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文盛的《主观书Ⅰ：我一无所是》由片断的内心独白组成。这本书只是《主观书》之一，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还有更多同样的东西也在等待着未来以书籍的形式面世。似乎《主观书》有很多本，而且还在继续地累积中。这条河会很长。
　　这条河有它的上游。以片断式、格言或箴言体、断章等方式写作的大师，文盛可以列出一个不短的名单，其中影响他最深的是佩索阿。佩索阿这样的写作狂人留下的片断性的，未经整理的遗作像一座图书馆一样巨大。这是他用文学来忽略生活的证据库。文盛继承了佩索阿的这一精神。但文盛和佩索阿是不同的：第一，文盛的抒情意味更浓，也更本质；第二，文盛似乎没有什么问题需要提出，他将这种内心倾吐视为了写作本身，也视为了生活本身———如果没有了这样的写作，也便没有了生活。因此，《主观书》对于文盛是唯一的，是他的生命。
　　我们很难说纯粹的内心独白或片断式写作是一种艺术形式，但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生命形式，亦即无形式。生命是无形式的。我们之所以沉醉于艺术，科学，教育，商业运作和工业制造等各种各样人类的活动之中，正是要为无形式的生命创造一种形式，或者是适应一种形式。内心独白本身不成为一种形式，但它使得作家本人成为了一个形式，一个形象。文盛正陶醉于这个形象中。
　　卡夫卡的一部分，佩索阿的一部分，正是通过他们沉醉于其中的他们自己写出的片断，格言，箴言，祈祷，忏悔，确认了他们的双脚所站立着的地面，确立了他们的自我认同（尽管佩索阿的自我分裂和繁殖显得十分复杂），并使得后来的世人也能够看见了他们，也就是说他们以此树立起了自身的形象。以致于今天我们一想到他们，一提到他们的名字，首先浮现在我们心中的，是他们的形象。这一形象挤占了尘世的空间。当我们读卡夫卡传记的时候，我们对卡夫卡内心的猜测，也就是对这一形象内蕴的观察，就我们的关切程度和对于我们的重要性来说，居然可以超过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的追究。而佩索阿作为一个惶惑者，一个在不确定性中反复进行裂变的自我，一个秘密的写作者，更是以他独到的方式生产出了他的形象的复杂性，神秘性，纯洁性。他们就像宗教衰落时期的黄昏天幕上惊现的天使，就像犹太教里弥赛亚的来临，或是其来临的先兆。这和那些伟大的长篇小说的作者们的情况是不同的。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等等，他们在人世间的工作、身份及其生存状态，和他们的作品相映成趣，相映成辉。他们植根于他们的时代之中。而孤独的天使们却以他们单独的身影占据了整个黄昏的天空。
　　这就是文盛确立的目标吗？但是内心独白是没有目标的，正如生命本身是没有目标的。“我一无所是”，这就是表明“我”没有目标，因为目标是尘世间的事。存在者的惶惑与此无关。本质性的写作与此无关。不仅无目标，而且还有很多个无：无材料性，无社会性，无生活性，甚至无文学性。无文学性就是无形式。内心独白是在物质之外的；内心独白是内倾的；内心独白是反文学的，因為它不愿意被归类，归类会抹除心灵的独特性。
　　孤独者有两种存在方式，一是与上帝交谈；一是不停地呼喊自己的名字。与上帝交谈的成为了圣徒，呼喊自己名字的成为了作家。意大利作家皮兰德娄的长篇小说《已故的帕斯卡尔》中的帕斯卡尔，对所有人问他的问题都只有一个回答，不论别人问他的问题是什么，他的回答都是：“我叫马蒂亚·帕斯卡尔。”人们嫌他回答得不够，但他却深知自己的知识的局限性。只有反复地呼喊自己名字的人，才能在分崩离析的现代社会中保卫自我，抵抗异化，离开生活，抵达真的存在。
　　闫文盛，或者说《主观书》，就是一种反复地不停歇地呼喊自己名字的声音，是从不断收束而非肆意扩张的自我流出的一道清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