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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就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解读《红楼梦》所划定的空间范式，本文试图另辟蹊径，揭开这部巨著的时间范式与其核心焦虑之间的深切关联，以古典抒情传统的循环的时间观和现代机械时代的线性的时间观这两者之间的对峙与激撞，重释此书的悲剧主题。《红楼梦》以时间统摄空间，两种时间意识，前者赖季节为表征，后者遣钟表为隐喻，贯通大观园内外，密谋一出里应外合的形而上冲突。耐人寻味的是，在西方关于现代性的论述中占据关键地位的钟表，来到《红楼梦》神话的、人间的与后设的三重叙述框架并驾齐驱的虚构世界里，其时间威权之依归竟是佛教的“劫”。由此《红楼梦》里被忽视的钟表，一方面为宣讲宿命无常、世事空幻的佛教时间观别立一座新异的神龛，另一方面则为消解现代性的独一源头的迷思再添一则中国文学的个案。
关键词：《红楼梦》；佛教；时间意识；钟表；现代性
昼夜循环胜刻漏，绸缪宛转报时全。
阴阳不改衷肠性，万里遥来二百年。
——康熙
时钟，而非蒸汽引擎，是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机器。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
“无朝代年纪可考”？
重观《红楼梦》的时间框架
现代工业文明与资本主义的发祥地究竟在哪里？撇开耳熟能详的答案，人类学家西敏司（Sidney W. Mintz）将目光投向加勒比海英属殖民地上的甘蔗种植园。这些17世纪西印度群岛上的种植园，作为田野与车间的综合体，显然有别于19世纪的英国工厂；劳作其间的奴隶既非无产阶级，拥有种植园的殖民者也非资本家；而且左右制糖工业的是一系列重商主义措施，而不是自由市场。尽管如此，在西敏司眼中，加勒比海的种植园仍不失为一种工业体制的雏形。让西敏司得出此项结论的关键因素之一，是一种渗透种植园每个角落、每道工序的严苛的时间意识。从收获季节的开始到半晶体糖的风干，时间掌控整套生产流程：田野与车间必须密切配合，同时同步运作；无论男女，不分昼夜，必须准点上工。这种被高度强调的时间意识，西敏司认为，“将在日后成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核心特征”。{1}
时间意识界定存在：这是本文与西敏司的研究共通的出发点。计时仪器的革新，时间意识的流变，不仅是特定历史时空的标识，更可能开启前所未有的形而上视野。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其力著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中译《技术与文明》）中指出，时钟，而非蒸汽引擎，是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机器。{2}一种以时钟和手表为化身、以日历和日程表为依托的新的现代时间秩序，即线性的、精确的而且技术化（technologized）的时间，伴随钟表的环球流布，在世界不同角落、不同历史与文化语境下，催生关于时间、关于现代性的另类想象。钟表在16世纪晚期由耶稣会传教士引入中国。在中国传统小说的巅峰之作、成书于18世纪中叶的《红楼梦》中，钟表亦占据举足轻重的一席之地。事实上，其重要性出人意表，虽然钟表在《红楼梦》中不过偶尔浮现。
沉浸在《红楼梦》的抒情世界里的读者，恐怕很少会联想到在17世纪的加勒比海种植园或19世纪的英国工厂里实施的现代时间管理规范。的确，这部曾给其命运多舛的作者带来深切慰藉的巨著，引领无数读者走进别一番时空秘境：一个青春永恒的花园乌托邦，一个古典抒情诗的不朽梦境。甚少有人留意为贾府奔走卖命的差役们的日常作息节奏。本文对《红楼梦》的重读，便从这个恐怕颇倒人胃口的话题开始。在第十四回，紧随秦可卿香消玉殒，贾珍请王熙凤在治丧期间协理宁国府，次日清晨卯正二刻（约六时半），熙凤走马上任，甫抵宁府即召集众人，明令如下：
素日跟我的人，随身自有钟表，不论大小事，我是皆有一定的时辰。横竖你们上房里也有时辰钟。卯正二刻我来点卯，巳正吃早饭。凡有领牌回事的，只在午初刻。戌初烧过黄昏纸，我亲到各处查一遍回来，上夜的交明钥匙。第二日仍是卯正二刻过来。{1}
尊荣如贾府，拥有钟表自然毫不令人意外。令人意外的是这些源自西洋的珍奇玩意儿在这里的社会功用与文化含义。上房在醒目位置设有“时辰钟”，连下人都随身配表，这固然是贾府豪富的例证之一；更重要的是，由此可见，钟表无时无刻不在掌控着贾府的运作。明清文化史中象征财富、地位与审美品味的钟表，在贾府的屋檐下，其异国风情融入了日常生活。从上到下，一种近乎“现代”的时间观念统领整座宅邸。《红楼梦》的主人公宝玉——以及这部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的作者——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
自从余英时的重要论文《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在上个世纪70年代发表以来，《红楼梦》的空间架构获得了学界的普遍关注。大观园内的乌托邦世界与大观园外的俗世世界之间——或者照李德瑞（Dore J. Levy）的话说，理想的与实存的之间{2}——无法调和的悲剧，成为解读这部小说的基本范式。“但这个理想世界自始就和现实世界是分不开的：大观园的干净本来就建筑在会芳园的肮脏基础之上。并且在大观园的整个发展和破败的过程之中，它也无时不在承受着园中一切肮脏力量的冲击”。就《红楼梦》的悲剧的中心意义，余英时如此写道：“干净既从肮脏而来，最后又无可奈何地要回到肮脏去。”③相较之下，针对《红楼梦》的虚设的时间架构的讨论却显得很有限。这大概不是没有原因的。
以梦幻起笔的《红楼梦》，开篇即借空空道人之口自陈：“无朝代年纪可考。”{4}全书遂笼罩着一种不知今夕何夕的氛围。此举的深意至少在两个层面上显露出来。一者，有别于《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等先例，《红楼梦》成为第一部自觉而且彻底地与史传小说的传统分道扬镳的中国长篇世情小说。在空空道人——故事的第一位读者，也是理想的读者{5}——眼中看来，朝代年纪失落无考是这个故事的首要问题。石头却一语道破：“我师何太痴也！”⑥换句话说，石头点醒读者，此前出于种种考量、借助种种手段试图与大写的“历史”攀上关系的一干小说，都断不了同一味痴心妄念。二者，《红楼梦》以百科全书般的姿态，拥抱了华夏文明精英传统的所有主要面向，却鲜少涉及同时代的具体事件。这仿佛是蓄意为难将这部小说视为秘史的曲折记录的考证派读者。诚如商伟所言：“《石头记》的抽离正合其边缘性；它不大牵涉到当时的哲学和文学话语，其叙述甚少含摄同时代的参考。”{1}此外，《红楼梦》书稿的辗转流徙，让原著者有心模糊化甚至消解虚构与历史之间的关联的举动，显得更加扑朔迷离。重重因缘，令这部“超越时间”的、“不朽”的巨著的时间范式，迟迟未进入讨论的视野。 石头的反诘值得再思。“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全书最关键的一副对联提醒读者：勿为表象所惑。《红楼梦》最广为人知、同时也最神秘的评注者脂砚斋，亦在第十二回风月宝鉴登场时批道：“此书表里皆有喻也。”“观者记之，不要看这书正面，方是会看。”{2}如果说主动脱离历史坐标、抛开野史书写惯用的时间定位不过是《红楼梦》的“表”的话，那么小说的“里”，是带领读者进入一方时间秩序与时间意识俱已经历重构的虚拟空间。这样的重构未必囿于历史；恰恰相反，历史化作参与重构的元素之一。如余国藩（Anthony C. Yu）在Rereading the Stone： Desire and the Making of Fiction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中译《重读石头记：〈红楼梦〉里的情欲与虚构》）中所指出的，《石头记》对其自身的性质与存在的重视非比寻常，其自身的虚构性便是小说持续探究和戏剧化的一个主题。③小说开篇精心构建了三重框架：神化的（the mythic-fantastical），人间的（the earthly）与后设的（the metafictional）。叙述在这三重框架之间游走，同时游走于彼此迥异的时间秩序之间。作为《红楼梦》的虚构性的要素之一，这些不同的时间秩序的构设正是本文的聚焦所在。
本文预设两个目标。一是试图重新思考解读《红楼梦》的基本范式。就全书的主题关怀而言，《红楼梦》的时间架构与其空间架构相比同等重要，甚至更趋深奥。一如小说中两个空间世界的分野与并置，在多重叙述框架下运作的若干异质的时间秩序，既相互对峙无法弥合，又彼此渗透不可分割。小说后设框架下的叙述是从空空道人的疑问开始的。上文提到，他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关于时间的。我们即将看到，小说神话框架下和人间框架下的叙述，亦同样从关于时间的问题开始，尽管问题有别。与天然的时间标识如季节嬗替或月亮的阴晴圆缺相比，本文特别留意的分别是神话框架下染有佛教色彩的时间概念“劫”，和人间框架下的现代计时器，即钟表。最后一类关乎时间的细节物象，文化史学者津津乐道；对文学学者而言，同样机不可失：此处暗藏一个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红楼梦》的终极关怀与悲剧内核的突破口。
本文的第二个目标与广义上的“现代性”有关，尤其关涉一种“现代的”时间观念。谈及钟表，谈及这些自欧洲舶来的精密仪器所代表的一种线性推进的、精确的而且技术化的时间，这种时间观往往被认为是现代的而且是西方的——西方甚至被视作这种时间观的独一源头，正如西方屡屡被视作现代性的发祥地一样。在此让我们回顾一下西敏司的研究。西敏司试图跳出欧洲，寻找现代工业组织的雏形；然而，他的做法到头来是将欧洲之外的广袤地域都纳入了一套单一的历史叙述。这些地域作为欧洲的过去而存在，发生在地球不同角落的事件被嵌入同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以西方为支点和源头、具有普世意义的“现代性”是如何发生和完成的。{4}本文聚焦《红楼梦》里的钟表，却无意将之视作一部先驱性的“现代”小说。这不仅仅是为了避免重蹈西敏司的覆辙；更重要的是，《红楼梦》这部小说借助虚构的实验场域，对钟表所代表的现代时间观究竟意味着什么，作出了一番与众不同的诠释。这一诠释脱胎于佛教的宇宙观。作为佛教的时间概念之一，“劫”与存在密切相关。可以说，就现代性与佛教的相遇而产生的关于时间、关于存在的想象和反思，《红楼梦》提供了一则耐人寻味的中国文学的个案。这个问题将留待最后一节。
在继续讨论之前，有必要对本文使用的《红楼梦》版本略作说明。本文以脂评系统下的若干抄本为文本依据，所有讨论均限于前八十回。此外，本文原系英文写作，因此，《红楼梦》的主要英译本亦在参考书目之列。{1}
命运临头的瞬间：
“劫”与仙界的存案
正如《红楼梦》一书有不止一个名字，这部小说也有不止一个开头。上文谈到小说后设框架下的开头；接下来，聚焦转移到小说神话框架下的开头。我们继续来看第一回。对第一回的处理，现存《红楼梦》诸版本颇见分歧。依一百二十回程高本，第一回中，顽石经锻炼之后，通了灵性，得以缩放自如。当石头在青埂峰下初遇一僧一道时，它已凭自力变作一块美玉。僧见石有异禀，未假多言即决定携石远游。最负盛名的《红楼梦》英译者霍克思（David Hawkes）在翻译第一回时，便采用了这个版本。之所以选择这么做，霍克思解释说，因为程高本的第一回“更连贯”，虽然“不够有趣”。{2}霍克思言下所指不难发现。传世的《红楼梦》最早的版本，过录清乾隆甲戌（1754）脂砚斋重评本，保留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开头。顽石作为一件“蠢物”，其变身美玉有赖僧的符咒和幻术。不仅如此，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发生在石头与一僧一道之间的一段对话。这段四百余字的对话为甲戌本独有，不但程高本没有，脂评系统下时间相对靠近的己卯本（1759）和庚辰本（1760）也没有——以致俞平伯揣测，甲戌本的稿子“可能是作者的初稿”。③这段对话透露了全书核心的吊诡，本节的讨论便由此展开。
通览整部《红楼梦》，不时以癞头跣足、装疯弄愚的形象现身的一僧一道（开篇第一幕是例外），绝非等闲之辈。恰恰是这对人物的设置，让隐伏在故事表层之下的匠心浮出水面。除了石头以外，一僧一道是整部小说中唯一能够穿梭往来于三重叙述框架的角色。这一对不知疲倦地奔波于不同域界之间的仙师，作为著者有心设计的一套叙述装置，在故事和故事的讲述这两个层面上都蕴含深意。这里特别值得留意的是一僧一道掀开故事帷幕的姿态。一切都从一场貌似偶然的“说说笑笑”开始：两位仙师由远及近，恰巧“坐于石边，高谈快论”，话题很快便从“云山雾海神仙玄幻”转到了“红尘中荣华富贵”，难怪石头听了“不觉打动凡心”。然而，石头刚一开口倾吐对人间的渴慕，二仙师旋即同声劝阻：
善哉，善哉。那红尘中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倒不如不去的好。{1} 石头听不进去。显然两位先知早预料会有此一幕。僧遂“大施佛法”，变石为玉，袖石奔红尘而去。《红楼梦》最大的反讽开篇便赤裸裸呈现在读者眼前：这是一个本不该发生的故事。貌似超脱世外、殷殷阻石下凡的一僧一道，追根究底，竟是整一出大戏的揭幕人！然而，此处最引人瞩目的还是借二仙师之口道出的天界的“智慧”：红尘不是问题，红尘之乐更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不能永远”。问题的核心关乎欲望；更准确地说，关乎对时间的欲望。
《红楼梦》神话框架下的叙述就是这样开始的。脂砚斋此处批道：“四句乃一部之总纲。”{2}“到头一梦”的比喻，诠释佛家的“空”，捕捉无常的可怖。生命作为一段无法挽留的时间的旅程，同时作为这段旅程上最教人流连不舍的瞬间，两者注定相依相悖。对“经验”的欲望必须付出时间为代价，然而时间的流逝无可避免地意味着沧桑嬗变，荣枯无常。更进一步说，这是一个关于进与退，开始与结束，在终极意义上，关于生与死的问题。死是所有生者的归宿。呱呱坠地的一刻即是迈向死亡的起点。两位仙师给石头提供的选择无异于这样一个两难的问题：是要经验红尘，赴生亦是赴死，还是抽身世外，不生遂尔不灭？
这个沉重的问题深有佛教意味。无常之可怖，欲望之虚幻，两种形态的时间——线状与点状，流逝与静止——之不可弥合，这是连超凡脱俗的仙师都不得不承认的道理。值得一提的是，上述两难困境的布设在小说里是充分自觉的。一僧一道恰在顽石旁侧发生的对话，明知无用却故作姿态的规劝，都表明了这一点。就《红楼梦》全书的主题意旨而言，两位仙师抛出问题的姿态格外耐人寻味。一僧一道甫出场，便将一种披着佛教外衣的空幻的人生观树立为存在的终极信条。此后，伴随他俩在人间的多次介入，这番“空”的训诫在整部小说里余音绕梁。从甄士隐到柳湘莲，一个个相继“看破”而弃绝红尘的人物，演绎殊途如何同归，成为石头的终局的前奏。这些场景，尤其若干次对情节发展毫无影响的一僧一道的徒劳的人间之旅，均可视作两位仙师与顽石的初次对话的回响。它们在叙述上的功用是屡屡点破暂时的娑婆幻象，一再唤回那个关于时间的棘手问题。
一僧一道首次现身尘寰，在劝舍英莲未果后，决定分手各自前行。此时道人对僧说：“三劫后，我在北邙山等你，会齐了，同往太虚幻境销号。”③这里有两点值得留意。一是佛教的时间概念“劫”。劫，梵语“劫波”（kalpa）之略，古婆罗门教指世界生灭一次所经历的时间。佛教沿用这一计时单位，常用来指极其长远难以计算的时间。{4} 《红楼梦》神话框架下的时间秩序，便每每以“劫”来度量。例如，石头央求两位仙师携其下凡：“在那富贵场中温柔乡里受享几年，自当永佩洪恩，万劫不忘也。”{5}后来，“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空空道人自青埂峰下路过，读到石头上的故事。⑥与此同时，《红楼梦》中也常常出现一个与“劫”有关的衍生词：“劫数”。“劫数”在佛教文献中原指一定数目的劫；来到文学语境中，往往成为“命运”的同义词，带有业（karma）与宿命的意味。
第二点值得留意的是“销号”。“销号”为何？甄士隐听得半懂不懂，卷外的读者却应该心知肚明。“销号”的隐语将我们的思绪带回神话域界，带回警幻仙子案前：在那里，凡人命运皆已历历存案。掌管存案的警幻仙子，事实上是整个故事的幕后主使；而奔波在仙界与红尘之间的一僧一道，则忙着协助定案的落实。有些时候，这两位仙界的听差涉足凡间，不过是留下一两句徒劳的警语；另一些时候——当“时候”到了——他们便适时出现，“度脱”世人，成就一桩“功德”。命运临头无可逃遁。更慑人心魄的是，命运如期降临，分秒不差，不容商榷。仙界的存案意味着这样一纸严苛的日程表，和王熙凤为仆役制订的日程表不相上下，只是两者度量时间的方式不同罢了：前者谨遵天命，以“劫”分派生死归宿；后者参照钟表，以“时”划割晨昏作息。正如仆役们必须定时向王熙凤复命，时辰一到，下凡的魂魄也须准点折返警幻案前“销号”。倘若在小说神话框架下，佛教的“劫”制造了一种时间无限久长的印象，甚或一种模糊的永恒之感，显然这不过是片面的错觉。《红楼梦》里以“劫”和“劫数”裁量的神话时间，一方面如汤汤逝水，具有线性而不可逆的特征；另一方面的特征则是重大时刻的精准设定——准得就像钟表，我们随后就会看到。衬着一劫复一劫恍似无限悠远的时间的幕布，那些命运临头的瞬间显得愈发清晰夺目。
骇然钟响：
两种时间秩序的激撞
红荔枝头月又西，
起看风露眼犹迷。
灯前此地非书馆，
但听钟声不闻鸡。
清初书画家、天主教徒吴历（1632-1718）五十多岁时旅居澳门，写下这样一首诗。诗后附注：“昏晓惟准自鸣钟声。”{1}其时正随耶稣会传教士修习、准备担任神职的吴历，对澳门的西人生活方式有细密的观察。“自鸣钟”便是令他印象深刻的日常物件之一。事实上，这个葡萄牙人屋宇下的新异世界由两种钟声所主宰：自鸣钟与教堂的钟声。{2}
如果在一个像吴历这样的文人眼中看来，被自鸣钟声而非鸡啼唤醒，仍教人略感迷惑的话，那么，对刘姥姥那样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村妪来说，头一次听机械钟报时，恐怕要吓一跳。的确，《红楼梦》第六回中便捕捉到这样一幕：
刘姥姥只听见咯当咯当的响声，大有似乎打萝柜筛面的一般，不免东瞧西望的。忽见堂屋中柱子上挂着一个匣子，底下又坠着一个秤砣般的一物，却不住的乱晃。刘姥姥心中想着：“这是个什么爱物儿？有煞用呢？”正呆想时，只听得当的一声，又若金钟铜磬一般，不妨倒嚇的一展眼，接着又是一连八九下。方欲问时，只见小丫头子们一齐乱跑，说“奶奶下来了”。平儿周瑞家的忙起身，命刘姥姥“只管坐着。等是时候我们来请你。”说着，都迎出去了。③
这滑稽而富有戏剧效果的一幕多半不是夸张。小说家以漫画式的笔触，勾勒出清代民间对机械钟表的陌生。历史学家David Landes在其著作Revolution in Time： Clock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时间的革命：钟表与现代世界的缔造）开篇指出，相对于四季这样天赐人间、普世皆同的天然时间标识，人造钟表无异于一种“侵入”。{4}难怪第六回里钟声乍响，刘姥姥大吃一惊，如坠五里雾中。这位初涉贾府的村妪再也想不到，率先“迎接”她的竟是一座盘踞府邸心脏位置的大钟；她更不会想到，伴随王熙凤的威权，这座大钟的魔力朝夕遍布整座荣国府。平心而论，小说这里要传达的并不是刘姥姥的少见多怪；换个角度来看，正是透过一个贾府之外的人的眼睛，钟表的异质性方充分显露出来。 时间意识，或者照Howard Trivers的话说，“存在的节奏”（rhythm of being），既非自然亦非天生。{1}它是不断建构与重构的产物。另类的时间意识，异质的时间秩序，可能寓指不同世界或不同时代之间的对峙与激撞 。透过钟表制造精益求精、美轮美奂的表象，围绕宇宙观、政治权力与现世利益的交锋一触即发。晚明将机械钟表引入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一方面深谙这些精工巧构在打开通向权力核心的路径上的策略意义，一方面又如履薄冰。基于芒福德对钟表的重要地位的论断，甚至有学者认为，将西方钟表制造术引入中国乃是利玛窦“最持久的贡献”。{2}但在另一方面，对待历法，利玛窦备加小心。他翻译了格里历并使之与中国的农历协调，却没有投入大规模印刷。显然利玛窦清楚在中国颁布新历法可能导致的嫌疑。③在司徒琳（Lynn Struve）主编的论文集Time， Temporality， and Imperial Transition： East Asia from Ming to Qing（中译《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里，我们看到更多探讨时间意识与政权交涉之间的关系的个案，散见于中国、韩国等地。若干个案围绕同一主题展开，即非正统的历法如何成为拒绝认同霸权的首要渠道。{4}此外，Stefan Tanaka的近作New Times in Modern Japan（《近代日本的新时代》），亦聚焦深入渗透社会形态的时间意识。此著旨在阐明，各类时间秩序的同步化，使之趋向于一种“统一的、同质的且空洞的时间”，对一个新的明治日本的缔造有根本的意义。{5}据Landes观察，宋代以降的中国人貌似并不在乎要精确地知道时间。⑥倘若事实果真如此，那么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当机械钟表“侵入”中国固有的时间秩序，将意味着什么？这些尊贵而奇诡的现代计时器，可能催发怎样的关于时间的新的想象？
我们抱着这些问题回到《红楼梦》的文本。在第六回里，时值秋尽冬初，因“家中冬事未办”而困坐愁苦的王姓一家，最终决定派刘姥姥进城攀亲道故，碰碰运气。第六回的特殊之处在于，这里嵌着小说的最后一个开头，即人间框架下日复一日的事件的肇端。李惠仪（Wai-yee Li）在她卓有创见的专著Enchantment and Disenchantment： Love and Illusion in Chinese Literature（《迷魅与去魅：中国文学里的爱与幻》）里指出，《红楼梦》前五回可被视作一套由一串不连贯的瞬间构成的拉长的序曲。{7}来到第六回，叙述者明陈起头的困难：
按荣府中一宅中合算起来，人口虽不多，从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丁；事虽不多，一天也有一二十件，竟如乱麻一般，并无个头绪可作纲领。正寻思从那一件事自那一个人写起方妙，恰好忽从千里之外，芥豆之微，小小一个人家，向与荣府略有些瓜葛，这日正往荣府中来，因此便就这一家说来，倒还是个头绪。{8}
刘姥姥带领读者走进贾府内部，走进一个多元时间坐标并存的复杂世界。一系列开头，或者说一系列不连贯的瞬间，发挥的作用是开启层层叠叠在空间逻辑和时间逻辑上都彼此迥异的域界。上节我们看到，在小说神话框架下的叙述的开头，一个关于时间、欲望与生死的问题被设计成一个入世与出世之间的两难选择。这里，在小说人间框架下的叙述的开头，我们再度遭逢一个关于时间的隐喻，耳闻一场异常响亮的两种时间秩序的激撞。其中一种时间秩序是自然的、季节的、定期循环的；而另一种时间秩序则是人造的、机械的、线性推进的。前者经常是模糊的；后者却时时保持精准，分秒不差。
小说中对促使刘姥姥进城攀亲的季节因素的强调大概并非偶然。关于时间，贾府之外的农家的世界和大观园之内的诗人的世界，恰恰共享同一套计量手段与情感逻辑。季节嬗变，尤其是花，为大观园中人的抒情主体意识提供了最重要的喻象来源。作为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举动，在第二十三回中，宝玉刚刚住进园子，便以四季为题作了一套即事诗。如果说在第十七至十八回中，宝玉巡游整座园子并给初竣工的各处题名，是他在空间意义上定义了属于他的花园的话，那么通过描摹园中的四季风景，宝玉则是将时间秩序赋予他的乐土。在宝玉一厢情愿的想象里，他的花园一年四季流溢着奢华的感官体验与悠闲的牧歌情调。抒情文类无疑与这座园子的精神最为契合，因为在这种文学形式里，时间悄然凝驻，刹那即是永恒。
然而在现实里，无论是在空间意义上还是在时间意义上，大观园与园外的浊世都不是切断的。在空间意义上，我们知道，这座纯净的园子与会芳园的水一脉相连，而会芳园正是宁国府藏污纳垢之所在。{1}颇类似的是，在时间意义上，钟表的威权无孔不入，统治着园外上下的时间意识同样渗透园内。熙凤堂屋里的大钟，在大观园深处寻到了呼应：另一座钟不在别处，恰恰设在宝玉的怡红院里。照理说，这位被谑称为“无事忙”和“富贵闲人”的公子，恐怕是最不需要知道精确时间的一个人了。{2}可是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宝玉的钟，尽管鲜少抛头露面，其决定性的地位与熙凤的钟相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随着一记骇然钟响为石头的故事拉开最后一道帷幕，两种时间秩序的激撞为此后大观园悲剧的铺展搭好了舞台。
“记住你终有一死”：
大观园里隐伏的钟表
以脂评本八十回《红楼梦》而言，若说贾府里究竟有多少钟表，恐怕很难数算，因为连王熙凤的跟班都“随身自有钟表”；但若说“自鸣钟”，明确知道的有两部：一部在熙凤的堂屋里，一部在怡红院。谈及他在翻译《红楼梦》的过程中所遵循的原则，霍克思说，对待这样一部一个伟大的作家呕心沥血写成的作品，他倾向于相信，凡书中出现的物事，“一一皆有目的”。③笔者深有同感。小说中钟表的布设，乍看微不足道，实则隐显之间，暗寓匠心。
《红楼梦》中以宝、黛、晴、袭为代表的参差影照的人物体系，学者已有详论。事实上，宝玉与熙凤也构成一对彼此影照的人物。余英时评道，《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之间有两个最重要的接榫人物，即宝玉与熙凤，两人恰成鲜明对照：“宝玉以男人身份住在园内，从园内通向园外的一道桥梁。……凤姐则以女人的身份住在园外，而心却向着园内，是由园外通向园内的另一道桥梁。”{4}花园世界的存亡有赖大家庭的护佑。熙凤尽管贪婪而工于心计，却始终是大观园的坚强后盾，不仅仅在财务支持的层面上。依余英时阐述的《红楼梦》的空间分野，熙凤的厅堂是俗世世界的事件的中心，而宝玉的院落是理想世界的“无事之事”（non-events）的中心；前者的功能是偌大一个家族的行政管理总部，后者则构成园中天地的抒情主体意识的核心。然而，这一对自鸣钟的里应外合，让园内与园外的时间秩序暗暗趋于统一。与熙凤屋里的那座大钟相比，宝玉的自鸣钟躲过了绝大多数人的耳目，包括故事之外的批评家们。这座隐蔽的钟暗暗地，同时也毫不留情地，记录园中光阴的流逝。它将另一种潜伏的时间秩序注入这座青春与诗的乌托邦。 不过，我们且先来看宝玉的表。宝玉的表比他的钟更早进入读者的视域。第四十五回中有一处对宝玉的怀表的特写。在这个淅淅沥沥落雨的秋夜，宝玉来到潇湘馆。他的造访并不出于什么理由——就像占据小说主要篇幅的许多“无事之事”，这一幕乍看之下也无事可言。宝玉在潇湘馆不过短暂勾留。他察看黛玉的气色，告诉她他穿来的那一套精巧蓑衣的来历。随后，宝玉发现了案头黛玉刚刚写好的诗。他尚不及细读，就被黛玉夺过来，向灯上烧了。听黛玉说要歇息了，宝玉起身告辞。就在此时，他“回手向怀中掏出个核桃大小的一个金表来，瞧了一瞧，那针已指到戌末亥初之间，忙又揣了，说道：‘原该歇了。又扰的你劳了半日神。’”{1}宝玉披蓑戴笠，刚出去又折回来，关照黛玉想吃什么告诉他。话题遂又引到宝玉的灯笼。“跌了灯值钱，跌了人值钱？”黛玉对宝玉的数落饱含柔情。他俩各有一盏玻璃绣球灯——想必是精雕细琢价值不菲——连宝玉都生怕滑倒打破了，所以就没点来。黛玉却毫不犹豫将自己那盏点了，递到宝玉手上。
对一路来焦灼地期待宝黛恋情发展的读者而言，这是难得的一个夜晚。衬着潺潺雨声，两人的会面充满一种家常的亲密，寥寥数语，愈是琐碎，愈见温馨。然而，这一幕真正的难得之处，须纵观全书更广阔的叙事架构方能把握。宝黛两人上一次如此怡然无间地约会，还是在半年以前，那一个静日玉生香的早春的午后，在第十九回里，宝玉编了一出小耗子变香芋的故事，逗黛玉开心。此后，自第二十一回至第三十一回，两人之间大小龃龉不断。宝玉和黛玉皆是才情洋溢的诗人，却每每受困于如何将内心的真实感受传达给对方。在他俩之间，读者甚少听闻不掺疑忌的朗朗笑声。一直以来，两股焦虑盘踞在黛玉眉间心上，两者俱与“金玉良缘”之说有关：一方面，对处处生情的宝玉，她总是难以放心；另一方面，她深知，她的劲敌宝钗不仅有金锁，有可倚重的亲人，更有许多她自身欠缺的成为一个贤妻良母的优点。随着叙事的推进，到第三十二回，宝玉的一句“你放心”，扣中黛玉的心病，黛玉长久以来所怀的疑惧终于烟消云散。{2}接下来，到第四十五回，钗黛冰释前嫌，契若金兰。换言之，经过一番曲折的心头口头的挣扎，这个潇潇雨夜成为黛玉踏进贾府以来第一个心宽神弛的夜晚。独坐感怀，一种透着倦怠的自我哀怜诉诸笔端，差一点就要为这一晚划上句号，这时宝玉来了，气氛顿时一转。黛玉心底毕竟称意，甚或不乏一丝得意，于是才有了当晚最撩人的一幕：
一语未完，只见宝玉头上带着大箬笠，身上披着蓑衣。黛玉不觉笑了：“那里来的渔翁！”
宝玉道：“你喜欢这个，我也弄一套来送你。”
黛玉笑道：“我不要他。戴上那个，成了画儿上画的和戏上扮的渔婆儿了。”及说了出来，方想起话未忖夺，与方才说宝玉的话相连，后悔不及，羞的满面飞红，便伏在桌上嗽个不住。③
这一弗洛伊德式的“失言”，将黛玉素日所思所念和盘托出。这是《红楼梦》最教人爱怜不已的瞬间之一。脂砚斋评道：“妙极之文，使黛玉自己直说出夫妻来，却又云画的扮的。本是闲谈，却是暗隐不吉之兆，所谓‘画中爱宠’是也，谁曰不然。”{4}的确，故事表面的柔曼轻纱被无情的时间之箭倏地刺穿。第四十五回将季节与钟表这两种时间秩序并举，但来到最后一刻——道别的时刻，分手的时刻——是钟表一锤定音。宝玉的精致怀表颇合一个“富贵闲人”的身份；然而，这如影随形的计时器同时也意味着一份个体化的时间：不多不少，不增不减，命中分派，无可商榷。读者的思绪旋即被带回到青埂峰下，石头在下凡之前必须接受的约定：它在红尘勾留的时间是有限的，一切终将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在计时技术的历史上，Landes留意到，一种饰有骷髅头像或制成头骨形状的手表在15至16世纪的欧洲深入人心，其名曰memento mori，意即“记住你终有一死”。{1}宝玉的怀表，与之相比可谓“貌离神合”。至此“金玉良缘”一说忽然生出意想不到的反讽况味：倘若玉（欲）直指顽石红尘之旅的原动力，那么这块“不离不弃”的金表则时时刻刻提醒它的主人：时间与欲望相依相悖。分秒之间，大限又近一步。
在中文里，以“钟”寓“终”，堪称绝配。宝玉的自鸣钟在小说里响过几次。{2}最值得细读的是第六十三回。在这一回里，宝玉的钟和表双双出现，分量尤重。颇可玩味的是，尽管当夜众人聚集，却无一人听见钟响。在那个暮春的夜晚，大观园群芳荟萃怡红院，为宝玉庆生。作为小说里的时间坐标之一，宝玉的生日让人联想到石头的红尘经验的开始，联想到青埂峰下的约定：它从那里来，也终将归于那里。投在这一幕上的离散的阴影，读者应该比书中人看得更清楚。就情节发展而言，这是大观园儿女们的最后一次欢宴。不久之后，一场对污秽和忤逆的搜索便要在园中大肆展开，引向花园乌托邦的灭亡。就叙述技巧而言，这又是小说家精心策划的双重意识并驱的一局。姑娘们掣签行令——却丝毫不察，只有读者心知肚明——酒签上的诗句正预言她们各自的未来。如此清欢，难怪无人留意自鸣钟报时，直到仆役叫门打断了宴会：
老婆子忙出去问时，原来是薛姨妈打发人来接黛玉的。众人因问几更了。人回：“二更以后了，钟打过十一下了。”宝玉犹不信，要过表来瞧了一瞧，已是子初初刻十分了。黛玉便起身说：“我可掌不住了，回去还要吃药呢。”众人说：“也都该散了。”③
在这样一个群芳争妍怡红院，醺醺然物我两忘的夜晚，钟表联手介入，宣告天下无不散的筵席。来到最后一刻——道别的时刻，分手的时刻——再度是钟表一锤定音。不过，这一次的警讯不仅是给宝玉和黛玉的；它给所有大观园中人带来了飞鸟各投林的恶兆。宝玉的第一反应是天真地拒绝相信。可是，他的钟与表言之凿凿、两面夹攻，令他一厢情愿的幻念刹那破灭。
赘述两句，关于贾府两座自鸣钟的最后下落。在第七十二回里，熙凤对旺儿媳妇感叹坐吃山空、处处捉襟见肘的窘境，间中提及：“我是你们知道的，那一个金自鸣钟卖了五百六十两银子，没有半个月，大事小事倒有十件，白填在里头。”{4}至于怡红院里的自鸣钟下落如何，前八十回未见交代。试想，若为实用计，兼避人耳目，何不保留熙凤的钟，将宝玉的钟变卖应急？宝玉的钟，留着又能派什么用场？一个可能的——或许是最有可能的——答案是，这是一座给花园乌托邦送终的钟。它是“劫”的人间化身。这意味着，无论如何，这座精确而无情的计时器都必须留在园子里，见证其寿岁终了，劫数降临。 “寻找有时，失落有时”{5}：
《红楼梦》的时间意识与焦虑内核
追根究底，《红楼梦》是一部关于时间的小说。《红楼梦》的终极关怀归结于一种存在的焦虑，而这种焦虑植根于对时间的形而上追索。正是出于这种焦虑，作者与小说的主人公灵魂相契。纵观全书，在不同场景下，宝玉多次试图回避关于未来的问题。每当他被问到未来如何打算，这位公子的回应往往不出两种：要么去死，要么去做和尚。在黄卫总（Martin W. Huang）看来，宝玉的“意淫”与他的大致年龄颇不协调，不符合到他这个年纪所应有的言行举止。黄指出，宝玉陷入的两难困境在于他“不情愿长大……而成长是一桩无法逃避的事实”。{1}令人困惑的是，宝玉究竟多大尚无定论。痴迷《红楼梦》的张爱玲注意到，从最初的抄本到后来的刻本，宝玉的年龄不断变小，从十七八岁改到不满十岁，连带黛玉的年龄也一路变小。张嘲弄道：“中国人的伊甸园是儿童乐园。”{2}从东西方文学比较的视角，与源氏、斯万和佐西马神父相比，夏志清（C. T. Hsia）难掩他对《红楼梦》尚欠成熟的男女主人公的失望：他们“心思也为爱情占据并对未来感到焦虑，与此同时，却指望无限期地延长他们的童真岁月，惧怕涉足经验的世界”。③
如果宝玉无力直面未来，那么对《红楼梦》的作者而言，他深陷的困境在于无法赎回业已失落的过去。全书开篇的楔子尤其痛快地道出作者的衷肠。值得留意的是，这番自剖也构成一篇关于时间的论述。在李惠仪读来，这段自述以谬误和荒唐为整部小说定下基调。这一段要告白的是，李写道，“缘于失落的写作，作为补偿的写作，以及从现今一种失当的存在的视角开启的写作”。{4}李指出，不仅在开篇的自述里，通贯全书，我们都可以体察到在小说的反讽意识与抒情冲动之间的一种根本的断裂。断裂源于一种分裂的自觉，即一方面试图通过写作与存在和解，同时另一方面明白这种和解之不可能。{5}小说的作者与小说的主人公都倚赖着这座时间凝驻的花园，尽管方式有别：宝玉奢望逃避未来，而作者希冀赎回过去。两者的姿态都是徒然的。恰因如此，可以说，这两种举动的意义所指是一致的。未来之无可阻挡，一如过去之无可挽回。两种悲剧意味的姿态实际上达成了对时间的抽象理解的共识，即线性的、沿着单一方向推移的时间；每个尘世的个体所分得的不过是其中一截，有始有终，精确划定，不为个人意愿左右。
在《红楼梦》里，这样一种对时间的理解，是在多重时间秩序的激撞的背景下获得的。本文对小说不同叙述框架下的异质的时间秩序进行了梳理和解读。因为《红楼梦》以时间架构统摄空间架构，笔者倾向于认为，这部巨著的悲剧内核与其时间意识有更密切的关系。从空间的角度看，花园乌托邦的必然覆灭是因为两个世界的空间分野可望不可即。从时间的角度看，我们发现，无情的时间比源自会芳园的浊流更有力地渗透园中，最终引向大观园的败落。《红楼梦》的多重时间体系寓身于一系列时间标识之中，从神话框架下的佛教的“劫”，到人间框架下的阴阳历、四时节气、人物生日等，当然还有新奇的钟表。在这些时间标识中，本文关注的焦点是季节的和机械的这两种时间秩序的对峙与激撞。小说中出现的机械钟表既非随性为之，亦非微不足道。恰恰相反，本文力求展示，《红楼梦》中钟表的布设具有策略性的深意。它们所代言的一种另类的时间秩序，即技术化的、线性推进的且精准的时间，最终颠覆了以四季循环为标识的时间秩序，摧毁了寄托着花园乌托邦精魂的抒情诗式的永恒的瞬间。宝玉以大观园的四季为题赋诗，然而同样是宝玉，将无情的钟表埋设在大观园的心脏。钟表在小说中虽偶尔浮现，却举足轻重。事实上，或许合该如此。钟表的象征意义和其可见度之间的反差指向一种隐形的焦虑：在大多数时候，现代计时器可以藏匿耳目之外，然而其确凿的存在始终盘踞在意识深处。被（误）认为是宝玉的雅致玩物之一的自鸣钟和怀表，坚守园中直至大限将近。由此我们可以说，宝玉的怡红院是贾府的格林尼治，而花园乌托邦里隐伏的自鸣钟和怀表是整部《红楼梦》不可或缺的时间坐标。{1}
我们已用相当篇幅讨论《红楼梦》中的钟表，现在是时候回头看看佛教的时间概念“劫”。《红楼梦》中佛教的、神话的时间秩序，其意义辐射至文本之外。以第四十五回的秋夜为例，在这个难得的夜晚，钗黛义结金兰，宝玉与黛玉也和好如初，宝黛之间只剩下最后一道坎，一道他俩终难逾越的天堑：时间，以及随时间的进程而迫近的悲剧结局。宝玉的怀表恰在此刻送出一个微妙的警告，警告的内容则是神话域界里早已注定的事。倘若没有这样一种双重意识，让读者在这核验时间的一刻看到并行的时间秩序，那么寓身于钟表之中的线性推进的时间也就失去了其真正的意义。换言之，《红楼梦》构设了奇诡的一局：机械钟表的实质意义由其在神话域界里的参照系决定，而现代计时器所代表的时间秩序植根于宣讲业、轮回与宿命的佛教宇宙观。
我希望强调这一点。钟表的出现未必，或者说并非无条件地，意味着线性推进的精确的时间，一种现代的（每每也被视作是西方的）时间观。倘作如是观——无论出于不见或出于偏见——都无异于重蹈西敏司的覆辙，即以同一把标尺度量全世界，并由此认定这把标尺具有普世意义。若有读者浏览后留下这样的印象，以为本文透过钟表探讨《红楼梦》里的“现代”时间意识，那将是非常令人遗憾的误读。西方钟表制造术的引介（包括思想上的和形式上的），并不意味着将地球上的任何角落变成欧洲现代史进程上的某一点；也不构成一种可供输出、移植及复制的普世的“现代性”的佐证。
针对一种普世的现代时间意识的臆想——这种时间意识往往毫无异议地被视作时间度量机械化的产物，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有时包括同步的殖民或半殖民化的历史进程——《红楼梦》抛出一则反例。在《红楼梦》的虚构世界里，所谓“现代的”时间观，追根究底竟是佛教的。不单单是“劫”与“劫数”意味着时间进程之无可商榷及命定时刻之分毫不差；更进一步，在小说中佛教对存在与命运的理解凌驾于现代经验意义的时间观之上。因此，除了重新审视《红楼梦》的时间范式，本文也试图对现代时间意识的界定再度进行反思。我们开篇便提到，在芒福德看来，时钟，而非蒸汽引擎，是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机器。《红楼梦》对钟表的形而上意义的重新诠释，从某种意义上说，则让人联想到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在为后现代艺术定位时所提出的“后前”（future anterior）的吊诡逻辑：作品所预期的理应是业已完成的（what will have been done）。{2}在这一点上，我想大概没有比宝玉的独领风骚的怀表更好的隐喻了。这块熔华夏天干地支与西洋钟表制造术于一炉的金表，既为冥冥中的因果业力别立一座神龛，又为线性推进的精确的时间另觅一尊祖牌。这座文学空间里精心打造的计时器，标记时间秩序的异质存在，消解现代时间意识的独一源头的迷思。在它的指针的律动里，我们听见“业”的悠远回响。
致谢
在写作本文的过程中，笔者有幸获得多位学者的指点，包括哥伦比亚大学语言与文化系的商伟教授、于君方教授，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的王德威教授、李惠仪教授，在此谨致谢忱。
【责任编辑 王宏林】
作者简介：应磊，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佛教与中国现代文学。
① 参见Maureen Perkins对康拉德的小说The Secret Agent（1907）的讨论。小说主人公，一位无政府主义者，试图炸毁格林尼治皇家天文台，作为对“科学”的反击。位于天文台屋顶顶端的报时球遂化身“科学的精确性和时间秩序的权威”的视觉坐标。见Perkins， The Reform of Time： Magic and Modernity （London； Sterling， Va.： Pluto Press， 2001）， p. 22. 此外，Perkins也在引言中谈到，从英帝国的视角看来，多元异质的时间秩序如何成为酝酿异端的温床，见The Reform of Time， pp. 1-18.
{2} Jean-Franc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p. 81.
关键词：《红楼梦》；佛教；时间意识；钟表；现代性
昼夜循环胜刻漏，绸缪宛转报时全。
阴阳不改衷肠性，万里遥来二百年。
——康熙
时钟，而非蒸汽引擎，是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机器。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
“无朝代年纪可考”？
重观《红楼梦》的时间框架
现代工业文明与资本主义的发祥地究竟在哪里？撇开耳熟能详的答案，人类学家西敏司（Sidney W. Mintz）将目光投向加勒比海英属殖民地上的甘蔗种植园。这些17世纪西印度群岛上的种植园，作为田野与车间的综合体，显然有别于19世纪的英国工厂；劳作其间的奴隶既非无产阶级，拥有种植园的殖民者也非资本家；而且左右制糖工业的是一系列重商主义措施，而不是自由市场。尽管如此，在西敏司眼中，加勒比海的种植园仍不失为一种工业体制的雏形。让西敏司得出此项结论的关键因素之一，是一种渗透种植园每个角落、每道工序的严苛的时间意识。从收获季节的开始到半晶体糖的风干，时间掌控整套生产流程：田野与车间必须密切配合，同时同步运作；无论男女，不分昼夜，必须准点上工。这种被高度强调的时间意识，西敏司认为，“将在日后成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核心特征”。{1}
时间意识界定存在：这是本文与西敏司的研究共通的出发点。计时仪器的革新，时间意识的流变，不仅是特定历史时空的标识，更可能开启前所未有的形而上视野。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其力著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中译《技术与文明》）中指出，时钟，而非蒸汽引擎，是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机器。{2}一种以时钟和手表为化身、以日历和日程表为依托的新的现代时间秩序，即线性的、精确的而且技术化（technologized）的时间，伴随钟表的环球流布，在世界不同角落、不同历史与文化语境下，催生关于时间、关于现代性的另类想象。钟表在16世纪晚期由耶稣会传教士引入中国。在中国传统小说的巅峰之作、成书于18世纪中叶的《红楼梦》中，钟表亦占据举足轻重的一席之地。事实上，其重要性出人意表，虽然钟表在《红楼梦》中不过偶尔浮现。
沉浸在《红楼梦》的抒情世界里的读者，恐怕很少会联想到在17世纪的加勒比海种植园或19世纪的英国工厂里实施的现代时间管理规范。的确，这部曾给其命运多舛的作者带来深切慰藉的巨著，引领无数读者走进别一番时空秘境：一个青春永恒的花园乌托邦，一个古典抒情诗的不朽梦境。甚少有人留意为贾府奔走卖命的差役们的日常作息节奏。本文对《红楼梦》的重读，便从这个恐怕颇倒人胃口的话题开始。在第十四回，紧随秦可卿香消玉殒，贾珍请王熙凤在治丧期间协理宁国府，次日清晨卯正二刻（约六时半），熙凤走马上任，甫抵宁府即召集众人，明令如下：
素日跟我的人，随身自有钟表，不论大小事，我是皆有一定的时辰。横竖你们上房里也有时辰钟。卯正二刻我来点卯，巳正吃早饭。凡有领牌回事的，只在午初刻。戌初烧过黄昏纸，我亲到各处查一遍回来，上夜的交明钥匙。第二日仍是卯正二刻过来。{1}
尊荣如贾府，拥有钟表自然毫不令人意外。令人意外的是这些源自西洋的珍奇玩意儿在这里的社会功用与文化含义。上房在醒目位置设有“时辰钟”，连下人都随身配表，这固然是贾府豪富的例证之一；更重要的是，由此可见，钟表无时无刻不在掌控着贾府的运作。明清文化史中象征财富、地位与审美品味的钟表，在贾府的屋檐下，其异国风情融入了日常生活。从上到下，一种近乎“现代”的时间观念统领整座宅邸。《红楼梦》的主人公宝玉——以及这部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的作者——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
自从余英时的重要论文《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在上个世纪70年代发表以来，《红楼梦》的空间架构获得了学界的普遍关注。大观园内的乌托邦世界与大观园外的俗世世界之间——或者照李德瑞（Dore J. Levy）的话说，理想的与实存的之间{2}——无法调和的悲剧，成为解读这部小说的基本范式。“但这个理想世界自始就和现实世界是分不开的：大观园的干净本来就建筑在会芳园的肮脏基础之上。并且在大观园的整个发展和破败的过程之中，它也无时不在承受着园中一切肮脏力量的冲击”。就《红楼梦》的悲剧的中心意义，余英时如此写道：“干净既从肮脏而来，最后又无可奈何地要回到肮脏去。”③相较之下，针对《红楼梦》的虚设的时间架构的讨论却显得很有限。这大概不是没有原因的。
以梦幻起笔的《红楼梦》，开篇即借空空道人之口自陈：“无朝代年纪可考。”{4}全书遂笼罩着一种不知今夕何夕的氛围。此举的深意至少在两个层面上显露出来。一者，有别于《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等先例，《红楼梦》成为第一部自觉而且彻底地与史传小说的传统分道扬镳的中国长篇世情小说。在空空道人——故事的第一位读者，也是理想的读者{5}——眼中看来，朝代年纪失落无考是这个故事的首要问题。石头却一语道破：“我师何太痴也！”⑥换句话说，石头点醒读者，此前出于种种考量、借助种种手段试图与大写的“历史”攀上关系的一干小说，都断不了同一味痴心妄念。二者，《红楼梦》以百科全书般的姿态，拥抱了华夏文明精英传统的所有主要面向，却鲜少涉及同时代的具体事件。这仿佛是蓄意为难将这部小说视为秘史的曲折记录的考证派读者。诚如商伟所言：“《石头记》的抽离正合其边缘性；它不大牵涉到当时的哲学和文学话语，其叙述甚少含摄同时代的参考。”{1}此外，《红楼梦》书稿的辗转流徙，让原著者有心模糊化甚至消解虚构与历史之间的关联的举动，显得更加扑朔迷离。重重因缘，令这部“超越时间”的、“不朽”的巨著的时间范式，迟迟未进入讨论的视野。 石头的反诘值得再思。“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全书最关键的一副对联提醒读者：勿为表象所惑。《红楼梦》最广为人知、同时也最神秘的评注者脂砚斋，亦在第十二回风月宝鉴登场时批道：“此书表里皆有喻也。”“观者记之，不要看这书正面，方是会看。”{2}如果说主动脱离历史坐标、抛开野史书写惯用的时间定位不过是《红楼梦》的“表”的话，那么小说的“里”，是带领读者进入一方时间秩序与时间意识俱已经历重构的虚拟空间。这样的重构未必囿于历史；恰恰相反，历史化作参与重构的元素之一。如余国藩（Anthony C. Yu）在Rereading the Stone： Desire and the Making of Fiction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中译《重读石头记：〈红楼梦〉里的情欲与虚构》）中所指出的，《石头记》对其自身的性质与存在的重视非比寻常，其自身的虚构性便是小说持续探究和戏剧化的一个主题。③小说开篇精心构建了三重框架：神化的（the mythic-fantastical），人间的（the earthly）与后设的（the metafictional）。叙述在这三重框架之间游走，同时游走于彼此迥异的时间秩序之间。作为《红楼梦》的虚构性的要素之一，这些不同的时间秩序的构设正是本文的聚焦所在。
本文预设两个目标。一是试图重新思考解读《红楼梦》的基本范式。就全书的主题关怀而言，《红楼梦》的时间架构与其空间架构相比同等重要，甚至更趋深奥。一如小说中两个空间世界的分野与并置，在多重叙述框架下运作的若干异质的时间秩序，既相互对峙无法弥合，又彼此渗透不可分割。小说后设框架下的叙述是从空空道人的疑问开始的。上文提到，他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关于时间的。我们即将看到，小说神话框架下和人间框架下的叙述，亦同样从关于时间的问题开始，尽管问题有别。与天然的时间标识如季节嬗替或月亮的阴晴圆缺相比，本文特别留意的分别是神话框架下染有佛教色彩的时间概念“劫”，和人间框架下的现代计时器，即钟表。最后一类关乎时间的细节物象，文化史学者津津乐道；对文学学者而言，同样机不可失：此处暗藏一个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红楼梦》的终极关怀与悲剧内核的突破口。
本文的第二个目标与广义上的“现代性”有关，尤其关涉一种“现代的”时间观念。谈及钟表，谈及这些自欧洲舶来的精密仪器所代表的一种线性推进的、精确的而且技术化的时间，这种时间观往往被认为是现代的而且是西方的——西方甚至被视作这种时间观的独一源头，正如西方屡屡被视作现代性的发祥地一样。在此让我们回顾一下西敏司的研究。西敏司试图跳出欧洲，寻找现代工业组织的雏形；然而，他的做法到头来是将欧洲之外的广袤地域都纳入了一套单一的历史叙述。这些地域作为欧洲的过去而存在，发生在地球不同角落的事件被嵌入同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以西方为支点和源头、具有普世意义的“现代性”是如何发生和完成的。{4}本文聚焦《红楼梦》里的钟表，却无意将之视作一部先驱性的“现代”小说。这不仅仅是为了避免重蹈西敏司的覆辙；更重要的是，《红楼梦》这部小说借助虚构的实验场域，对钟表所代表的现代时间观究竟意味着什么，作出了一番与众不同的诠释。这一诠释脱胎于佛教的宇宙观。作为佛教的时间概念之一，“劫”与存在密切相关。可以说，就现代性与佛教的相遇而产生的关于时间、关于存在的想象和反思，《红楼梦》提供了一则耐人寻味的中国文学的个案。这个问题将留待最后一节。
在继续讨论之前，有必要对本文使用的《红楼梦》版本略作说明。本文以脂评系统下的若干抄本为文本依据，所有讨论均限于前八十回。此外，本文原系英文写作，因此，《红楼梦》的主要英译本亦在参考书目之列。{1}
命运临头的瞬间：
“劫”与仙界的存案
正如《红楼梦》一书有不止一个名字，这部小说也有不止一个开头。上文谈到小说后设框架下的开头；接下来，聚焦转移到小说神话框架下的开头。我们继续来看第一回。对第一回的处理，现存《红楼梦》诸版本颇见分歧。依一百二十回程高本，第一回中，顽石经锻炼之后，通了灵性，得以缩放自如。当石头在青埂峰下初遇一僧一道时，它已凭自力变作一块美玉。僧见石有异禀，未假多言即决定携石远游。最负盛名的《红楼梦》英译者霍克思（David Hawkes）在翻译第一回时，便采用了这个版本。之所以选择这么做，霍克思解释说，因为程高本的第一回“更连贯”，虽然“不够有趣”。{2}霍克思言下所指不难发现。传世的《红楼梦》最早的版本，过录清乾隆甲戌（1754）脂砚斋重评本，保留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开头。顽石作为一件“蠢物”，其变身美玉有赖僧的符咒和幻术。不仅如此，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发生在石头与一僧一道之间的一段对话。这段四百余字的对话为甲戌本独有，不但程高本没有，脂评系统下时间相对靠近的己卯本（1759）和庚辰本（1760）也没有——以致俞平伯揣测，甲戌本的稿子“可能是作者的初稿”。③这段对话透露了全书核心的吊诡，本节的讨论便由此展开。
通览整部《红楼梦》，不时以癞头跣足、装疯弄愚的形象现身的一僧一道（开篇第一幕是例外），绝非等闲之辈。恰恰是这对人物的设置，让隐伏在故事表层之下的匠心浮出水面。除了石头以外，一僧一道是整部小说中唯一能够穿梭往来于三重叙述框架的角色。这一对不知疲倦地奔波于不同域界之间的仙师，作为著者有心设计的一套叙述装置，在故事和故事的讲述这两个层面上都蕴含深意。这里特别值得留意的是一僧一道掀开故事帷幕的姿态。一切都从一场貌似偶然的“说说笑笑”开始：两位仙师由远及近，恰巧“坐于石边，高谈快论”，话题很快便从“云山雾海神仙玄幻”转到了“红尘中荣华富贵”，难怪石头听了“不觉打动凡心”。然而，石头刚一开口倾吐对人间的渴慕，二仙师旋即同声劝阻：
善哉，善哉。那红尘中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倒不如不去的好。{1} 石头听不进去。显然两位先知早预料会有此一幕。僧遂“大施佛法”，变石为玉，袖石奔红尘而去。《红楼梦》最大的反讽开篇便赤裸裸呈现在读者眼前：这是一个本不该发生的故事。貌似超脱世外、殷殷阻石下凡的一僧一道，追根究底，竟是整一出大戏的揭幕人！然而，此处最引人瞩目的还是借二仙师之口道出的天界的“智慧”：红尘不是问题，红尘之乐更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不能永远”。问题的核心关乎欲望；更准确地说，关乎对时间的欲望。
《红楼梦》神话框架下的叙述就是这样开始的。脂砚斋此处批道：“四句乃一部之总纲。”{2}“到头一梦”的比喻，诠释佛家的“空”，捕捉无常的可怖。生命作为一段无法挽留的时间的旅程，同时作为这段旅程上最教人流连不舍的瞬间，两者注定相依相悖。对“经验”的欲望必须付出时间为代价，然而时间的流逝无可避免地意味着沧桑嬗变，荣枯无常。更进一步说，这是一个关于进与退，开始与结束，在终极意义上，关于生与死的问题。死是所有生者的归宿。呱呱坠地的一刻即是迈向死亡的起点。两位仙师给石头提供的选择无异于这样一个两难的问题：是要经验红尘，赴生亦是赴死，还是抽身世外，不生遂尔不灭？
这个沉重的问题深有佛教意味。无常之可怖，欲望之虚幻，两种形态的时间——线状与点状，流逝与静止——之不可弥合，这是连超凡脱俗的仙师都不得不承认的道理。值得一提的是，上述两难困境的布设在小说里是充分自觉的。一僧一道恰在顽石旁侧发生的对话，明知无用却故作姿态的规劝，都表明了这一点。就《红楼梦》全书的主题意旨而言，两位仙师抛出问题的姿态格外耐人寻味。一僧一道甫出场，便将一种披着佛教外衣的空幻的人生观树立为存在的终极信条。此后，伴随他俩在人间的多次介入，这番“空”的训诫在整部小说里余音绕梁。从甄士隐到柳湘莲，一个个相继“看破”而弃绝红尘的人物，演绎殊途如何同归，成为石头的终局的前奏。这些场景，尤其若干次对情节发展毫无影响的一僧一道的徒劳的人间之旅，均可视作两位仙师与顽石的初次对话的回响。它们在叙述上的功用是屡屡点破暂时的娑婆幻象，一再唤回那个关于时间的棘手问题。
一僧一道首次现身尘寰，在劝舍英莲未果后，决定分手各自前行。此时道人对僧说：“三劫后，我在北邙山等你，会齐了，同往太虚幻境销号。”③这里有两点值得留意。一是佛教的时间概念“劫”。劫，梵语“劫波”（kalpa）之略，古婆罗门教指世界生灭一次所经历的时间。佛教沿用这一计时单位，常用来指极其长远难以计算的时间。{4} 《红楼梦》神话框架下的时间秩序，便每每以“劫”来度量。例如，石头央求两位仙师携其下凡：“在那富贵场中温柔乡里受享几年，自当永佩洪恩，万劫不忘也。”{5}后来，“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空空道人自青埂峰下路过，读到石头上的故事。⑥与此同时，《红楼梦》中也常常出现一个与“劫”有关的衍生词：“劫数”。“劫数”在佛教文献中原指一定数目的劫；来到文学语境中，往往成为“命运”的同义词，带有业（karma）与宿命的意味。
第二点值得留意的是“销号”。“销号”为何？甄士隐听得半懂不懂，卷外的读者却应该心知肚明。“销号”的隐语将我们的思绪带回神话域界，带回警幻仙子案前：在那里，凡人命运皆已历历存案。掌管存案的警幻仙子，事实上是整个故事的幕后主使；而奔波在仙界与红尘之间的一僧一道，则忙着协助定案的落实。有些时候，这两位仙界的听差涉足凡间，不过是留下一两句徒劳的警语；另一些时候——当“时候”到了——他们便适时出现，“度脱”世人，成就一桩“功德”。命运临头无可逃遁。更慑人心魄的是，命运如期降临，分秒不差，不容商榷。仙界的存案意味着这样一纸严苛的日程表，和王熙凤为仆役制订的日程表不相上下，只是两者度量时间的方式不同罢了：前者谨遵天命，以“劫”分派生死归宿；后者参照钟表，以“时”划割晨昏作息。正如仆役们必须定时向王熙凤复命，时辰一到，下凡的魂魄也须准点折返警幻案前“销号”。倘若在小说神话框架下，佛教的“劫”制造了一种时间无限久长的印象，甚或一种模糊的永恒之感，显然这不过是片面的错觉。《红楼梦》里以“劫”和“劫数”裁量的神话时间，一方面如汤汤逝水，具有线性而不可逆的特征；另一方面的特征则是重大时刻的精准设定——准得就像钟表，我们随后就会看到。衬着一劫复一劫恍似无限悠远的时间的幕布，那些命运临头的瞬间显得愈发清晰夺目。
骇然钟响：
两种时间秩序的激撞
红荔枝头月又西，
起看风露眼犹迷。
灯前此地非书馆，
但听钟声不闻鸡。
清初书画家、天主教徒吴历（1632-1718）五十多岁时旅居澳门，写下这样一首诗。诗后附注：“昏晓惟准自鸣钟声。”{1}其时正随耶稣会传教士修习、准备担任神职的吴历，对澳门的西人生活方式有细密的观察。“自鸣钟”便是令他印象深刻的日常物件之一。事实上，这个葡萄牙人屋宇下的新异世界由两种钟声所主宰：自鸣钟与教堂的钟声。{2}
如果在一个像吴历这样的文人眼中看来，被自鸣钟声而非鸡啼唤醒，仍教人略感迷惑的话，那么，对刘姥姥那样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村妪来说，头一次听机械钟报时，恐怕要吓一跳。的确，《红楼梦》第六回中便捕捉到这样一幕：
刘姥姥只听见咯当咯当的响声，大有似乎打萝柜筛面的一般，不免东瞧西望的。忽见堂屋中柱子上挂着一个匣子，底下又坠着一个秤砣般的一物，却不住的乱晃。刘姥姥心中想着：“这是个什么爱物儿？有煞用呢？”正呆想时，只听得当的一声，又若金钟铜磬一般，不妨倒嚇的一展眼，接着又是一连八九下。方欲问时，只见小丫头子们一齐乱跑，说“奶奶下来了”。平儿周瑞家的忙起身，命刘姥姥“只管坐着。等是时候我们来请你。”说着，都迎出去了。③
这滑稽而富有戏剧效果的一幕多半不是夸张。小说家以漫画式的笔触，勾勒出清代民间对机械钟表的陌生。历史学家David Landes在其著作Revolution in Time： Clock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时间的革命：钟表与现代世界的缔造）开篇指出，相对于四季这样天赐人间、普世皆同的天然时间标识，人造钟表无异于一种“侵入”。{4}难怪第六回里钟声乍响，刘姥姥大吃一惊，如坠五里雾中。这位初涉贾府的村妪再也想不到，率先“迎接”她的竟是一座盘踞府邸心脏位置的大钟；她更不会想到，伴随王熙凤的威权，这座大钟的魔力朝夕遍布整座荣国府。平心而论，小说这里要传达的并不是刘姥姥的少见多怪；换个角度来看，正是透过一个贾府之外的人的眼睛，钟表的异质性方充分显露出来。 时间意识，或者照Howard Trivers的话说，“存在的节奏”（rhythm of being），既非自然亦非天生。{1}它是不断建构与重构的产物。另类的时间意识，异质的时间秩序，可能寓指不同世界或不同时代之间的对峙与激撞 。透过钟表制造精益求精、美轮美奂的表象，围绕宇宙观、政治权力与现世利益的交锋一触即发。晚明将机械钟表引入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一方面深谙这些精工巧构在打开通向权力核心的路径上的策略意义，一方面又如履薄冰。基于芒福德对钟表的重要地位的论断，甚至有学者认为，将西方钟表制造术引入中国乃是利玛窦“最持久的贡献”。{2}但在另一方面，对待历法，利玛窦备加小心。他翻译了格里历并使之与中国的农历协调，却没有投入大规模印刷。显然利玛窦清楚在中国颁布新历法可能导致的嫌疑。③在司徒琳（Lynn Struve）主编的论文集Time， Temporality， and Imperial Transition： East Asia from Ming to Qing（中译《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里，我们看到更多探讨时间意识与政权交涉之间的关系的个案，散见于中国、韩国等地。若干个案围绕同一主题展开，即非正统的历法如何成为拒绝认同霸权的首要渠道。{4}此外，Stefan Tanaka的近作New Times in Modern Japan（《近代日本的新时代》），亦聚焦深入渗透社会形态的时间意识。此著旨在阐明，各类时间秩序的同步化，使之趋向于一种“统一的、同质的且空洞的时间”，对一个新的明治日本的缔造有根本的意义。{5}据Landes观察，宋代以降的中国人貌似并不在乎要精确地知道时间。⑥倘若事实果真如此，那么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当机械钟表“侵入”中国固有的时间秩序，将意味着什么？这些尊贵而奇诡的现代计时器，可能催发怎样的关于时间的新的想象？
我们抱着这些问题回到《红楼梦》的文本。在第六回里，时值秋尽冬初，因“家中冬事未办”而困坐愁苦的王姓一家，最终决定派刘姥姥进城攀亲道故，碰碰运气。第六回的特殊之处在于，这里嵌着小说的最后一个开头，即人间框架下日复一日的事件的肇端。李惠仪（Wai-yee Li）在她卓有创见的专著Enchantment and Disenchantment： Love and Illusion in Chinese Literature（《迷魅与去魅：中国文学里的爱与幻》）里指出，《红楼梦》前五回可被视作一套由一串不连贯的瞬间构成的拉长的序曲。{7}来到第六回，叙述者明陈起头的困难：
按荣府中一宅中合算起来，人口虽不多，从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丁；事虽不多，一天也有一二十件，竟如乱麻一般，并无个头绪可作纲领。正寻思从那一件事自那一个人写起方妙，恰好忽从千里之外，芥豆之微，小小一个人家，向与荣府略有些瓜葛，这日正往荣府中来，因此便就这一家说来，倒还是个头绪。{8}
刘姥姥带领读者走进贾府内部，走进一个多元时间坐标并存的复杂世界。一系列开头，或者说一系列不连贯的瞬间，发挥的作用是开启层层叠叠在空间逻辑和时间逻辑上都彼此迥异的域界。上节我们看到，在小说神话框架下的叙述的开头，一个关于时间、欲望与生死的问题被设计成一个入世与出世之间的两难选择。这里，在小说人间框架下的叙述的开头，我们再度遭逢一个关于时间的隐喻，耳闻一场异常响亮的两种时间秩序的激撞。其中一种时间秩序是自然的、季节的、定期循环的；而另一种时间秩序则是人造的、机械的、线性推进的。前者经常是模糊的；后者却时时保持精准，分秒不差。
小说中对促使刘姥姥进城攀亲的季节因素的强调大概并非偶然。关于时间，贾府之外的农家的世界和大观园之内的诗人的世界，恰恰共享同一套计量手段与情感逻辑。季节嬗变，尤其是花，为大观园中人的抒情主体意识提供了最重要的喻象来源。作为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举动，在第二十三回中，宝玉刚刚住进园子，便以四季为题作了一套即事诗。如果说在第十七至十八回中，宝玉巡游整座园子并给初竣工的各处题名，是他在空间意义上定义了属于他的花园的话，那么通过描摹园中的四季风景，宝玉则是将时间秩序赋予他的乐土。在宝玉一厢情愿的想象里，他的花园一年四季流溢着奢华的感官体验与悠闲的牧歌情调。抒情文类无疑与这座园子的精神最为契合，因为在这种文学形式里，时间悄然凝驻，刹那即是永恒。
然而在现实里，无论是在空间意义上还是在时间意义上，大观园与园外的浊世都不是切断的。在空间意义上，我们知道，这座纯净的园子与会芳园的水一脉相连，而会芳园正是宁国府藏污纳垢之所在。{1}颇类似的是，在时间意义上，钟表的威权无孔不入，统治着园外上下的时间意识同样渗透园内。熙凤堂屋里的大钟，在大观园深处寻到了呼应：另一座钟不在别处，恰恰设在宝玉的怡红院里。照理说，这位被谑称为“无事忙”和“富贵闲人”的公子，恐怕是最不需要知道精确时间的一个人了。{2}可是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宝玉的钟，尽管鲜少抛头露面，其决定性的地位与熙凤的钟相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随着一记骇然钟响为石头的故事拉开最后一道帷幕，两种时间秩序的激撞为此后大观园悲剧的铺展搭好了舞台。
“记住你终有一死”：
大观园里隐伏的钟表
以脂评本八十回《红楼梦》而言，若说贾府里究竟有多少钟表，恐怕很难数算，因为连王熙凤的跟班都“随身自有钟表”；但若说“自鸣钟”，明确知道的有两部：一部在熙凤的堂屋里，一部在怡红院。谈及他在翻译《红楼梦》的过程中所遵循的原则，霍克思说，对待这样一部一个伟大的作家呕心沥血写成的作品，他倾向于相信，凡书中出现的物事，“一一皆有目的”。③笔者深有同感。小说中钟表的布设，乍看微不足道，实则隐显之间，暗寓匠心。
《红楼梦》中以宝、黛、晴、袭为代表的参差影照的人物体系，学者已有详论。事实上，宝玉与熙凤也构成一对彼此影照的人物。余英时评道，《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之间有两个最重要的接榫人物，即宝玉与熙凤，两人恰成鲜明对照：“宝玉以男人身份住在园内，从园内通向园外的一道桥梁。……凤姐则以女人的身份住在园外，而心却向着园内，是由园外通向园内的另一道桥梁。”{4}花园世界的存亡有赖大家庭的护佑。熙凤尽管贪婪而工于心计，却始终是大观园的坚强后盾，不仅仅在财务支持的层面上。依余英时阐述的《红楼梦》的空间分野，熙凤的厅堂是俗世世界的事件的中心，而宝玉的院落是理想世界的“无事之事”（non-events）的中心；前者的功能是偌大一个家族的行政管理总部，后者则构成园中天地的抒情主体意识的核心。然而，这一对自鸣钟的里应外合，让园内与园外的时间秩序暗暗趋于统一。与熙凤屋里的那座大钟相比，宝玉的自鸣钟躲过了绝大多数人的耳目，包括故事之外的批评家们。这座隐蔽的钟暗暗地，同时也毫不留情地，记录园中光阴的流逝。它将另一种潜伏的时间秩序注入这座青春与诗的乌托邦。 不过，我们且先来看宝玉的表。宝玉的表比他的钟更早进入读者的视域。第四十五回中有一处对宝玉的怀表的特写。在这个淅淅沥沥落雨的秋夜，宝玉来到潇湘馆。他的造访并不出于什么理由——就像占据小说主要篇幅的许多“无事之事”，这一幕乍看之下也无事可言。宝玉在潇湘馆不过短暂勾留。他察看黛玉的气色，告诉她他穿来的那一套精巧蓑衣的来历。随后，宝玉发现了案头黛玉刚刚写好的诗。他尚不及细读，就被黛玉夺过来，向灯上烧了。听黛玉说要歇息了，宝玉起身告辞。就在此时，他“回手向怀中掏出个核桃大小的一个金表来，瞧了一瞧，那针已指到戌末亥初之间，忙又揣了，说道：‘原该歇了。又扰的你劳了半日神。’”{1}宝玉披蓑戴笠，刚出去又折回来，关照黛玉想吃什么告诉他。话题遂又引到宝玉的灯笼。“跌了灯值钱，跌了人值钱？”黛玉对宝玉的数落饱含柔情。他俩各有一盏玻璃绣球灯——想必是精雕细琢价值不菲——连宝玉都生怕滑倒打破了，所以就没点来。黛玉却毫不犹豫将自己那盏点了，递到宝玉手上。
对一路来焦灼地期待宝黛恋情发展的读者而言，这是难得的一个夜晚。衬着潺潺雨声，两人的会面充满一种家常的亲密，寥寥数语，愈是琐碎，愈见温馨。然而，这一幕真正的难得之处，须纵观全书更广阔的叙事架构方能把握。宝黛两人上一次如此怡然无间地约会，还是在半年以前，那一个静日玉生香的早春的午后，在第十九回里，宝玉编了一出小耗子变香芋的故事，逗黛玉开心。此后，自第二十一回至第三十一回，两人之间大小龃龉不断。宝玉和黛玉皆是才情洋溢的诗人，却每每受困于如何将内心的真实感受传达给对方。在他俩之间，读者甚少听闻不掺疑忌的朗朗笑声。一直以来，两股焦虑盘踞在黛玉眉间心上，两者俱与“金玉良缘”之说有关：一方面，对处处生情的宝玉，她总是难以放心；另一方面，她深知，她的劲敌宝钗不仅有金锁，有可倚重的亲人，更有许多她自身欠缺的成为一个贤妻良母的优点。随着叙事的推进，到第三十二回，宝玉的一句“你放心”，扣中黛玉的心病，黛玉长久以来所怀的疑惧终于烟消云散。{2}接下来，到第四十五回，钗黛冰释前嫌，契若金兰。换言之，经过一番曲折的心头口头的挣扎，这个潇潇雨夜成为黛玉踏进贾府以来第一个心宽神弛的夜晚。独坐感怀，一种透着倦怠的自我哀怜诉诸笔端，差一点就要为这一晚划上句号，这时宝玉来了，气氛顿时一转。黛玉心底毕竟称意，甚或不乏一丝得意，于是才有了当晚最撩人的一幕：
一语未完，只见宝玉头上带着大箬笠，身上披着蓑衣。黛玉不觉笑了：“那里来的渔翁！”
宝玉道：“你喜欢这个，我也弄一套来送你。”
黛玉笑道：“我不要他。戴上那个，成了画儿上画的和戏上扮的渔婆儿了。”及说了出来，方想起话未忖夺，与方才说宝玉的话相连，后悔不及，羞的满面飞红，便伏在桌上嗽个不住。③
这一弗洛伊德式的“失言”，将黛玉素日所思所念和盘托出。这是《红楼梦》最教人爱怜不已的瞬间之一。脂砚斋评道：“妙极之文，使黛玉自己直说出夫妻来，却又云画的扮的。本是闲谈，却是暗隐不吉之兆，所谓‘画中爱宠’是也，谁曰不然。”{4}的确，故事表面的柔曼轻纱被无情的时间之箭倏地刺穿。第四十五回将季节与钟表这两种时间秩序并举，但来到最后一刻——道别的时刻，分手的时刻——是钟表一锤定音。宝玉的精致怀表颇合一个“富贵闲人”的身份；然而，这如影随形的计时器同时也意味着一份个体化的时间：不多不少，不增不减，命中分派，无可商榷。读者的思绪旋即被带回到青埂峰下，石头在下凡之前必须接受的约定：它在红尘勾留的时间是有限的，一切终将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在计时技术的历史上，Landes留意到，一种饰有骷髅头像或制成头骨形状的手表在15至16世纪的欧洲深入人心，其名曰memento mori，意即“记住你终有一死”。{1}宝玉的怀表，与之相比可谓“貌离神合”。至此“金玉良缘”一说忽然生出意想不到的反讽况味：倘若玉（欲）直指顽石红尘之旅的原动力，那么这块“不离不弃”的金表则时时刻刻提醒它的主人：时间与欲望相依相悖。分秒之间，大限又近一步。
在中文里，以“钟”寓“终”，堪称绝配。宝玉的自鸣钟在小说里响过几次。{2}最值得细读的是第六十三回。在这一回里，宝玉的钟和表双双出现，分量尤重。颇可玩味的是，尽管当夜众人聚集，却无一人听见钟响。在那个暮春的夜晚，大观园群芳荟萃怡红院，为宝玉庆生。作为小说里的时间坐标之一，宝玉的生日让人联想到石头的红尘经验的开始，联想到青埂峰下的约定：它从那里来，也终将归于那里。投在这一幕上的离散的阴影，读者应该比书中人看得更清楚。就情节发展而言，这是大观园儿女们的最后一次欢宴。不久之后，一场对污秽和忤逆的搜索便要在园中大肆展开，引向花园乌托邦的灭亡。就叙述技巧而言，这又是小说家精心策划的双重意识并驱的一局。姑娘们掣签行令——却丝毫不察，只有读者心知肚明——酒签上的诗句正预言她们各自的未来。如此清欢，难怪无人留意自鸣钟报时，直到仆役叫门打断了宴会：
老婆子忙出去问时，原来是薛姨妈打发人来接黛玉的。众人因问几更了。人回：“二更以后了，钟打过十一下了。”宝玉犹不信，要过表来瞧了一瞧，已是子初初刻十分了。黛玉便起身说：“我可掌不住了，回去还要吃药呢。”众人说：“也都该散了。”③
在这样一个群芳争妍怡红院，醺醺然物我两忘的夜晚，钟表联手介入，宣告天下无不散的筵席。来到最后一刻——道别的时刻，分手的时刻——再度是钟表一锤定音。不过，这一次的警讯不仅是给宝玉和黛玉的；它给所有大观园中人带来了飞鸟各投林的恶兆。宝玉的第一反应是天真地拒绝相信。可是，他的钟与表言之凿凿、两面夹攻，令他一厢情愿的幻念刹那破灭。
赘述两句，关于贾府两座自鸣钟的最后下落。在第七十二回里，熙凤对旺儿媳妇感叹坐吃山空、处处捉襟见肘的窘境，间中提及：“我是你们知道的，那一个金自鸣钟卖了五百六十两银子，没有半个月，大事小事倒有十件，白填在里头。”{4}至于怡红院里的自鸣钟下落如何，前八十回未见交代。试想，若为实用计，兼避人耳目，何不保留熙凤的钟，将宝玉的钟变卖应急？宝玉的钟，留着又能派什么用场？一个可能的——或许是最有可能的——答案是，这是一座给花园乌托邦送终的钟。它是“劫”的人间化身。这意味着，无论如何，这座精确而无情的计时器都必须留在园子里，见证其寿岁终了，劫数降临。 “寻找有时，失落有时”{5}：
《红楼梦》的时间意识与焦虑内核
追根究底，《红楼梦》是一部关于时间的小说。《红楼梦》的终极关怀归结于一种存在的焦虑，而这种焦虑植根于对时间的形而上追索。正是出于这种焦虑，作者与小说的主人公灵魂相契。纵观全书，在不同场景下，宝玉多次试图回避关于未来的问题。每当他被问到未来如何打算，这位公子的回应往往不出两种：要么去死，要么去做和尚。在黄卫总（Martin W. Huang）看来，宝玉的“意淫”与他的大致年龄颇不协调，不符合到他这个年纪所应有的言行举止。黄指出，宝玉陷入的两难困境在于他“不情愿长大……而成长是一桩无法逃避的事实”。{1}令人困惑的是，宝玉究竟多大尚无定论。痴迷《红楼梦》的张爱玲注意到，从最初的抄本到后来的刻本，宝玉的年龄不断变小，从十七八岁改到不满十岁，连带黛玉的年龄也一路变小。张嘲弄道：“中国人的伊甸园是儿童乐园。”{2}从东西方文学比较的视角，与源氏、斯万和佐西马神父相比，夏志清（C. T. Hsia）难掩他对《红楼梦》尚欠成熟的男女主人公的失望：他们“心思也为爱情占据并对未来感到焦虑，与此同时，却指望无限期地延长他们的童真岁月，惧怕涉足经验的世界”。③
如果宝玉无力直面未来，那么对《红楼梦》的作者而言，他深陷的困境在于无法赎回业已失落的过去。全书开篇的楔子尤其痛快地道出作者的衷肠。值得留意的是，这番自剖也构成一篇关于时间的论述。在李惠仪读来，这段自述以谬误和荒唐为整部小说定下基调。这一段要告白的是，李写道，“缘于失落的写作，作为补偿的写作，以及从现今一种失当的存在的视角开启的写作”。{4}李指出，不仅在开篇的自述里，通贯全书，我们都可以体察到在小说的反讽意识与抒情冲动之间的一种根本的断裂。断裂源于一种分裂的自觉，即一方面试图通过写作与存在和解，同时另一方面明白这种和解之不可能。{5}小说的作者与小说的主人公都倚赖着这座时间凝驻的花园，尽管方式有别：宝玉奢望逃避未来，而作者希冀赎回过去。两者的姿态都是徒然的。恰因如此，可以说，这两种举动的意义所指是一致的。未来之无可阻挡，一如过去之无可挽回。两种悲剧意味的姿态实际上达成了对时间的抽象理解的共识，即线性的、沿着单一方向推移的时间；每个尘世的个体所分得的不过是其中一截，有始有终，精确划定，不为个人意愿左右。
在《红楼梦》里，这样一种对时间的理解，是在多重时间秩序的激撞的背景下获得的。本文对小说不同叙述框架下的异质的时间秩序进行了梳理和解读。因为《红楼梦》以时间架构统摄空间架构，笔者倾向于认为，这部巨著的悲剧内核与其时间意识有更密切的关系。从空间的角度看，花园乌托邦的必然覆灭是因为两个世界的空间分野可望不可即。从时间的角度看，我们发现，无情的时间比源自会芳园的浊流更有力地渗透园中，最终引向大观园的败落。《红楼梦》的多重时间体系寓身于一系列时间标识之中，从神话框架下的佛教的“劫”，到人间框架下的阴阳历、四时节气、人物生日等，当然还有新奇的钟表。在这些时间标识中，本文关注的焦点是季节的和机械的这两种时间秩序的对峙与激撞。小说中出现的机械钟表既非随性为之，亦非微不足道。恰恰相反，本文力求展示，《红楼梦》中钟表的布设具有策略性的深意。它们所代言的一种另类的时间秩序，即技术化的、线性推进的且精准的时间，最终颠覆了以四季循环为标识的时间秩序，摧毁了寄托着花园乌托邦精魂的抒情诗式的永恒的瞬间。宝玉以大观园的四季为题赋诗，然而同样是宝玉，将无情的钟表埋设在大观园的心脏。钟表在小说中虽偶尔浮现，却举足轻重。事实上，或许合该如此。钟表的象征意义和其可见度之间的反差指向一种隐形的焦虑：在大多数时候，现代计时器可以藏匿耳目之外，然而其确凿的存在始终盘踞在意识深处。被（误）认为是宝玉的雅致玩物之一的自鸣钟和怀表，坚守园中直至大限将近。由此我们可以说，宝玉的怡红院是贾府的格林尼治，而花园乌托邦里隐伏的自鸣钟和怀表是整部《红楼梦》不可或缺的时间坐标。{1}
我们已用相当篇幅讨论《红楼梦》中的钟表，现在是时候回头看看佛教的时间概念“劫”。《红楼梦》中佛教的、神话的时间秩序，其意义辐射至文本之外。以第四十五回的秋夜为例，在这个难得的夜晚，钗黛义结金兰，宝玉与黛玉也和好如初，宝黛之间只剩下最后一道坎，一道他俩终难逾越的天堑：时间，以及随时间的进程而迫近的悲剧结局。宝玉的怀表恰在此刻送出一个微妙的警告，警告的内容则是神话域界里早已注定的事。倘若没有这样一种双重意识，让读者在这核验时间的一刻看到并行的时间秩序，那么寓身于钟表之中的线性推进的时间也就失去了其真正的意义。换言之，《红楼梦》构设了奇诡的一局：机械钟表的实质意义由其在神话域界里的参照系决定，而现代计时器所代表的时间秩序植根于宣讲业、轮回与宿命的佛教宇宙观。
我希望强调这一点。钟表的出现未必，或者说并非无条件地，意味着线性推进的精确的时间，一种现代的（每每也被视作是西方的）时间观。倘作如是观——无论出于不见或出于偏见——都无异于重蹈西敏司的覆辙，即以同一把标尺度量全世界，并由此认定这把标尺具有普世意义。若有读者浏览后留下这样的印象，以为本文透过钟表探讨《红楼梦》里的“现代”时间意识，那将是非常令人遗憾的误读。西方钟表制造术的引介（包括思想上的和形式上的），并不意味着将地球上的任何角落变成欧洲现代史进程上的某一点；也不构成一种可供输出、移植及复制的普世的“现代性”的佐证。
针对一种普世的现代时间意识的臆想——这种时间意识往往毫无异议地被视作时间度量机械化的产物，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有时包括同步的殖民或半殖民化的历史进程——《红楼梦》抛出一则反例。在《红楼梦》的虚构世界里，所谓“现代的”时间观，追根究底竟是佛教的。不单单是“劫”与“劫数”意味着时间进程之无可商榷及命定时刻之分毫不差；更进一步，在小说中佛教对存在与命运的理解凌驾于现代经验意义的时间观之上。因此，除了重新审视《红楼梦》的时间范式，本文也试图对现代时间意识的界定再度进行反思。我们开篇便提到，在芒福德看来，时钟，而非蒸汽引擎，是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机器。《红楼梦》对钟表的形而上意义的重新诠释，从某种意义上说，则让人联想到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在为后现代艺术定位时所提出的“后前”（future anterior）的吊诡逻辑：作品所预期的理应是业已完成的（what will have been done）。{2}在这一点上，我想大概没有比宝玉的独领风骚的怀表更好的隐喻了。这块熔华夏天干地支与西洋钟表制造术于一炉的金表，既为冥冥中的因果业力别立一座神龛，又为线性推进的精确的时间另觅一尊祖牌。这座文学空间里精心打造的计时器，标记时间秩序的异质存在，消解现代时间意识的独一源头的迷思。在它的指针的律动里，我们听见“业”的悠远回响。
致谢
在写作本文的过程中，笔者有幸获得多位学者的指点，包括哥伦比亚大学语言与文化系的商伟教授、于君方教授，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的王德威教授、李惠仪教授，在此谨致谢忱。
【责任编辑 王宏林】
作者简介：应磊，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佛教与中国现代文学。
① 参见Maureen Perkins对康拉德的小说The Secret Agent（1907）的讨论。小说主人公，一位无政府主义者，试图炸毁格林尼治皇家天文台，作为对“科学”的反击。位于天文台屋顶顶端的报时球遂化身“科学的精确性和时间秩序的权威”的视觉坐标。见Perkins， The Reform of Time： Magic and Modernity （London； Sterling， Va.： Pluto Press， 2001）， p. 22. 此外，Perkins也在引言中谈到，从英帝国的视角看来，多元异质的时间秩序如何成为酝酿异端的温床，见The Reform of Time， pp. 1-18.
{2} Jean-Franc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p. 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