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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勃生平
王勃（约650年-约676年），字子安，汉族，唐代诗人。古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出身儒学世家，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并称为“初唐四杰”，王勃为四杰之首。王勃自幼聪敏好学，据《旧唐书》记载，他六岁即能写文章，文笔流畅，被赞为“神童”。九岁时，读颜师古注《汉书》，作《指瑕》十卷以纠正其错。十六岁时，应幽素科试及第，授职朝散郎。因作《斗鸡檄》被赶出沛王府。之后，王勃历时三年游览巴蜀山川景物，创作了大量诗文。返回长安后，求补得虢州参军。在参军任上，因私杀官奴二次被贬。上元三年（676年）八月，自交趾探望父亲返回时，不幸渡海溺水，惊悸而死。王勃在诗歌体裁上擅长五律和五绝，代表作品有《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主要文学成就是骈文，无论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是上乘之作，代表作品有《滕王阁序》等。
每个人在生命的某个阶段，可能都会向往远方的呼唤，饱满的生命力渴望向外奔突，去寻找一条河道，明确一个流向。公元1896年，12岁的蒋梦麟在父亲的陪同下，从杭州湾畔的蒋村动身，在余姚县府衙门前的小码头下船，彼时星光还没有隐没，秋露打湿了他们的布鞋和裤管。1200多年前，同样12岁的王勃从绛州龙门出发，因年代久远，史传中也没有留下细节，我们只能玄想，他也许像李贺或者陆游那样骑着驴。当两个人在青涩年岁开始自己生命跋涉的时候，他们的耳畔会不会响起汪国真的诗：“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因为时代不同，蒋梦麟人生之河流向更远的远方，从蒋村到绍兴、到日本，再到大洋彼岸的美国。而王勃，以及那个时代所有的文人，他们心心念念的地方，就只有长安，也只能是长安。无论是李白的“长安不见使人愁”，还是韦庄的“几时携手入长安”，“长安”已不仅仅是个地理名词，更是东方文化的圣地，成了无数人在生活浪涛里漂泊的压舱石。多少异邦客，从海陆来，经风踏浪;从陆路来，翻山越岭。当长安城巍峨的建筑、雄浑的布局呈现在眼前时，他们一定激动得热泪盈眶。比起这些人，王勃从绛州到长安，实在算不上路远，五六百里地，不必星夜兼程。年轻的李唐帝国，对内确立科举，对外开疆拓土。读书人通过考试选拔进入仕途，参与和掌管各级政权，在现实秩序中，打破门阀的垄断。他们再也不必像几百年前的左思那样无奈地慨叹：“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就在王勃来长安期间，他的同乡薛仁贵“三箭定天山”，立下赫赫功名。
在这个“独上高楼”却不必“望断天涯路”的时代，王勃此行有很明确的目的，那就是拜名医曹元为师，钻研《黄帝素问》《周易章句》《难经》等，探求“三才六甲之事，明堂玉匮之数”。这些书光听听名字就知道学起来很难，15个月后，他竟然“尽得其要”。临别之际，曹元说了这样一句话：“无猖狂以自彰，当阴沉以自深也。”借此提醒王勃，做人不要得意忘形，做事应当不露声色。然而遗憾的是，从其后的发展看，王勃并未领悟到老师的用心。
这实在也怨不得王勃，他6岁就能写文章，比7岁咏鹅的骆宾王还要早慧;9岁，在读了颜师古的《汉书注》后，自己又针对注解错误之处撰写了10卷《指瑕》。要知道颜师古可不是一般人，他被太宗皇帝任命为秘书少监，专管校定古书的工作，每遇疑惑不解的奇文难字，他都能一一辨析，并说明其本源。他所训校的《五经》，是天下学子学习儒经的依据;而《汉书注》更是他奉当时太子李承乾之命耗尽心力完成的，深为学者所重。一个9岁的小孩，敢于对这样的权威叫板，勇气之外，更能使人感受到他露才扬己的迫切。你让这样一位天才少年，在这样一个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时代，不随流俗，超越名缰利锁的束缚，持守一颗平常心，实在是太难为他了。
低调不是王勃行事的风格。他的祖父王通是一代大儒，生逢隋末乱世，弃官返乡后，潜心研究“六经”，以恢复王道为己任，以周公、孔子的后继者自居。虽然去世时，孙儿还未出生，但作为儒学世家的子弟，王勃自幼所受庭训，断乎少不了“修齐治平”的思想。在儒学价值信条的影响下，相信他的脑海中，也一定浮现过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牧的“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这些美好的愿景。
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生命的流向其实早就已经明确。学医，也许是因为古人曾经说过：“为人儿女者，不知医为不孝。”王勃在《滕王阁序》中讲自己“舍簪笏于百龄，奉晨昏于万里”，可见，他确实是个孝顺儿子。当然，学医只是备不时之需，而博取功名才是生命的主流。
没过多久，右相刘祥道巡视关内，14岁的王勃抓住这个机会，赶紧上书，全文2700多字，用典繁多，就算有注释，我们读起来也是满满的违和感。好在刘祥道要比我们见多识广，他没有从对方的字里行间看到一丝一毫吹嘘请托的俗套，反而感受到一位天才少年满腔“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赤诚。于是，他在大赞“此神童也”之后，立马上表推荐。
李贺年轻时，也曾带着自己呕心沥血写的诗歌去拜见文宗韩愈，恰好韩愈刚送走一位客人，满身疲惫，准备休息。家人把李诗呈上，韩愈边解腰带边看，一眼瞅见《雁门太守行》，等读到“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时，睡意顿消，停解腰带，命人速速将李贺迎进门。只可惜，当时韩愈只是个国子博士，官微言轻，无力举荐李贺，能迎他进门，“相与细论文”就已经很不错了。相比之下王勃自然幸运得多，遇到伯乐，写一封推荐信，就被任命为朝散郎，虽说只是个从七品的文官，但要知道他那时毕竟才14岁啊！
这个14岁的少年，可以骄傲地唱：“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莺声初啼，便名声在外。这一下子便激发了王勃的创作热情，他趁势写了一系列歌功颂德的作品。1200多年后，生活在东德的诗人、剧作家、名导演布莱希特没有意识到自己在“黑暗时代”的责任，毫无原则地为权势者大唱赞歌;而王勃的歌唱却是发自真心的。赤诚加上热情，他很快就被唐高宗的儿子沛王李贤召为侍读兼修撰。
沛王李贤聪敏好学，深受高宗喜爱，在他身边聚集了一大批学养厚重的人物，王勃来到这里，可谓如鱼得水。他受命撰写《平台秘略》，供皇室阅览。书成后很得沛王器重，赐帛50匹。此时的王勃，我们从《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这些诗句中，也能感受到他风发的意气。 正当王勃任职王府时，斗鸡游戏风靡于王公贵族之中。“诸王斗鸡，互有胜负”，他便假托沛王的鸡传檄文，声讨英王的鸡：“两雄不堪并立，一啄何敢自妄？养成于栖息之时，发愤在呼号之际。”这使得9岁的沛王大快其意，而8岁的英王估计怀怨在心，向父皇打了小报告。高宗大怒，认为：“二王斗鸡，王勃身为博士，不行谏诤，反作檄文，有意虚构，夸大事态，导致诸王之间产生矛盾。”王勃只为助兴添趣，炫耀才情，完全没有顾及两王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他没有意识到高高在上的皇族，在斗鸡时，可以允许你为他们呐喊，但绝不会允许你对他们进行调侃。在碰触了政治雷区之后，王勃因这篇游戏之作，被逐出王府，成为权斗的牺牲品。
生命之流发生转向，从云端跌落人间，王勃开始直面惨淡的人生，叹息自己“坎坷于唐尧之期，憔悴于圣明之代”。他当时也才19岁，跟他同一时代的陈子昂18岁才痛改赌博的恶习，开始读书，起步不知晚了多少。王勃生命的进程总让人感觉背后有一双看不见的大手在不停地按着快进键。
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王勃出名倒是够早，但还没深尝痛快的滋味，就已经被挫败感所笼罩。在告别长安之后，他远游江汉，走上漂泊的人生旅途。生命的视野不再局限于宫廷，而是转向生活，转向山川。从庙堂走向江湖，从公域退向私域，王勃获得了某种解放，从歌功颂德的吟唱，转向有志难伸的悲凉，他开始用柔弱的心灵，承担悲伤。在梓州，在剑州，在益州，在绵州，他目睹了盛世的另一面，接触到匹夫匹妇的疾苦，感受到人情的冷暖。
也许，上天觉得仅仅是漂泊与挫败还不足以成就王勃精神的海拔，于是，几年后，又让他陷入一场杀身大祸之中。在结束了漂泊之后，王勃前往虢州当了一个参军，那里多产药草，可以勾起他对多年前学医的回忆，利用余暇，研究研究中药，倒也是件有趣味有意义的事。然而，就在这时，祸从天降。有个叫曹达的官奴犯了罪，王勃把他藏匿起来，之后又担心走漏风声，竟杀掉曹达，谁知事发，自己被判死罪。用《神探狄仁杰》中元芳的话来说，“此事必有蹊跷”。我无心为诗人翻案，只不过杀了人的王勃，倒让我想起高行健在《一个人的圣经》中所塑造的那个内心极度脆弱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形象。刘再复讲这个知识分子：“遇到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最强大的革命风暴。每个人都处于恐惧之中，互相难以了解。没有人可信赖，也没有人来援手，个个像即将沉没的小船，只能自己照顾自己可怜渺小的生命，苟活于当下。苟活，往往是生命个体的本能要求，并非自私。”作为一个顺风顺水、听惯美言的才子，王勃在被逐出沛王府之后，内心一定深怀着对权力的恐惧。因一念之善，让自己救人不成反遇险，又无力改变。也许曹达曾威胁过王勃，双方都是出于苟活的需要，最终王勃在情急之下，做出傻事。李白曾自诩“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这只是他故作的豪言，不然在《唐律》：“诸斗殴杀人者，绞;以刃及故杀人者，斩;虽因斗，而用兵刃杀者，与故杀同。”这样的律令面前，又岂容他逍遥法外。
王勃真的是罪责难逃，但幸好赶上朝廷大赦而免刑，只是被革除公职。他非但没有振兴家族，断送了自己的前程不说，还牵连父亲被贬谪为交趾令。这让他深陷于内疚与自责之中，“今大人上延国谴，远宰边邑。出三江而浮五湖，越东瓯而渡南海。嗟乎！此勃之罪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矣”。此后，王勃只能避居家乡，在写给朋友的序文中，自言人在穷途，无立锥之地。过了一年多，他才从低谷走出，千里迢迢前往交趾探望父亲，结果由广州渡海，途中遇险溺水，葬身于茫茫大海的浪涛里，不过26岁。
民间对才子的纪念，通常是编故事，以慰藉泉下的英灵。据《唐摭言》（记述了大量唐代诗人文士的遗闻佚事）里记载：“王勃著《滕王阁序》，时年十四。都督阎公不之信。勃虽在座，而阎公意属子婿孟学士者为之，已宿构矣。及从纸笔巡让宾客，勃不辞让。公大怒，拂衣而去，专会人伺其下笔。第一报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亦是老生常谈。’又报曰：‘星公翼轸，地接衡庐。’公闻之，沈吟不言。又云：‘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公矍然而起曰：‘此真天才，当垂不朽矣！’遂亟请宴所，极欢而罢。”
无论是当朝右相刘祥道“此神童也”的盛赞，还是洪州都督阎伯屿“此天才也”的称誉，都没有改变王勃的命运。即使明确了生命的流向，人生路上的荆棘也不会如汪国真诗里所说的那样“变成杜鹃”，倒是身后总会有寒风冷雨的侵袭。王小波在《黄金时代》里说：“人活在世上，就是为了忍受摧残。”不独王勃是这样，卢照邻仕途失意再加上病痛折磨，最后投颍水而死;骆宾王跟随徐敬业讨伐武则天，兵败后，不知所终;杨炯的命数也好不到哪里去。在初唐这个相对圣明的时代，“四杰”到底还是“一生襟袍未曾开”！
王勃（约650年-约676年），字子安，汉族，唐代诗人。古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出身儒学世家，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并称为“初唐四杰”，王勃为四杰之首。王勃自幼聪敏好学，据《旧唐书》记载，他六岁即能写文章，文笔流畅，被赞为“神童”。九岁时，读颜师古注《汉书》，作《指瑕》十卷以纠正其错。十六岁时，应幽素科试及第，授职朝散郎。因作《斗鸡檄》被赶出沛王府。之后，王勃历时三年游览巴蜀山川景物，创作了大量诗文。返回长安后，求补得虢州参军。在参军任上，因私杀官奴二次被贬。上元三年（676年）八月，自交趾探望父亲返回时，不幸渡海溺水，惊悸而死。王勃在诗歌体裁上擅长五律和五绝，代表作品有《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主要文学成就是骈文，无论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是上乘之作，代表作品有《滕王阁序》等。
每个人在生命的某个阶段，可能都会向往远方的呼唤，饱满的生命力渴望向外奔突，去寻找一条河道，明确一个流向。公元1896年，12岁的蒋梦麟在父亲的陪同下，从杭州湾畔的蒋村动身，在余姚县府衙门前的小码头下船，彼时星光还没有隐没，秋露打湿了他们的布鞋和裤管。1200多年前，同样12岁的王勃从绛州龙门出发，因年代久远，史传中也没有留下细节，我们只能玄想，他也许像李贺或者陆游那样骑着驴。当两个人在青涩年岁开始自己生命跋涉的时候，他们的耳畔会不会响起汪国真的诗：“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因为时代不同，蒋梦麟人生之河流向更远的远方，从蒋村到绍兴、到日本，再到大洋彼岸的美国。而王勃，以及那个时代所有的文人，他们心心念念的地方，就只有长安，也只能是长安。无论是李白的“长安不见使人愁”，还是韦庄的“几时携手入长安”，“长安”已不仅仅是个地理名词，更是东方文化的圣地，成了无数人在生活浪涛里漂泊的压舱石。多少异邦客，从海陆来，经风踏浪;从陆路来，翻山越岭。当长安城巍峨的建筑、雄浑的布局呈现在眼前时，他们一定激动得热泪盈眶。比起这些人，王勃从绛州到长安，实在算不上路远，五六百里地，不必星夜兼程。年轻的李唐帝国，对内确立科举，对外开疆拓土。读书人通过考试选拔进入仕途，参与和掌管各级政权，在现实秩序中，打破门阀的垄断。他们再也不必像几百年前的左思那样无奈地慨叹：“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就在王勃来长安期间，他的同乡薛仁贵“三箭定天山”，立下赫赫功名。
在这个“独上高楼”却不必“望断天涯路”的时代，王勃此行有很明确的目的，那就是拜名医曹元为师，钻研《黄帝素问》《周易章句》《难经》等，探求“三才六甲之事，明堂玉匮之数”。这些书光听听名字就知道学起来很难，15个月后，他竟然“尽得其要”。临别之际，曹元说了这样一句话：“无猖狂以自彰，当阴沉以自深也。”借此提醒王勃，做人不要得意忘形，做事应当不露声色。然而遗憾的是，从其后的发展看，王勃并未领悟到老师的用心。
这实在也怨不得王勃，他6岁就能写文章，比7岁咏鹅的骆宾王还要早慧;9岁，在读了颜师古的《汉书注》后，自己又针对注解错误之处撰写了10卷《指瑕》。要知道颜师古可不是一般人，他被太宗皇帝任命为秘书少监，专管校定古书的工作，每遇疑惑不解的奇文难字，他都能一一辨析，并说明其本源。他所训校的《五经》，是天下学子学习儒经的依据;而《汉书注》更是他奉当时太子李承乾之命耗尽心力完成的，深为学者所重。一个9岁的小孩，敢于对这样的权威叫板，勇气之外，更能使人感受到他露才扬己的迫切。你让这样一位天才少年，在这样一个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时代，不随流俗，超越名缰利锁的束缚，持守一颗平常心，实在是太难为他了。
低调不是王勃行事的风格。他的祖父王通是一代大儒，生逢隋末乱世，弃官返乡后，潜心研究“六经”，以恢复王道为己任，以周公、孔子的后继者自居。虽然去世时，孙儿还未出生，但作为儒学世家的子弟，王勃自幼所受庭训，断乎少不了“修齐治平”的思想。在儒学价值信条的影响下，相信他的脑海中，也一定浮现过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牧的“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这些美好的愿景。
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生命的流向其实早就已经明确。学医，也许是因为古人曾经说过：“为人儿女者，不知医为不孝。”王勃在《滕王阁序》中讲自己“舍簪笏于百龄，奉晨昏于万里”，可见，他确实是个孝顺儿子。当然，学医只是备不时之需，而博取功名才是生命的主流。
没过多久，右相刘祥道巡视关内，14岁的王勃抓住这个机会，赶紧上书，全文2700多字，用典繁多，就算有注释，我们读起来也是满满的违和感。好在刘祥道要比我们见多识广，他没有从对方的字里行间看到一丝一毫吹嘘请托的俗套，反而感受到一位天才少年满腔“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赤诚。于是，他在大赞“此神童也”之后，立马上表推荐。
李贺年轻时，也曾带着自己呕心沥血写的诗歌去拜见文宗韩愈，恰好韩愈刚送走一位客人，满身疲惫，准备休息。家人把李诗呈上，韩愈边解腰带边看，一眼瞅见《雁门太守行》，等读到“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时，睡意顿消，停解腰带，命人速速将李贺迎进门。只可惜，当时韩愈只是个国子博士，官微言轻，无力举荐李贺，能迎他进门，“相与细论文”就已经很不错了。相比之下王勃自然幸运得多，遇到伯乐，写一封推荐信，就被任命为朝散郎，虽说只是个从七品的文官，但要知道他那时毕竟才14岁啊！
这个14岁的少年，可以骄傲地唱：“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莺声初啼，便名声在外。这一下子便激发了王勃的创作热情，他趁势写了一系列歌功颂德的作品。1200多年后，生活在东德的诗人、剧作家、名导演布莱希特没有意识到自己在“黑暗时代”的责任，毫无原则地为权势者大唱赞歌;而王勃的歌唱却是发自真心的。赤诚加上热情，他很快就被唐高宗的儿子沛王李贤召为侍读兼修撰。
沛王李贤聪敏好学，深受高宗喜爱，在他身边聚集了一大批学养厚重的人物，王勃来到这里，可谓如鱼得水。他受命撰写《平台秘略》，供皇室阅览。书成后很得沛王器重，赐帛50匹。此时的王勃，我们从《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这些诗句中，也能感受到他风发的意气。 正当王勃任职王府时，斗鸡游戏风靡于王公贵族之中。“诸王斗鸡，互有胜负”，他便假托沛王的鸡传檄文，声讨英王的鸡：“两雄不堪并立，一啄何敢自妄？养成于栖息之时，发愤在呼号之际。”这使得9岁的沛王大快其意，而8岁的英王估计怀怨在心，向父皇打了小报告。高宗大怒，认为：“二王斗鸡，王勃身为博士，不行谏诤，反作檄文，有意虚构，夸大事态，导致诸王之间产生矛盾。”王勃只为助兴添趣，炫耀才情，完全没有顾及两王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他没有意识到高高在上的皇族，在斗鸡时，可以允许你为他们呐喊，但绝不会允许你对他们进行调侃。在碰触了政治雷区之后，王勃因这篇游戏之作，被逐出王府，成为权斗的牺牲品。
生命之流发生转向，从云端跌落人间，王勃开始直面惨淡的人生，叹息自己“坎坷于唐尧之期，憔悴于圣明之代”。他当时也才19岁，跟他同一时代的陈子昂18岁才痛改赌博的恶习，开始读书，起步不知晚了多少。王勃生命的进程总让人感觉背后有一双看不见的大手在不停地按着快进键。
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王勃出名倒是够早，但还没深尝痛快的滋味，就已经被挫败感所笼罩。在告别长安之后，他远游江汉，走上漂泊的人生旅途。生命的视野不再局限于宫廷，而是转向生活，转向山川。从庙堂走向江湖，从公域退向私域，王勃获得了某种解放，从歌功颂德的吟唱，转向有志难伸的悲凉，他开始用柔弱的心灵，承担悲伤。在梓州，在剑州，在益州，在绵州，他目睹了盛世的另一面，接触到匹夫匹妇的疾苦，感受到人情的冷暖。
也许，上天觉得仅仅是漂泊与挫败还不足以成就王勃精神的海拔，于是，几年后，又让他陷入一场杀身大祸之中。在结束了漂泊之后，王勃前往虢州当了一个参军，那里多产药草，可以勾起他对多年前学医的回忆，利用余暇，研究研究中药，倒也是件有趣味有意义的事。然而，就在这时，祸从天降。有个叫曹达的官奴犯了罪，王勃把他藏匿起来，之后又担心走漏风声，竟杀掉曹达，谁知事发，自己被判死罪。用《神探狄仁杰》中元芳的话来说，“此事必有蹊跷”。我无心为诗人翻案，只不过杀了人的王勃，倒让我想起高行健在《一个人的圣经》中所塑造的那个内心极度脆弱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形象。刘再复讲这个知识分子：“遇到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最强大的革命风暴。每个人都处于恐惧之中，互相难以了解。没有人可信赖，也没有人来援手，个个像即将沉没的小船，只能自己照顾自己可怜渺小的生命，苟活于当下。苟活，往往是生命个体的本能要求，并非自私。”作为一个顺风顺水、听惯美言的才子，王勃在被逐出沛王府之后，内心一定深怀着对权力的恐惧。因一念之善，让自己救人不成反遇险，又无力改变。也许曹达曾威胁过王勃，双方都是出于苟活的需要，最终王勃在情急之下，做出傻事。李白曾自诩“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这只是他故作的豪言，不然在《唐律》：“诸斗殴杀人者，绞;以刃及故杀人者，斩;虽因斗，而用兵刃杀者，与故杀同。”这样的律令面前，又岂容他逍遥法外。
王勃真的是罪责难逃，但幸好赶上朝廷大赦而免刑，只是被革除公职。他非但没有振兴家族，断送了自己的前程不说，还牵连父亲被贬谪为交趾令。这让他深陷于内疚与自责之中，“今大人上延国谴，远宰边邑。出三江而浮五湖，越东瓯而渡南海。嗟乎！此勃之罪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矣”。此后，王勃只能避居家乡，在写给朋友的序文中，自言人在穷途，无立锥之地。过了一年多，他才从低谷走出，千里迢迢前往交趾探望父亲，结果由广州渡海，途中遇险溺水，葬身于茫茫大海的浪涛里，不过26岁。
民间对才子的纪念，通常是编故事，以慰藉泉下的英灵。据《唐摭言》（记述了大量唐代诗人文士的遗闻佚事）里记载：“王勃著《滕王阁序》，时年十四。都督阎公不之信。勃虽在座，而阎公意属子婿孟学士者为之，已宿构矣。及从纸笔巡让宾客，勃不辞让。公大怒，拂衣而去，专会人伺其下笔。第一报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亦是老生常谈。’又报曰：‘星公翼轸，地接衡庐。’公闻之，沈吟不言。又云：‘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公矍然而起曰：‘此真天才，当垂不朽矣！’遂亟请宴所，极欢而罢。”
无论是当朝右相刘祥道“此神童也”的盛赞，还是洪州都督阎伯屿“此天才也”的称誉，都没有改变王勃的命运。即使明确了生命的流向，人生路上的荆棘也不会如汪国真诗里所说的那样“变成杜鹃”，倒是身后总会有寒风冷雨的侵袭。王小波在《黄金时代》里说：“人活在世上，就是为了忍受摧残。”不独王勃是这样，卢照邻仕途失意再加上病痛折磨，最后投颍水而死;骆宾王跟随徐敬业讨伐武则天，兵败后，不知所终;杨炯的命数也好不到哪里去。在初唐这个相对圣明的时代，“四杰”到底还是“一生襟袍未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