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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名大师级的小说家立传，这肯定是一桩充满诱惑的事情，但同时也是一项充满风险的挑战。首先，作者必须拥有与传主相匹配（至少接近的）的叙事能力，善于谋篇布局，善于捕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其次，他（她）必须占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且具有爬梳抉剔、去芜存菁的眼光;再者，既需要持守一种客观的立场，又不乏富于共鸣、同情的感受力。在通读了一遍《布尔加科夫传》译稿之后，我认为，它的作者朱·科蒂斯无疑具备了上述能力。
布尔加科夫是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最引人瞩目的作家之一，其悲剧性的命运和极具先锋意义的文学贡献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堪可言说和思考的话题。著名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在去世前曾对当时充斥各种书店的平庸之作深感不滿，同时为那些真正的杰作被埋没而抱屈。他说：“这种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假如像普拉东诺夫、布尔加科夫这些作家的作品，写完后就能和读者见面的话，那么，我们所有的人的思想就会比现在不知要丰富多少倍了。”巴乌斯托夫斯基是俄罗斯最负盛名的散文作家之一，他的写作札记《金蔷薇》以优美的文笔和独到的见识践行了一个作家的审美使命，对自己和同代人的写作经验进行了出色的提炼和总结，自问世以来一直享有很好的口碑。由此，读者便不难从他的感慨中体会到布尔加科夫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了。
朱·科蒂斯是牛津大学沃弗森学院的教授，著述颇丰，除《布尔加科夫传》以外，还出版有《别焚烧原稿》《扎米亚京传》等。在梳理传主的创作与成长时，她开篇就抓住了两个重要的背景，医学与文学。这是两个涉及人类健康的行当，也是非常需要观察力、同情心和正义感的两种职业，它们在人的生理和心理，及其精神结构之间不断凸显着各自的力量，从业者需要在理性与情感之间构成某种微妙的平衡。有意思的是，其中的一些共性吸引了不少有志之士最终弃医从文，从医治生理的病患转向了对生活重症的问诊与治疗。在这方面，著名的例子有哥尔多尼、席勒、契诃夫、毛姆、施尼茨勒、鲁迅、郭沫若，森鸥外、渡边淳一，以及从小就在医院环境中长大的福楼拜、陀思妥耶夫斯基、欧·亨利、海明威、安部公房，等等。布尔加科夫1891年3月15日出生于基辅。父亲阿方纳西·布尔加科夫是基辅神学院的一名教授，母亲瓦尔瓦拉也曾经在一所女子中学里担任过教师。父亲会拉小提琴，母亲会弹钢琴，全家对歌剧和古典音乐都充满了兴趣。这是一个颇具文学和音乐氛围的家庭。1909-1916年，他就读于基辅大学的医学系。毕业之际，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战趋于最关键的时刻，布尔加科夫马上被征派到野战医院上了前线，不久又因身体原因回到了后方，安排到斯摩棱斯克省的一个乡村医院任职。1919年内战，布尔加科夫又被征入邓尼金的“南俄武装力量”做随军医生，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他开始了自己的文字生涯，那些从医的经历都成了他日后的一些写作素材，在诸如《年轻医生笔记》和《医生奇遇记》等小说中得到了体现。
1921年，布尔加科夫像外省青年一样，“身无分文”但雄心勃勃地来到了莫斯科，希望能在新的首都谋得自己的美好前程。为此，他从事过不少职业，小剧场的报幕员、广告设计、小报编辑，最固定的一家服务单位则是《汽笛》报，他在那里负责撰写专栏和编辑。这段时间，他写了不少小品文、特写，其经历颇为类似于成名之前的契诃夫。诚然，像他的前辈一样，他在创作了一部分优秀作品的同时，也留下了一部分“应扔入记忆之炉”的东西，但同时，未来作家的讽刺才能也得到了一定的锻炼和发挥。不过，布尔加科夫似乎很快就完成了自己的学徒期，在1923-1925年间，创作了中篇小说《魔鬼地狱》《不祥的蛋》《狗心》等。1925年，《俄罗斯》杂志刊登了长篇小说《白卫军》的一部分。尽管由于杂志的停刊，整部小说在当时未能全部与读者见面，但已发表的部分引起了莫斯科艺术剧院负责人的兴趣，他们邀请作者进行改编，最终以《茹尔宾的一家》的剧名在1926年上演。或许是原小说“道出了对一个注定灭亡的阶级生活方式与精神品质的深切同情”（在笔者看来，究其实质，这应是小说家力求在客观的立场上对一个时代悲剧的探讨），这部剧上演以后，既为作者赢得了关注度，也招来了不少非议，苏联当时文艺界的领导人卢纳察尔斯基认为这部剧作是“不少优点和明显的重大缺点的混合体”。据说，斯大林也曾多次观看该剧，并发表了观后感，认为这是一部不错的戏剧，“它给我们的益处比害处多”，留给观众的也是“对布尔什维克有利的印象”，但他在肯定作者展示了布尔什维克强大的力量之后，又认为这种展示跟作者本人没关系。这是一个模棱两可的意见。因此，它时而被禁演，时而又被开禁。正是这种充满戏剧性的遭遇让布尔加科夫走进了戏剧的领域。
关于布尔加科夫的戏剧才能，科蒂斯引用了当时最重要的戏剧家巴维尔·马尔可夫、斯坦尼司拉夫斯基和耶尔默林斯基的一部分回忆性文字，肯定了其出色的天赋——“一个完美的戏剧人”，并作出了进一步的归纳：“他能自由切换自己的声音。而且对他而言，真实生活和戏剧生活之间的界限远不清晰：他不但是将他的生活经验都倾注到戏剧上，也把自己的过去与现在都搬上了舞台。”显然，戏剧这种综合性的艺术形式为他提供了施展才华的适切空间，激发了他自童年就蓄积起来的对戏剧的热情。随后，布尔加科夫创作了一系列的剧本，《卓依卡的住宅》《紫红色岛屿》《逃亡》《亚当和夏娃》《幸福》《亚历山大·普希金》等;此外，他还将一些经典小说改编成剧本，如《死魂灵》《战争与和平》《堂·吉诃德》等。
如上所述，布尔加科夫仿佛在其中找到了生活的意义，在对话、情节和场景的设置中诠释了生活的表演性。科蒂斯敏锐地指出：“对他而言，写作的意义就在于给了他一趟去身不可至、手不可及的时空的梦幻之旅。剧作于他更是一种私人保存逝去岁月的方式。他的灵感在浪漫主义里成型，而他的作品却又是一种完全现实主义视角的摹仿：先是在梦中，然后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他的书页里，之后又在剧作中重生，伴着灯光音效，在舞台上粉墨登场。”但是，高涨的创作激情和成果并没有带给作家以应有的荣誉，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剧本大多未能在他生前上演。这种被迫的沉默无疑令人痛苦，压迫着他的创作潜能。他甚至产生了轻生的念头。1930年，布尔加科夫在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中陈述：“在苏联，我成了俄罗斯语言旷野上惟一一匹文学狼。”尽管如此，他并不想放弃自己的个性和创作原则，不想接受人们好心的建议来改染皮毛，坚信“狼无论是染了颜色还是剪了皮毛，都绝对不会成为一只卷毛狗”。 关于布尔加科夫的生平和创作，留存下来的资料非常稀少，因此需要作者在其他方面予以弥补。正如科蒂斯所说，他的“生活的档案资料并不是很多，但在他的小说里有关家庭的内容涉及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也能让读者相信这些经历来自他的现实生活。”唯其如此，她十分注意研读布尔加科夫的作品，注意从字里行间中捕捉到小说家有意无意地泄露的生活细节。它们既揭示了传主隐匿其间的一些信息，也为读者理解那些探索性作品提供了一定的捷径。在评价布尔加科夫小说《白卫军》中关于罪恶与怯懦的沉思时，作者从传记学的角度给出了解释：“就布尔加科夫小说中的‘罪恶’主题而言，或许还有一个更具个人因素的原因——对母亲的内疚，尤其是没能照看好他的弟弟妹妹们。”另外，在介绍《大师与玛格丽特》这部颇具实验意味的作品时，作者也显示了出众的艺术感觉和独到的理论素养：“在这部极富创见又十分复杂的杰作中，一个基础的叙事核心把各种层次的叙述都交织在了一起（这在俄罗斯文学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大师与玛格丽特》首先来说就是一部艺术家的主观辩白。”
《大师与玛格丽特》是布尔加科夫的巅峰之作，也是二十世纪俄罗斯小说的重要收获。这部小说运用离奇的情节、荒诞的人物形象将现实与神话穿插在一起，不断地转换，时而是滑稽的画面，时而是悲剧性的叙述，时而是理想主义的抒情，对三十年代的社会进行了讽刺性的刻画。根据他的妻子叶莲娜的记载，小说中的“撒旦舞会”就来自1935年美国大使馆举办的一个舞会，宏大的空间、热闹的场景、爵士乐队、飞鸟，还有身份各异的宾客，被小说家随手拈到了作品之中，有心者似乎可以发现，大使威廉·布里特的一些特征被组装到了小说的主人公沃兰德身上。在分析这部作品时，科蒂斯指出：“布尔加科夫决定给他的读者呈现出一个全新的基督教故事绝不是出于诸如学術一类的原因。这部小说呈现出了一种历史的精确性，然而布尔加科夫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要展开一场与其他基督故事解读的论争。”由此道出了布尔加科夫别创一格的叙事艺术，将读者的关注点引入人物自身发展的艺术逻辑，并且辅之以小说的语言予以绾结：“大师现在成了他自己写的故事里的一个活动自如的人物主体，于是他解放了彼拉多，让他起身踏上月光和约书阿走到一起，终于结束了彼拉多两千年以来漫长的人间炼狱。随后，大师和玛格丽特被准许居住在永安之乡宁静惬意的小宅中，有藤蔓花窗、轻歌袅袅。他并不是一个英雄形象，但他最后也被看作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大师与玛格丽特》完成后不久，1940年3月10日，布尔加科夫离开了这个给了他满身创伤、又令其无限眷恋的世界，终年49岁。对于这位生命不息、写作不止的作家，科蒂斯不无惋惜地告诉人们：“对艺术创造无法抑制的冲动是最后一样从布尔加科夫身上离去的东西。”这是一个盖棺认定的追悼，同时也是混合着叹息的赞美。布尔加科夫无疑是一个未完成的天才，因此，作者不禁在本书的结尾作出了假设：“我们很难想象，要是布尔加科夫在1940年去世前他身处的社会能准许他的作品出版、上演，而不是让他次次头撞南墙、沮丧而归，他究竟能成长为一位怎样的文坛巨擘。”于是，她发出这样的祈愿：“我们不如这样想，他那对创作如火焰般燃烧的创造力无论面对何种压力，也绝不受其影响，仍会饱满充盈、迎风怒放。不论是散文作品的编排情节，还是戏剧舞台的奇思妙想，在哪个方面他都才华横溢、天赋绝伦;他游刃有余地在两种文体之间切换，恰如他为20世纪30年代未完成的小说所起的题目——《剧院情史》，既是《戏中小说》也是《恋上戏剧》。”在俄语中，театральный和роман有着多重含义，前者既包含了“戏剧的”的指称，也有“富于戏剧性”的意思，后者既是“小说”，又意味着“浪漫的恋爱”。因此，这段话自然可以看作对巴乌斯托夫斯基的感慨之呼应，更是对一个非常时代里文学遭受到非艺术之干扰的深刻反思。
布尔加科夫是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最引人瞩目的作家之一，其悲剧性的命运和极具先锋意义的文学贡献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堪可言说和思考的话题。著名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在去世前曾对当时充斥各种书店的平庸之作深感不滿，同时为那些真正的杰作被埋没而抱屈。他说：“这种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假如像普拉东诺夫、布尔加科夫这些作家的作品，写完后就能和读者见面的话，那么，我们所有的人的思想就会比现在不知要丰富多少倍了。”巴乌斯托夫斯基是俄罗斯最负盛名的散文作家之一，他的写作札记《金蔷薇》以优美的文笔和独到的见识践行了一个作家的审美使命，对自己和同代人的写作经验进行了出色的提炼和总结，自问世以来一直享有很好的口碑。由此，读者便不难从他的感慨中体会到布尔加科夫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了。
朱·科蒂斯是牛津大学沃弗森学院的教授，著述颇丰，除《布尔加科夫传》以外，还出版有《别焚烧原稿》《扎米亚京传》等。在梳理传主的创作与成长时，她开篇就抓住了两个重要的背景，医学与文学。这是两个涉及人类健康的行当，也是非常需要观察力、同情心和正义感的两种职业，它们在人的生理和心理，及其精神结构之间不断凸显着各自的力量，从业者需要在理性与情感之间构成某种微妙的平衡。有意思的是，其中的一些共性吸引了不少有志之士最终弃医从文，从医治生理的病患转向了对生活重症的问诊与治疗。在这方面，著名的例子有哥尔多尼、席勒、契诃夫、毛姆、施尼茨勒、鲁迅、郭沫若，森鸥外、渡边淳一，以及从小就在医院环境中长大的福楼拜、陀思妥耶夫斯基、欧·亨利、海明威、安部公房，等等。布尔加科夫1891年3月15日出生于基辅。父亲阿方纳西·布尔加科夫是基辅神学院的一名教授，母亲瓦尔瓦拉也曾经在一所女子中学里担任过教师。父亲会拉小提琴，母亲会弹钢琴，全家对歌剧和古典音乐都充满了兴趣。这是一个颇具文学和音乐氛围的家庭。1909-1916年，他就读于基辅大学的医学系。毕业之际，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战趋于最关键的时刻，布尔加科夫马上被征派到野战医院上了前线，不久又因身体原因回到了后方，安排到斯摩棱斯克省的一个乡村医院任职。1919年内战，布尔加科夫又被征入邓尼金的“南俄武装力量”做随军医生，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他开始了自己的文字生涯，那些从医的经历都成了他日后的一些写作素材，在诸如《年轻医生笔记》和《医生奇遇记》等小说中得到了体现。
1921年，布尔加科夫像外省青年一样，“身无分文”但雄心勃勃地来到了莫斯科，希望能在新的首都谋得自己的美好前程。为此，他从事过不少职业，小剧场的报幕员、广告设计、小报编辑，最固定的一家服务单位则是《汽笛》报，他在那里负责撰写专栏和编辑。这段时间，他写了不少小品文、特写，其经历颇为类似于成名之前的契诃夫。诚然，像他的前辈一样，他在创作了一部分优秀作品的同时，也留下了一部分“应扔入记忆之炉”的东西，但同时，未来作家的讽刺才能也得到了一定的锻炼和发挥。不过，布尔加科夫似乎很快就完成了自己的学徒期，在1923-1925年间，创作了中篇小说《魔鬼地狱》《不祥的蛋》《狗心》等。1925年，《俄罗斯》杂志刊登了长篇小说《白卫军》的一部分。尽管由于杂志的停刊，整部小说在当时未能全部与读者见面，但已发表的部分引起了莫斯科艺术剧院负责人的兴趣，他们邀请作者进行改编，最终以《茹尔宾的一家》的剧名在1926年上演。或许是原小说“道出了对一个注定灭亡的阶级生活方式与精神品质的深切同情”（在笔者看来，究其实质，这应是小说家力求在客观的立场上对一个时代悲剧的探讨），这部剧上演以后，既为作者赢得了关注度，也招来了不少非议，苏联当时文艺界的领导人卢纳察尔斯基认为这部剧作是“不少优点和明显的重大缺点的混合体”。据说，斯大林也曾多次观看该剧，并发表了观后感，认为这是一部不错的戏剧，“它给我们的益处比害处多”，留给观众的也是“对布尔什维克有利的印象”，但他在肯定作者展示了布尔什维克强大的力量之后，又认为这种展示跟作者本人没关系。这是一个模棱两可的意见。因此，它时而被禁演，时而又被开禁。正是这种充满戏剧性的遭遇让布尔加科夫走进了戏剧的领域。
关于布尔加科夫的戏剧才能，科蒂斯引用了当时最重要的戏剧家巴维尔·马尔可夫、斯坦尼司拉夫斯基和耶尔默林斯基的一部分回忆性文字，肯定了其出色的天赋——“一个完美的戏剧人”，并作出了进一步的归纳：“他能自由切换自己的声音。而且对他而言，真实生活和戏剧生活之间的界限远不清晰：他不但是将他的生活经验都倾注到戏剧上，也把自己的过去与现在都搬上了舞台。”显然，戏剧这种综合性的艺术形式为他提供了施展才华的适切空间，激发了他自童年就蓄积起来的对戏剧的热情。随后，布尔加科夫创作了一系列的剧本，《卓依卡的住宅》《紫红色岛屿》《逃亡》《亚当和夏娃》《幸福》《亚历山大·普希金》等;此外，他还将一些经典小说改编成剧本，如《死魂灵》《战争与和平》《堂·吉诃德》等。
如上所述，布尔加科夫仿佛在其中找到了生活的意义，在对话、情节和场景的设置中诠释了生活的表演性。科蒂斯敏锐地指出：“对他而言，写作的意义就在于给了他一趟去身不可至、手不可及的时空的梦幻之旅。剧作于他更是一种私人保存逝去岁月的方式。他的灵感在浪漫主义里成型，而他的作品却又是一种完全现实主义视角的摹仿：先是在梦中，然后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他的书页里，之后又在剧作中重生，伴着灯光音效，在舞台上粉墨登场。”但是，高涨的创作激情和成果并没有带给作家以应有的荣誉，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剧本大多未能在他生前上演。这种被迫的沉默无疑令人痛苦，压迫着他的创作潜能。他甚至产生了轻生的念头。1930年，布尔加科夫在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中陈述：“在苏联，我成了俄罗斯语言旷野上惟一一匹文学狼。”尽管如此，他并不想放弃自己的个性和创作原则，不想接受人们好心的建议来改染皮毛，坚信“狼无论是染了颜色还是剪了皮毛，都绝对不会成为一只卷毛狗”。 关于布尔加科夫的生平和创作，留存下来的资料非常稀少，因此需要作者在其他方面予以弥补。正如科蒂斯所说，他的“生活的档案资料并不是很多，但在他的小说里有关家庭的内容涉及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也能让读者相信这些经历来自他的现实生活。”唯其如此，她十分注意研读布尔加科夫的作品，注意从字里行间中捕捉到小说家有意无意地泄露的生活细节。它们既揭示了传主隐匿其间的一些信息，也为读者理解那些探索性作品提供了一定的捷径。在评价布尔加科夫小说《白卫军》中关于罪恶与怯懦的沉思时，作者从传记学的角度给出了解释：“就布尔加科夫小说中的‘罪恶’主题而言，或许还有一个更具个人因素的原因——对母亲的内疚，尤其是没能照看好他的弟弟妹妹们。”另外，在介绍《大师与玛格丽特》这部颇具实验意味的作品时，作者也显示了出众的艺术感觉和独到的理论素养：“在这部极富创见又十分复杂的杰作中，一个基础的叙事核心把各种层次的叙述都交织在了一起（这在俄罗斯文学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大师与玛格丽特》首先来说就是一部艺术家的主观辩白。”
《大师与玛格丽特》是布尔加科夫的巅峰之作，也是二十世纪俄罗斯小说的重要收获。这部小说运用离奇的情节、荒诞的人物形象将现实与神话穿插在一起，不断地转换，时而是滑稽的画面，时而是悲剧性的叙述，时而是理想主义的抒情，对三十年代的社会进行了讽刺性的刻画。根据他的妻子叶莲娜的记载，小说中的“撒旦舞会”就来自1935年美国大使馆举办的一个舞会，宏大的空间、热闹的场景、爵士乐队、飞鸟，还有身份各异的宾客，被小说家随手拈到了作品之中，有心者似乎可以发现，大使威廉·布里特的一些特征被组装到了小说的主人公沃兰德身上。在分析这部作品时，科蒂斯指出：“布尔加科夫决定给他的读者呈现出一个全新的基督教故事绝不是出于诸如学術一类的原因。这部小说呈现出了一种历史的精确性，然而布尔加科夫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要展开一场与其他基督故事解读的论争。”由此道出了布尔加科夫别创一格的叙事艺术，将读者的关注点引入人物自身发展的艺术逻辑，并且辅之以小说的语言予以绾结：“大师现在成了他自己写的故事里的一个活动自如的人物主体，于是他解放了彼拉多，让他起身踏上月光和约书阿走到一起，终于结束了彼拉多两千年以来漫长的人间炼狱。随后，大师和玛格丽特被准许居住在永安之乡宁静惬意的小宅中，有藤蔓花窗、轻歌袅袅。他并不是一个英雄形象，但他最后也被看作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大师与玛格丽特》完成后不久，1940年3月10日，布尔加科夫离开了这个给了他满身创伤、又令其无限眷恋的世界，终年49岁。对于这位生命不息、写作不止的作家，科蒂斯不无惋惜地告诉人们：“对艺术创造无法抑制的冲动是最后一样从布尔加科夫身上离去的东西。”这是一个盖棺认定的追悼，同时也是混合着叹息的赞美。布尔加科夫无疑是一个未完成的天才，因此，作者不禁在本书的结尾作出了假设：“我们很难想象，要是布尔加科夫在1940年去世前他身处的社会能准许他的作品出版、上演，而不是让他次次头撞南墙、沮丧而归，他究竟能成长为一位怎样的文坛巨擘。”于是，她发出这样的祈愿：“我们不如这样想，他那对创作如火焰般燃烧的创造力无论面对何种压力，也绝不受其影响，仍会饱满充盈、迎风怒放。不论是散文作品的编排情节，还是戏剧舞台的奇思妙想，在哪个方面他都才华横溢、天赋绝伦;他游刃有余地在两种文体之间切换，恰如他为20世纪30年代未完成的小说所起的题目——《剧院情史》，既是《戏中小说》也是《恋上戏剧》。”在俄语中，театральный和роман有着多重含义，前者既包含了“戏剧的”的指称，也有“富于戏剧性”的意思，后者既是“小说”，又意味着“浪漫的恋爱”。因此，这段话自然可以看作对巴乌斯托夫斯基的感慨之呼应，更是对一个非常时代里文学遭受到非艺术之干扰的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