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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讲的两位县委书记，其一是中共离山县委第一书记赵子文，其二是中共孝义县委第一书记李惠春。在1958年的大炼钢铁运动中，这两位县委书记均因坚持实事求是而分别受到免职和撤职的处分；一年多以后，中共晋中地委和山西省委又实事求是地纠正了对他二人的处分。前后两个实事求是的结果却大不一样。问题在于，为什么当时坚持实事求是者反遭处分？而违反实事求是者为何却又勇敢地纠正了自己的错误，重又回到了实事求是的轨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起因
赵子文是山西省方山县马坊镇秦家崖村人，1920年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10月参加革命。担任过村党支部书记，行政村长，区、县农会秘书，地委组织部副科长，专署人事局局长，县长，县委书记，晋华纺织厂党委书记等职，是地地道道从农村成长起来的干部。1954年7月，方山县并入离石县后改称离山县（1958年10月并入中阳县后改称离石县），1957年4月，赵子文调任离山县委第一书记。
李惠春是山西沁县人，1921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世纪40年代从事公安工作，50年代在山西省公安厅任处长，1958年2月调任中共孝义县委第一书记。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同年8月，中共中央又在北戴河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全面制定了“大跃进”运动的各项主要计划指标，号召全党为当年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并明确规定各级党委第一书记要亲自挂帅，右手抓工业，左手抓农业。同年9月上旬，中共山西省委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北戴河会议精神。赵子文和李惠春参加了这次会议。中央的精神引起了与会人员的高度重视，大家一致拥护中央的决定，决心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晋中地区选了昔阳和离山县的第一书记分别代表县委在大会上作电台直播发言。赵子文在发言中表示：回去以后一定要认真贯彻、坚决执行中央北戴河会议精神，团结带领离山县人民，高举三面红旗奋勇前进，夺取工作的开门红，向党中央、省委、地委报喜。
赵子文虽然在省委召开的三干会上表了态，但回到县里，一看到农田里来之不易的一派丰收景象，觉得放下到手的粮食去抓钢铁，实在可惜。如何既紧跟中央部署搞钢铁，又把到手的粮食收回来？他要找一个两件事情兼顾而又相互变通的办法。同期，孝义县委第一书记李惠春也在思考：孝义的煤炭资源丰富，是大炼钢铁的重点县，群众大战钢铁的热情很高。但田里的庄稼，树上的核桃、柿子收获在即。节令不等人，如果不留下足够的劳力抓秋收，那么，不仅孝义20万人民来年的生活成了问题，国家的粮食征购任务也无法完成，城镇和工业人口的粮食供应将无法保障。于是，他也在寻找两全齐美的办法。
于是，离山县的赵子文经过深思熟虑，在听取县委、县人委领导成员意见的基础上，提出“根据禾田在地，秋收在即的实际，建议秋前采矿，秋后炼铁；秋前小搞，秋后大搞”大炼钢铁的工作设想，得到了县委委员的一致赞同并付诸实施。公社干部昼夜战斗在秋收第一线，做到不回家、不请假、不缺勤的“三不”；县直机关干部、厂矿职工和学校师生都加人了秋收大会战。一场轰轰烈烈的秋收工作在离山全县开展起来。
似乎是心有灵犀，孝义县委第一书记李惠春依据实际情况，也向县委提出了“从实际出发，左手抓钢，右手抓粮”的想法：即先抽一部分劳力去炼钢铁，留大部分劳力抓秋收；待秋收基本结束时，再及时把全部劳力调上钢铁前线，留下一些老弱病残进行秋收扫尾。这样做虽然钢铁任务开始时可能上得慢一些，但后劲足，两项任务都可以完成好。李惠春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县委绝大部分同志的赞同，认为这样做符合工作实际和群众要求，是对中央号召的正确贯彻，决定付诸实施。结果群众很满意，秋收的进度确实很快，大炼钢铁工作也很快打开了局面。
蒙冤
在离山县，赵子文兴致勃勃地穿梭于各社队农村，了解督促秋收工作。他看到收割起来的庄稼和刨出来的土豆、红薯与农民挂在脸上的笑容，内心欣喜，盘算着农民来年生活的好光景。然而，与此同时，一场关系他个人政治命运的危机却悄然向他袭来。就在全县开始秋收工作不几天，1958年9月29日，晋中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听取了各县县委书记汇报对北戴河会议和省委扩大会精神的贯彻情况。赵子文被点名在昔阳县之后第二个在会上发言，他如实汇报了离山县大跃进的情况。当地委领导听到离山县“秋前采矿，秋后炼铁；秋前小搞，秋后大搞”的做法时，斥责这种做法的指导思想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赵子文据理力争，却还是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受到批判。就在县委书记会议召开后的第二天，晋中地委向山西省委作了汇报。省委主要领导肯定了晋中地委批判赵子文的做法，并决定将晋中地委的报告通报全省。从此，对赵子文的批判加大了力度。晋中地委对赵子文的批判进行了精心安排部署。大会小会结合，轮番批判。批判的大字报贴满了地委的院内院外，声讨声不绝于耳，口号声此起彼伏。有的称他是“与大跃进唱反调”、“与钢铁抗膀子”；有的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更有人说他是“反党分子”。但赵子文心里有他的总主意，他扪心自问：毛主席倡导一切从实际出发，我这不是从实际出发吗？难道只有丢开粮食抓钢铁才是对的吗？不要粮食，人都饿死了还要钢铁干什么？想到这些，他认定自己没有做错。但为了使离山县的各项事业少受损失，保护县委领导班子里的其他同志，他一人把所有的责任承担起来，违心地在地委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说自己“与大跃进唱反调，与大炼钢铁抗了膀子，对党对人民犯了罪。恳求组织给他严肃的处分，群众给他严肃的批判。”同年10月7日，根据晋中地委的安排，赵子文返回离山县继续在县里接受批判。10月9日，中共晋中地委报请山西省委批准，决定免去赵子文离山县委第一书记职务，任县委常委、秘书，保留地委委员职务。免职的理由是：“与钢铁抗膀子，违背了党的方针、路线与中央北戴河扩大会议和省委扩大会议决议精神，阳奉阴违，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晋中地区大跃进中的“反右倾”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凡地委认为对大跃进运动不支持、不热心的县及地直各部门领导干部都被认为是“右倾”，陆续受到了批判或免职处理。
在对待秋收与大炼钢铁问题上，与赵子文有相似作法的孝义县委第一书记李惠春，由于受赵子文的工作汇报而导致的风波影响，会议无法继续进行，所以，他得以幸免。但没有不透风的墙，李惠春在大跃进中变“右手抓钢，左手抓粮”为“右手抓粮，左手抓钢”的做法还是被晋中地委知道了。于是在继批判赵子文之后，又一场批判李惠春的反“右倾”运动在晋中地委机关大院中重新展开。李惠春吸取了赵子文的教训，一概不做辩解，他知道再辩解也无用，只是静静地听着人们充满激情的批判，看着一张张声讨自己罪行的大字报。虽然如此，他内心明白，自己做的事顺应了民心和民意，有功无过，历史终久会有定论的。不久，他也被勒令卷上批判他的大字报返回孝义继续接受审查批判。但是，在孝义县境内，对李惠春的批判却受到孝义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抵制，尽管作为工作组长的晋中地监委主要领导人一再进行引导，干部群众就是不买账。有时虽然也召开了所谓的批判会，但开着开着却变成了为李惠春的评功摆好会，弄得主持人十分尴尬。1959年5月，晋中地委作出决定，李惠春在大炼钢铁运动中，擅自采取“右手抓秋收，左手抓钢铁”的做法，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销其县委第一书记职务，行政职务由12级降为16级，下放到大炼钢铁第一线接受劳动改造。县委领导班子中一些支持李惠春做法的干部也受到株连。
平反
经过批判赵子文“右倾”的离石县，在县委扩大整风会议以后掀起了大炼钢铁运动的高潮。以人口计，中阳县合并入离石后共约33万人。当年10月底，全县出勤大炼钢铁的人数达28万人，占总人口的80%以上。县委采用大兵团作战的方法，组成钢铁大军，按兵团建制，统一指挥，统一管理，实行大组织、大调动、大协作。由于要在大炼钢铁运动中夺高产，男女强壮劳力都投在大炼钢铁上，日产2000吨、7000吨，甚至1万吨的“放卫星”成为炫耀成果的主要方式。炼出的所谓“铁”，由于缺乏技术支持，实际上大都是一些结石块，毫无价值。由于专注“钢铁元帅升帐”，多数庄稼来不及收割而烂在地里，出现了丰产不丰收的情况，以至于一些盛产粮食的村子到第二年就闹起饥荒。
不知是人们的良心发现，还是赵子文一年多来毫无怨言、兢兢业业的工作打动了人们，1959年12月，中共离石县委向晋中地委、山西省委呈送了关于赵子文犯错误后基本表现的情况报告，报告从正视和改正错误、虚心接受批评、贯彻和执行党的政策、认真改造自己等四个方面作了如实反映，得出的结论是：“总之，从以上方面看出，赵子文同志一年来确实表现很好。”随后，中共晋中地委向山西省委写了《关于赵子文同志改正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报告》。不久，中共山西省委批转了晋中地委《关于赵子文同志改正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报告》和《赵子文的检查》。1959年底，赵子文调任文峪河水库党委书记。不久，晋中地委和山西省委分别作出《关于对赵子文同志所犯错误的甄别结论》，称“以其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批判、处分是不对的” 。1960年7月，文峪河水库发生大坝垮塌事故，死亡100多人，作为水库党委书记的赵子文虽未担责，但内疚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后来身患肝癌，终于1962年5月28日病故。
在孝义县，李惠春受到撤职处分后，面对个人受到的挫折，他说：“对我个人的处理无所谓。我相信党总有一天会认识我，重新做出处理。我担心的是孝义20万人民今冬明春的生活怎么安排，粮食征购任务如何完成。”说这话的时候，这位钢铁汉子流下了痛苦的眼泪。事实也确实如此。孝义县历来是山西富庶的县份之一，但由于这一年的秋粮没有来得及全部收回来，到了第二年春天，不少村子出现了缺粮的情况。不久，遭受处分后的李惠春被安排到大炼钢铁第一线接受劳动改造。这期间，孝义县的干部群众不断地以各种方式向上级部门申诉，要求给李惠春恢复职务。1960年5月，晋中地委和山西省委分别作出了《关于李惠春所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甄别结论》，称在1958年“以其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批判、处分是不对的” 。遂即任命李惠春为由介休、孝义、灵石三县合并后的介休县委常务副书记。不久担任县长。1961年5月，孝义县建制恢复后，李惠春重新担任县委第一书记职务。1964年2月，李惠春在孝义群众的一片赞扬声中，又重回山西省公安厅工作，任政治部主任；1974年11月任雁北地委副书记；1981年2月，任太原市委副书记；从1981年11月起，先后任长治市委代理书记、书记；1985年7月，任中共山西省顾问委员会委员；离休后又在省老区建设促进会发挥余热，现已90高寿，身体健康，颐养天年。
这就是事情的基本原貌。事情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了，但赵子文和李惠春敢于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却仍然被后人敬重；同样，中共晋中地委和山西省委虽然对赵子文和李惠春的批判、处分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遭到世人的侧目，但他们敢于承认错误、纠正错误的精神也是值得称道的，特别是他们纠错时正值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右倾之时，其精神更显得难能可贵。
（责编郄智）
起因
赵子文是山西省方山县马坊镇秦家崖村人，1920年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10月参加革命。担任过村党支部书记，行政村长，区、县农会秘书，地委组织部副科长，专署人事局局长，县长，县委书记，晋华纺织厂党委书记等职，是地地道道从农村成长起来的干部。1954年7月，方山县并入离石县后改称离山县（1958年10月并入中阳县后改称离石县），1957年4月，赵子文调任离山县委第一书记。
李惠春是山西沁县人，1921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世纪40年代从事公安工作，50年代在山西省公安厅任处长，1958年2月调任中共孝义县委第一书记。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同年8月，中共中央又在北戴河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全面制定了“大跃进”运动的各项主要计划指标，号召全党为当年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并明确规定各级党委第一书记要亲自挂帅，右手抓工业，左手抓农业。同年9月上旬，中共山西省委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北戴河会议精神。赵子文和李惠春参加了这次会议。中央的精神引起了与会人员的高度重视，大家一致拥护中央的决定，决心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晋中地区选了昔阳和离山县的第一书记分别代表县委在大会上作电台直播发言。赵子文在发言中表示：回去以后一定要认真贯彻、坚决执行中央北戴河会议精神，团结带领离山县人民，高举三面红旗奋勇前进，夺取工作的开门红，向党中央、省委、地委报喜。
赵子文虽然在省委召开的三干会上表了态，但回到县里，一看到农田里来之不易的一派丰收景象，觉得放下到手的粮食去抓钢铁，实在可惜。如何既紧跟中央部署搞钢铁，又把到手的粮食收回来？他要找一个两件事情兼顾而又相互变通的办法。同期，孝义县委第一书记李惠春也在思考：孝义的煤炭资源丰富，是大炼钢铁的重点县，群众大战钢铁的热情很高。但田里的庄稼，树上的核桃、柿子收获在即。节令不等人，如果不留下足够的劳力抓秋收，那么，不仅孝义20万人民来年的生活成了问题，国家的粮食征购任务也无法完成，城镇和工业人口的粮食供应将无法保障。于是，他也在寻找两全齐美的办法。
于是，离山县的赵子文经过深思熟虑，在听取县委、县人委领导成员意见的基础上，提出“根据禾田在地，秋收在即的实际，建议秋前采矿，秋后炼铁；秋前小搞，秋后大搞”大炼钢铁的工作设想，得到了县委委员的一致赞同并付诸实施。公社干部昼夜战斗在秋收第一线，做到不回家、不请假、不缺勤的“三不”；县直机关干部、厂矿职工和学校师生都加人了秋收大会战。一场轰轰烈烈的秋收工作在离山全县开展起来。
似乎是心有灵犀，孝义县委第一书记李惠春依据实际情况，也向县委提出了“从实际出发，左手抓钢，右手抓粮”的想法：即先抽一部分劳力去炼钢铁，留大部分劳力抓秋收；待秋收基本结束时，再及时把全部劳力调上钢铁前线，留下一些老弱病残进行秋收扫尾。这样做虽然钢铁任务开始时可能上得慢一些，但后劲足，两项任务都可以完成好。李惠春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县委绝大部分同志的赞同，认为这样做符合工作实际和群众要求，是对中央号召的正确贯彻，决定付诸实施。结果群众很满意，秋收的进度确实很快，大炼钢铁工作也很快打开了局面。
蒙冤
在离山县，赵子文兴致勃勃地穿梭于各社队农村，了解督促秋收工作。他看到收割起来的庄稼和刨出来的土豆、红薯与农民挂在脸上的笑容，内心欣喜，盘算着农民来年生活的好光景。然而，与此同时，一场关系他个人政治命运的危机却悄然向他袭来。就在全县开始秋收工作不几天，1958年9月29日，晋中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听取了各县县委书记汇报对北戴河会议和省委扩大会精神的贯彻情况。赵子文被点名在昔阳县之后第二个在会上发言，他如实汇报了离山县大跃进的情况。当地委领导听到离山县“秋前采矿，秋后炼铁；秋前小搞，秋后大搞”的做法时，斥责这种做法的指导思想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赵子文据理力争，却还是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受到批判。就在县委书记会议召开后的第二天，晋中地委向山西省委作了汇报。省委主要领导肯定了晋中地委批判赵子文的做法，并决定将晋中地委的报告通报全省。从此，对赵子文的批判加大了力度。晋中地委对赵子文的批判进行了精心安排部署。大会小会结合，轮番批判。批判的大字报贴满了地委的院内院外，声讨声不绝于耳，口号声此起彼伏。有的称他是“与大跃进唱反调”、“与钢铁抗膀子”；有的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更有人说他是“反党分子”。但赵子文心里有他的总主意，他扪心自问：毛主席倡导一切从实际出发，我这不是从实际出发吗？难道只有丢开粮食抓钢铁才是对的吗？不要粮食，人都饿死了还要钢铁干什么？想到这些，他认定自己没有做错。但为了使离山县的各项事业少受损失，保护县委领导班子里的其他同志，他一人把所有的责任承担起来，违心地在地委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说自己“与大跃进唱反调，与大炼钢铁抗了膀子，对党对人民犯了罪。恳求组织给他严肃的处分，群众给他严肃的批判。”同年10月7日，根据晋中地委的安排，赵子文返回离山县继续在县里接受批判。10月9日，中共晋中地委报请山西省委批准，决定免去赵子文离山县委第一书记职务，任县委常委、秘书，保留地委委员职务。免职的理由是：“与钢铁抗膀子，违背了党的方针、路线与中央北戴河扩大会议和省委扩大会议决议精神，阳奉阴违，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晋中地区大跃进中的“反右倾”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凡地委认为对大跃进运动不支持、不热心的县及地直各部门领导干部都被认为是“右倾”，陆续受到了批判或免职处理。
在对待秋收与大炼钢铁问题上，与赵子文有相似作法的孝义县委第一书记李惠春，由于受赵子文的工作汇报而导致的风波影响，会议无法继续进行，所以，他得以幸免。但没有不透风的墙，李惠春在大跃进中变“右手抓钢，左手抓粮”为“右手抓粮，左手抓钢”的做法还是被晋中地委知道了。于是在继批判赵子文之后，又一场批判李惠春的反“右倾”运动在晋中地委机关大院中重新展开。李惠春吸取了赵子文的教训，一概不做辩解，他知道再辩解也无用，只是静静地听着人们充满激情的批判，看着一张张声讨自己罪行的大字报。虽然如此，他内心明白，自己做的事顺应了民心和民意，有功无过，历史终久会有定论的。不久，他也被勒令卷上批判他的大字报返回孝义继续接受审查批判。但是，在孝义县境内，对李惠春的批判却受到孝义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抵制，尽管作为工作组长的晋中地监委主要领导人一再进行引导，干部群众就是不买账。有时虽然也召开了所谓的批判会，但开着开着却变成了为李惠春的评功摆好会，弄得主持人十分尴尬。1959年5月，晋中地委作出决定，李惠春在大炼钢铁运动中，擅自采取“右手抓秋收，左手抓钢铁”的做法，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销其县委第一书记职务，行政职务由12级降为16级，下放到大炼钢铁第一线接受劳动改造。县委领导班子中一些支持李惠春做法的干部也受到株连。
平反
经过批判赵子文“右倾”的离石县，在县委扩大整风会议以后掀起了大炼钢铁运动的高潮。以人口计，中阳县合并入离石后共约33万人。当年10月底，全县出勤大炼钢铁的人数达28万人，占总人口的80%以上。县委采用大兵团作战的方法，组成钢铁大军，按兵团建制，统一指挥，统一管理，实行大组织、大调动、大协作。由于要在大炼钢铁运动中夺高产，男女强壮劳力都投在大炼钢铁上，日产2000吨、7000吨，甚至1万吨的“放卫星”成为炫耀成果的主要方式。炼出的所谓“铁”，由于缺乏技术支持，实际上大都是一些结石块，毫无价值。由于专注“钢铁元帅升帐”，多数庄稼来不及收割而烂在地里，出现了丰产不丰收的情况，以至于一些盛产粮食的村子到第二年就闹起饥荒。
不知是人们的良心发现，还是赵子文一年多来毫无怨言、兢兢业业的工作打动了人们，1959年12月，中共离石县委向晋中地委、山西省委呈送了关于赵子文犯错误后基本表现的情况报告，报告从正视和改正错误、虚心接受批评、贯彻和执行党的政策、认真改造自己等四个方面作了如实反映，得出的结论是：“总之，从以上方面看出，赵子文同志一年来确实表现很好。”随后，中共晋中地委向山西省委写了《关于赵子文同志改正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报告》。不久，中共山西省委批转了晋中地委《关于赵子文同志改正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报告》和《赵子文的检查》。1959年底，赵子文调任文峪河水库党委书记。不久，晋中地委和山西省委分别作出《关于对赵子文同志所犯错误的甄别结论》，称“以其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批判、处分是不对的” 。1960年7月，文峪河水库发生大坝垮塌事故，死亡100多人，作为水库党委书记的赵子文虽未担责，但内疚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后来身患肝癌，终于1962年5月28日病故。
在孝义县，李惠春受到撤职处分后，面对个人受到的挫折，他说：“对我个人的处理无所谓。我相信党总有一天会认识我，重新做出处理。我担心的是孝义20万人民今冬明春的生活怎么安排，粮食征购任务如何完成。”说这话的时候，这位钢铁汉子流下了痛苦的眼泪。事实也确实如此。孝义县历来是山西富庶的县份之一，但由于这一年的秋粮没有来得及全部收回来，到了第二年春天，不少村子出现了缺粮的情况。不久，遭受处分后的李惠春被安排到大炼钢铁第一线接受劳动改造。这期间，孝义县的干部群众不断地以各种方式向上级部门申诉，要求给李惠春恢复职务。1960年5月，晋中地委和山西省委分别作出了《关于李惠春所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甄别结论》，称在1958年“以其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批判、处分是不对的” 。遂即任命李惠春为由介休、孝义、灵石三县合并后的介休县委常务副书记。不久担任县长。1961年5月，孝义县建制恢复后，李惠春重新担任县委第一书记职务。1964年2月，李惠春在孝义群众的一片赞扬声中，又重回山西省公安厅工作，任政治部主任；1974年11月任雁北地委副书记；1981年2月，任太原市委副书记；从1981年11月起，先后任长治市委代理书记、书记；1985年7月，任中共山西省顾问委员会委员；离休后又在省老区建设促进会发挥余热，现已90高寿，身体健康，颐养天年。
这就是事情的基本原貌。事情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了，但赵子文和李惠春敢于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却仍然被后人敬重；同样，中共晋中地委和山西省委虽然对赵子文和李惠春的批判、处分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遭到世人的侧目，但他们敢于承认错误、纠正错误的精神也是值得称道的，特别是他们纠错时正值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右倾之时，其精神更显得难能可贵。
（责编郄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