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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范仲淹所作《灵鸟赋》中的一句诗话,余靖义无反顾地践行着这一理念,坚信“儒者报国,以言为先”,且“发必危言,立必危行”。他一生为国事奔波操劳,犹如一朵出尘绝世的莲,盛开在千年岁月里,且从未凋谢。
【1】
宋仁宗是宋朝第四任皇帝,在位期间,两次被大臣当面指责,狼狈不堪,成为历史传奇。
一次,是包拯干的。当时,仁宗不顾群臣劝阻非要提拔自己叔岳丈的官职,让其主管财政。这下惹恼了包拯,他指着仁宗的鼻尖,劈头盖脸,一通指责。仁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狼狈而逃。也因此,包拯以耿直出名,流芳后世。
另一次是敢于直言的余靖干的。
这次,仁宗是准备修一座塔。为了避免大臣群起反对,他一甩袖子,转身就想退朝。余靖以包拯为榜样,走上前挡住皇帝的去路,厉声指责,并要求他立即改正自己的错误决定。
仁宗当然不答应,坚持己见。余靖毫不客气,据理力争,将仁宗好一通教训——说他不听群众意见,让人失望;说他昏头昏脑,缺乏民主。无奈,仁宗只好再次让步,收回主张。这位余大人不修边幅,一身汗味,唾沫四溅,犹如下雨。仁宗脸上溅满唾沫,跑回后宫,又生气又好笑地道:“被一汗臭汉熏杀,喷唾在吾面上。”
有人潇洒出尘,内心肮脏不堪;有人不修边幅,心却洁净如一朵莲花,余靖属于后者。
【2】
余靖在耿直上,丝毫不输于包拯。也因此,他与同时代的欧阳修、王素、蔡襄并名,被称为“四名谏”。
公元1036年,是仁宗朝旧党与新党斗争最激烈的一年。旧党以宰相吕夷简为代表,因循守旧,任人唯亲。新党,则以范仲淹为代表,首倡改革,广开门路,延用英才。为此,范仲淹上了一图为《百官图》,交到仁宗手中,直指吕夷简任人唯亲。
吕夷简大急,便唆使人上奏,说范仲淹拉党结派,离间君臣。仁宗当然听宰相的,立马下旨,让范仲淹去地方工作,给予贬职处罚。而且,还下了一道诏书,“戒百官越职言事”。
此时,朝官寂寂,“谏官御史缄口避祸,无敢言者”。然而,余靖拍案而起,矛头直指皇帝道,你这个皇帝,继位以来,多次处罚论及朝政之官,危害极大,“若习以为常,不甚重惜,恐钳天下之口”。
余靖开了第一炮。尹洙随之站起,要求和范仲淹同进退。欧陽修也怒不可遏,拿起笔,给谏官高若讷一封信,指责他身为谏官,不敢发一言以主持正义,并讥讽道:“足下犹能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与高司谏书》。
蔡襄更绝,写一首《四贤一不肖》诗,称范仲淹、余靖、欧阳修、尹洙为贤人,高若讷为不肖之人。此诗传开,一时洛阳纸贵。
辽国使者闻之,也买了此诗,带回国内。一时,余靖之名响彻海内外。世人皆知其骨节之硬,铮铮如钢。
【3】
余靖不只是有敢谏之名,在外交上,这个文臣更为灵活,更注重实际。有时,他外交见识的敏锐,甚至在满朝文武之上,算得鹤立鸡群。
宋仁宗时期,宋朝东北和西北有两大敌国,辽和西夏,都虎视眈眈。
与西夏三次战役,宋军连败,死伤无数。但是,西夏毕竟国小力薄,长期战争消耗不起。于是,庆历四年,“元昊请和,愿对宋称臣”。
宋廷准备下发文件,封其为夏国王。辽国一听,“以兵临境上,遣使言为中国讨贼,请止毋与之和”。这是赤裸裸的兵戎威胁,宋人被夏打败了,现在又要面对大辽的铁骑,一个个心里嗵嗵乱跳,“朝廷患之,久议未决”。
这时,余靖站出来指出,大宋早已厌烦战争,可是,大辽相反,总希望大宋有点麻烦,“一日使吾息兵养勇,非其利也,故用此扰我耳,是不可听”。他不但指出大辽的目的,而且自告奋勇,出使辽国,阻止他们出兵。
到了辽国,没几天,他竟然学会了契丹语,并能用契丹语与当地人交谈。辽人一看,这个大宋官员不是一副古板的样子,还是很和气的。因此,“契丹爱之”。
余靖这种灵活方法,在大宋的一些书呆子看来,是向大辽示弱,甚至是献媚讨好。尤其在出使中,余靖还用契丹语写诗,与辽国国君唱和。辽主看出他的诚心,更是高兴地多次拉着他的手,谈笑风生。这,更让大宋上下官员十分不满。
于是,别人出使归来,加官晋爵。余靖呢,“还坐贬官”。
【4】
余靖的灵活,不只是表现在外交上,更表现在料敌于先上。因此,在那个时代,他有一种独居高峰洞烛先机的能力。
在对西夏战事上,他和所有宋人一样,反对战争,渴望和平。可是,当元昊提出讲和条件为岁币二十六万,满朝百官一致同意时,余靖却敏锐地看出其中的危机:因为,当年澶渊之盟,宋予大辽岁币才三十万,此次给西夏二十六万,相差无几,是会后患无穷的。
大家一时不解,瞪大眼睛望着他,不知后患何在。
余靖分析,当时大辽铁骑如水,已到了澶渊,进入大宋腹心;而今天,夏在遥远的西北,并无多大祸患。其次,当年大辽兵精将勇,无什伤损;而如今,西夏虽大胜,可大宋通过“选将练兵”,西北大军已精悍至极,能够抗夏,甚至能“锐意解仇”了。此时,给夏二十六万岁币,大辽听说后,一定会感到心里不平衡,会要求增加岁币的,“无厌之求,自此始矣”。
这话,确实点中要害。
当时如果答应了元昊要求,虽安抚了西夏,却会激起强大的辽的不满,如将防夏之兵调去防辽,等于没有讲和,甚至会将战争扩大化。那样一来,刚从西夏战场上抽身的大宋,浑身伤痕累累,是禁不住大辽一顿猛揍的。
余靖一番话,让一朝人醒悟。最终,宋夏议和,宋岁赐西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宋减少一半损失,无战争之虞:这是余靖眼光的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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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是宋朝第四任皇帝,在位期间,两次被大臣当面指责,狼狈不堪,成为历史传奇。
一次,是包拯干的。当时,仁宗不顾群臣劝阻非要提拔自己叔岳丈的官职,让其主管财政。这下惹恼了包拯,他指着仁宗的鼻尖,劈头盖脸,一通指责。仁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狼狈而逃。也因此,包拯以耿直出名,流芳后世。
另一次是敢于直言的余靖干的。
这次,仁宗是准备修一座塔。为了避免大臣群起反对,他一甩袖子,转身就想退朝。余靖以包拯为榜样,走上前挡住皇帝的去路,厉声指责,并要求他立即改正自己的错误决定。
仁宗当然不答应,坚持己见。余靖毫不客气,据理力争,将仁宗好一通教训——说他不听群众意见,让人失望;说他昏头昏脑,缺乏民主。无奈,仁宗只好再次让步,收回主张。这位余大人不修边幅,一身汗味,唾沫四溅,犹如下雨。仁宗脸上溅满唾沫,跑回后宫,又生气又好笑地道:“被一汗臭汉熏杀,喷唾在吾面上。”
有人潇洒出尘,内心肮脏不堪;有人不修边幅,心却洁净如一朵莲花,余靖属于后者。
【2】
余靖在耿直上,丝毫不输于包拯。也因此,他与同时代的欧阳修、王素、蔡襄并名,被称为“四名谏”。
公元1036年,是仁宗朝旧党与新党斗争最激烈的一年。旧党以宰相吕夷简为代表,因循守旧,任人唯亲。新党,则以范仲淹为代表,首倡改革,广开门路,延用英才。为此,范仲淹上了一图为《百官图》,交到仁宗手中,直指吕夷简任人唯亲。
吕夷简大急,便唆使人上奏,说范仲淹拉党结派,离间君臣。仁宗当然听宰相的,立马下旨,让范仲淹去地方工作,给予贬职处罚。而且,还下了一道诏书,“戒百官越职言事”。
此时,朝官寂寂,“谏官御史缄口避祸,无敢言者”。然而,余靖拍案而起,矛头直指皇帝道,你这个皇帝,继位以来,多次处罚论及朝政之官,危害极大,“若习以为常,不甚重惜,恐钳天下之口”。
余靖开了第一炮。尹洙随之站起,要求和范仲淹同进退。欧陽修也怒不可遏,拿起笔,给谏官高若讷一封信,指责他身为谏官,不敢发一言以主持正义,并讥讽道:“足下犹能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与高司谏书》。
蔡襄更绝,写一首《四贤一不肖》诗,称范仲淹、余靖、欧阳修、尹洙为贤人,高若讷为不肖之人。此诗传开,一时洛阳纸贵。
辽国使者闻之,也买了此诗,带回国内。一时,余靖之名响彻海内外。世人皆知其骨节之硬,铮铮如钢。
【3】
余靖不只是有敢谏之名,在外交上,这个文臣更为灵活,更注重实际。有时,他外交见识的敏锐,甚至在满朝文武之上,算得鹤立鸡群。
宋仁宗时期,宋朝东北和西北有两大敌国,辽和西夏,都虎视眈眈。
与西夏三次战役,宋军连败,死伤无数。但是,西夏毕竟国小力薄,长期战争消耗不起。于是,庆历四年,“元昊请和,愿对宋称臣”。
宋廷准备下发文件,封其为夏国王。辽国一听,“以兵临境上,遣使言为中国讨贼,请止毋与之和”。这是赤裸裸的兵戎威胁,宋人被夏打败了,现在又要面对大辽的铁骑,一个个心里嗵嗵乱跳,“朝廷患之,久议未决”。
这时,余靖站出来指出,大宋早已厌烦战争,可是,大辽相反,总希望大宋有点麻烦,“一日使吾息兵养勇,非其利也,故用此扰我耳,是不可听”。他不但指出大辽的目的,而且自告奋勇,出使辽国,阻止他们出兵。
到了辽国,没几天,他竟然学会了契丹语,并能用契丹语与当地人交谈。辽人一看,这个大宋官员不是一副古板的样子,还是很和气的。因此,“契丹爱之”。
余靖这种灵活方法,在大宋的一些书呆子看来,是向大辽示弱,甚至是献媚讨好。尤其在出使中,余靖还用契丹语写诗,与辽国国君唱和。辽主看出他的诚心,更是高兴地多次拉着他的手,谈笑风生。这,更让大宋上下官员十分不满。
于是,别人出使归来,加官晋爵。余靖呢,“还坐贬官”。
【4】
余靖的灵活,不只是表现在外交上,更表现在料敌于先上。因此,在那个时代,他有一种独居高峰洞烛先机的能力。
在对西夏战事上,他和所有宋人一样,反对战争,渴望和平。可是,当元昊提出讲和条件为岁币二十六万,满朝百官一致同意时,余靖却敏锐地看出其中的危机:因为,当年澶渊之盟,宋予大辽岁币才三十万,此次给西夏二十六万,相差无几,是会后患无穷的。
大家一时不解,瞪大眼睛望着他,不知后患何在。
余靖分析,当时大辽铁骑如水,已到了澶渊,进入大宋腹心;而今天,夏在遥远的西北,并无多大祸患。其次,当年大辽兵精将勇,无什伤损;而如今,西夏虽大胜,可大宋通过“选将练兵”,西北大军已精悍至极,能够抗夏,甚至能“锐意解仇”了。此时,给夏二十六万岁币,大辽听说后,一定会感到心里不平衡,会要求增加岁币的,“无厌之求,自此始矣”。
这话,确实点中要害。
当时如果答应了元昊要求,虽安抚了西夏,却会激起强大的辽的不满,如将防夏之兵调去防辽,等于没有讲和,甚至会将战争扩大化。那样一来,刚从西夏战场上抽身的大宋,浑身伤痕累累,是禁不住大辽一顿猛揍的。
余靖一番话,让一朝人醒悟。最终,宋夏议和,宋岁赐西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宋减少一半损失,无战争之虞:这是余靖眼光的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