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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改革是数字浙江建设的新阶段，是数字化转型的一次新跃迁，是浙江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举措。从数字技术应用到数字化改革，是一场波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涵盖生产力到生产关系的全方位变革。新一代数字技术从组织化迈向社会化应用，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和管理体系，也更深刻地改变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和社会组织的运行模式。
一场以数字化为形式、以技术进步为手段、以经济社会转型升级为目标的治理变革已经全面展开。数字化改革，既是数字化赋能全面深化改革，也是将数字领域纳入改革范畴。以数字化改革撬动各领域各方面改革，已经成为当下和未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选择。数字化改革呈现出以下三方面特征内涵。
以数字技术为要素 催生改革新动能
技术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数字技术作为一种颠覆性的技术革命，其着眼于整个系统的赋能而不是孤立的技术应用。如今，各种感应探测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的广泛应用，使得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目标的改革工作具备新动能。
大数据推动改革工作的精准化。大数据实现了对改革工作全过程的精准掌握，并预测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能够针对不同改革领域和问题进行情境映现和成效评估。另一方面，管理决策范式呈现出数据驱动的全景式特征，改革工作可以触达更加微观层面，直接面向问题解决的同时，借助多维异构数据整合实现全局联动。
数字化流程推动改革工作的高效化。数字化流程从根本上改造服务方式与业务流程，并嵌入到人们生产生活中，这使得政府工作可以更为直接地面向人民的现实需求。通过数据采集、共享、处理、反馈，政府和相关主体可以解析洞察社会经济需求，并通过业务协同实现服务的创新与适配，将“由内而外”的传统政府服务模式转变成“由外而内”的需求发现模式，实现改革创新。
平台协同推动改革工作的系统化。数字化平台改变了传统以行政命令和责任机制为核心的运作方式，促进了内部协同和风险共担。政府角色也由以往的唯一决策主体转变为平台协同的“规划者”和“参与者”。数字化平台有助于改革工作纳入更多主体，减少过程中的冲突与矛盾，提高整体工作的系统性。
以数字应用为载体 架构改革新空间
数字空间已经成为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的连接载体，其本身已经成为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且催生了新的生产关系。近年来，随着数字化应用的高度普及与发展，数字空间的发展出现了一些系统性的问题，亟待在体制建设上下大功夫。
数字领域的改革具有两面性。随着“数字世界”不断融入“物理世界”与“人类社会”，环境、人类与数据相互影响，形成了以数据要素为核心、高度互联、去中心化的新生产关系。数字世界一方面代表了对现实问题的改革和颠覆，使之成为改革的代名词;同时又是现实世界所存在问题的映射。数字世界不同于现实世界，在于它不局限于特定时间与空间，因此扩展了其可能存在的负面影响的范围与持续时间。
数字领域的改革更加碎片化。数字领域的组织边界日益模糊，需要治理和服务的对象不再是简单的公民个人和企业组织，而是庞大的具有多种角色属性的用户群体。这使得改革工作面临碎片化的挑战。问题的碎片化会进一步要求改革工作方式的重构。不同于传统现实领域改革的一步到位，数字领域的改革往往是试错性的和进化式的。在保证决策稳定的前提下，改革工作需要隨着需求的变化而推进深化。
数字领域的改革对政府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要将改革工作有效深入到数字领域，需要政府具备针对数字化平台、应用和相关生态的科学治理能力，这进一步要求推动政府工作和决策方式的改革。例如成立围绕创新业务、场景的跨部门合作创新小组，建立专门的数字领域制度建设与治理部门，避免数字化应用带来的社会性和经济性系统风险。
以数字治理为模式 共创改革新价值
数字技术使得公民、企业、政府等不同主体打破传统边界，在广泛互联的基础上不断共享创新，促成了主体之间前所未有的连接能力，形成了全新的生产和生活关系。这种关系的改变使得数字化改革的价值创造路径发生改变：从政府以服务对象高效便捷获得服务出发，单方面提升行政管理的内部效率;到关注服务对象主动参与服务的交付，在社会范围内协同各主体进行价值共创。
创新体制机制，共创公共价值。数字化改革的价值内容更关注多元主体带来的外部效益，这些外部效益会影响不同主体，不仅涉及服务提供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也涉及政府与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而通过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交互来对各个服务场景进行治理，共同创造社会价值。政府角色从传统的单一供给模式中的“全能者”，改革为多元主体协同模式下的“统筹规划者”，通过政府与社会接口的定义来界定各个主体的权责，也通过接口的数据交换来协同各个主体在场景中的行为。数字化改革，实则是通过创新管理体制机制，让其更好地适配当下数字化多元利益冲突的挑战。
生产关系重塑，激发新生产力。随着数字连接的泛在化，社会经济参与者借助广泛、高效的信息闭环形成交互连接，正朝着更加复杂和相互依赖的劳动分工发展。主体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强，逐渐形成“社会化生产”的生产服务方式，激发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提高了政府服务的灵活性和专业性。因此，数字化改革实则是建立一套重塑生产关系的机制来激活各主体的积极性，从而进一步提升生产力。
以人民为中心，丰富改革效果评价方式。改革的价值不再围绕单方面的效果，而是通过数据来监督、协同各供需主体实现整体满意，在评价上可以更侧重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省域治理的系统性，以及整体社会经济运行效率的提升。
（作者系浙江数字化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首席专家，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一场以数字化为形式、以技术进步为手段、以经济社会转型升级为目标的治理变革已经全面展开。数字化改革，既是数字化赋能全面深化改革，也是将数字领域纳入改革范畴。以数字化改革撬动各领域各方面改革，已经成为当下和未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选择。数字化改革呈现出以下三方面特征内涵。
以数字技术为要素 催生改革新动能
技术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数字技术作为一种颠覆性的技术革命，其着眼于整个系统的赋能而不是孤立的技术应用。如今，各种感应探测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的广泛应用，使得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目标的改革工作具备新动能。
大数据推动改革工作的精准化。大数据实现了对改革工作全过程的精准掌握，并预测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能够针对不同改革领域和问题进行情境映现和成效评估。另一方面，管理决策范式呈现出数据驱动的全景式特征，改革工作可以触达更加微观层面，直接面向问题解决的同时，借助多维异构数据整合实现全局联动。
数字化流程推动改革工作的高效化。数字化流程从根本上改造服务方式与业务流程，并嵌入到人们生产生活中，这使得政府工作可以更为直接地面向人民的现实需求。通过数据采集、共享、处理、反馈，政府和相关主体可以解析洞察社会经济需求，并通过业务协同实现服务的创新与适配，将“由内而外”的传统政府服务模式转变成“由外而内”的需求发现模式，实现改革创新。
平台协同推动改革工作的系统化。数字化平台改变了传统以行政命令和责任机制为核心的运作方式，促进了内部协同和风险共担。政府角色也由以往的唯一决策主体转变为平台协同的“规划者”和“参与者”。数字化平台有助于改革工作纳入更多主体，减少过程中的冲突与矛盾，提高整体工作的系统性。
以数字应用为载体 架构改革新空间
数字空间已经成为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的连接载体，其本身已经成为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且催生了新的生产关系。近年来，随着数字化应用的高度普及与发展，数字空间的发展出现了一些系统性的问题，亟待在体制建设上下大功夫。
数字领域的改革具有两面性。随着“数字世界”不断融入“物理世界”与“人类社会”，环境、人类与数据相互影响，形成了以数据要素为核心、高度互联、去中心化的新生产关系。数字世界一方面代表了对现实问题的改革和颠覆，使之成为改革的代名词;同时又是现实世界所存在问题的映射。数字世界不同于现实世界，在于它不局限于特定时间与空间，因此扩展了其可能存在的负面影响的范围与持续时间。
数字领域的改革更加碎片化。数字领域的组织边界日益模糊，需要治理和服务的对象不再是简单的公民个人和企业组织，而是庞大的具有多种角色属性的用户群体。这使得改革工作面临碎片化的挑战。问题的碎片化会进一步要求改革工作方式的重构。不同于传统现实领域改革的一步到位，数字领域的改革往往是试错性的和进化式的。在保证决策稳定的前提下，改革工作需要隨着需求的变化而推进深化。
数字领域的改革对政府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要将改革工作有效深入到数字领域，需要政府具备针对数字化平台、应用和相关生态的科学治理能力，这进一步要求推动政府工作和决策方式的改革。例如成立围绕创新业务、场景的跨部门合作创新小组，建立专门的数字领域制度建设与治理部门，避免数字化应用带来的社会性和经济性系统风险。
以数字治理为模式 共创改革新价值
数字技术使得公民、企业、政府等不同主体打破传统边界，在广泛互联的基础上不断共享创新，促成了主体之间前所未有的连接能力，形成了全新的生产和生活关系。这种关系的改变使得数字化改革的价值创造路径发生改变：从政府以服务对象高效便捷获得服务出发，单方面提升行政管理的内部效率;到关注服务对象主动参与服务的交付，在社会范围内协同各主体进行价值共创。
创新体制机制，共创公共价值。数字化改革的价值内容更关注多元主体带来的外部效益，这些外部效益会影响不同主体，不仅涉及服务提供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也涉及政府与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而通过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交互来对各个服务场景进行治理，共同创造社会价值。政府角色从传统的单一供给模式中的“全能者”，改革为多元主体协同模式下的“统筹规划者”，通过政府与社会接口的定义来界定各个主体的权责，也通过接口的数据交换来协同各个主体在场景中的行为。数字化改革，实则是通过创新管理体制机制，让其更好地适配当下数字化多元利益冲突的挑战。
生产关系重塑，激发新生产力。随着数字连接的泛在化，社会经济参与者借助广泛、高效的信息闭环形成交互连接，正朝着更加复杂和相互依赖的劳动分工发展。主体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强，逐渐形成“社会化生产”的生产服务方式，激发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提高了政府服务的灵活性和专业性。因此，数字化改革实则是建立一套重塑生产关系的机制来激活各主体的积极性，从而进一步提升生产力。
以人民为中心，丰富改革效果评价方式。改革的价值不再围绕单方面的效果，而是通过数据来监督、协同各供需主体实现整体满意，在评价上可以更侧重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省域治理的系统性，以及整体社会经济运行效率的提升。
（作者系浙江数字化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首席专家，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