军区话剧团愿意通力合作把此剧搬上舞台。为了能够上演，白桦就拿着剧本一家又一家地登门拜访许多老干部、老将军、老红军、老艺术家，一边流着泪朗读剧本，从武汉一直读到北京，读到各地。结果把他们感动了。这些被感动了的“上帝”纷纷挺身而出支持上演这部戏。于是获得了“不能正式公演、不能登报、只得内部演出”的机会。白桦又一家接一家地送上票子熱忱邀请……然而来看戏的都是失去职务或是脱了军装的人。1977年冬天，他还请来没有复出的罗瑞卿，坐着轮椅来到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观看…… 有一天晚上，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王平突然再次到剧场观剧，演出结束，他俩走到台上，杨德志大声宣布：明日登报在北京公演。台上台下都怔住了，这是一个非常突然的决定，何况两位军区领导人同时上台，用斩钉截铁的坚定口气，宣布了要在北京公演的决定。这是不是有些僭越呢？殊不知，当时的中宣部领导，对剧团前往相邀的人员都避而不见。两位首长为何敢于打破禁锢，让此剧终于破土而出？当大家知道他们刚从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场上走过来的时候，才恍然大悟。许多演职员都哭了。
回想这段绝非寻常的经历，白桦深感持之以恒的执着才会功到自然成。在北京，白桦不仅与众多作家过往甚密，还与许多画家、演员常来常往。于是他带着小弟美林挨家挨户地去拜访名流大家，或是送上画作，或是当场挥毫泼墨。贺敬之（诗人，文化部副部长）和柯岩（诗人，贺敬之妻子）看完画作，一个赞叹道，寥寥几笔，形神毕肖，而极有谐趣。一个说，画画，必先有人格，尔后才有画格；人无品格，下笔无方。
书生白桦，为了帮助韩美林打开局面，扣开了许多艺术家朋友的家门，真可谓，不遗余力。然而不仅仅如此，他还关心起韩美林的个人生活。有一天，韩美林把16岁的女儿带到白桦处，白桦方知韩美林已经离异。韩美林的妻子也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高材生，与他一起下放到淮南。在韩美林失去自由后，妻子与他离了婚，后又与首都话剧院一位编剧结婚，孩子也带走了。白桦有一种感觉，韩美林虽然有着无穷的、旺盛的艺术创作的欲望，但他也需要有一个温暖的家，他需要友谊的沃土，也需要爱情的温馨和甜蜜。潇洒的白桦，蓦然之间萌生了要做红娘的意愿。他把绘画大师的女儿介绍给韩美林。他想，两位都是画家，心有灵犀一点通。但他却判断错了，韩美林在与女方见面之后，回来对白桦坦诚地说，“老大哥，谢谢你的真诚和好意！人家是小提琴，我是二胡……”讲到这里，美林的脸上流露出孩童般的天真和顽皮。女方对白桦说：“谢谢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知道，你是想把你最珍爱的宝贝捧给我……”
白桦虽然没有做成月下老人，但他还是难解“红娘”心结。于是他鼎力撰文，推介了韩美林别具一格的“动物世界”的艺术特色。这篇题为《心中并不缺少爱》的文章被《人民中国》杂志采用。《人民中国》是一本在“文革”中唯一没有停刊的对外杂志，有英文版、日文版，在国际上有广泛影响。《心中并不缺少爱》这篇介绍韩美林绘画艺术的文字，经由英文版的《人民中国》刊登，就此韩美林就进入了国际画坛的视线。而之后柯岩的报告文学《美的追求》，则把韩美林推到了国人面前……
1979年4月，当时只有41岁的韩美林，在白桦的带领下去见了陈登科，后由陈登科的介绍认识了华君武。在华君武的支持下，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他在首都的第一次个人画展。
1979年10月30日，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召开。这是一次拨乱反正、迎接新时期文艺春天的大会。邓小平在祝词中说：“……同志们，我们伟大祖国的一个全面的、持续的文艺大繁荣的新时期就一定会到来。一个人人都能够大显身手、大有作为的年代到来了！让我们同心同德地努力奋斗吧！胜利一定属于我们！”邓小平的祝词，标志着新时期的文艺征程已解缆起碇。三千多位代表听后心潮起伏，群情激奋。在中国文联副主席巴金主持大会发言的那天，白桦作了《没有突破就没有文学》的发言。之前，他一直处在心潮起伏的激动之中。前不久胡耀邦和文学艺术界座谈时的讲话一直在他的脑际萦迴。那天，胡耀邦向大家推荐马克思写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一文时说：“这是马克思全集的第一篇文章。马克思说，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有一种存在形式？”胡耀邦还说，“大家看看马克思讲得多好啊！马克思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反对文化专制主义。我们社会主义的生活是多彩多姿的，为什么要通过审查制度，让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只能表现一种色彩呢？”
可以这样说，邓小平和胡耀邦两位领导人为了清除“四人帮”散播的文化专制主义流毒的所言所语，犹如暖阳融化了白桦心中的冰雪。“没有突破就没有文学”这一命题，在白桦的心里已深埋了十几年，是冰封的冻土使它无法破土成苗。蹉跎间，他居然不再独对孤灯，而且站在了崇高的讲台上！面对济济一堂、历经磨难和煎熬的认识和不认识的志士仁人，往昔对刀笔之劫文字之狱的憎恨，鼓起了他向命运反叛的勇气，终于把埋藏在心底的千思万虑，尽情倾吐——
“新的历史时期，作家、艺术家如果回避我们眼前的深刻的社会思想斗争，不愿意了解当前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新鲜活泼的思想，他们的作品当然没有读者。因此，这不但是我们想干什么，还有一个应该干什么的问题。我们应该掩饰谁也无法掩饰的社会矛盾吗？我们应该去歌颂使我们付出了重大民族牺牲的愚昧状态吗？我们应该对已经绊住了我们手脚的官僚主义保持沉默嗎？我们应该去照顾与共产党毫无共同之点的‘一言堂’主的威望吗？人民群众不许可！你一定要这么干就干好了，只要你有园地，有纸张，至于读者，就越来越少了！‘四人帮’这一长达十年、比抗日战争还要长的这一段历史如此之奇特，我们不应该思索一下为什么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以赢得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拥护，不正是由于党中央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作风，向人民说了真话吗？党是司令部，群众是战斗员，不把敌情告诉战斗员，战斗员怎么去消灭敌人，赢得胜利呢……”
白桦的讲话赢得了一次又一次热烈的掌声。但是，有一位在文艺界领导过历次运动的人物当场拂袖而去。散会后，白桦在倾听诗友们的意见时，巴金、严文井、冯牧、陈荒煤等前辈都热情地支持他的这一发言。在会后交谈中，他一有机会都会向他们谈到一位年轻画家的命运和他独特的画艺。
后来，白桦还和韩美林拜访了巴金。巴金看了韩美林的画作，那几只活泼可爱的小狗的形象，深深地吸引了他。在“文革”中，为了保全自己，巴老把家中的爱犬包弟送去医院作了解剖。时至今日，痛定思痛，在“文革”的动乱中无一幸免而死去的二黑和包弟，使他想起了无数善良的人们在“文革”中人格被扭曲的耻辱。于是，他从两条狗的特殊命运，写下了《小狗包弟》一文（《随想录》195页至200页）。巴金在《小狗包弟》中的忏悔，不仅仅使两条小狗跃然纸上，也使此文成了无形的画。当众多读者因“画”生情而寻觅韩美林的画作《患难小友》并加以欣赏，这幅画则成了有形的诗。一文一画，相得益彰，广为流传。自此，韩美林走近了仰慕已久的大师的身旁。1980年的春天，韩美林在吴泰昌的陪同下，自带笔墨纸张来到武康路113号，一口气画了十几幅动物画，赠送给巴老、小林和端端。
1979年4月，当时只有41岁的韩美林，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他在首都的第一次个人画展。1980年9月，韩美林携带着他200余件作品，在纽约世界贸易中心举办画展。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中国画家在美国举办的画展。随后，他又到美国21个城市巡回展出，一时间在美国民间掀起了“韩美林热”，每天参观画展者达万人，电视台在黄金时间广播，各大报纸纷纷刊载，曼哈顿区宣布那年的10月1日为“韩美林日”，圣地亚哥等城市的市长向他赠送了金钥匙，有人称他是“中国的毕加索”。一位50多岁的美国友人对他说：“我喜欢打猎，可我看了你画的小动物这么善良可爱，今后我再也不打猎了。”一位华侨老太太老泪纵横，拉着韩美林的手说：“美林呀，你可为咱们祖国争了光！”
回顾自己出山前的那段生活，韩美林说：“在我落难和落魄的时候，拿我当朋友的人，这都是些什么人哪。是雪中送炭的少，锦上添花的多。但经过大磨难后才知道，花再美再艳，也不如患难时的那么一点点炭。”
白桦与韩美林的相交，当然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在白桦的收藏中，有黄永玉的猫头鹰、黄胄的驴和吴作人的玄鹄，但至今没有一幅韩美林的画。其实，最初韩美林赠给白桦的作品最多，而白桦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理解并欣赏韩美林的画，全都转赠给别的朋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