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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名扬当代著名行政法学家。1916年生于湖南衡阳县。1937年考入武汉大学攻读法学，1940年考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师从当时的行政法学权威张汇文攻读行政学和行政法学硕士学位。1943年获得学位，并于武汉大学法律系任行政法学讲师。1983年重回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并于2006年获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成就奖”。
谨以此文献给于2008年11月6日离我们远去的——
行政法学泰斗王名扬
□特约撰稿/张伟 张雪
这是2008年初一个朔冬的上午，当随手轻掩房门，将刮面刺喉的北京寒流拒于门外时，我们终于到达了今天的目的地——惠新里的一套老式朴素的寓所。
对面安详坐在手扶椅上的老人，就是我们今天要拜访的行政法学泰斗王名扬先生。我并非先生的弟子，没有接受耳提面命的机会，也非攻读行政法专业的学子，故无法更多从学术的角度考察先生深邃的思想。和大多数人一样，我是通过先生的作品认识先生的。那时曾因写一篇关于法国法方面的文章，手头上收集了七八种资料，但细细阅读推敲时，竟发现无一不是参考了先生的《法国行政法》。
采访前夕，师母孙景岐老师表示，由于年龄原因，先生现在只能使用纸笔交流。而今天我们围在先生的膝下时，病魔已经剥夺了先生这点仅剩的权利。对于我们的到来，先生露出了一丝礼仪性的微笑，这或许是目前先生的体力允许他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了。随即，先生又陷入了他那寂寥的无声世界……
蓄势，十年一剑
王名扬出生在军阀割据、世事动荡的民国初年。王家祖辈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老父亲是乡村教员。家境贫寒的王名扬是在族人的资助下才有了读书的机会。放牛、打猪草等农活占据了王名扬大部分的时间，从这空隙里挤出的时间里，王名扬如饥似渴地读着一切可以获得的书，王名扬的童年就是在这繁重的劳动和紧张的学习中度过的。庆幸的是，这种努力最终还是获得了回报——初中毕业时，王名扬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入了湘南五中，这意味着毕业后他可以获得一个体面的教书先生的饭碗，而不必再像祖祖辈辈那样面朝黄土背朝天了。1936年，王名扬师范毕业，顺理成章地成了一名小学教员，但他的志向好像并不限于此。一年后，王名扬考入了武汉大学攻读法律本科，从此开启了他或心酸或辉煌的学术人生。
入学后不久，“卢沟桥事件”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展开，武汉面临失守沦陷。王名扬和当时许多爱国青年一样热血澎湃，正好这个时候国民党华北抗战部队在武汉招政治工作人员，王名扬报了名，随军来到了山西灵石一带，接受了国民党的政工干部培训。1938年培训结束后，王名扬离开山西，此时武汉大学已迁到大后方四川乐山，王名扬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母校继续学业。
1940年，王名扬大学毕业，随即考入（重庆）中央大学，师从当时的行政法权威，留美博士张汇文攻读行政学和行政法学硕士学位，1943年获得该学位，并顺利在武汉大学法律系执教，但王名扬的志气似乎也不局限于此。1946年，他又考取了国民党政府的最后一批公派留学生，从1948年赴法留学，到1958年回归故国，王名扬在法国整整待了十年。可以说，这十年改变了他的一生，成为日后历尽坎坷和学术腾飞的总源头。
法国是行政法的母国，法制史学界一般以法国国家参事院的成立作为行政法产生的标志。经过数年行政法博士课程的紧张学习，1955年，在巴黎大学导师埃赞曼的指导下，王名扬完成了其博士论文《公务员的民事责任》，并顺利通过了由众多法国行政法权威组成的答辩组的答辩。获得博士学位以后，王名扬再接再厉，又在法国东方语言大学学习了三年俄文和日文。
此时的王名扬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自己的祖国，可是由于当时中法尚未建交，听到的消息、看到的报纸多是来自中国台湾，王名扬对新中国充满了渴望。时机很快就来了，1956年新中国在法国举行国际博览会，王名扬主动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博展团团长李涿之的法语翻译。日后的回忆中，王名扬一直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值得引以为荣的事情。此后，为了进一步向外界宣传新中国，王名扬还担任了以在法华侨为主要读者群的《侨众》责编，不遗余力地向海外同胞展示新中国真实的面貌。在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向海外留学生发出了报效祖国的号召，王名扬积极响应这一号召。1958年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王名扬秘密从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取得护照，只身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在他的行李中，除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以外，其余全部都是厚重的书籍。
磨炼，浮沉春秋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人生往往会有太多的无奈。1958年王名扬回国后，正赶上“反右”和“教改”，经过“反右”的冲击，这时的政法界已经缺乏必要的兼容并包精神，排斥一切外国的东西，王名扬的处境可想而知。王名扬刚刚回国时，对国内的局势并不了解，加之其秉直的个性，所以回国后不久就被人揭发了数条“反动言论”，1960年11月21日，北京政法学院“国家与法”党支部列举了王名扬“极其反动”的几大“罪状”：一、回国后从未主动交代其国内外社会关系；二、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反抗、抵触；三、对各种运动抵触不满，对政治十分抵触；四，听资本主义国家广播，可能是美国之音，而且听时将门关上，有人找他也不开门；五、差不多每天吃过晚饭后出去，干什么不清楚，11点才回来；六、对工资待遇级别不满；七、对党的各项措施均不满意；八、暑假中有紧急翻译任务，领导叫他参加，他说暑假是他的，他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办。
事实表明，至少在1962年北京政法学院解散前，国内法学教育的政治色彩浓于学术成分，回国后的这段时间里，王名扬并没有多少研究学术的空间。所以王名扬到来不久即一腔委屈：“我现在感觉非常空虚，从前所学的东西，现在很多不能应用了。对于新东西的学习又才开始，程度实在太浅了，情绪上不免伴有青黄不接时期的苦闷。”也正由于如此，王名扬才不经意地给人留下了“反动”言论，如“自从胡风事件发生以后，海外许多知识分子引为警惕，像胡风这样与共产党有渊源而且‘左倾’的人尚有问题，其他人就不必说了”等等。
尽管王名扬是留法博士，学富五车，但基于种种原因，回国后，他被分配到了北京政法学院，但并没有能够走上法学教育的讲台，反而不得不接受了四年的“洗脑”，意识形态高于一切，洗不好脑的不能教法律。“由于王名扬留法十年，受万恶的资本主义毒害太深”，组织对他的结论是“脑子洗得不好，不能教法律”，随即，王名扬被调到了北京外贸学院（现对外经贸大学），成了一名法语教员。从此，法语课上多了一名讲课妙趣横生的外语老师，法学教研领域却少了一位杰出的科研人员。
“文革”中王名扬被定性为“里通外国”，理由是与法国友人通信。这项罪名让他失去了十几个春秋的人身自由，被视为“牛鬼蛇神”关入“牛棚”，多年辛辛苦苦写就的书稿在动乱中也被付之一炬。1969年，王名扬被下放至河南固始县和息县的“五七干校”，开始了十年的劳动改造生涯。
当我们向孙景岐老师问起这辛酸的十年时，孙老师讲，当时外经贸学院的许多老同志都去河南固始县“五七干校”了，她在1969年的时候曾去探望过王名扬。“五七干校”挂有“学校”的名，其实并没有校舍、老师，更不会开课程，他们在那里成天下地干活。因为家属到来，组织上将王名扬从集体宿舍搬出来，暂时给他们一间当街的门面房。那段时间，看着王名扬瘦弱单薄的身体在田间地头奔波，她不禁泪流满面。但当着王名扬，她依旧微笑着鼓励说：“再熬一段时间吧，国家不会让一个博士总担大粪的。”
出山，老骥伏枥
1958年王名扬回国被分配在北京政法学院，在填报“工作的可能范围”一栏时，王名扬填写道：“资产阶级行政法、法学理论、国际法，可以一面准备一面工作；资产阶级民法、刑法及宪法，略加准备即可工作；资产阶级商法，准备后即可工作。”学贯中西，公、私法贯通如斯者实属罕见。正如孙景岐老师所言，“国家是不会让一个博士一直担大粪的”，国家的确没有忘记王名扬的渊博学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法制建设百废待兴，62岁的王名扬再次焕发了勃勃的学术生命力。他参加了我国第一部行政法统编教材《行政法概要》的编写工作。由于当时国内对“行政行为”一章的编写认识尚浅，王名扬挺身而出承担了该章节的编写。
该书出版以后，中国政法大学热情邀请王名扬返校任教，当时的王名扬已经由一个年轻的学者变成了两鬓带霜的老先生，王名扬婉言谢绝了回去任教的请求。但当听到前来请王名扬“出山”的应松年教授问“愿不愿意带出新中国第一届行政法研究生”时，王名扬几乎不假思索地答应了，此时王名扬已经67岁了。孙老师回忆这段时间时说：“他这个人在学问上不放松，写书都是抓紧时间，没其他事情就坐那边写。那时他的精神状态十分好，每天早上起得很早，穿个单裤跑步锻炼，冬天也是这样。”
在接下来的12年中，王名扬文思泉涌，老骥伏枥，以让所有年轻学者汗颜的速度和不能望其项背的质量，迅速推出了《英国行政法》、《法国行政法》、《美国行政法》。这三部合计近200万字的巨著奠定了王名扬在中国行政法学界不可比拟的地位，其作品的知名度和引用率可以说明一切。有两位教授曾对此作过统计。一位是北京大学教授苏力，他在《从法学著述引证看中国法学》中说，仅仅在1998年至2002年间，王名扬的著作五年合计引证高达494次，这其中著作引证就达491次，在整个中国法学界排名第八位。“他引最多的教科书型著作”中，王名扬的《美国行政法》当之无愧地排在第一位，他引达到194篇；在“他引最多的教科书型著作”前20名的清单中，王名扬的《英国行政法》排在第12位，他引达到104篇。另一位是清华大学教授何海波，他通过自己近日来对王名扬教授在各法学核心刊物上的引用率的统计，证明了在我国行政法领域“王名扬时代”的存在和经久不衰。王名扬像“普罗米修斯”，将行政法治的许多概念（如越权原则、阳光政府、行政救济、正当法律程序、行政诉讼及听证等等）和精髓“盗”到中国，从而影响了我国的一代法学人。如果说人的自然生命通过子女来延续，当官的政治生命通过秘书来延续，那么，学者的学术生命则通过自己的学术著作或作品来延续。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名扬做到了。
在2005年2月，陈夏红访问王名扬时，王老表示，1985年他作为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研究生的导师时，苦于教学材料奇缺，产生了一个个人的学术计划，即打算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五部行政法学作品，即《英国行政法》、《法国行政法》、《美国行政法》、《比较行政法》和《中国行政法》。但是，时光流逝，“五部作品”的蓝图如今看来已不可能实现。1987年出版《英国行政法》的时候，他71岁；两年后，又出版《法国行政法》时，他73岁；等到1995年出版《美国行政法》时，他已经是快80岁的人了。原计划的第四本书《比较行政法》书稿已有四章，但令人痛心的是，王老已离我们远去了。
尾声，幽幽愿憾
据孙景岐老师介绍，王名扬在1997年不小心摔倒过一次，并引发了脑溢血，抢救过来以后，王名扬身体就一直不好。
每天早晨9点左右是王老精神最好的时间，我们正赶在这个时候，当时王老看上去虽瘦骨嶙峋，但面目红润，腰杆笔直。待我们两个多钟头的访谈接近尾声时，王老已经体力不支，身体微微向一侧倾斜了。我们心疼王老，将他扶到了床上。
临行之前，我再次环顾了这套曾产生了一颗学术之星的古朴寓所：简陋的两居室套间，水泥地面因经年累月的摩擦而发出白亮光泽，房间略显狭窄，摆着床、柜等必要家具，唯一能够证明这间房屋不平凡经历的是那个书橱，那也是王老一生最珍爱的财富。如今，书橱的门把手上已经积了一层薄薄的灰，我猜想，可能再也没有人去开启这扇学术之门了。■
编辑：孙薇薇
◎ 编者按：芮沐、江平、高铭暄、马克昌……这一长串新中国法律发展史上闪着熠熠光辉的名字，我们并不陌生。但对于他们或见证、或演绎的中国法学发展史上的点滴故事，你我可能并不熟知。2009年本栏目节录付梓的《中国法学家访谈录》，带您走近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中国法学家，关注他们的命运和经历，聆听他们对新中国法律和法学发展史的亲述——正如该书主编华东政法大学何勤华老师所言：“……以自己的学术良心为准则，无所顾忌地、客观公正地对现代中国这50余年法学发展的历史作一番系统的梳理，以为学界及其后人留下一点真实的学术积累。”
王名扬先生的主要著作为“行政法三部曲”，即《英国行政法》、《美国行政法》、《法国行政法》。三部巨著，累计近200万字，填补了中国外国行政法研究领域的空白，迅速开启了学术史上人人称道的“王名扬时代”。《英国行政法》其中介绍的“行政法原则”现在已经成为学界普遍共识。书中首次引进的“行政救济的独立原则”、“自然公正原则”、“赔偿制度”，以及对我国行政复议制度产生深远影响的“国内行政裁判所制度”，对我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行政立法工作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谨以此文献给于2008年11月6日离我们远去的——
行政法学泰斗王名扬
□特约撰稿/张伟 张雪
这是2008年初一个朔冬的上午，当随手轻掩房门，将刮面刺喉的北京寒流拒于门外时，我们终于到达了今天的目的地——惠新里的一套老式朴素的寓所。
对面安详坐在手扶椅上的老人，就是我们今天要拜访的行政法学泰斗王名扬先生。我并非先生的弟子，没有接受耳提面命的机会，也非攻读行政法专业的学子，故无法更多从学术的角度考察先生深邃的思想。和大多数人一样，我是通过先生的作品认识先生的。那时曾因写一篇关于法国法方面的文章，手头上收集了七八种资料，但细细阅读推敲时，竟发现无一不是参考了先生的《法国行政法》。
采访前夕，师母孙景岐老师表示，由于年龄原因，先生现在只能使用纸笔交流。而今天我们围在先生的膝下时，病魔已经剥夺了先生这点仅剩的权利。对于我们的到来，先生露出了一丝礼仪性的微笑，这或许是目前先生的体力允许他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了。随即，先生又陷入了他那寂寥的无声世界……
蓄势，十年一剑
王名扬出生在军阀割据、世事动荡的民国初年。王家祖辈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老父亲是乡村教员。家境贫寒的王名扬是在族人的资助下才有了读书的机会。放牛、打猪草等农活占据了王名扬大部分的时间，从这空隙里挤出的时间里，王名扬如饥似渴地读着一切可以获得的书，王名扬的童年就是在这繁重的劳动和紧张的学习中度过的。庆幸的是，这种努力最终还是获得了回报——初中毕业时，王名扬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入了湘南五中，这意味着毕业后他可以获得一个体面的教书先生的饭碗，而不必再像祖祖辈辈那样面朝黄土背朝天了。1936年，王名扬师范毕业，顺理成章地成了一名小学教员，但他的志向好像并不限于此。一年后，王名扬考入了武汉大学攻读法律本科，从此开启了他或心酸或辉煌的学术人生。
入学后不久，“卢沟桥事件”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展开，武汉面临失守沦陷。王名扬和当时许多爱国青年一样热血澎湃，正好这个时候国民党华北抗战部队在武汉招政治工作人员，王名扬报了名，随军来到了山西灵石一带，接受了国民党的政工干部培训。1938年培训结束后，王名扬离开山西，此时武汉大学已迁到大后方四川乐山，王名扬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母校继续学业。
1940年，王名扬大学毕业，随即考入（重庆）中央大学，师从当时的行政法权威，留美博士张汇文攻读行政学和行政法学硕士学位，1943年获得该学位，并顺利在武汉大学法律系执教，但王名扬的志气似乎也不局限于此。1946年，他又考取了国民党政府的最后一批公派留学生，从1948年赴法留学，到1958年回归故国，王名扬在法国整整待了十年。可以说，这十年改变了他的一生，成为日后历尽坎坷和学术腾飞的总源头。
法国是行政法的母国，法制史学界一般以法国国家参事院的成立作为行政法产生的标志。经过数年行政法博士课程的紧张学习，1955年，在巴黎大学导师埃赞曼的指导下，王名扬完成了其博士论文《公务员的民事责任》，并顺利通过了由众多法国行政法权威组成的答辩组的答辩。获得博士学位以后，王名扬再接再厉，又在法国东方语言大学学习了三年俄文和日文。
此时的王名扬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自己的祖国，可是由于当时中法尚未建交，听到的消息、看到的报纸多是来自中国台湾，王名扬对新中国充满了渴望。时机很快就来了，1956年新中国在法国举行国际博览会，王名扬主动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博展团团长李涿之的法语翻译。日后的回忆中，王名扬一直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值得引以为荣的事情。此后，为了进一步向外界宣传新中国，王名扬还担任了以在法华侨为主要读者群的《侨众》责编，不遗余力地向海外同胞展示新中国真实的面貌。在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向海外留学生发出了报效祖国的号召，王名扬积极响应这一号召。1958年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王名扬秘密从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取得护照，只身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在他的行李中，除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以外，其余全部都是厚重的书籍。
磨炼，浮沉春秋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人生往往会有太多的无奈。1958年王名扬回国后，正赶上“反右”和“教改”，经过“反右”的冲击，这时的政法界已经缺乏必要的兼容并包精神，排斥一切外国的东西，王名扬的处境可想而知。王名扬刚刚回国时，对国内的局势并不了解，加之其秉直的个性，所以回国后不久就被人揭发了数条“反动言论”，1960年11月21日，北京政法学院“国家与法”党支部列举了王名扬“极其反动”的几大“罪状”：一、回国后从未主动交代其国内外社会关系；二、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反抗、抵触；三、对各种运动抵触不满，对政治十分抵触；四，听资本主义国家广播，可能是美国之音，而且听时将门关上，有人找他也不开门；五、差不多每天吃过晚饭后出去，干什么不清楚，11点才回来；六、对工资待遇级别不满；七、对党的各项措施均不满意；八、暑假中有紧急翻译任务，领导叫他参加，他说暑假是他的，他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办。
事实表明，至少在1962年北京政法学院解散前，国内法学教育的政治色彩浓于学术成分，回国后的这段时间里，王名扬并没有多少研究学术的空间。所以王名扬到来不久即一腔委屈：“我现在感觉非常空虚，从前所学的东西，现在很多不能应用了。对于新东西的学习又才开始，程度实在太浅了，情绪上不免伴有青黄不接时期的苦闷。”也正由于如此，王名扬才不经意地给人留下了“反动”言论，如“自从胡风事件发生以后，海外许多知识分子引为警惕，像胡风这样与共产党有渊源而且‘左倾’的人尚有问题，其他人就不必说了”等等。
尽管王名扬是留法博士，学富五车，但基于种种原因，回国后，他被分配到了北京政法学院，但并没有能够走上法学教育的讲台，反而不得不接受了四年的“洗脑”，意识形态高于一切，洗不好脑的不能教法律。“由于王名扬留法十年，受万恶的资本主义毒害太深”，组织对他的结论是“脑子洗得不好，不能教法律”，随即，王名扬被调到了北京外贸学院（现对外经贸大学），成了一名法语教员。从此，法语课上多了一名讲课妙趣横生的外语老师，法学教研领域却少了一位杰出的科研人员。
“文革”中王名扬被定性为“里通外国”，理由是与法国友人通信。这项罪名让他失去了十几个春秋的人身自由，被视为“牛鬼蛇神”关入“牛棚”，多年辛辛苦苦写就的书稿在动乱中也被付之一炬。1969年，王名扬被下放至河南固始县和息县的“五七干校”，开始了十年的劳动改造生涯。
当我们向孙景岐老师问起这辛酸的十年时，孙老师讲，当时外经贸学院的许多老同志都去河南固始县“五七干校”了，她在1969年的时候曾去探望过王名扬。“五七干校”挂有“学校”的名，其实并没有校舍、老师，更不会开课程，他们在那里成天下地干活。因为家属到来，组织上将王名扬从集体宿舍搬出来，暂时给他们一间当街的门面房。那段时间，看着王名扬瘦弱单薄的身体在田间地头奔波，她不禁泪流满面。但当着王名扬，她依旧微笑着鼓励说：“再熬一段时间吧，国家不会让一个博士总担大粪的。”
出山，老骥伏枥
1958年王名扬回国被分配在北京政法学院，在填报“工作的可能范围”一栏时，王名扬填写道：“资产阶级行政法、法学理论、国际法，可以一面准备一面工作；资产阶级民法、刑法及宪法，略加准备即可工作；资产阶级商法，准备后即可工作。”学贯中西，公、私法贯通如斯者实属罕见。正如孙景岐老师所言，“国家是不会让一个博士一直担大粪的”，国家的确没有忘记王名扬的渊博学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法制建设百废待兴，62岁的王名扬再次焕发了勃勃的学术生命力。他参加了我国第一部行政法统编教材《行政法概要》的编写工作。由于当时国内对“行政行为”一章的编写认识尚浅，王名扬挺身而出承担了该章节的编写。
该书出版以后，中国政法大学热情邀请王名扬返校任教，当时的王名扬已经由一个年轻的学者变成了两鬓带霜的老先生，王名扬婉言谢绝了回去任教的请求。但当听到前来请王名扬“出山”的应松年教授问“愿不愿意带出新中国第一届行政法研究生”时，王名扬几乎不假思索地答应了，此时王名扬已经67岁了。孙老师回忆这段时间时说：“他这个人在学问上不放松，写书都是抓紧时间，没其他事情就坐那边写。那时他的精神状态十分好，每天早上起得很早，穿个单裤跑步锻炼，冬天也是这样。”
在接下来的12年中，王名扬文思泉涌，老骥伏枥，以让所有年轻学者汗颜的速度和不能望其项背的质量，迅速推出了《英国行政法》、《法国行政法》、《美国行政法》。这三部合计近200万字的巨著奠定了王名扬在中国行政法学界不可比拟的地位，其作品的知名度和引用率可以说明一切。有两位教授曾对此作过统计。一位是北京大学教授苏力，他在《从法学著述引证看中国法学》中说，仅仅在1998年至2002年间，王名扬的著作五年合计引证高达494次，这其中著作引证就达491次，在整个中国法学界排名第八位。“他引最多的教科书型著作”中，王名扬的《美国行政法》当之无愧地排在第一位，他引达到194篇；在“他引最多的教科书型著作”前20名的清单中，王名扬的《英国行政法》排在第12位，他引达到104篇。另一位是清华大学教授何海波，他通过自己近日来对王名扬教授在各法学核心刊物上的引用率的统计，证明了在我国行政法领域“王名扬时代”的存在和经久不衰。王名扬像“普罗米修斯”，将行政法治的许多概念（如越权原则、阳光政府、行政救济、正当法律程序、行政诉讼及听证等等）和精髓“盗”到中国，从而影响了我国的一代法学人。如果说人的自然生命通过子女来延续，当官的政治生命通过秘书来延续，那么，学者的学术生命则通过自己的学术著作或作品来延续。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名扬做到了。
在2005年2月，陈夏红访问王名扬时，王老表示，1985年他作为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研究生的导师时，苦于教学材料奇缺，产生了一个个人的学术计划，即打算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五部行政法学作品，即《英国行政法》、《法国行政法》、《美国行政法》、《比较行政法》和《中国行政法》。但是，时光流逝，“五部作品”的蓝图如今看来已不可能实现。1987年出版《英国行政法》的时候，他71岁；两年后，又出版《法国行政法》时，他73岁；等到1995年出版《美国行政法》时，他已经是快80岁的人了。原计划的第四本书《比较行政法》书稿已有四章，但令人痛心的是，王老已离我们远去了。
尾声，幽幽愿憾
据孙景岐老师介绍，王名扬在1997年不小心摔倒过一次，并引发了脑溢血，抢救过来以后，王名扬身体就一直不好。
每天早晨9点左右是王老精神最好的时间，我们正赶在这个时候，当时王老看上去虽瘦骨嶙峋，但面目红润，腰杆笔直。待我们两个多钟头的访谈接近尾声时，王老已经体力不支，身体微微向一侧倾斜了。我们心疼王老，将他扶到了床上。
临行之前，我再次环顾了这套曾产生了一颗学术之星的古朴寓所：简陋的两居室套间，水泥地面因经年累月的摩擦而发出白亮光泽，房间略显狭窄，摆着床、柜等必要家具，唯一能够证明这间房屋不平凡经历的是那个书橱，那也是王老一生最珍爱的财富。如今，书橱的门把手上已经积了一层薄薄的灰，我猜想，可能再也没有人去开启这扇学术之门了。■
编辑：孙薇薇
◎ 编者按：芮沐、江平、高铭暄、马克昌……这一长串新中国法律发展史上闪着熠熠光辉的名字，我们并不陌生。但对于他们或见证、或演绎的中国法学发展史上的点滴故事，你我可能并不熟知。2009年本栏目节录付梓的《中国法学家访谈录》，带您走近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中国法学家，关注他们的命运和经历，聆听他们对新中国法律和法学发展史的亲述——正如该书主编华东政法大学何勤华老师所言：“……以自己的学术良心为准则，无所顾忌地、客观公正地对现代中国这50余年法学发展的历史作一番系统的梳理，以为学界及其后人留下一点真实的学术积累。”
王名扬先生的主要著作为“行政法三部曲”，即《英国行政法》、《美国行政法》、《法国行政法》。三部巨著，累计近200万字，填补了中国外国行政法研究领域的空白，迅速开启了学术史上人人称道的“王名扬时代”。《英国行政法》其中介绍的“行政法原则”现在已经成为学界普遍共识。书中首次引进的“行政救济的独立原则”、“自然公正原则”、“赔偿制度”，以及对我国行政复议制度产生深远影响的“国内行政裁判所制度”，对我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行政立法工作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