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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陕甘边根据地是以庆阳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其创建和发展的革命斗争遗迹遍布庆阳许多地区。陕甘边根据地是庆阳地区重要的文化资源，对庆阳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意义。
关键词：陕甘边根据地；中国革命；庆阳；文化资源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2-137-03
一、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
陕甘边根据地，又称陕甘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运用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成功在陕甘两省交界处创建的以庆阳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先后组织了由刘志丹、谢子长等人领导的清涧、渭华、旬邑等十几次武装起义，但结果相继失败。此后，刘志丹认识到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根据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刘志丹选择了陕甘交界处的南梁作为根据地。1930年10月，刘志丹领导了“太白收枪”，建立了革命武装，经过一年的努力，建立了南梁游击队。[1] 1932年1月，按照当时中共陕西省委的要求，南梁游击队被整顿改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2月，在庆阳正宁县三嘉塬，部队正式改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副总指挥刘志丹。[2] 3月22日，陕甘游击队在正宁县寺村塬召开方圆几十个村的群众大会，处决当地土豪恶霸，并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或寺村塬革命委员会）。[3] 7月，由于“左倾”主义的错误决定，游击队接连失利，被迫撤离寺村塬。
之后，陕甘游击队分成3支活动于合水、耀县、三原地区，至12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2团。1933年3、4月间，红2团在战斗中连连取胜，群众斗争蓬勃发展，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游击队红军总指挥部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先后建立。但是，由于26军主要负责人杜衡的错误路线，强令红2团南下渭华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结果几乎全军覆没。同年11月3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和陕甘边游击队红军总指挥部，在庆阳合水县包家寨子召开了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恢复红26军和建立三路游击区，并决定在桥山山脉中段的大梁山南麓庆阳华池县东北的小山庄——南梁堡重新建立陕甘边工农政权和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会议后不到1年时间，红26军取得了不断的辉煌胜利，在南梁地区初步站稳了脚跟，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后习仲勋等人也来到南梁地区积极开展党、政、军工作，革命根据地日益发展和壮大。[4]
经过一系列的斗争和准备，1934年11月7日在南梁地区的梨园堡隆重成立陕甘苏维埃政权。并召开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委员会和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苏维埃政府委员会主席由习仲勋，军事委员会主席由刘志丹担任。陕甘边根据地在取得两次反围剿的胜利后，根据地范围“东到临镇，南到淳化、耀县，西到庆阳、环县，北到定边、靖边，面积达3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近80万，下辖南区、东区和中心区三个行政单位。中心区包括华池、赤安、庆北、合水、安定、安塞等县；南区辖正宁、宁县、旬邑、淳耀、三原等县；东区辖甘洛、中宜、富西等县”。[5] 1935年2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安定县周家硷附近的小村子召开联席会议，统一了陕甘边、陕北两个特委，两个根据地和两支红军的领导。在第二次反“围剿”期间，红军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定边、保安等县城，使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基本形成西北根据地。1935年5月，陕甘边苏维埃政府迁至洛河川一带。10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改为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在此基础上，1937年9月6日正式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
陕甘边是土地革命时期西北地区一块重要的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块重要根据地。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统一的西北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红色区域。正是这块唯一坚持下来的革命根据地，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提供了坚实的立足之地，从而使长征中的红军和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并以西北革命根据地为基础，建立了陕甘宁边区，成为抗日战争的出发地和解放大西北的战略基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陕甘边根据地是庆阳重要的文化资源
在当前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过程中，挖掘整合、有效开发利用文化资源已经成为各地的重中之重。文化资源，一般是指具有文化特征和人类进步活动痕迹的，具有人文和传统价值的一类资源，包括历史遗迹、民俗文化、地域文化、乡土风情、文学历史、民族音乐、宗教文化、资源风光等等。[6] 文化资源表现为各种类型，如结合文化资源的定义可以有历史文化资源、民俗文化资源、地域文化资源、民族文化资源、宗教文化资源等。
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共产党为了寻求中国社会的进步，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一场新民主主义革命，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迹。今天，这些都已经成为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人们通常把这些文化资源称为革命文化资源或红色文化资源。近年，红色文化资源在各地大力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陕甘边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陕甘边根据地作为重要的革命历史遗迹，毫无疑问是当前红色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文化资源。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位于陕西、甘肃两省交界处，辖地包括陕甘两省的很多地区，对两省的这些地区来说，都是重要的文化资源。但是相对而言，甘肃庆阳的陕甘边根据地文化资源更为突出重要。
一方面，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以庆阳南梁地区为活动中心。如前文所述，陕甘根据地的开创便是以南梁游击队为肇始，拉开了陕甘边根据地革命的大幕，经过百折不挠的斗争，最终还是在南梁建立了比较巩固的工农政权和革命根据地。南梁地区在陕甘边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从革命至今，南梁一直是甘肃华池县辖地，即南梁是华池的南梁，是今庆阳市所属的南梁。另一方面，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的寺村塬、照金和南梁为活动中心的三个阶段中，两个重要阶段都在甘肃庆阳。因为其中的寺村塬隶属于甘肃省正宁县，今亦为庆阳市辖县。寺村塬时期是建立陕甘边根据地的准备阶段，照金时期属于正式建立阶段，南梁时期则为发展和巩固阶段。[7]另外，还有太白收枪、三嘉塬改编、包家寨子会议以及阎家洼子会议等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件都发生于现在庆阳地区所辖范围之内，这些地点都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历史遗迹。庆阳地区拥有丰富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文化资源。
庆阳历史悠久，一代又一代勤劳朴实的庆阳人在这里创造了五彩斑斓的庆阳文化。在丰富众多的庆阳文化资源中，综合文化资源的文化价值和资源效用要素，庆阳主要有三大文化资源，即先周历史文化、陕甘边及陕甘宁边区革命文化、陇东民俗文化。这三大文化是庆阳古代、近现代和现当代文化资源的典型代表，它们对于当前庆阳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都极为重要。其中，陕甘边及陕甘宁边区革命文化包括土地革命时期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两个主要组成部分。陕甘宁边区的中心及其主要历史遗迹在陕西的陕北，陕甘边根据地中心及其许多历史遗迹则在甘肃庆阳，相比较陕甘宁边区革命文化，陕甘边根据地文化的庆阳蕴涵更为充足。因此，在挖掘整合红色文化资源过程中，庆阳更应该突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党的十七大吹响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嘹亮号角。当前，各地都在开发利用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资源。对于甘肃庆阳来说，陕甘边根据地就是其极为重要的文化资源，必须充分认识这一优质红色文化资源的重要性。
三、陕甘边根据地文化资源对庆阳的重要意义
陕甘边根据地革命文化是庆阳重要的文化资源，关键在于这一文化资源对庆阳的重要意义。这一文化资源，当前主要有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的意义。
（一）政治意义
陕甘边根据地文化资源的政治意义主要在于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灵魂工程，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过程中，必须紧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热爱祖国和艰苦奋斗为荣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属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这些在陕甘边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革命斗争中都体现得淋漓尽致，挖掘整合庆阳陕甘边根据地等文化资源，便是在编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教育的活教材。
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艰难历程中，形成了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主的领导集体。他们百折不挠、不懈斗争、不畏强敌、不怕牺牲、藐视困难、艰苦奋斗，有着钢铁一般的意志。他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陕甘边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紧紧依靠群众，坚决同“左”倾错误路线做斗争，在远离中共中央及至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立足实际，独立解决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重大问题，制定和实施适合陕甘边区实际的正确方针和政策，使陕甘边区的革命斗争取得了胜利。
今天，庆阳人民所具有的勇于牺牲、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正是继承和发扬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期及其以后的战争年代革命前辈用鲜血和汗水铸就的宝贵精神。这种精神是庆阳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战胜困难、开拓进取的不竭源泉。
通过展示陕甘边根据地文化资源，使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重温庆阳的光辉历史，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和英雄事迹，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二）经济意义
陕甘边根据地文化资源的经济意义在于通过对其的开发利用，推动庆阳红色旅游为主的文化产业，促进地域社会经济发展。2004年，国家启动“红色旅游”工程，要求各地研究制定本地区“红色旅游”工作方案，并将其纳入当地政府工作计划，加快“红色旅游”产品体系建设。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作为庆阳重要的文化资源，在国家“红色旅游”工程和文化产业方针政策指引下，必须加快该项旅游产品以及其它文化产品建设。开发利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文化资源，既是政治创新、文化创新，也是经济创新，是庆阳地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庆阳老区一项无污染、可持续发展的扶贫工程和富民工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社会效益同经济效益相结合，实现精神文化财富向经济财富转化，推动老区人民脱贫致富的一条切实可行的良性循环之路。
随着我国近年GDP不断提升，国民可支配收入大大增加，各地旅游业呈日益旺盛的势头。人们需要越来越多的旅游产品，加之国家对“红色旅游”的大力倡导，开发利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文化资源发展庆阳红色旅游产业，一定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和经济意义。一方面，在开发利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红色文化资源过程中，实施陕甘边“红色旅游”景区建设，必然会进一步加快地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拓宽旅游业的发展空间，这就大大推动庆阳整个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尤其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位于庆阳边远山区，可以将“红色旅游”与生态旅游、地域风情旅游相结合，充分发挥庆阳旅游整体优势，以“红色旅游”吸引人，以生态、风情旅游留住人，形成“三色”(红色—革命遗址；绿色—生态环境；黄色—地域风情)有机结合的庆阳旅游品牌，做大庆阳旅游产业。另一方面，通过发展陕甘边根据地“红色旅游”，必然还会带动当地商业、饮食业、服务业、传统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从而带动当地人民群众脱贫致富，实现地域社会经济良性发展。
当然，除了发展庆阳“红色旅游”产业外，还可以借鉴江西省举办“中国红歌会”等成功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文化资源进行开发利用。总之，庆阳开发利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文化资源的政治、经济意义极其巨大，对于这一重要文化资源，必须进行充分地开发和利用。
参考文献：
[1]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7.
[2]张宏志.西北革命根据地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96—97.
[3]李顺民，赵阿利编著.陕甘宁边区行政区划变迁[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3.
[4][7]苗建寅.关于陕甘根据地建立和发展的几个问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268；259-267.
[5]房成祥，黄兆安主编.陕甘宁边区革命史[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10.
[6]申维辰.评价文化：文化资源评估与文化产业评价研究[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5.
关键词：陕甘边根据地；中国革命；庆阳；文化资源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2-137-03
一、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
陕甘边根据地，又称陕甘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运用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成功在陕甘两省交界处创建的以庆阳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先后组织了由刘志丹、谢子长等人领导的清涧、渭华、旬邑等十几次武装起义，但结果相继失败。此后，刘志丹认识到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根据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刘志丹选择了陕甘交界处的南梁作为根据地。1930年10月，刘志丹领导了“太白收枪”，建立了革命武装，经过一年的努力，建立了南梁游击队。[1] 1932年1月，按照当时中共陕西省委的要求，南梁游击队被整顿改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2月，在庆阳正宁县三嘉塬，部队正式改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副总指挥刘志丹。[2] 3月22日，陕甘游击队在正宁县寺村塬召开方圆几十个村的群众大会，处决当地土豪恶霸，并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或寺村塬革命委员会）。[3] 7月，由于“左倾”主义的错误决定，游击队接连失利，被迫撤离寺村塬。
之后，陕甘游击队分成3支活动于合水、耀县、三原地区，至12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2团。1933年3、4月间，红2团在战斗中连连取胜，群众斗争蓬勃发展，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游击队红军总指挥部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先后建立。但是，由于26军主要负责人杜衡的错误路线，强令红2团南下渭华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结果几乎全军覆没。同年11月3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和陕甘边游击队红军总指挥部，在庆阳合水县包家寨子召开了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恢复红26军和建立三路游击区，并决定在桥山山脉中段的大梁山南麓庆阳华池县东北的小山庄——南梁堡重新建立陕甘边工农政权和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会议后不到1年时间，红26军取得了不断的辉煌胜利，在南梁地区初步站稳了脚跟，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后习仲勋等人也来到南梁地区积极开展党、政、军工作，革命根据地日益发展和壮大。[4]
经过一系列的斗争和准备，1934年11月7日在南梁地区的梨园堡隆重成立陕甘苏维埃政权。并召开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委员会和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苏维埃政府委员会主席由习仲勋，军事委员会主席由刘志丹担任。陕甘边根据地在取得两次反围剿的胜利后，根据地范围“东到临镇，南到淳化、耀县，西到庆阳、环县，北到定边、靖边，面积达3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近80万，下辖南区、东区和中心区三个行政单位。中心区包括华池、赤安、庆北、合水、安定、安塞等县；南区辖正宁、宁县、旬邑、淳耀、三原等县；东区辖甘洛、中宜、富西等县”。[5] 1935年2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安定县周家硷附近的小村子召开联席会议，统一了陕甘边、陕北两个特委，两个根据地和两支红军的领导。在第二次反“围剿”期间，红军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定边、保安等县城，使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基本形成西北根据地。1935年5月，陕甘边苏维埃政府迁至洛河川一带。10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改为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在此基础上，1937年9月6日正式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
陕甘边是土地革命时期西北地区一块重要的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块重要根据地。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统一的西北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红色区域。正是这块唯一坚持下来的革命根据地，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提供了坚实的立足之地，从而使长征中的红军和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并以西北革命根据地为基础，建立了陕甘宁边区，成为抗日战争的出发地和解放大西北的战略基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陕甘边根据地是庆阳重要的文化资源
在当前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过程中，挖掘整合、有效开发利用文化资源已经成为各地的重中之重。文化资源，一般是指具有文化特征和人类进步活动痕迹的，具有人文和传统价值的一类资源，包括历史遗迹、民俗文化、地域文化、乡土风情、文学历史、民族音乐、宗教文化、资源风光等等。[6] 文化资源表现为各种类型，如结合文化资源的定义可以有历史文化资源、民俗文化资源、地域文化资源、民族文化资源、宗教文化资源等。
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共产党为了寻求中国社会的进步，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一场新民主主义革命，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迹。今天，这些都已经成为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人们通常把这些文化资源称为革命文化资源或红色文化资源。近年，红色文化资源在各地大力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陕甘边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陕甘边根据地作为重要的革命历史遗迹，毫无疑问是当前红色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文化资源。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位于陕西、甘肃两省交界处，辖地包括陕甘两省的很多地区，对两省的这些地区来说，都是重要的文化资源。但是相对而言，甘肃庆阳的陕甘边根据地文化资源更为突出重要。
一方面，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以庆阳南梁地区为活动中心。如前文所述，陕甘根据地的开创便是以南梁游击队为肇始，拉开了陕甘边根据地革命的大幕，经过百折不挠的斗争，最终还是在南梁建立了比较巩固的工农政权和革命根据地。南梁地区在陕甘边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从革命至今，南梁一直是甘肃华池县辖地，即南梁是华池的南梁，是今庆阳市所属的南梁。另一方面，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的寺村塬、照金和南梁为活动中心的三个阶段中，两个重要阶段都在甘肃庆阳。因为其中的寺村塬隶属于甘肃省正宁县，今亦为庆阳市辖县。寺村塬时期是建立陕甘边根据地的准备阶段，照金时期属于正式建立阶段，南梁时期则为发展和巩固阶段。[7]另外，还有太白收枪、三嘉塬改编、包家寨子会议以及阎家洼子会议等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件都发生于现在庆阳地区所辖范围之内，这些地点都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历史遗迹。庆阳地区拥有丰富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文化资源。
庆阳历史悠久，一代又一代勤劳朴实的庆阳人在这里创造了五彩斑斓的庆阳文化。在丰富众多的庆阳文化资源中，综合文化资源的文化价值和资源效用要素，庆阳主要有三大文化资源，即先周历史文化、陕甘边及陕甘宁边区革命文化、陇东民俗文化。这三大文化是庆阳古代、近现代和现当代文化资源的典型代表，它们对于当前庆阳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都极为重要。其中，陕甘边及陕甘宁边区革命文化包括土地革命时期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两个主要组成部分。陕甘宁边区的中心及其主要历史遗迹在陕西的陕北，陕甘边根据地中心及其许多历史遗迹则在甘肃庆阳，相比较陕甘宁边区革命文化，陕甘边根据地文化的庆阳蕴涵更为充足。因此，在挖掘整合红色文化资源过程中，庆阳更应该突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党的十七大吹响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嘹亮号角。当前，各地都在开发利用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资源。对于甘肃庆阳来说，陕甘边根据地就是其极为重要的文化资源，必须充分认识这一优质红色文化资源的重要性。
三、陕甘边根据地文化资源对庆阳的重要意义
陕甘边根据地革命文化是庆阳重要的文化资源，关键在于这一文化资源对庆阳的重要意义。这一文化资源，当前主要有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的意义。
（一）政治意义
陕甘边根据地文化资源的政治意义主要在于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灵魂工程，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过程中，必须紧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热爱祖国和艰苦奋斗为荣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属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这些在陕甘边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革命斗争中都体现得淋漓尽致，挖掘整合庆阳陕甘边根据地等文化资源，便是在编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教育的活教材。
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艰难历程中，形成了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主的领导集体。他们百折不挠、不懈斗争、不畏强敌、不怕牺牲、藐视困难、艰苦奋斗，有着钢铁一般的意志。他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陕甘边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紧紧依靠群众，坚决同“左”倾错误路线做斗争，在远离中共中央及至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立足实际，独立解决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重大问题，制定和实施适合陕甘边区实际的正确方针和政策，使陕甘边区的革命斗争取得了胜利。
今天，庆阳人民所具有的勇于牺牲、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正是继承和发扬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期及其以后的战争年代革命前辈用鲜血和汗水铸就的宝贵精神。这种精神是庆阳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战胜困难、开拓进取的不竭源泉。
通过展示陕甘边根据地文化资源，使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重温庆阳的光辉历史，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和英雄事迹，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二）经济意义
陕甘边根据地文化资源的经济意义在于通过对其的开发利用，推动庆阳红色旅游为主的文化产业，促进地域社会经济发展。2004年，国家启动“红色旅游”工程，要求各地研究制定本地区“红色旅游”工作方案，并将其纳入当地政府工作计划，加快“红色旅游”产品体系建设。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作为庆阳重要的文化资源，在国家“红色旅游”工程和文化产业方针政策指引下，必须加快该项旅游产品以及其它文化产品建设。开发利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文化资源，既是政治创新、文化创新，也是经济创新，是庆阳地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庆阳老区一项无污染、可持续发展的扶贫工程和富民工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社会效益同经济效益相结合，实现精神文化财富向经济财富转化，推动老区人民脱贫致富的一条切实可行的良性循环之路。
随着我国近年GDP不断提升，国民可支配收入大大增加，各地旅游业呈日益旺盛的势头。人们需要越来越多的旅游产品，加之国家对“红色旅游”的大力倡导，开发利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文化资源发展庆阳红色旅游产业，一定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和经济意义。一方面，在开发利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红色文化资源过程中，实施陕甘边“红色旅游”景区建设，必然会进一步加快地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拓宽旅游业的发展空间，这就大大推动庆阳整个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尤其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位于庆阳边远山区，可以将“红色旅游”与生态旅游、地域风情旅游相结合，充分发挥庆阳旅游整体优势，以“红色旅游”吸引人，以生态、风情旅游留住人，形成“三色”(红色—革命遗址；绿色—生态环境；黄色—地域风情)有机结合的庆阳旅游品牌，做大庆阳旅游产业。另一方面，通过发展陕甘边根据地“红色旅游”，必然还会带动当地商业、饮食业、服务业、传统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从而带动当地人民群众脱贫致富，实现地域社会经济良性发展。
当然，除了发展庆阳“红色旅游”产业外，还可以借鉴江西省举办“中国红歌会”等成功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文化资源进行开发利用。总之，庆阳开发利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文化资源的政治、经济意义极其巨大，对于这一重要文化资源，必须进行充分地开发和利用。
参考文献：
[1]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7.
[2]张宏志.西北革命根据地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96—97.
[3]李顺民，赵阿利编著.陕甘宁边区行政区划变迁[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3.
[4][7]苗建寅.关于陕甘根据地建立和发展的几个问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268；259-267.
[5]房成祥，黄兆安主编.陕甘宁边区革命史[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10.
[6]申维辰.评价文化：文化资源评估与文化产业评价研究[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