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远离中心的广西，20世纪末至2l世纪初，一直在展现文学的先锋品格。一批年轻作家所创作的作品，经常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话题。广西文学之所以能取得丰硕的成果，与广西文艺界整体的自觉有着直接的关系。早在1988年前后，广西文学界就对自己创作力量的薄弱开始了深刻的反思。在焦虑与危机意识、责任感与担当意识交织中，文艺界对广西文学机制进行了初步调整，新作家得到大力发掘与扶持。另一方面，《广西文学》、《红豆》、《南方文坛》等文学期刊及时发表、推介广西青年作家的新作品，也为文学桂军的“边缘崛起”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本文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广西文学机制的调整与文学期刊的变革两大方面探讨文学桂军崛起的激励机制。
一、90年代以来广西文学机制的调整与完善
应该说，广西文学桂军的崛起不仅与广西文学界作家们的辛勤开拓相关，而且与90年代以来广西文学机制的不断调整与完善紧密相关。
1988年，为繁荣广西文艺事业，自治区人民政府设立了“振兴广西文艺铜鼓奖”，以鼓励作家艺术家、文化学者多出优秀作品，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广西文艺发展还是跟不上全国的形势，与文化先进地区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特别是广西的文艺队伍，长期处于一种各自为战的状态，缺乏交流和学习，许多人思想观念陈旧，缺少开拓创新意识，缺乏冲击全国文坛的信心。
1995年8月，为寻求广西文学发展的突破口，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文艺处与广西作家协会在南宁召开“广西文学创作题材规划会”。会上提出了《关于繁荣广西长篇小说、影视文学和儿童文艺创作的意见》、《文学创作题材规划方案》，并确定以广西创作实力相对较强的文学、影视为突破口，培养文艺骨干队伍，让一批很有潜质的中青年作家尽快成长起来，多出优秀作品，带动广西文艺的全面繁荣。会后，区党委宣传部决定在广西文艺界实施培养人才的“213工程”。所谓“213工程”，就是建立人才档案库，对优秀文艺人才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培养，用5年多的时间，培养出20名在全国有影响、100名在全区有影响、3000名在各地市有影响的作家艺术家。
1996年7月，区党委宣传部召开花山文艺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30位中青年作家艺术家基本上包括了当时广西文艺界最优秀最富有潜力的人才，其中有许多作家已经频频在全国性文艺刊物上亮相，具备了一定冲击全国一流水平的实力。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广西培养优秀文艺人才的目标规划，并研究制定了实施“213工程”的一揽子措施办法，包括聘用作家进行专业创作和建立青年作家培训制度等。花山文艺座谈会标志着“213工程”的正式启动，是文坛桂军重整旗鼓、聚集力量、向文学高峰发起集体冲锋的前奏。
1997年年初，广西正式开始实施签约作家创作制，其办法是：在全区范围内公开发布招聘启事，通过评审小组从报名者中筛选出10名左右有潜质的作家，签订创作协议，成为广西文学院的签约作家，招聘期限为一至两年，其间作家在原单位工资照发，区党委宣传部另补发创作补贴和体验生活采风学习经费。签约作家在招聘期内进行全脱产的专业创作，并完成一定数量和质量的文艺创作任务，目标是在有全国性影响的一流文艺刊物和出版社发表出版优秀作品。1997年4月1日首届广西签约作家签约仪式在桂林举行，东西、鬼子、李冯、凡一平等8位青年作家成为广西第一批签约作家。
通过调研数据我们发现，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特别是1995年广西开始实施文艺人才培养“213工程”以来，广西文艺创作呈现出一点突破，多方跟进，迅速跻身全国一流水平的狂飙突进景象。首先是签约作家群迸发出强烈的创作欲望与灵感冲动，他们在全国重要文学期刊上发表了大量很有影响力的作品，获得了大批国家级、省部级文艺大奖：在第一届签约作家中，东西的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于1997年获得第一届鲁迅文学奖，之后鬼子的中篇小说《被雨淋湿的河》获得2001年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二、第三届签约作家张仁胜、常剑钧合作的大型彩调剧《哪嗬咿嗬嗨》，先后捧回了第四届中国戏剧节优秀编剧奖、文化部文华奖、曹禺戏剧文学奖等多项大奖。胡红一编剧的电影《真情三人行》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儿童故事片金牛奖和开罗电影节铜奖。据统计，13年来广西历届签约作家共获得省部级以上文艺大奖合计62人次。此外，在大众传媒时代，作家“触电”无疑也是扩大自身在读者中影响力的有效手段。文坛“广西三剑客”东西、鬼子、李冯先后与陈凯歌、张艺谋等导演合作，创作出《天上的恋人》《幸福时光》《英雄》等影视作品，蜚声海内外。广西第四届青年文学“独秀奖”得主凡一平创作的小说《寻枪记》、《跪下》先后改编成电影和电视连续剧，也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以签约作家创作机制为龙头，以作家群推出名作家，文坛桂军终于在领导者的精心策划与操作之下在中国文坛迅速突起，形成一股强有力的冲击波。
二、90年代以来广西文学期刊的回归与变革
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和大众传播学家拉扎斯菲尔德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具有“授予地位”的社会功能，它对任何事物的肯定性传播均能使后者“合法化”，并能使其重要性急剧上升。因而，文学期刊对于作家作品的选择与推介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初起，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待完善，严肃文学和高雅艺术的生存状态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在文联微薄的拨款根本无法维持生存的困境中，广西的纯文学期刊也曾不免为了赢得更大的市场份额而沦为地摊杂志的悲剧，但整体上从未放弃过对文学阵地的坚守和对广西作家及文学新生力量的展示、发现和扶持。随着对生存之路的成功探索，广西的文学期刊在回归与变革中成为文坛桂军崛起的重要推介阵地。
作为省级文学期刊，《广西文学》多年来一直坚持着发现、关怀、鼓励本土作家，为推介广西本土作家做了不少工作，是广西本土小说家的成长摇篮。1985年3月，梅帅元、杨克在《广西文学》发表《百越境界——花山文化与我们的创作》，该文吸纳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有效成分，倡导广西的文学创作要从地域环境和民族文化、民族心理上寻找精神源头、创作资源和审美特点，并表达了他们强烈的创新愿望。这是中国文坛第一篇寻根文学的宣言性文字，比韩少功那篇著名的《文学的根》早发表整整一个月。随后，《广西文学》连续发表了关于“百越境界”的讨论文章，并联合有关部门举行了大型的研讨会，又连续推出了“百越境界”的创作成果，如小说《黑水河》、《纤魂》、《沼泽地里的蛇》、《岩葬》等。其后，还引发了他们有这方面特色的一些更成熟的作品分别走上了《人民文学》、《青年文学》，开始引起中国文坛第一次对广西青年作家整体性的瞩目。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广西文学创作整体实力薄弱，这种理论上先声夺人的局面并未引起文坛广泛的关注。1989年《广西文学》第1期以专题形式发表了“广西文坛三思录”系列文章，它们分别是常弼宇的《别了，刘三姐》、杨长勋的《文学的断流》、黄佩华的《醒来吧，丘陵地》、黄神彪的《功利的诱惑》和韦家武的《我们的烙印很古老》。作为“广西88新反思”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批论文对新时期广西文学承上启下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为日后文坛桂军的崛起进行了理论的铺垫。
广西文学的另一阵地是《红豆》，它也在激烈的文学市场竞争中推出了一批优秀的广西新作家。《红豆》虽然在上世纪80年代曾有过辉煌，有作品获全国及省部级奖，并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单期发行量曾突破100万册，但90年代以来，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所发作品影响甚微，刊物已有滑向消费读物之嫌。2002年年初召开的南宁市第七次文代会给《红豆》带来了发展的契机：南宁市委市政府领导表态，决定不遗余力地支持市文联的《红豆》杂志，像打造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那样，打造“南国《红豆》”品牌。不久，新上任的文联主席林万里力邀评论家、《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作家东西，广西作协主席冯艺等人加盟打造新《红豆》。张燕玲、东西、冯艺立即对《红豆》进行重新定位和规划，通过改版对《红豆》进行“升级”，以求立足广西，并进入全国文坛的视野。
2002年11月，《红豆》改版号引起了媒体的注意，《新闻出版报》、《文艺报》、《文学报》等权威媒体对《红豆》改版给予关注和肯定，认为是“异军在突起”、“富有地方特色”。《红豆》自改版起，在雄心勃勃地打造南国红豆品牌的同时，也有意把《红豆》办成文坛桂军新势力冲击中国文坛的阵地之一：
2003年第5期《红豆》，“本月主打”推出4位广西清一色的女作家映川、纪尘、凌洁、黄咏梅4人的作品，并配发评论家张燕玲为她们撰写的评论。随后，《中华文学选刊》第6期用半期的篇幅，全部转载了映川、咏梅、纪尘、凌洁的中短篇小说和张燕玲的评论。
2004年第11期，“本月主打”推出桂西北新锐作家李约热、潘莹宇、韦俊海、何述强、黄土路的小说、散文，并配桂西北新锐评论家柱子的评论。“诗歌部落”先后推出了自行车、漆、扬子鳄3个民间诗群的诗歌。
《广西文学》和《红豆》在回归纯文学期刊的同时，也集结了广西的文学力量，以有效的运作策略既为自身赢得了读者市场，也为广西文学的成长、繁荣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对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的领域和实践来说，文艺理论和批评期刊的重要性是有目共睹的。作为文艺批评领域的前沿阵地，它对地方文艺创作和批评的介入与推动作用会随着它的影响而增减。广西的《南方文坛》在90年代中期迅速崛起，成为“中国文坛的批评重镇”，也为把广西文艺创作和批评推向全国立下了汗马功劳。90年代，中国文艺摆脱旧有的体制和轨道，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混乱，各地文学与文论期刊在尚未健全的文化市场中纷纷转向乃至下马。困境中的《南方文坛》进行了改版，犹如黑马闯入了文学批评的前沿。
作为广西的一份理论批评刊物，《南方文坛》在当代文学宏观的背景下，把广西实力派作家与外省知名作家并置参照，有意把广西的创作让一些本身就在思考当代文学整体性、具备整体性把握能力的批评家去研究，以一个整体性的眼光来研究广西的文学，对于引导评论界关注、推介广西文学无疑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地处边远地区的《南方文坛》凭着学术上的理性和策略上的自觉，一跃成为“中国文坛的批评重镇”，其近年来的一系列运作扩大了广西文艺评论的影响力，更为重要的是，它为提升文坛桂军的创作层面助了一臂之力。
在消费文化时代，商品经济大潮不断侵蚀、威胁着文学，许多省份的文学或是勉强支撑，或是后继乏人，呈现出不容乐观的寥落前景。在这种普遍萧条的景况下，广西文学却始终保持旺盛的创作生命力，成为当代文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究起原因，除了文学桂军的执著追求，还要归功于由文化机制、文学媒体自觉营造的良好互动、健康和谐的文学生态。这也是当前理论界在探讨边缘化的文学如何走出困境时所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本文为广西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研究课题《“文学桂军的崛起”与广西文学新的生长空间的阐析与研究》中的部分；课题编号03FZW003。)
(作者单位：玉林师范学院)
编校：施 宇
一、90年代以来广西文学机制的调整与完善
应该说，广西文学桂军的崛起不仅与广西文学界作家们的辛勤开拓相关，而且与90年代以来广西文学机制的不断调整与完善紧密相关。
1988年，为繁荣广西文艺事业，自治区人民政府设立了“振兴广西文艺铜鼓奖”，以鼓励作家艺术家、文化学者多出优秀作品，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广西文艺发展还是跟不上全国的形势，与文化先进地区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特别是广西的文艺队伍，长期处于一种各自为战的状态，缺乏交流和学习，许多人思想观念陈旧，缺少开拓创新意识，缺乏冲击全国文坛的信心。
1995年8月，为寻求广西文学发展的突破口，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文艺处与广西作家协会在南宁召开“广西文学创作题材规划会”。会上提出了《关于繁荣广西长篇小说、影视文学和儿童文艺创作的意见》、《文学创作题材规划方案》，并确定以广西创作实力相对较强的文学、影视为突破口，培养文艺骨干队伍，让一批很有潜质的中青年作家尽快成长起来，多出优秀作品，带动广西文艺的全面繁荣。会后，区党委宣传部决定在广西文艺界实施培养人才的“213工程”。所谓“213工程”，就是建立人才档案库，对优秀文艺人才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培养，用5年多的时间，培养出20名在全国有影响、100名在全区有影响、3000名在各地市有影响的作家艺术家。
1996年7月，区党委宣传部召开花山文艺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30位中青年作家艺术家基本上包括了当时广西文艺界最优秀最富有潜力的人才，其中有许多作家已经频频在全国性文艺刊物上亮相，具备了一定冲击全国一流水平的实力。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广西培养优秀文艺人才的目标规划，并研究制定了实施“213工程”的一揽子措施办法，包括聘用作家进行专业创作和建立青年作家培训制度等。花山文艺座谈会标志着“213工程”的正式启动，是文坛桂军重整旗鼓、聚集力量、向文学高峰发起集体冲锋的前奏。
1997年年初，广西正式开始实施签约作家创作制，其办法是：在全区范围内公开发布招聘启事，通过评审小组从报名者中筛选出10名左右有潜质的作家，签订创作协议，成为广西文学院的签约作家，招聘期限为一至两年，其间作家在原单位工资照发，区党委宣传部另补发创作补贴和体验生活采风学习经费。签约作家在招聘期内进行全脱产的专业创作，并完成一定数量和质量的文艺创作任务，目标是在有全国性影响的一流文艺刊物和出版社发表出版优秀作品。1997年4月1日首届广西签约作家签约仪式在桂林举行，东西、鬼子、李冯、凡一平等8位青年作家成为广西第一批签约作家。
通过调研数据我们发现，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特别是1995年广西开始实施文艺人才培养“213工程”以来，广西文艺创作呈现出一点突破，多方跟进，迅速跻身全国一流水平的狂飙突进景象。首先是签约作家群迸发出强烈的创作欲望与灵感冲动，他们在全国重要文学期刊上发表了大量很有影响力的作品，获得了大批国家级、省部级文艺大奖：在第一届签约作家中，东西的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于1997年获得第一届鲁迅文学奖，之后鬼子的中篇小说《被雨淋湿的河》获得2001年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二、第三届签约作家张仁胜、常剑钧合作的大型彩调剧《哪嗬咿嗬嗨》，先后捧回了第四届中国戏剧节优秀编剧奖、文化部文华奖、曹禺戏剧文学奖等多项大奖。胡红一编剧的电影《真情三人行》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儿童故事片金牛奖和开罗电影节铜奖。据统计，13年来广西历届签约作家共获得省部级以上文艺大奖合计62人次。此外，在大众传媒时代，作家“触电”无疑也是扩大自身在读者中影响力的有效手段。文坛“广西三剑客”东西、鬼子、李冯先后与陈凯歌、张艺谋等导演合作，创作出《天上的恋人》《幸福时光》《英雄》等影视作品，蜚声海内外。广西第四届青年文学“独秀奖”得主凡一平创作的小说《寻枪记》、《跪下》先后改编成电影和电视连续剧，也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以签约作家创作机制为龙头，以作家群推出名作家，文坛桂军终于在领导者的精心策划与操作之下在中国文坛迅速突起，形成一股强有力的冲击波。
二、90年代以来广西文学期刊的回归与变革
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和大众传播学家拉扎斯菲尔德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具有“授予地位”的社会功能，它对任何事物的肯定性传播均能使后者“合法化”，并能使其重要性急剧上升。因而，文学期刊对于作家作品的选择与推介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初起，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待完善，严肃文学和高雅艺术的生存状态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在文联微薄的拨款根本无法维持生存的困境中，广西的纯文学期刊也曾不免为了赢得更大的市场份额而沦为地摊杂志的悲剧，但整体上从未放弃过对文学阵地的坚守和对广西作家及文学新生力量的展示、发现和扶持。随着对生存之路的成功探索，广西的文学期刊在回归与变革中成为文坛桂军崛起的重要推介阵地。
作为省级文学期刊，《广西文学》多年来一直坚持着发现、关怀、鼓励本土作家，为推介广西本土作家做了不少工作，是广西本土小说家的成长摇篮。1985年3月，梅帅元、杨克在《广西文学》发表《百越境界——花山文化与我们的创作》，该文吸纳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有效成分，倡导广西的文学创作要从地域环境和民族文化、民族心理上寻找精神源头、创作资源和审美特点，并表达了他们强烈的创新愿望。这是中国文坛第一篇寻根文学的宣言性文字，比韩少功那篇著名的《文学的根》早发表整整一个月。随后，《广西文学》连续发表了关于“百越境界”的讨论文章，并联合有关部门举行了大型的研讨会，又连续推出了“百越境界”的创作成果，如小说《黑水河》、《纤魂》、《沼泽地里的蛇》、《岩葬》等。其后，还引发了他们有这方面特色的一些更成熟的作品分别走上了《人民文学》、《青年文学》，开始引起中国文坛第一次对广西青年作家整体性的瞩目。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广西文学创作整体实力薄弱，这种理论上先声夺人的局面并未引起文坛广泛的关注。1989年《广西文学》第1期以专题形式发表了“广西文坛三思录”系列文章，它们分别是常弼宇的《别了，刘三姐》、杨长勋的《文学的断流》、黄佩华的《醒来吧，丘陵地》、黄神彪的《功利的诱惑》和韦家武的《我们的烙印很古老》。作为“广西88新反思”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批论文对新时期广西文学承上启下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为日后文坛桂军的崛起进行了理论的铺垫。
广西文学的另一阵地是《红豆》，它也在激烈的文学市场竞争中推出了一批优秀的广西新作家。《红豆》虽然在上世纪80年代曾有过辉煌，有作品获全国及省部级奖，并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单期发行量曾突破100万册，但90年代以来，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所发作品影响甚微，刊物已有滑向消费读物之嫌。2002年年初召开的南宁市第七次文代会给《红豆》带来了发展的契机：南宁市委市政府领导表态，决定不遗余力地支持市文联的《红豆》杂志，像打造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那样，打造“南国《红豆》”品牌。不久，新上任的文联主席林万里力邀评论家、《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作家东西，广西作协主席冯艺等人加盟打造新《红豆》。张燕玲、东西、冯艺立即对《红豆》进行重新定位和规划，通过改版对《红豆》进行“升级”，以求立足广西，并进入全国文坛的视野。
2002年11月，《红豆》改版号引起了媒体的注意，《新闻出版报》、《文艺报》、《文学报》等权威媒体对《红豆》改版给予关注和肯定，认为是“异军在突起”、“富有地方特色”。《红豆》自改版起，在雄心勃勃地打造南国红豆品牌的同时，也有意把《红豆》办成文坛桂军新势力冲击中国文坛的阵地之一：
2003年第5期《红豆》，“本月主打”推出4位广西清一色的女作家映川、纪尘、凌洁、黄咏梅4人的作品，并配发评论家张燕玲为她们撰写的评论。随后，《中华文学选刊》第6期用半期的篇幅，全部转载了映川、咏梅、纪尘、凌洁的中短篇小说和张燕玲的评论。
2004年第11期，“本月主打”推出桂西北新锐作家李约热、潘莹宇、韦俊海、何述强、黄土路的小说、散文，并配桂西北新锐评论家柱子的评论。“诗歌部落”先后推出了自行车、漆、扬子鳄3个民间诗群的诗歌。
《广西文学》和《红豆》在回归纯文学期刊的同时，也集结了广西的文学力量，以有效的运作策略既为自身赢得了读者市场，也为广西文学的成长、繁荣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对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的领域和实践来说，文艺理论和批评期刊的重要性是有目共睹的。作为文艺批评领域的前沿阵地，它对地方文艺创作和批评的介入与推动作用会随着它的影响而增减。广西的《南方文坛》在90年代中期迅速崛起，成为“中国文坛的批评重镇”，也为把广西文艺创作和批评推向全国立下了汗马功劳。90年代，中国文艺摆脱旧有的体制和轨道，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混乱，各地文学与文论期刊在尚未健全的文化市场中纷纷转向乃至下马。困境中的《南方文坛》进行了改版，犹如黑马闯入了文学批评的前沿。
作为广西的一份理论批评刊物，《南方文坛》在当代文学宏观的背景下，把广西实力派作家与外省知名作家并置参照，有意把广西的创作让一些本身就在思考当代文学整体性、具备整体性把握能力的批评家去研究，以一个整体性的眼光来研究广西的文学，对于引导评论界关注、推介广西文学无疑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地处边远地区的《南方文坛》凭着学术上的理性和策略上的自觉，一跃成为“中国文坛的批评重镇”，其近年来的一系列运作扩大了广西文艺评论的影响力，更为重要的是，它为提升文坛桂军的创作层面助了一臂之力。
在消费文化时代，商品经济大潮不断侵蚀、威胁着文学，许多省份的文学或是勉强支撑，或是后继乏人，呈现出不容乐观的寥落前景。在这种普遍萧条的景况下，广西文学却始终保持旺盛的创作生命力，成为当代文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究起原因，除了文学桂军的执著追求，还要归功于由文化机制、文学媒体自觉营造的良好互动、健康和谐的文学生态。这也是当前理论界在探讨边缘化的文学如何走出困境时所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本文为广西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研究课题《“文学桂军的崛起”与广西文学新的生长空间的阐析与研究》中的部分；课题编号03FZW003。)
(作者单位：玉林师范学院)
编校：施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