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筒本异同考(上)——藜光堂刊本、双峰堂刊本异同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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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水浒传)简本异同考》一文的上篇,共分十一节,从书名、作者署名、序文、版式、总目、回次、回目(以第31/32/33回为例)、引头诗、正文(包括专门名词、人名、武器、数字统计的歧异)等方面以及此有彼无、此多彼少等情况,比较和研究藜光堂刊本和双峰堂刊本的异同,并探讨它们共同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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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10日至11日,黉门对话专家主题论坛“中国古代文献的阅读与理解——中美学者对话”在北京大学召开,主要议题有两个:首先是对古代文献稳定性、可信性问题的理论研究。哈佛大学宇文所安教授《关于“文献学”》认为传统的文献学、考证学研究基于一个预设:一个文本写成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出自一位单一的作家之手,有一个可以被重构的语境或背景。但这个预设并非总是可以成立的,很多文本和文集都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地演变“进化”。
王士稹论诗倡导神韵,并没有一套系统完整、缜密详尽的理论作后盾,其有关表述或只言片语,略事诠解;或借评诗篇,稍作引申。王士稹的有关论述,与其诗歌创作实践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凸显了其神韵诗的某些特点。王士稹有意化用前人名篇佳句乃至捋扯古人,“偷句”“偷意”是营构其诗歌神韵的重要手段;至于巧借前人诗歌的相关意象、意境为我所用,则属于其神韵诗创作更上层楼的追求,可名之曰“借境”。
窦光鼐在乾隆朝以经术文章为海内山斗,影响极大,但因长期行走内廷,屡掌文衡,其生命历程中缺少了一般诗人所具有的社会基层生活经历和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创作环境,故才名长期为时文和应制文所掩,诗人形象难以彰显,其诗集成为今人相当陌生的文本。事实上他的诗具有独特的风貌,尤其“走出宫廷”的诗性抒写与“宫廷在场”写作有显著差异,表现出诗人突破困境后的斐然成就。综观其现存全部作品,可以看出这是一位有不凡手眼与境界追求的诗家,宗尚唐宋而能以自我才力熔铸出新,以胸臆心裁临文书写,在乾隆乃至清代诗坛虽不自树旗帜,却足成坛坫。应在
结构性矛盾是中国经济内部的深层次矛盾。其根源之一在于经济领域没有完全摆脱“物本位”和更深层次的“官本位”的影响。文章以人的发展经济学为理论依据,提出了“人本型结构”这一核心范畴,并将此核心范畴作为主线贯穿到中国经济的六大结构中,认为在需求结构上,瞄准提高“居民消费率”及相应的“民富支撑”;在供给结构(产业结构)上,瞄准与人直接相关的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在要素投入结构上,瞄准人的“心灵放飞”和万众创新;在资源环境上,瞄准生态福祉和环境人权;在城乡结构上,瞄准填平城乡之间人的制度鸿沟;在区域结构上,瞄
市政项目的建设、维护和更新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政府部门与社会资本合作(PPP)等安排有助于部分解决融资问题,但这些方式如果不能构建合理的体制机制提升资金的使用效率,就很容易出现金融风险。文章基于委托一代理机制提出构建“近约束”机制,这样能够为居民提供投资渠道、降低项目资金风险,并优化市政项目融资。
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南卷《文意论》:论人,则康乐公秉独善之资,振颓靡之俗。沈建昌评:“自灵均以来,一人而已。”此后,江宁侯温而朗,鲍参军丽而气多,杂体《从军》,殆凌前古,恨其纵舍盘薄,体貌犹少。(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14页)学界一般认为,《文意论》系归纳王昌龄《诗格》与皎然《诗议》而成,而这一段文字应出于皎然之手。文中论及从谢灵运到江总的诸多南朝作者,堪称这位唐代著名诗论家对南朝文学的一次总评,令人瞩目。然而所论“江宁侯”一人,历来学者却均不知其为谁,由此引发了
文章通过调查俄罗斯公民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前后的感受,考察了俄罗斯公民的“纳税态度”(有时也被称为“税收道德”或是“纳税的内在动机”)。文章使用了1991年、1995年以及1999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VS)和欧洲价值观调查(EVS)中有关俄罗斯的微观数据,考察了人们纳税态度的决定因素。该数据也反映了俄罗斯各地区居民税收道德的差异及变化。研究结果表明,在俄罗斯市场经济改革的前四年,人们的税收道德发生了倒退,而到1999年的时候出现了一些恢复。此外,税收道德还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文章的研究结果与税收
文章研究了多代理人的道德风险问题,并关注多代理人情境中的两个特征:搭便车和竞争。搭便车问题意味着委托人的一个新作用:执行预算约束非平衡的激励机制。这个新的作用是控制激励的关键,并且表明产权和劳动部分分离的企业比代理人之间分配产出的合伙制企业具有优势。从中可以得到有信息的(因而是有价值的)监督的一个新特点,并且用来解释相对绩效评估的价值。结果表明,代理人之间的竞争(由于相对评估)仅仅作为提取信息的最优工具而有价值,竞争本身无价值。此外,文章还探讨了总体衡量指标在相对绩效评估中的作用,以及对投资规则的影响。
在我国持续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从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和土地再配置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从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和土地再配置效应趋于下降。既要看到这种再配置效应下降的客观必然性,也要看到其特殊的体制原因。文章认为,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把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彻底解放出来,改革新增建设用地调控机制、按新思路改革征地制度、探索集体建设用地入市途径,可以继续为新常态下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提供支撑力量。
东南沿海E市新区1%常住户抽样调查显示,98%以上的受访者对上访行为表示理解;在遭受利益损失或不公正对待、相对缓和的解决方式无效时,潜在的上访者比例会超过10%。排序逻辑模型回归结果说明,上访主要是为了解决问题,而非宣示政治主张;生活满意度低会导致更激烈的行为选择,潜在上访者具有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的非理性特征;外地人、民企和外企人员、农民、下岗职工等体制外人群,选择上访的倾向更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