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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经历了自明末以来几百年的曲折之后，中国新文化的建设问题日益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然而，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复杂结构和功能特性、中国特殊的历史进程以及在这一特殊历史进程中积淀而成的民俗心理的共同作用，造成了中国文化现代之路的匆促急迫与艰难崎岖。因此，面对今日之文化建设，更有必要冷静下来，总结经验，弄清诸如文化结构及其功能、传统文化的甄别分梳、外来文化吸纳、现代文化定位等文化建设的前提问题。彻底弄明白这些问题，是文化建设的基础条件，由此进一步的文化建设才能踏实前行。
关键词：文化；建设；前提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１５０２（２０13）０1－００76－０5
如果从明代后期算起，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努力，已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这一掺合着古与今、中与外的文化转变从近代延伸到现代，经历了异乎寻常的曲折和艰难。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社会心理、意识、观念的变化，对于文化建设的热衷，似已不同于以往只是少数先知先觉者呐喊，而成为的社会大众广泛关注的社会焦点问题。
历史的功用在于省视以往的脚步，以考见未来的方向。以往几百年文化转型的经验，应该为今天的文化建设提供某些有用的借鉴。今天，我们正在积极建设新文化，是否有必要先弄清一些以往不曾弄清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呢？诸如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何以步履维艰、文化结构及其功能性认知、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分梳、中国现代文化的准确定位等等，这些问题是文化建设的基础条件，是文化建设的前提。
从文化内涵上看，一个民族的文化，就是由这个民族特定的地理、经济、政治、社会心理、社会习俗、意识形态等多种要素交互作用而形成的复杂的集合体。[1]而对中国文化而言，又由于历时维度上的积淀深厚和积弊太久，而使得它的近代或现代化越发纷繁复杂。然而，越是复杂，越需要静下心来，理论与实践结合，对上述文化建设的前提性问题进行一番认真、细致的深刻探讨，理清思路，切不可急躁冒进。
一、文化结构与诸要素的层次性共进
冯天瑜等所著的《中华文化史》从文化形态学角度，将“文化”分为自外而内、从低到高的物态文化层（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方式和产品的总和）、制度文化层（人类在社会实践中组建的各种社会规范）、行为文化层（人类在社会实践、尤其是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性定势）和心态文化层（人类在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长期氤氲化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主体因素）。其中居于核心位置的心态文化，又细分为基础的社会心理（大众普遍的社会心理和社会心态）和高层的社会意识形态（文化专门家对社会心理进行理论提升和艺术处理形成的高于大众心理的思维成果）。在如是分析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指出：以上“文化诸层次，在特定的结构—功能系统中融为统一整体。这个整体既是前代文化历时性的累积物，具有遗传性、稳定性，同时又在变化着的生态环境影响下，内部组织不断发生递变和重建，因而又具有变异性、革命性。而文化整体中的不同成分，其遗传和变异的情形又是很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性一般表现为：“与社会发展的活跃因素——生产力关系直接的物态文化，新陈代谢的节奏较快，而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作为社会规范和行为定势，则带有较浓厚的保守性格。”而单就处于文化系统核心位置的心态文化层而言，则处于基础的社会心理和高层的社会意识形态，表现为绝然不同的两极：社会意识形态由于是先觉者“创造性思维的产物，往往具有活跃的变异性”，突出体现在社会变革时代其观念、思想的飞跃式变革。相反，社会大众心理“因为是一种感性直觉的‘潜意识’或‘集体无意识’，难以被自觉把握和运作，从而具有顽强的稳定性和延续力，与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制度的变异不一定形成直接而迅速的对应性效应”。[2]
以上关于“文化”结构的认知，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文化的整体性效应。“文化”内涵虽然可以依据其属性不同，细分为不同层级或要件，但在其功用性上仍体现为一个不可割裂的整体，其内部各要素之间具有网络式协同共进性，仅仅一个要素的变革并不足以引发或代表文化的整体变革；二是各要素间的层级序列性。文化的各层级或要件，在其变异属性上并不是完全并列和平等的，而是呈现出不同的层级序列，物态文化和制度文化层相对于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层而言，处于基础性位置，因而除少数社会精英的意识形态可以发生瞬息剧变外，这两个处于基础性位置的文化层级的变革，必然是社会文化进行纵深化、整体性变革的先行者。三是各要素活跃的差异性。从最基层的物态文化层，到最深层的心态文化层，其活跃性并不完全成正极序列递进，而是表现为最基层的物态文化和最深层的意识形态活跃性最强，往往在文化的整体变革中扮演着急先锋角色，而其余各要素则相对保守和滞后。清末以来的近代化过程中，从龚自珍、魏源等少数精英的意识自觉和物质层面的洋务运动的先行，到制度层面戊戌变法的失败和文化层面五四文化运动的流产，其系列递进过程清晰地印证了这一点。但是，这一层级递进式文化变革，因为遭遇到“救亡”的被动与迫切，而表现出了明显的匆忙、急躁和不彻底，以至于觉醒了的鲁迅和《药》中的夏瑜一样，环顾四周，看到的到处是闰土、祥林嫂、阿Q、华老栓的麻木。文化变革在制度与心理的消极同化下陷入孤独和悲凉，因此而有鲁迅《呐喊》之后《孤独者》的《彷徨》和对《习惯与改革》的深刻思索。
余英时在《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中有一段话：“现代中国最流行的错误观念之一便是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政治变迁上面”。[1]（434）在我理解，余先生此番分析的出发点，是为了让先觉者充分注意到思想自觉在文化变迁中“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进而使学术和文化“显出其独立自主的精神”，“牢牢地守住学术文化的岗位”，以起到其应有的对文化建设的促进作用。但不可忽略和回避的是，社会文化的发展是有其自身序列和规律的。寄希望于对某一要素单方面的热情和努力而使文化建设走向纵深和成功，事实上无济于事。因为，以上文化层级及效用理论已经明白地告诉我们，社会精英的意识形态固然可以一夜巨变，引领文化的变异和革命，这正是意识形态自身“活跃的变异性”在文化发展中的体现，也是知识分子在历史关键时刻大有可为的舞台，但是在其背后的物质、政治及广泛的社会大众心理变迁，才是新文化建设不得不重视的社会根基。正是这些因素制导了文化的遗传亦或变易，规范了社会的稳定抑或变革。所以，在此，必须强调的是：尽管文化先觉者的自觉努力有助于推动文化的发展，但是，不能不看到，社会真正的文化转型，亦即一种新的社会文化的形成，必然是社会文化诸层面有序列地协同并进的结果，并不是仅仅由少数文化先觉者的文化自觉单方面决定的。而按照我们前面对文化结构的分析，除了急变的意识形态以外，在文化结构的诸层面中，由于物态文化本身就具有活跃性，在文化转型中自然不成问题。那么，应该引起特别注意的是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两个层面。由于它们“浓厚的保守性格”，往往会成为文化转型的滞后力。鲁迅的孤独苦闷，康有为1901年“苟非其时而妄行之”，[3]犹“婴儿之甫行而遽学跳涧”[4]的忧虑，恐怕都是从这个意义上立论。 龚自珍曾对文化的层级序列及其效用有过剖析：“圣人之道，本天人之际，胪幽明之序，始乎饮食，中乎制作，终乎闻性与天道。”[5]即便对知识分子在文化发展中的独立作用抱乐观态度的余英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一句古话：“礼乐所由起，百年积德而后可兴也”，[6]承认中国文化的发展是文化诸要素长期累积、协同变异的结果。近代以来文化变迁的实践表明：即便处于后发展国家急起直追的急迫之下，缺少“积德”过程的文化建设之路也是行不通的。明乎此，现代的文化建设应该力避急躁病，以避免使中国文化总是在缺少“积德”情况下“躐等”而行，最终难以取得成功。
二、文化继承与传统文化的甄别梳理
就世界范围看，在普遍意义上，“文化”既是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统一，也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文化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既有其共性，又有其特性。时间维度的共性和特性呈现为文化的继承性和创造性；空间维度的共性和特性彰显为文化的世界性和民族性。就中国文化建设这个主题而言，这里主要牵涉到前者，即时间维度上的问题。
一个民族的文化，无论优长抑或是弊端，都是在特定的地理、经济和政治等基础性要素作用下形成的特定的制度、规范、行为、心理要素的累加结果，并且必将深刻地影响着这个民族文化发展的未来走向。这种历史与现在、未来的关系是无法割裂的。这就是文化的继承性。正因为文化具有强烈的继承性特征，因而，文化的创造只能在文化继承的基础之上。对此，马克思早就有过论断：“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7]张载的“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8]也反映了中国哲人对于文化继承与文化创造的辩证认识。
所以，对传统文化的甄别梳理是新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必要前提。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有一句经典的话叫“不破不立”，虽然在后来的社会实践中，走向了绝对化，以致造成了社会浩劫与文化灾难，但就其逻辑思路而言无疑是正确的。不先破就不可能立，也不知道如何立。所以，立之前，要先破。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破”。历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急迫的外部环境越发促成了好走捷径、急于求成的文化心理，①使我们在社会变迁的不同关节点上，总是犯对文化简单急躁处理的毛病：要么走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的两极，要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割裂。总之，始终对传统文化缺乏理性、从容的思考和分梳，甚至于形成了就连诸如皇帝、总统、民本、民主之类根本问题都全然模糊的混沌累积，[9]并在这样的累积下投身于社会实践，使每一次的文化建设都以失败而草草收场。从龚自珍、②魏源到康有为，再到陈独秀、李大钊，无不如此。刘再复在剖析“五四”文化先驱的文化改造时有过一段总结：“在他们谋求把传统型文化转化为现代化文化的转换中，一切都显得十分匆促，因此，他们尚未认真研究传统文化的历史运动过程以及它的整体性内部结构，他们只着力于揭露和展示传统文化的黑暗面和消极面，却未能科学地回答造成这种黑暗面与消极面的根本原因，也未揭示各种文化要素的演化过程，更没有找到传统文化转化为现代型文化的内部机制。他们完成了‘提出问题’的历史使命，而解决问题和建设新文化系统的历史任务，特别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系统的历史任务，还有待于我们这一代和今后很多代人的共同完成。”[10]
历次文化建设的“匆促”，除了开启了一个暴风骤雨式的、掺杂着诸多急躁成分的思想“启蒙”外，遗留下大量有关从容的文化梳理与文化转换机制等有待深入探寻工作，需要后“一代”，乃至“很多代人”继续不懈地努力。所以，今天的文化建设，必须以此为立足点，完成前人未完成的“缺项”，然后才能继续前行。文化建设若没有理性、客观、准确的文化梳理作前提，所谓“建设”就没有根本，没有方向。这样的建设，其结果要么是“空”，要么是“错”。最终还是避免不了一个自说自话，逃脱不了一个盲目和失败。
当然，对传统文化的梳理，从思想理论到行为实践，其中也存在着一个如何梳理，以什么标准梳理的前提问题。余英时曾经把中国文化重建“归结为中国传统的基本价值与中心观念在现代化的要求之下如何调整与转化的问题”，[1]（430）这一结论恰当指出了：传统文化的分梳要以对中国现代化现状和进程的合理定位为衡量标准。至于究竟如何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作出一个合理定位，以及怎样定位才算是合理定位，也是一个需要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多领域学者合力参与、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
三、文化内涵与中西文化融合
历史上，由于不同民族、国家所处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和社会政治体制等因素各不相同，不同的民族、国家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形成了各不相同的生活方式、民俗心理、观念信仰等，由此形成了丰富多彩、各不相同的文化，也由此而体现了世界文化的差异性，所谓“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11]“是以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12]
但是，随着科学的发达和社会的进步，不同地域、民族之间异质文化的碰撞、交流与融合越发不可避免。文化的特性，向来就既有时间维度的继承与摒弃，也有空间维度的共存与交融。这就是文化发展的真实内容和必然轨迹。对此，陈寅恪曾有过一番归纳：“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13]以往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径已经印证了这一点。
先是，得益于内部的腹地开阔，以迁徙、聚合和民族战争为中介，华夏族与周边民族不断交往、融合，北孔墨而南老庄，西商韩而东管邹，燕赵的慷慨与吴楚的放诞，南北东西各路文化相互激荡，和谐共存，合奏出了气象恢宏的中华文化。后来，汉唐海、陆丝绸之路，又开辟出了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的通途，古老的中国文化面对五光十色的中亚游牧文化、波斯文化、印度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欧洲文化，虽然曾经有过如韩愈排佛一般的恐慌、拒斥和碰撞，但终究还是冲破了民族和地域壁垒，以中国人惯有的“和而不同”[14]的胸怀，“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15]成功实现了中外文化的对接和中国文化的再造。 但自明万历以后，中国文化所受到的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挑战，无论在性质、范围和力度上都是以往不可比拟的。概而言之，其不同之处有两点：一是文化势位高低的不同；二是农业与工业文明性质的不同。从以往以高势位面对农业文明，到近代以低势位面对工业文明，对于中国人而言的确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前次对文化的吸收，中国人尚且“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心，同时对于别系文化抱有极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地崇拜或轻易地唾弃。”[16]但是，此次面对“高势位”工业文化，从惊叹“世变之亟”[17]的焦虑，到十教授的《中国本位文化宣言》，再到陈序经“全盘西化”，[18]中国人以往自信、平和的心态和对文化保持自我、兼采外域的理智沉稳的决择力尽失。只要翻看一下康有为的改良言论和孙中山的革命理论就不难发现其中掩饰不住的急迫与混乱，[19]结果是“西化之真，无从移植得来；固有之长，早已舍弃无余”[20]的文化挫败。直到20世纪40年代以后，新儒家们在长期痛定思痛的思索之后，才终于再一次冷静地回归到“中西方化，宜互相融合”[21]的文化轨道上来。
但这并不等于问题全然消失，文化的中西融合之路依然充满了艰难崎岖，原因大概有两点：一是心理层面。在被近代西方的坚船利炮挫伤了自信的中国人面前，仍旧横亘着一个难以逾越的心理障碍，担心处于弱势的中国文化会在高势位的西方文化威压下失去文化自我，由此而产生在情感、心理上的抵触、对抗。二是技术层面。历史上从两汉佛教传入，到新理学建立，中国人对异域文化的吸纳和消化足足用了近千年时光。而今，在科技文化传播快速的现代社会，中西思想的融合虽然不必如当年佛教的中国化那样历时长久，但一个我们必须注意的事实是：今日西方文化对于中国的全面影响，又岂是当年的佛教可以比拟的？余英时清楚地看到了这点：“佛教不过一种宗教，其最初的影响大体上仅限于信仰方面。西方文化之侵入中国，其冲力及影响面都远非佛教所能比拟于万一。”“这种总体性的文化挑战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遭遇。如果佛教中国化的历史经验足供参考，那么中西学术思想的真正融合必将是一个长期的发展历程。”[1]（439）
张载《正蒙·太和》说：“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氤氲相荡胜负屈伸之始。”[22]“太和”之道，本就在浮沉、升降、动静等对立面相互对立、相互作用中互有消长、相互融合与转化。依托传统而又超越传统，立足本民族而又面向世界，实现传统文化与当下文化的对接，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融，是中国文化建设的必由之路。然而，这必然是一个充满崎岖与荆棘的漫长路途，是一个艰难而复杂的巨大工程。对此，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认识。最后以余英时的一段话结束本文：“回顾我们70年来在学术思想方面的工作，无论就‘整理国故’或‘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而言，我们所取得的成绩都还是很有限的。因此这个巨大的工程恐怕决不是短时间内便能够告一段落。”[1]（441）
注释：
①以往，每每提及中国文化转型的艰难，似乎总习惯于把西方列强的侵入，高势位文化的介入和逼迫作为造成急迫心理和激进的唯一理由。外部环境对于中国文化的进程和走向的确会有很大的干扰力，但这仅仅是客观原因，我们主观上是否也存在问题呢？两汉以后佛教在中国的传入和鼎盛是一个很好的实例。众所周知，印度佛教强调持戒读经渐修以成正果，然而进入中国后，却因为烦琐的教义和不能快速地即生成佛，而难以在中国找到市场，即便玄奘艰苦西游，再加上唐太宗、高宗皇帝父子的鼎力支持，终究不免于很快衰落的命运。与此构成鲜明对照的是，主张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禅宗，却因为无须念经坐禅苦修而为一般人提供了进入天国的廉价门票，即便作恶多端的人也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因此而深得中国人的欢迎，最终压倒其它宗派，成为风靡全国的中国佛教的代表。与法相宗的失败相比，禅宗的风行是否与其迎合了中国人爱走捷径的“速成”心理有关呢？值得深刻思索。
② 鲍正鹄指出：“章炳麟批评龚自珍时，常常提到他在经学上的错误。……章炳麟不懂得在一个变革的时代，首先站出来宣传一种思想的人都有一个直接的实践的目的，而不是在抽象地研究某种学理。”（龚自珍著，王佩诤校.龚自珍全集·前言[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然而，章炳麟又何尝不是一个被强烈的实践目的性左右，而频繁动摇于孙中山和袁世凯之间的理论的混乱者和实践的摇摆者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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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熊十力.十力语要初续·答某生[C].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53.
[22] 张载.正蒙·太和[A].四库全书[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425.
关键词：文化；建设；前提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１５０２（２０13）０1－００76－０5
如果从明代后期算起，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努力，已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这一掺合着古与今、中与外的文化转变从近代延伸到现代，经历了异乎寻常的曲折和艰难。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社会心理、意识、观念的变化，对于文化建设的热衷，似已不同于以往只是少数先知先觉者呐喊，而成为的社会大众广泛关注的社会焦点问题。
历史的功用在于省视以往的脚步，以考见未来的方向。以往几百年文化转型的经验，应该为今天的文化建设提供某些有用的借鉴。今天，我们正在积极建设新文化，是否有必要先弄清一些以往不曾弄清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呢？诸如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何以步履维艰、文化结构及其功能性认知、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分梳、中国现代文化的准确定位等等，这些问题是文化建设的基础条件，是文化建设的前提。
从文化内涵上看，一个民族的文化，就是由这个民族特定的地理、经济、政治、社会心理、社会习俗、意识形态等多种要素交互作用而形成的复杂的集合体。[1]而对中国文化而言，又由于历时维度上的积淀深厚和积弊太久，而使得它的近代或现代化越发纷繁复杂。然而，越是复杂，越需要静下心来，理论与实践结合，对上述文化建设的前提性问题进行一番认真、细致的深刻探讨，理清思路，切不可急躁冒进。
一、文化结构与诸要素的层次性共进
冯天瑜等所著的《中华文化史》从文化形态学角度，将“文化”分为自外而内、从低到高的物态文化层（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方式和产品的总和）、制度文化层（人类在社会实践中组建的各种社会规范）、行为文化层（人类在社会实践、尤其是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性定势）和心态文化层（人类在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长期氤氲化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主体因素）。其中居于核心位置的心态文化，又细分为基础的社会心理（大众普遍的社会心理和社会心态）和高层的社会意识形态（文化专门家对社会心理进行理论提升和艺术处理形成的高于大众心理的思维成果）。在如是分析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指出：以上“文化诸层次，在特定的结构—功能系统中融为统一整体。这个整体既是前代文化历时性的累积物，具有遗传性、稳定性，同时又在变化着的生态环境影响下，内部组织不断发生递变和重建，因而又具有变异性、革命性。而文化整体中的不同成分，其遗传和变异的情形又是很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性一般表现为：“与社会发展的活跃因素——生产力关系直接的物态文化，新陈代谢的节奏较快，而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作为社会规范和行为定势，则带有较浓厚的保守性格。”而单就处于文化系统核心位置的心态文化层而言，则处于基础的社会心理和高层的社会意识形态，表现为绝然不同的两极：社会意识形态由于是先觉者“创造性思维的产物，往往具有活跃的变异性”，突出体现在社会变革时代其观念、思想的飞跃式变革。相反，社会大众心理“因为是一种感性直觉的‘潜意识’或‘集体无意识’，难以被自觉把握和运作，从而具有顽强的稳定性和延续力，与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制度的变异不一定形成直接而迅速的对应性效应”。[2]
以上关于“文化”结构的认知，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文化的整体性效应。“文化”内涵虽然可以依据其属性不同，细分为不同层级或要件，但在其功用性上仍体现为一个不可割裂的整体，其内部各要素之间具有网络式协同共进性，仅仅一个要素的变革并不足以引发或代表文化的整体变革；二是各要素间的层级序列性。文化的各层级或要件，在其变异属性上并不是完全并列和平等的，而是呈现出不同的层级序列，物态文化和制度文化层相对于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层而言，处于基础性位置，因而除少数社会精英的意识形态可以发生瞬息剧变外，这两个处于基础性位置的文化层级的变革，必然是社会文化进行纵深化、整体性变革的先行者。三是各要素活跃的差异性。从最基层的物态文化层，到最深层的心态文化层，其活跃性并不完全成正极序列递进，而是表现为最基层的物态文化和最深层的意识形态活跃性最强，往往在文化的整体变革中扮演着急先锋角色，而其余各要素则相对保守和滞后。清末以来的近代化过程中，从龚自珍、魏源等少数精英的意识自觉和物质层面的洋务运动的先行，到制度层面戊戌变法的失败和文化层面五四文化运动的流产，其系列递进过程清晰地印证了这一点。但是，这一层级递进式文化变革，因为遭遇到“救亡”的被动与迫切，而表现出了明显的匆忙、急躁和不彻底，以至于觉醒了的鲁迅和《药》中的夏瑜一样，环顾四周，看到的到处是闰土、祥林嫂、阿Q、华老栓的麻木。文化变革在制度与心理的消极同化下陷入孤独和悲凉，因此而有鲁迅《呐喊》之后《孤独者》的《彷徨》和对《习惯与改革》的深刻思索。
余英时在《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中有一段话：“现代中国最流行的错误观念之一便是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政治变迁上面”。[1]（434）在我理解，余先生此番分析的出发点，是为了让先觉者充分注意到思想自觉在文化变迁中“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进而使学术和文化“显出其独立自主的精神”，“牢牢地守住学术文化的岗位”，以起到其应有的对文化建设的促进作用。但不可忽略和回避的是，社会文化的发展是有其自身序列和规律的。寄希望于对某一要素单方面的热情和努力而使文化建设走向纵深和成功，事实上无济于事。因为，以上文化层级及效用理论已经明白地告诉我们，社会精英的意识形态固然可以一夜巨变，引领文化的变异和革命，这正是意识形态自身“活跃的变异性”在文化发展中的体现，也是知识分子在历史关键时刻大有可为的舞台，但是在其背后的物质、政治及广泛的社会大众心理变迁，才是新文化建设不得不重视的社会根基。正是这些因素制导了文化的遗传亦或变易，规范了社会的稳定抑或变革。所以，在此，必须强调的是：尽管文化先觉者的自觉努力有助于推动文化的发展，但是，不能不看到，社会真正的文化转型，亦即一种新的社会文化的形成，必然是社会文化诸层面有序列地协同并进的结果，并不是仅仅由少数文化先觉者的文化自觉单方面决定的。而按照我们前面对文化结构的分析，除了急变的意识形态以外，在文化结构的诸层面中，由于物态文化本身就具有活跃性，在文化转型中自然不成问题。那么，应该引起特别注意的是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两个层面。由于它们“浓厚的保守性格”，往往会成为文化转型的滞后力。鲁迅的孤独苦闷，康有为1901年“苟非其时而妄行之”，[3]犹“婴儿之甫行而遽学跳涧”[4]的忧虑，恐怕都是从这个意义上立论。 龚自珍曾对文化的层级序列及其效用有过剖析：“圣人之道，本天人之际，胪幽明之序，始乎饮食，中乎制作，终乎闻性与天道。”[5]即便对知识分子在文化发展中的独立作用抱乐观态度的余英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一句古话：“礼乐所由起，百年积德而后可兴也”，[6]承认中国文化的发展是文化诸要素长期累积、协同变异的结果。近代以来文化变迁的实践表明：即便处于后发展国家急起直追的急迫之下，缺少“积德”过程的文化建设之路也是行不通的。明乎此，现代的文化建设应该力避急躁病，以避免使中国文化总是在缺少“积德”情况下“躐等”而行，最终难以取得成功。
二、文化继承与传统文化的甄别梳理
就世界范围看，在普遍意义上，“文化”既是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统一，也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文化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既有其共性，又有其特性。时间维度的共性和特性呈现为文化的继承性和创造性；空间维度的共性和特性彰显为文化的世界性和民族性。就中国文化建设这个主题而言，这里主要牵涉到前者，即时间维度上的问题。
一个民族的文化，无论优长抑或是弊端，都是在特定的地理、经济和政治等基础性要素作用下形成的特定的制度、规范、行为、心理要素的累加结果，并且必将深刻地影响着这个民族文化发展的未来走向。这种历史与现在、未来的关系是无法割裂的。这就是文化的继承性。正因为文化具有强烈的继承性特征，因而，文化的创造只能在文化继承的基础之上。对此，马克思早就有过论断：“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7]张载的“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8]也反映了中国哲人对于文化继承与文化创造的辩证认识。
所以，对传统文化的甄别梳理是新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必要前提。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有一句经典的话叫“不破不立”，虽然在后来的社会实践中，走向了绝对化，以致造成了社会浩劫与文化灾难，但就其逻辑思路而言无疑是正确的。不先破就不可能立，也不知道如何立。所以，立之前，要先破。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破”。历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急迫的外部环境越发促成了好走捷径、急于求成的文化心理，①使我们在社会变迁的不同关节点上，总是犯对文化简单急躁处理的毛病：要么走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的两极，要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割裂。总之，始终对传统文化缺乏理性、从容的思考和分梳，甚至于形成了就连诸如皇帝、总统、民本、民主之类根本问题都全然模糊的混沌累积，[9]并在这样的累积下投身于社会实践，使每一次的文化建设都以失败而草草收场。从龚自珍、②魏源到康有为，再到陈独秀、李大钊，无不如此。刘再复在剖析“五四”文化先驱的文化改造时有过一段总结：“在他们谋求把传统型文化转化为现代化文化的转换中，一切都显得十分匆促，因此，他们尚未认真研究传统文化的历史运动过程以及它的整体性内部结构，他们只着力于揭露和展示传统文化的黑暗面和消极面，却未能科学地回答造成这种黑暗面与消极面的根本原因，也未揭示各种文化要素的演化过程，更没有找到传统文化转化为现代型文化的内部机制。他们完成了‘提出问题’的历史使命，而解决问题和建设新文化系统的历史任务，特别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系统的历史任务，还有待于我们这一代和今后很多代人的共同完成。”[10]
历次文化建设的“匆促”，除了开启了一个暴风骤雨式的、掺杂着诸多急躁成分的思想“启蒙”外，遗留下大量有关从容的文化梳理与文化转换机制等有待深入探寻工作，需要后“一代”，乃至“很多代人”继续不懈地努力。所以，今天的文化建设，必须以此为立足点，完成前人未完成的“缺项”，然后才能继续前行。文化建设若没有理性、客观、准确的文化梳理作前提，所谓“建设”就没有根本，没有方向。这样的建设，其结果要么是“空”，要么是“错”。最终还是避免不了一个自说自话，逃脱不了一个盲目和失败。
当然，对传统文化的梳理，从思想理论到行为实践，其中也存在着一个如何梳理，以什么标准梳理的前提问题。余英时曾经把中国文化重建“归结为中国传统的基本价值与中心观念在现代化的要求之下如何调整与转化的问题”，[1]（430）这一结论恰当指出了：传统文化的分梳要以对中国现代化现状和进程的合理定位为衡量标准。至于究竟如何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作出一个合理定位，以及怎样定位才算是合理定位，也是一个需要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多领域学者合力参与、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
三、文化内涵与中西文化融合
历史上，由于不同民族、国家所处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和社会政治体制等因素各不相同，不同的民族、国家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形成了各不相同的生活方式、民俗心理、观念信仰等，由此形成了丰富多彩、各不相同的文化，也由此而体现了世界文化的差异性，所谓“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11]“是以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12]
但是，随着科学的发达和社会的进步，不同地域、民族之间异质文化的碰撞、交流与融合越发不可避免。文化的特性，向来就既有时间维度的继承与摒弃，也有空间维度的共存与交融。这就是文化发展的真实内容和必然轨迹。对此，陈寅恪曾有过一番归纳：“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13]以往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径已经印证了这一点。
先是，得益于内部的腹地开阔，以迁徙、聚合和民族战争为中介，华夏族与周边民族不断交往、融合，北孔墨而南老庄，西商韩而东管邹，燕赵的慷慨与吴楚的放诞，南北东西各路文化相互激荡，和谐共存，合奏出了气象恢宏的中华文化。后来，汉唐海、陆丝绸之路，又开辟出了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的通途，古老的中国文化面对五光十色的中亚游牧文化、波斯文化、印度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欧洲文化，虽然曾经有过如韩愈排佛一般的恐慌、拒斥和碰撞，但终究还是冲破了民族和地域壁垒，以中国人惯有的“和而不同”[14]的胸怀，“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15]成功实现了中外文化的对接和中国文化的再造。 但自明万历以后，中国文化所受到的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挑战，无论在性质、范围和力度上都是以往不可比拟的。概而言之，其不同之处有两点：一是文化势位高低的不同；二是农业与工业文明性质的不同。从以往以高势位面对农业文明，到近代以低势位面对工业文明，对于中国人而言的确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前次对文化的吸收，中国人尚且“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心，同时对于别系文化抱有极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地崇拜或轻易地唾弃。”[16]但是，此次面对“高势位”工业文化，从惊叹“世变之亟”[17]的焦虑，到十教授的《中国本位文化宣言》，再到陈序经“全盘西化”，[18]中国人以往自信、平和的心态和对文化保持自我、兼采外域的理智沉稳的决择力尽失。只要翻看一下康有为的改良言论和孙中山的革命理论就不难发现其中掩饰不住的急迫与混乱，[19]结果是“西化之真，无从移植得来；固有之长，早已舍弃无余”[20]的文化挫败。直到20世纪40年代以后，新儒家们在长期痛定思痛的思索之后，才终于再一次冷静地回归到“中西方化，宜互相融合”[21]的文化轨道上来。
但这并不等于问题全然消失，文化的中西融合之路依然充满了艰难崎岖，原因大概有两点：一是心理层面。在被近代西方的坚船利炮挫伤了自信的中国人面前，仍旧横亘着一个难以逾越的心理障碍，担心处于弱势的中国文化会在高势位的西方文化威压下失去文化自我，由此而产生在情感、心理上的抵触、对抗。二是技术层面。历史上从两汉佛教传入，到新理学建立，中国人对异域文化的吸纳和消化足足用了近千年时光。而今，在科技文化传播快速的现代社会，中西思想的融合虽然不必如当年佛教的中国化那样历时长久，但一个我们必须注意的事实是：今日西方文化对于中国的全面影响，又岂是当年的佛教可以比拟的？余英时清楚地看到了这点：“佛教不过一种宗教，其最初的影响大体上仅限于信仰方面。西方文化之侵入中国，其冲力及影响面都远非佛教所能比拟于万一。”“这种总体性的文化挑战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遭遇。如果佛教中国化的历史经验足供参考，那么中西学术思想的真正融合必将是一个长期的发展历程。”[1]（439）
张载《正蒙·太和》说：“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氤氲相荡胜负屈伸之始。”[22]“太和”之道，本就在浮沉、升降、动静等对立面相互对立、相互作用中互有消长、相互融合与转化。依托传统而又超越传统，立足本民族而又面向世界，实现传统文化与当下文化的对接，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融，是中国文化建设的必由之路。然而，这必然是一个充满崎岖与荆棘的漫长路途，是一个艰难而复杂的巨大工程。对此，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认识。最后以余英时的一段话结束本文：“回顾我们70年来在学术思想方面的工作，无论就‘整理国故’或‘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而言，我们所取得的成绩都还是很有限的。因此这个巨大的工程恐怕决不是短时间内便能够告一段落。”[1]（441）
注释：
①以往，每每提及中国文化转型的艰难，似乎总习惯于把西方列强的侵入，高势位文化的介入和逼迫作为造成急迫心理和激进的唯一理由。外部环境对于中国文化的进程和走向的确会有很大的干扰力，但这仅仅是客观原因，我们主观上是否也存在问题呢？两汉以后佛教在中国的传入和鼎盛是一个很好的实例。众所周知，印度佛教强调持戒读经渐修以成正果，然而进入中国后，却因为烦琐的教义和不能快速地即生成佛，而难以在中国找到市场，即便玄奘艰苦西游，再加上唐太宗、高宗皇帝父子的鼎力支持，终究不免于很快衰落的命运。与此构成鲜明对照的是，主张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禅宗，却因为无须念经坐禅苦修而为一般人提供了进入天国的廉价门票，即便作恶多端的人也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因此而深得中国人的欢迎，最终压倒其它宗派，成为风靡全国的中国佛教的代表。与法相宗的失败相比，禅宗的风行是否与其迎合了中国人爱走捷径的“速成”心理有关呢？值得深刻思索。
② 鲍正鹄指出：“章炳麟批评龚自珍时，常常提到他在经学上的错误。……章炳麟不懂得在一个变革的时代，首先站出来宣传一种思想的人都有一个直接的实践的目的，而不是在抽象地研究某种学理。”（龚自珍著，王佩诤校.龚自珍全集·前言[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然而，章炳麟又何尝不是一个被强烈的实践目的性左右，而频繁动摇于孙中山和袁世凯之间的理论的混乱者和实践的摇摆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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