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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服务贸易竞争力是衡量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目前中国已是服务贸易大国，也是服务贸易逆差第一大国，要向贸易强国转变，必须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深化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扬长补短，不断提升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
[关键词]服务贸易;高质量;竞争力
[DOI]10.13939/j.cnki.zgsc.2021.18.086
随着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为高质量发展阶段”，服务贸易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对于推进绿色发展、破解绿色壁垒，推动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高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当前中国服务贸易规模已稳居世界第二位，但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比依然过高，资本及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贡献不足。
1 中国服务贸易的短板
1995—2019年，中国服务贸易连续25年逆差，2019年逆差规模达1.5万亿元，仅旅行服务一项逆差就达14924.6亿元，通过货物贸易辛苦赚取的外汇又流向国外。传统服务业不具比较优势，作为货物贸易大国，中国理应在运输服务领域占据较大优势，但实际上运输业务长年存在巨额逆差。产业链低端的劳动、资源密集型服务企业过多，规模小、结构散、没有集团优势、缺乏品牌效应，影响服务贸易质量提升。服贸结构亟须优化，跨境交易服务目前有一半以上已经实现数字化，中国由于制造业长年以代工为主，抑制了产业的转型升级。现代服务产品不能满足需求，中国作为经济转型升级国家，现代高端服务业需求增长迅猛，但是高品质服务供给不足，需求大量外溢。人力资源结构不尽合理，高校专业设置不合理，产学研结合不够紧密，学生缺乏动手能力;职业培训市场不成熟，缺乏有效的技能提升途径，服务业高层优秀管理人才更是匮乏，以上种种，造成服务贸易领域人才结构失衡。
2 中国服务贸易面临的挑战
2.1 国际垂直分工格局渐趋固化
当今国际分工格局强化了参与者之间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美欧日等凭借科技经济优势，利用FDI或产业转移对发展中国家相关产业形成挤压，长期占据新兴及传统服务贸易领域价值链高端地位，不仅掌控研发设计，而且掌控原料采购、物流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终端零售等诸多环节，只有加工、组装、制造等中间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随着制造业和服务业加速融合，目前服务业跨国投资占比超过国际投资总额2/3，成为引领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主导力量。由于竞争力相差悬殊，垂直性国际分工格局较长时期内都无法得到根本性改变。
2.2 世界经济增长乏力
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依然存在，世界经济陷入“持续低速增长”。美国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倾向严重，多边贸易体系受到破坏、各国报复性反制措施出台等，对全球经济增长构成压力，当前疫情已成为压倒脆弱不堪的全球产业链分工的最后一根稻草。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已成最大风险，对全球经济增长构成压力，美国主导的贸易乱战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全球经济发展，尚有待评估。相关运输、保险服务受制造业和货物贸易领域逆全球化现象影响，增长缓慢，从近十年国际贸易收支走势看，发达国家服务贸易顺差额逐年扩大，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逆差额逐年扩大，中国服务贸易面临外需不振、保护主义抬头等不利因素。
2.3 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加剧
服务贸易自身特点决定跨境服务必然有“商业存在”以及人力资源流动及移民问题;数字贸易又产生了本地化要求、跨境数据流量限制、知识产权侵权、国家商业秘密失窃等新的壁垒，因此服务贸易自由化涉及敏感的意识形态领域。发达国家试图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施压，加快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而发展中国家不愿受制于人，纷纷在削减本国壁垒的同时提高保护门槛，国际服务贸易竞争愈益激烈。从全球外包市场看，发包市场主要是产业链上游的美欧日等国，印度、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是接包主体，20世纪末以来，印度信息服务业收入占比远远领先于其他新兴经济体，成为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最强劲的竞争对手。
2.4 缺乏国际规则制定话语权
近年来，发达国家不断提高服务业开放标准，打着“公平贸易”旗号，要求发展中国家放开进入限制。2005—2017年，WTO贸易争端案例库收录了与中国相关的7起服务贸易争端，原告方主要為美日欧，中国作为被告方，基本上全部被动接受其诉讼需求，在部分意见突出的领域，如知识产权保护等，甚至修订了相关国内法律法规，并接受了金融服务、零售等领域的对外开放要求。[1]全球价值链时代，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服务贸易领域规则方面的博弈与冲突将长期存在，国际规则制定权的争夺也将更加激烈。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基本被发达国家掌控，中国在国际市场话语权缺失现象比较严重。
3 对策建议
3.1 完善服务贸易立法
为了避免扩大开放造成外部冲击过猛，中国应该充分利用WTO“普通例外和国家安全例外”“紧急保护措施”以及“国际收支平衡的限制措施”条款，制定和完善既符合国情又不违背WTO规则的法律法规，以保护金融通信等涉及国家安全的现代服务业。作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数字贸易大国，中国参与构建全球数字贸易治理体系，责无旁贷，既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部分对接“美式模板”，也要在跨境电商领域提出符合自身利益诉求的“中式模板”规则。[2]中国要在改进监管技术的基础上，对网络信息和跨境数据流动加以管制，构建符合国内实际且与国际标准相衔接的数字贸易标准体系。
3.2 加大人力资源建设力度
中国每年有700多万大学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平均受教育年限在发展中国家名列前茅，为发展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提供了人力资源基础。国家应发挥高校、社会培训机构和企业的共同作用，促使劳动力资源转化成为人力资本;地方政府应积极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动态增加高校学科设置，利用订单模式培养急需人才。跨国公司在人才、技术、管理、创新等现代服务业领域具有较大优势，随着更多跨国服务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相关产业领域将产生竞争与供给效应，倒逼国内企业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促进中国服务业学习先进管理知识、服务模式与技能，推动服务业与国际接轨。 3.3 完善服务业市场架构
要对标国际先进水平，改善服务贸易领域分工地位，必须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精细化转变。健全统一公正、开放透明、竞争有序的市场和信用体系，打造服务贸易公共服务平台;增加传统服务行业集中度，打造连锁经营品牌，鼓励企业围绕核心产品提供增值服务，突破原有产业边界，提高专业化、规范化、品牌化水平;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强化竞争机制，有序放宽竞争性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允许各种经济形式投资或参与经营垄断性服务领域;积极发展跨境电商、供应链管理等新型服务，促进绿色低碳型服务贸易企业国际化，推动加工贸易向“生产+服务”型转变。
3.4 推动建立均衡的世界经济新秩序
多边贸易框架下，技术领域还没有技术流动规则，资本和劳动两大要素的流通也没有形成规则。[3]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在参与全球服务贸易规则制定方面，当可以大有可为，应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增强制定服务贸易规则的制度性话语权。相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新兴服务业在各方面均具有一定优势，特别是商业存在模式发展潜力较大，要前瞻性地开拓欠发达地区的业务，化不利為有利，构建跨境服务产业链。
3.5 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
服务贸易门类众多、行业各异，各地应当走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之路。
（1）国别差异化 发达的欧洲和北美服务贸易进出口并不均衡，对非本国服务需求比较大，中国企业可借机开拓其国内市场;印度市场部分行业竞争优势比较明显，但其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上落后于中国，有大量进入机遇;新兴经济体要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美欧发达国家也提出“再工业化”战略，都需要完善和改建基础设施，中国一批大型基建企业已在国际市场赢得声誉，应当继续巩固其竞争优势。
（2）地域差异化 城市差异化定位发展，有利于化解内陆与沿海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服务外包、工程承包、旅游出口等不受区位条件限制，中西部地区可以中心城市为依托，重点打造面向中亚西亚、东中欧的“一带一路”辐射带，因地制宜，因城施策，通过不同类型的服务贸易集聚区、功能区，突出当地优势和特色。
（3）部门差异化 中国服务贸易部门间发展还不协调，应当根据国际竞争力差异，有针对性地进行服务贸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比如从货运角度出发鼓励外贸企业选择中国公司承运;通信、咨询、金融保险等新兴服务出口占比逐年提升，但其竞争优势仍不明显，要加速发展;健康医疗、文娱体育、中医药等服务贸易出口具有潜在竞争优势，应予深度挖掘。
3.6 打造“中国服务”品牌
（1）塑造服务品牌形象信息过剩时代，要成功塑造“中国服务”品牌，必须精细化操作。近年来，“走出去”的中资企业已有14000多家，员工人数超百万，遍及170多个国家和地区，面临跨国和跨文化管理等不少困难，法律、会计、税务等专业服务不可能都依靠国外机构，而且“中国制造”走向海外，也需要物流、维修等现代服务业支撑，因此推动服务业“走出去”，提升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是让世界各国了解中国的上佳途径。
（2）加快服务标准化建设 依托国家战略，更多资金、技术、设备等制造业高端服务将走出国门，要尽快构建科学的评价体系和服务标准。中医药现已传播到183个国家和地区，年市场份额高达500亿美元，巨大的市场潜力引起日韩等国对中医药国际话语权的激烈争夺。[4]由于中西医体系差异，中医药在国际上还面临许多政策文化障碍和技术壁垒。中医药走向世界，造福人类，是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中国要确保在中医药国际化竞争中的主导地位。
4 结论
加速制造业和服务业、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不断提高服务贸易附加值，可改变长期以来货物出口独大的单一结构。服务贸易不受制于货物贸易壁垒，也不易产生贸易摩擦，在双边和多边贸易谈判中回旋余地更大，要以“服务业+”的思维，深化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扬长避短，推动制造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
参考文献：
[1]夏杰长.构建中国服务贸易持续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J].社会科学战线，2018 （3）.
[2]周念利.积极推广数字贸易规则的“中式模板”[N].新华日报，2018-05-02（7）.
[3]崔凡.中美经贸关系的未来发展趋势[J].中国外汇，2018（5）.
[4]程琦.掌握国际标准话语权 上海有望构建中医药国际标准“上海模式”[EB/OL].[2018-06-11].http：//sh.eastday.com/m/20180611/u1ai11514597.html.
[作者简介]杨东胜（1963—），男，汉族，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关键词]服务贸易;高质量;竞争力
[DOI]10.13939/j.cnki.zgsc.2021.18.086
随着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为高质量发展阶段”，服务贸易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对于推进绿色发展、破解绿色壁垒，推动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高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当前中国服务贸易规模已稳居世界第二位，但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比依然过高，资本及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贡献不足。
1 中国服务贸易的短板
1995—2019年，中国服务贸易连续25年逆差，2019年逆差规模达1.5万亿元，仅旅行服务一项逆差就达14924.6亿元，通过货物贸易辛苦赚取的外汇又流向国外。传统服务业不具比较优势，作为货物贸易大国，中国理应在运输服务领域占据较大优势，但实际上运输业务长年存在巨额逆差。产业链低端的劳动、资源密集型服务企业过多，规模小、结构散、没有集团优势、缺乏品牌效应，影响服务贸易质量提升。服贸结构亟须优化，跨境交易服务目前有一半以上已经实现数字化，中国由于制造业长年以代工为主，抑制了产业的转型升级。现代服务产品不能满足需求，中国作为经济转型升级国家，现代高端服务业需求增长迅猛，但是高品质服务供给不足，需求大量外溢。人力资源结构不尽合理，高校专业设置不合理，产学研结合不够紧密，学生缺乏动手能力;职业培训市场不成熟，缺乏有效的技能提升途径，服务业高层优秀管理人才更是匮乏，以上种种，造成服务贸易领域人才结构失衡。
2 中国服务贸易面临的挑战
2.1 国际垂直分工格局渐趋固化
当今国际分工格局强化了参与者之间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美欧日等凭借科技经济优势，利用FDI或产业转移对发展中国家相关产业形成挤压，长期占据新兴及传统服务贸易领域价值链高端地位，不仅掌控研发设计，而且掌控原料采购、物流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终端零售等诸多环节，只有加工、组装、制造等中间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随着制造业和服务业加速融合，目前服务业跨国投资占比超过国际投资总额2/3，成为引领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主导力量。由于竞争力相差悬殊，垂直性国际分工格局较长时期内都无法得到根本性改变。
2.2 世界经济增长乏力
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依然存在，世界经济陷入“持续低速增长”。美国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倾向严重，多边贸易体系受到破坏、各国报复性反制措施出台等，对全球经济增长构成压力，当前疫情已成为压倒脆弱不堪的全球产业链分工的最后一根稻草。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已成最大风险，对全球经济增长构成压力，美国主导的贸易乱战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全球经济发展，尚有待评估。相关运输、保险服务受制造业和货物贸易领域逆全球化现象影响，增长缓慢，从近十年国际贸易收支走势看，发达国家服务贸易顺差额逐年扩大，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逆差额逐年扩大，中国服务贸易面临外需不振、保护主义抬头等不利因素。
2.3 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加剧
服务贸易自身特点决定跨境服务必然有“商业存在”以及人力资源流动及移民问题;数字贸易又产生了本地化要求、跨境数据流量限制、知识产权侵权、国家商业秘密失窃等新的壁垒，因此服务贸易自由化涉及敏感的意识形态领域。发达国家试图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施压，加快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而发展中国家不愿受制于人，纷纷在削减本国壁垒的同时提高保护门槛，国际服务贸易竞争愈益激烈。从全球外包市场看，发包市场主要是产业链上游的美欧日等国，印度、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是接包主体，20世纪末以来，印度信息服务业收入占比远远领先于其他新兴经济体，成为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最强劲的竞争对手。
2.4 缺乏国际规则制定话语权
近年来，发达国家不断提高服务业开放标准，打着“公平贸易”旗号，要求发展中国家放开进入限制。2005—2017年，WTO贸易争端案例库收录了与中国相关的7起服务贸易争端，原告方主要為美日欧，中国作为被告方，基本上全部被动接受其诉讼需求，在部分意见突出的领域，如知识产权保护等，甚至修订了相关国内法律法规，并接受了金融服务、零售等领域的对外开放要求。[1]全球价值链时代，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服务贸易领域规则方面的博弈与冲突将长期存在，国际规则制定权的争夺也将更加激烈。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基本被发达国家掌控，中国在国际市场话语权缺失现象比较严重。
3 对策建议
3.1 完善服务贸易立法
为了避免扩大开放造成外部冲击过猛，中国应该充分利用WTO“普通例外和国家安全例外”“紧急保护措施”以及“国际收支平衡的限制措施”条款，制定和完善既符合国情又不违背WTO规则的法律法规，以保护金融通信等涉及国家安全的现代服务业。作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数字贸易大国，中国参与构建全球数字贸易治理体系，责无旁贷，既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部分对接“美式模板”，也要在跨境电商领域提出符合自身利益诉求的“中式模板”规则。[2]中国要在改进监管技术的基础上，对网络信息和跨境数据流动加以管制，构建符合国内实际且与国际标准相衔接的数字贸易标准体系。
3.2 加大人力资源建设力度
中国每年有700多万大学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平均受教育年限在发展中国家名列前茅，为发展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提供了人力资源基础。国家应发挥高校、社会培训机构和企业的共同作用，促使劳动力资源转化成为人力资本;地方政府应积极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动态增加高校学科设置，利用订单模式培养急需人才。跨国公司在人才、技术、管理、创新等现代服务业领域具有较大优势，随着更多跨国服务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相关产业领域将产生竞争与供给效应，倒逼国内企业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促进中国服务业学习先进管理知识、服务模式与技能，推动服务业与国际接轨。 3.3 完善服务业市场架构
要对标国际先进水平，改善服务贸易领域分工地位，必须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精细化转变。健全统一公正、开放透明、竞争有序的市场和信用体系，打造服务贸易公共服务平台;增加传统服务行业集中度，打造连锁经营品牌，鼓励企业围绕核心产品提供增值服务，突破原有产业边界，提高专业化、规范化、品牌化水平;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强化竞争机制，有序放宽竞争性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允许各种经济形式投资或参与经营垄断性服务领域;积极发展跨境电商、供应链管理等新型服务，促进绿色低碳型服务贸易企业国际化，推动加工贸易向“生产+服务”型转变。
3.4 推动建立均衡的世界经济新秩序
多边贸易框架下，技术领域还没有技术流动规则，资本和劳动两大要素的流通也没有形成规则。[3]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在参与全球服务贸易规则制定方面，当可以大有可为，应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增强制定服务贸易规则的制度性话语权。相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新兴服务业在各方面均具有一定优势，特别是商业存在模式发展潜力较大，要前瞻性地开拓欠发达地区的业务，化不利為有利，构建跨境服务产业链。
3.5 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
服务贸易门类众多、行业各异，各地应当走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之路。
（1）国别差异化 发达的欧洲和北美服务贸易进出口并不均衡，对非本国服务需求比较大，中国企业可借机开拓其国内市场;印度市场部分行业竞争优势比较明显，但其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上落后于中国，有大量进入机遇;新兴经济体要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美欧发达国家也提出“再工业化”战略，都需要完善和改建基础设施，中国一批大型基建企业已在国际市场赢得声誉，应当继续巩固其竞争优势。
（2）地域差异化 城市差异化定位发展，有利于化解内陆与沿海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服务外包、工程承包、旅游出口等不受区位条件限制，中西部地区可以中心城市为依托，重点打造面向中亚西亚、东中欧的“一带一路”辐射带，因地制宜，因城施策，通过不同类型的服务贸易集聚区、功能区，突出当地优势和特色。
（3）部门差异化 中国服务贸易部门间发展还不协调，应当根据国际竞争力差异，有针对性地进行服务贸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比如从货运角度出发鼓励外贸企业选择中国公司承运;通信、咨询、金融保险等新兴服务出口占比逐年提升，但其竞争优势仍不明显，要加速发展;健康医疗、文娱体育、中医药等服务贸易出口具有潜在竞争优势，应予深度挖掘。
3.6 打造“中国服务”品牌
（1）塑造服务品牌形象信息过剩时代，要成功塑造“中国服务”品牌，必须精细化操作。近年来，“走出去”的中资企业已有14000多家，员工人数超百万，遍及170多个国家和地区，面临跨国和跨文化管理等不少困难，法律、会计、税务等专业服务不可能都依靠国外机构，而且“中国制造”走向海外，也需要物流、维修等现代服务业支撑，因此推动服务业“走出去”，提升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是让世界各国了解中国的上佳途径。
（2）加快服务标准化建设 依托国家战略，更多资金、技术、设备等制造业高端服务将走出国门，要尽快构建科学的评价体系和服务标准。中医药现已传播到183个国家和地区，年市场份额高达500亿美元，巨大的市场潜力引起日韩等国对中医药国际话语权的激烈争夺。[4]由于中西医体系差异，中医药在国际上还面临许多政策文化障碍和技术壁垒。中医药走向世界，造福人类，是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中国要确保在中医药国际化竞争中的主导地位。
4 结论
加速制造业和服务业、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不断提高服务贸易附加值，可改变长期以来货物出口独大的单一结构。服务贸易不受制于货物贸易壁垒，也不易产生贸易摩擦，在双边和多边贸易谈判中回旋余地更大，要以“服务业+”的思维，深化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扬长避短，推动制造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
参考文献：
[1]夏杰长.构建中国服务贸易持续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J].社会科学战线，2018 （3）.
[2]周念利.积极推广数字贸易规则的“中式模板”[N].新华日报，2018-05-02（7）.
[3]崔凡.中美经贸关系的未来发展趋势[J].中国外汇，2018（5）.
[4]程琦.掌握国际标准话语权 上海有望构建中医药国际标准“上海模式”[EB/OL].[2018-06-11].http：//sh.eastday.com/m/20180611/u1ai11514597.html.
[作者简介]杨东胜（1963—），男，汉族，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