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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途饮恨卸任英国首相，布莱尔依旧雄心勃勃，他的未竟事业和旅程有了新的方向，他奔走在慈善和商业的道路上，由此获得更大的影响力
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的发言一如既往的展现全球格局，如同他担任英国首相时一样。2013年年底，由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杂志、气候组织（The Climate Group）和友成基金会共同主办的“投资未来”论坛上，作为气候组织的创始人，布莱尔认为，“下一个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我们的责任是需要将生态文明纳入到社会活动还有经济活动当中。不过，真正的问题是要加强我们的国际合作，比如通过我们的联合国来进行……我们当然更需要全球的青年来引领我们的未来。”
所到之处，布莱尔总是西装革履，一副英伦的绅士派头。他永远微笑着，让每一位和他接近的人感到亲切、柔和。这位1953年出生的政治家，已经60岁了，他的脸上刻上了深深的皱纹，两鬓已经斑白。不过，和大多数卸任政治家不同的是，他似乎更加忙碌，奔走于世界各地，在全球范围内赚钱，为全球做慈善，两不忘。
无论是担任首相，还是卸任首相后的所做所行，都引起争议。当商业和慈善有了诸多交集，质疑他“打着慈善的幌子赚钱”的声音时时出现。不过，对于种种质疑，他一直不做回应，依旧我行我素。
他到底是真心发愿拯救人类的慈善家，还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沽名钓誉者？
唐宁街10号的10年
2007年6月27日，布莱尔做了最后一次首相答问。然后，他回到唐宁街，和工作人员道别。他和他的夫人切丽以及四个孩子，站在唐宁街10号的台阶上，任人拍照，以作留念。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唐宁街10号已不再是他们的家。
布莱尔的10年首相任期就此结束。
1997年5月2日，布莱尔以首相身份入驻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他踌躇满志，开创了自己的多项第一。他坦陈，在担任首相之前，他从未担任过任何公职，连最初级的助理政务次长都没有做过。这是他在政府中的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工作。更重要的是，他开创了英国的多项第一：他是1812年以来英国最年轻的首相，时年44岁。此后，他分别在2001年、2005年两次大选中获胜，因此他先后成为英国工党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连任的工党首相、两度蝉联的工党首相。
从最初竞选的“新工党、新国家”口号开始，以“第三条道路”为方向，年轻、激情的布莱尔给英国带来了看得见的变化。此后10年，他引入最低工资制，进一步保证低收入群体的基本利益；给苏格兰和威尔士以立法权和行政权，更大程度地实现了地方自治；签署复活节协议，启动北爱和平进程；向私人医疗和教育机构投资，使大众获得更多的平价医疗服务和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在这10年内，英国经济持续增长，在欧盟内一枝独秀，也是二战之后英国最长经济繁荣期。
英国首相的每届任期时间是4年，布莱尔原本可以任职到2009年，不过第三届没做完，他已不得不在2007年辞职。任内，他跟随美国，一直受到诟病。而美国打响伊拉克战争，布莱尔更是紧随小布什。当战争结束，在伊拉克并未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后，英国仍未提出撤军时间表，布莱尔和工党的支持率持续下降。屋漏偏逢连夜雨，他的第三任期刚开始，就爆出“金钱换爵位丑闻”，工党多人被捕或遭传唤，直接打击了政府声誉。面对支持率走低，他的工党同志不再支持信任他，不断施压促其辞职。2006年，他即公开宣布一年之内辞去首相职务。
在他的自传《旅程：布莱尔回忆录》中，他写道：“激流勇退给人以古怪的感觉。我正处于权力的巅峰，尽管不是我个人的权力。我知道，与1997年5月的我相比，2007年5月的我作为首相来说，更臻完美。我还感到自己干劲十足，年富力强。我对我正在推行的政策方针信心十足，认为它是英国未来唯一可行的方针。如果能有效地加以解说，整个国家都可能支持这一方针。而我就要离去了。”
带着壮志未酬的饮恨，他冷静而平静地告别了唐宁街10号。他安慰自己，他还有未竟的事业，他的旅程还在继续，他正在走向新的生活。
做了10年的首相，布莱尔既看到了政府的必要性，也看到了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它永远存在问题，例如行动缓慢、官僚主义重。因此，需要有慈善公益，以公益改变世界。他看到了，他将要行动。
气候大使
2005年，八国集团峰会在英国召开。作为轮值主席国，布莱尔为这次峰会确定了两个主题：消除非洲贫困、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
将气候变化提到八国集团峰会的首要政治议程，这是第一次。布莱尔也成为第一人。
峰会闭幕，公报认为，气候变化是长期影响全球的严峻挑战，并承诺通过技术进步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公报称，“人类对矿物燃料的需求和使用造成温室气体增加，是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这是八国集团首次在人类活动直接造成气候变化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此前，美国总统布什一直以“科学证据不足”为由，拒绝承认气候变化的人为因素。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八国首脑在此次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关于控制气候变化的宣言和一个行动计划，承认人类活动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严重影响气候变化，承诺采取措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决定通过加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领域的对话，实现温室气体的减排目标。
此后，作为英国首相，布莱尔主导了多次国际气候变化对话。
此前的一年，2004年4月，布莱尔与欧美20位工商巨头、政治家发起成立了“气候组织”。当时，美国的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先后在美国、欧洲寻找现有的机构，希望为展现气候领导力的机构捐赠，不过并没有找到。在这样的情况下，由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捐赠第一笔基金，成立气候组织。该组织通过与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工商企业和政府部门，以及对世界经济最有影响的1000人建立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最终使命是促进全球低碳经济的发展。在中国，3名中国企业家加入了该组织：远大集团董事长张跃、中国移动集团董事长王建宙和尚德电力董事长施正荣。 在气候组织，布莱尔担任国际领导力委员会主席。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吴昌华告诉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杂志，国际领导力委员会的委员都是全球顶级企业家，包括维珍集团董事长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等，他们开会地点都是在布兰森的私人岛屿或者摩纳哥的王宫。不过，来自中国的张跃等人从未参加。
卸任首相后，布莱尔更看重气候组织，透过该平台在全球范围积极奔走呼吁。200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印尼巴厘岛召开，为了促使两年之后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可以达成共识，布莱尔在气候组织成立“打破气候变化僵局”，并组建国际专家组，为政治可行和技术可行寻求支撑。此后两年，布莱尔游走世界各主要大国，积极斡旋。吴昌华介绍，2008年和2009年，布莱尔仅来华商讨气候分别多达8次和6次。
布莱尔有着非同一般的气候情结。2003年，英国政府发布了全球最早一部关于低碳经济的政府文件：《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英国因此成为第一个提出建立低碳经济的国家；2006年，受英国政府委托，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历经一年的调研，发布了著名的《斯特恩报告》。该报告指出：不断加剧的温室效应将会严重影响全球经济发展，其严重程度不亚于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
在吴昌华看来，布莱尔的气候情结并不突兀，自然而然。“他认识到气候问题的严重性和严峻性，他认为这是必须解决的。”2008年和2009年，为打破气候僵局，布莱尔用在气候组织上的时间占其个人时间的50%左右。现在，气候工作仍占其个人时间的20%左右。
推动信仰扮演正面角色
离开唐宁街10号，仅仅过了四个月，布莱尔来到伦敦的一座天主教教堂受洗，受洗仪式由英国天主教枢机主教墨菲·奥康纳主持。自此，他由圣公会教徒转为天主教教徒。在英国，圣公会是国教。对于信仰的改变，布莱尔和他的发言人都拒绝做出解释。此前，他的妻子和四个子女都信仰天主教。
在担任英国首相的十年，他绝口不提宗教信仰。卸任后，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他松口说，在美国，政治家可以自由谈论宗教信仰，但在英国没有这样的空间，“坦率地说，人们真会以为你是个疯子。”在英国，仍然存在一定的宗教歧视，例如，1829年通过的《解放法》给了天主教徒更多的民权，但法案依然阻止天主教徒担任首相一职。
卸任英国首相后，布莱尔随即受命担任联合国中东问题四方特使，他也因此更加熟悉因宗教而引起的持续争斗。他深切地体会到：“宗教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怜悯和同情。它同时也会催生极端甚至是恐怖主义。此时信仰摇身一变成为了某种身份定义的符号，借以反对那些没有这身符号的人，最终演变成一种精神上的民族主义，将那些拥有不同意见的人—即便他们笃信同一宗教—视为不信教者，视为异教徒，并因此与之为敌。”
有感于“信仰可以是分裂和毁灭的源头，也可以是和睦共处的基础”，2008年5月，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支持下，布莱尔发起成立“托尼·布莱尔信仰基金会”（Tony Blair Faith Foundation）。布莱尔信仰基金会的宗旨是，推动世界各种信仰在21世纪社会中扮演正面角色，展示拥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士共同努力可以实现的积极成果。
“在我看来，这个世界尤其是中东，也包括其他地区，有冲突的可能性，其中有很多人无法了解彼此。今天我们都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全球化的目的就是把人汇集在一起，所以这是史无前例的，大家必须彼此学习，和谐共处。我们要从学校开始，从大学开始，在社会中也必须要搭建平台，促进理解。这也就是这个基金会的宗旨。”
在布莱尔看来，“每一种信仰都不应高于其他信仰，只有推动跨信仰之间的理解，才更有希望实现和平共处……只有这样才能让不同信仰的人实现合作。”
为了将宗教从神学院的高墙背后解放出来，并开始研究其在当今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布莱尔选择了教育的方式。布莱尔信仰基金会和美国耶鲁大学、耶鲁大学神学院和耶鲁大学管理学院合作，创立信仰与全球化研讨班，这将是耶鲁大学的一门长期课程。布莱尔和耶鲁大学的教员一并参与执教授课。布莱尔并不满足于此，他期待，源自此次耶鲁研讨班的课程和想法，能够成为世界其他大学类似课程的基础。很快，类似的大学项目在多个国家的大学开展。在中国，他选择了北京大学，开设公共课程“全球化时代的宗教关系”。在这里，他的讲学内容也会更侧重本土。
布莱尔信仰基金会还有另一个项目，通过互动技术将各国高校学生串联起来，让他们可以共同讨论自己的信仰以及这些信仰对自身的意义。目前已经有数十个国家参与其中。他们还设立了一个行动项目，拥有不同信仰的年轻人可以通过该项目进行合作，共同提高对千年发展目标（联合国带头设立的全球扶贫项目）的认识。
与争议同行
创办布莱尔信仰基金会后，布莱尔又创办了托尼·布莱尔非洲治理促进会（Tony Blair Africa Governance Initiative）和体育基金会两个慈善组织。慈善给他带来更多的成就感，“即使我当首相当了十年，英国还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国家，事实上我发现在我今天所做的公益事业中，我的权力虽然没有那么多了，但是我的影响力却可以更大，影响人们是如何看待世界的。”
在成立慈善机构、到处做慈善的同时，布莱尔卸任首相职务之后，迅速转身，投入商业之中，他既在一些公司任职，也成立了自己的公司。2008年1月，布莱尔任瑞士苏黎世金融服务集团顾问；2009年2月，布莱尔创建咨询公司“托尼·布莱尔协会”，主要“提供商业咨询、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的咨询服务；2011年，哈萨克斯坦政府聘请布莱尔担任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经济问题顾问。当然，他还在全球各地演讲，赚取不菲的演讲费。
各个国家的领导人卸任之后，往往选择一条发展路径：任教大学；任职非营利机构；任职企业。而布莱尔的选择，囊括了所有的选项。
据称，他在首相任内收入平平，年薪在20万英镑左右，而他还有四个孩子嗷嗷待哺，以至于卸任之时已是负债的窘况。这也就难怪他热切地拥抱商业了。根据媒体报道，担任摩根大通顾问，他的年薪是200万英镑；担任苏黎世金融服务集团顾问，年薪也是200万英镑。而他的咨询公司为科威特等国家的政府、国有企业、地方政府提供咨询，不过具体的收入并不为外人所知。这些工作的细节，布莱尔也绝口不提。2012年开始，布莱尔公司与中国喀什市政府开始合作，为其提供咨询服务。在中国的商业演讲，其出场费高达三四十万美元。
实现关系网的价值最大化，是布莱尔的过人之处。不过布莱尔并不承认自己是个商人，“我不是个银行家，也不是个商人。但是我到处旅行，可以帮助他人了解如何运作、影响政治力量。”
据公开资料显示，自2007年卸任首相以来，布莱尔可能积聚了超过500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5亿元）的财富收入。布莱尔的财富迅速积累起来，在英国他已有多套房产，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了他乘坐的的一架私人飞机—庞巴迪全球特快。他在全球的出行，几乎都是乘坐该飞机，派头十足。这架飞机造价3000万英镑，内部装修豪华。据《金融时报》的报道，他的办公室位于英国伦敦一座18世纪的联排别墅，这里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办公地之一。
左手商业，右手慈善，统一在拥有世界影响力的卸任政治家身上，难免显得冲突。其中是否存在利益交换，以及捐赠等数据并不透明，更成为媒体持续质疑的地方。尽管质疑和猜测不断，但媒体并没有抓住违法的地方。布莱尔早年是律师，他的妻子一直是律师，他显然不会明知故犯。
与布莱尔关系良好的吴昌华认为，“名人，受关注点就比较多，无可厚非。不过在我眼里，这些质疑不影响他的人格魅力，他绝对是一个很伟大的人。”
“克林顿说我需要休息几天，想想自己个人的事情。但是我不可能停下来，即使是躺在椅子上睡一会都会让我觉得全身不自在。”布莱尔说，“我的座右铭就是：不停歇，不退休。我喜欢这样的生活。”
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的发言一如既往的展现全球格局，如同他担任英国首相时一样。2013年年底，由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杂志、气候组织（The Climate Group）和友成基金会共同主办的“投资未来”论坛上，作为气候组织的创始人，布莱尔认为，“下一个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我们的责任是需要将生态文明纳入到社会活动还有经济活动当中。不过，真正的问题是要加强我们的国际合作，比如通过我们的联合国来进行……我们当然更需要全球的青年来引领我们的未来。”
所到之处，布莱尔总是西装革履，一副英伦的绅士派头。他永远微笑着，让每一位和他接近的人感到亲切、柔和。这位1953年出生的政治家，已经60岁了，他的脸上刻上了深深的皱纹，两鬓已经斑白。不过，和大多数卸任政治家不同的是，他似乎更加忙碌，奔走于世界各地，在全球范围内赚钱，为全球做慈善，两不忘。
无论是担任首相，还是卸任首相后的所做所行，都引起争议。当商业和慈善有了诸多交集，质疑他“打着慈善的幌子赚钱”的声音时时出现。不过，对于种种质疑，他一直不做回应，依旧我行我素。
他到底是真心发愿拯救人类的慈善家，还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沽名钓誉者？
唐宁街10号的10年
2007年6月27日，布莱尔做了最后一次首相答问。然后，他回到唐宁街，和工作人员道别。他和他的夫人切丽以及四个孩子，站在唐宁街10号的台阶上，任人拍照，以作留念。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唐宁街10号已不再是他们的家。
布莱尔的10年首相任期就此结束。
1997年5月2日，布莱尔以首相身份入驻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他踌躇满志，开创了自己的多项第一。他坦陈，在担任首相之前，他从未担任过任何公职，连最初级的助理政务次长都没有做过。这是他在政府中的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工作。更重要的是，他开创了英国的多项第一：他是1812年以来英国最年轻的首相，时年44岁。此后，他分别在2001年、2005年两次大选中获胜，因此他先后成为英国工党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连任的工党首相、两度蝉联的工党首相。
从最初竞选的“新工党、新国家”口号开始，以“第三条道路”为方向，年轻、激情的布莱尔给英国带来了看得见的变化。此后10年，他引入最低工资制，进一步保证低收入群体的基本利益；给苏格兰和威尔士以立法权和行政权，更大程度地实现了地方自治；签署复活节协议，启动北爱和平进程；向私人医疗和教育机构投资，使大众获得更多的平价医疗服务和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在这10年内，英国经济持续增长，在欧盟内一枝独秀，也是二战之后英国最长经济繁荣期。
英国首相的每届任期时间是4年，布莱尔原本可以任职到2009年，不过第三届没做完，他已不得不在2007年辞职。任内，他跟随美国，一直受到诟病。而美国打响伊拉克战争，布莱尔更是紧随小布什。当战争结束，在伊拉克并未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后，英国仍未提出撤军时间表，布莱尔和工党的支持率持续下降。屋漏偏逢连夜雨，他的第三任期刚开始，就爆出“金钱换爵位丑闻”，工党多人被捕或遭传唤，直接打击了政府声誉。面对支持率走低，他的工党同志不再支持信任他，不断施压促其辞职。2006年，他即公开宣布一年之内辞去首相职务。
在他的自传《旅程：布莱尔回忆录》中，他写道：“激流勇退给人以古怪的感觉。我正处于权力的巅峰，尽管不是我个人的权力。我知道，与1997年5月的我相比，2007年5月的我作为首相来说，更臻完美。我还感到自己干劲十足，年富力强。我对我正在推行的政策方针信心十足，认为它是英国未来唯一可行的方针。如果能有效地加以解说，整个国家都可能支持这一方针。而我就要离去了。”
带着壮志未酬的饮恨，他冷静而平静地告别了唐宁街10号。他安慰自己，他还有未竟的事业，他的旅程还在继续，他正在走向新的生活。
做了10年的首相，布莱尔既看到了政府的必要性，也看到了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它永远存在问题，例如行动缓慢、官僚主义重。因此，需要有慈善公益，以公益改变世界。他看到了，他将要行动。
气候大使
2005年，八国集团峰会在英国召开。作为轮值主席国，布莱尔为这次峰会确定了两个主题：消除非洲贫困、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
将气候变化提到八国集团峰会的首要政治议程，这是第一次。布莱尔也成为第一人。
峰会闭幕，公报认为，气候变化是长期影响全球的严峻挑战，并承诺通过技术进步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公报称，“人类对矿物燃料的需求和使用造成温室气体增加，是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这是八国集团首次在人类活动直接造成气候变化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此前，美国总统布什一直以“科学证据不足”为由，拒绝承认气候变化的人为因素。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八国首脑在此次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关于控制气候变化的宣言和一个行动计划，承认人类活动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严重影响气候变化，承诺采取措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决定通过加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领域的对话，实现温室气体的减排目标。
此后，作为英国首相，布莱尔主导了多次国际气候变化对话。
此前的一年，2004年4月，布莱尔与欧美20位工商巨头、政治家发起成立了“气候组织”。当时，美国的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先后在美国、欧洲寻找现有的机构，希望为展现气候领导力的机构捐赠，不过并没有找到。在这样的情况下，由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捐赠第一笔基金，成立气候组织。该组织通过与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工商企业和政府部门，以及对世界经济最有影响的1000人建立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最终使命是促进全球低碳经济的发展。在中国，3名中国企业家加入了该组织：远大集团董事长张跃、中国移动集团董事长王建宙和尚德电力董事长施正荣。 在气候组织，布莱尔担任国际领导力委员会主席。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吴昌华告诉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杂志，国际领导力委员会的委员都是全球顶级企业家，包括维珍集团董事长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等，他们开会地点都是在布兰森的私人岛屿或者摩纳哥的王宫。不过，来自中国的张跃等人从未参加。
卸任首相后，布莱尔更看重气候组织，透过该平台在全球范围积极奔走呼吁。200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印尼巴厘岛召开，为了促使两年之后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可以达成共识，布莱尔在气候组织成立“打破气候变化僵局”，并组建国际专家组，为政治可行和技术可行寻求支撑。此后两年，布莱尔游走世界各主要大国，积极斡旋。吴昌华介绍，2008年和2009年，布莱尔仅来华商讨气候分别多达8次和6次。
布莱尔有着非同一般的气候情结。2003年，英国政府发布了全球最早一部关于低碳经济的政府文件：《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英国因此成为第一个提出建立低碳经济的国家；2006年，受英国政府委托，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历经一年的调研，发布了著名的《斯特恩报告》。该报告指出：不断加剧的温室效应将会严重影响全球经济发展，其严重程度不亚于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
在吴昌华看来，布莱尔的气候情结并不突兀，自然而然。“他认识到气候问题的严重性和严峻性，他认为这是必须解决的。”2008年和2009年，为打破气候僵局，布莱尔用在气候组织上的时间占其个人时间的50%左右。现在，气候工作仍占其个人时间的20%左右。
推动信仰扮演正面角色
离开唐宁街10号，仅仅过了四个月，布莱尔来到伦敦的一座天主教教堂受洗，受洗仪式由英国天主教枢机主教墨菲·奥康纳主持。自此，他由圣公会教徒转为天主教教徒。在英国，圣公会是国教。对于信仰的改变，布莱尔和他的发言人都拒绝做出解释。此前，他的妻子和四个子女都信仰天主教。
在担任英国首相的十年，他绝口不提宗教信仰。卸任后，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他松口说，在美国，政治家可以自由谈论宗教信仰，但在英国没有这样的空间，“坦率地说，人们真会以为你是个疯子。”在英国，仍然存在一定的宗教歧视，例如，1829年通过的《解放法》给了天主教徒更多的民权，但法案依然阻止天主教徒担任首相一职。
卸任英国首相后，布莱尔随即受命担任联合国中东问题四方特使，他也因此更加熟悉因宗教而引起的持续争斗。他深切地体会到：“宗教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怜悯和同情。它同时也会催生极端甚至是恐怖主义。此时信仰摇身一变成为了某种身份定义的符号，借以反对那些没有这身符号的人，最终演变成一种精神上的民族主义，将那些拥有不同意见的人—即便他们笃信同一宗教—视为不信教者，视为异教徒，并因此与之为敌。”
有感于“信仰可以是分裂和毁灭的源头，也可以是和睦共处的基础”，2008年5月，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支持下，布莱尔发起成立“托尼·布莱尔信仰基金会”（Tony Blair Faith Foundation）。布莱尔信仰基金会的宗旨是，推动世界各种信仰在21世纪社会中扮演正面角色，展示拥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士共同努力可以实现的积极成果。
“在我看来，这个世界尤其是中东，也包括其他地区，有冲突的可能性，其中有很多人无法了解彼此。今天我们都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全球化的目的就是把人汇集在一起，所以这是史无前例的，大家必须彼此学习，和谐共处。我们要从学校开始，从大学开始，在社会中也必须要搭建平台，促进理解。这也就是这个基金会的宗旨。”
在布莱尔看来，“每一种信仰都不应高于其他信仰，只有推动跨信仰之间的理解，才更有希望实现和平共处……只有这样才能让不同信仰的人实现合作。”
为了将宗教从神学院的高墙背后解放出来，并开始研究其在当今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布莱尔选择了教育的方式。布莱尔信仰基金会和美国耶鲁大学、耶鲁大学神学院和耶鲁大学管理学院合作，创立信仰与全球化研讨班，这将是耶鲁大学的一门长期课程。布莱尔和耶鲁大学的教员一并参与执教授课。布莱尔并不满足于此，他期待，源自此次耶鲁研讨班的课程和想法，能够成为世界其他大学类似课程的基础。很快，类似的大学项目在多个国家的大学开展。在中国，他选择了北京大学，开设公共课程“全球化时代的宗教关系”。在这里，他的讲学内容也会更侧重本土。
布莱尔信仰基金会还有另一个项目，通过互动技术将各国高校学生串联起来，让他们可以共同讨论自己的信仰以及这些信仰对自身的意义。目前已经有数十个国家参与其中。他们还设立了一个行动项目，拥有不同信仰的年轻人可以通过该项目进行合作，共同提高对千年发展目标（联合国带头设立的全球扶贫项目）的认识。
与争议同行
创办布莱尔信仰基金会后，布莱尔又创办了托尼·布莱尔非洲治理促进会（Tony Blair Africa Governance Initiative）和体育基金会两个慈善组织。慈善给他带来更多的成就感，“即使我当首相当了十年，英国还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国家，事实上我发现在我今天所做的公益事业中，我的权力虽然没有那么多了，但是我的影响力却可以更大，影响人们是如何看待世界的。”
在成立慈善机构、到处做慈善的同时，布莱尔卸任首相职务之后，迅速转身，投入商业之中，他既在一些公司任职，也成立了自己的公司。2008年1月，布莱尔任瑞士苏黎世金融服务集团顾问；2009年2月，布莱尔创建咨询公司“托尼·布莱尔协会”，主要“提供商业咨询、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的咨询服务；2011年，哈萨克斯坦政府聘请布莱尔担任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经济问题顾问。当然，他还在全球各地演讲，赚取不菲的演讲费。
各个国家的领导人卸任之后，往往选择一条发展路径：任教大学；任职非营利机构；任职企业。而布莱尔的选择，囊括了所有的选项。
据称，他在首相任内收入平平，年薪在20万英镑左右，而他还有四个孩子嗷嗷待哺，以至于卸任之时已是负债的窘况。这也就难怪他热切地拥抱商业了。根据媒体报道，担任摩根大通顾问，他的年薪是200万英镑；担任苏黎世金融服务集团顾问，年薪也是200万英镑。而他的咨询公司为科威特等国家的政府、国有企业、地方政府提供咨询，不过具体的收入并不为外人所知。这些工作的细节，布莱尔也绝口不提。2012年开始，布莱尔公司与中国喀什市政府开始合作，为其提供咨询服务。在中国的商业演讲，其出场费高达三四十万美元。
实现关系网的价值最大化，是布莱尔的过人之处。不过布莱尔并不承认自己是个商人，“我不是个银行家，也不是个商人。但是我到处旅行，可以帮助他人了解如何运作、影响政治力量。”
据公开资料显示，自2007年卸任首相以来，布莱尔可能积聚了超过500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5亿元）的财富收入。布莱尔的财富迅速积累起来，在英国他已有多套房产，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了他乘坐的的一架私人飞机—庞巴迪全球特快。他在全球的出行，几乎都是乘坐该飞机，派头十足。这架飞机造价3000万英镑，内部装修豪华。据《金融时报》的报道，他的办公室位于英国伦敦一座18世纪的联排别墅，这里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办公地之一。
左手商业，右手慈善，统一在拥有世界影响力的卸任政治家身上，难免显得冲突。其中是否存在利益交换，以及捐赠等数据并不透明，更成为媒体持续质疑的地方。尽管质疑和猜测不断，但媒体并没有抓住违法的地方。布莱尔早年是律师，他的妻子一直是律师，他显然不会明知故犯。
与布莱尔关系良好的吴昌华认为，“名人，受关注点就比较多，无可厚非。不过在我眼里，这些质疑不影响他的人格魅力，他绝对是一个很伟大的人。”
“克林顿说我需要休息几天，想想自己个人的事情。但是我不可能停下来，即使是躺在椅子上睡一会都会让我觉得全身不自在。”布莱尔说，“我的座右铭就是：不停歇，不退休。我喜欢这样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