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編者按：余世存，诗人、思想家、学者、自由作家。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科学时报》助理总编辑。现为自由撰稿人，居北京。当代最重要的思想者，多次入选年度华人百名公共知识分子，被称为“当代中国最富有思想冲击力、最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知识分子气质的思想者之一”。
文章摘选2020年3月余世存为陈初越诗选所作序言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一
庚子疫情期间，突然接到初越的简讯，希望我为他的诗集写序。我这才知道，他的“国诗”（徐晋如先生以为今人称旧体诗词之不伦，应称为国诗）创作已成规模。我二话未说就答应了下来。初越的诗稿未读几页，我就感受到这部诗集的份量。新诗无论，就国诗部分而言，我看到了陶渊明、杜甫、龚自珍们的身影，这是我们的古典文化在当代的人格象征和语言再现，是古典文明借初越和他的文字呈现了活力，并打量着也关照着当代、百年、千年的国史和人间生活。我再三跟朋友说，为初越的诗写序，是我的荣幸。
初越是我人生的贵人，只是这个贵人跟我联系不多。记忆中，近二十年前，在他供职《南风窗》的几年中，我们有过较多的往来，那也只是我到广州、他来北京时聚聚而已。最近十年尤其见面少，一年到头都联系不了一次。但初越是我人生极感念的朋友，我和一些朋友甚至想当然地把他当作亲人。
当年的初越在时政媒体工作，赶上了改革开放在深水区的阶段。有浑水摸鱼者、摸石头者、闷声发财者，有稳定压倒一切者，有欲横流者，有贞定者、力行者，有九死其犹未悔者。初越可谓不负青春，他善用了平台，跟同事们一道，使《南风窗》继80年代之后再创辉煌，成为改革开放时代的重要媒体。
初越的文笔之好，让我很是叹服。但我跟初越的交流似乎限于表面，未做过深度聊天。初越给我看过他写的诗，是纯正的新诗，跟他的人一样，内敛、沉思，谦谦君子，也有奧登的风格，理智、节制、冷静。
初越自持极严，他眼高而手不低，这使他获得了朋友们的尊重，也获得了不少市场机会。有几年，我听到他换工作，既羡慕又为他高兴。他为我们这些“书生”赢得了当代市场的荣誉，他证明了一个克已而躬行的人能够在市场上进行持久的创造。从做主流媒体、到做自媒体、到做贞观国学社、到为福州市民做公益讲座，他都做得有声有色。
二
细论起来，我跟初越的行远是我去云南之后，重回北京虽然做过一些事情，但我的生活波动之大，使我最近十年几乎跟外界失联。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常态，大家都从网上、手机上遥望对方的朋友圈，偶尔点赞或联系一两次。这也是我们国人的生活常态，我们更多地是跟陌生人组成同而不和的群体，在其中聊天、自我强化、抱团取暖。我们跟亲友之间在微博、微信上遥望，到节假日的时候再发出密集的吉利问候。
但这不是初越的生活。相反，我在初越的诗集中看到了大量的赠诗和朋友唱和的诗篇。他的交友遍布五湖四海，他对那些前辈、老师和朋友们都能发自内心地欣赏，这份欣赏是实在而具体的，他能把朋友们的性格、特点翻译成诗。借佛家的语言，相信他的朋友都从诗中获得了人生的“庄严”和生活的“利乐”。
前两年写作《己亥》一书时，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吟咏师友的诗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意识到，一个中国文化的传人到知命之际，一定有过大量的交往，并为其中的特异者做过传，为其中的优秀者留过影。初越跟龚自珍是两路人，一是谦抑君子，一是飞扬跋扈的才子，但他们都对周围的人有如实的欣赏和几乎盖棺论史般的传写。这是一种了不起的人生成绩。
仅我印象所及，三元里抗英、谭嗣同、秋瑾、蔡锷、辛亥革命、胡适、陈独秀、顾颉刚、郭沫若、彭德怀、林昭等近现代史的重大事件和重大人物，在诗集中都有呈现。“读史感事”一类的诗也有精彩的论述，胜过很多当下的学术论文和史论。
更让我惊喜的是，这位曾经的时政媒体的大腕，虽然埋头于历史和古典，但对时事的关注一点儿也没有疏忽。相反，在换了一种话语时，时事更在初越的笔下得到了再现和永生。从富士康十三连跳事件，到将母腹中七个月的胎儿强制打掉事件，到雾霾现象，到庚子之疫等，连接起来，近十年来的社会重大事件，多有诗人的介入。
不少人知道，我近些年一直希望文言和国诗能够介入当代的生活。尽管写国诗的人不少，但国诗在他们很多人手里倒真是旧诗了。国诗在展现它的活力、当代气象方面，成绩不算大。除了章立凡先生的竹枝词，王康、康正果、孔捷生、野夫等人零星的吟咏，年轻一代的表达几乎是空白。我一度期待徐晋如先生等人能够承担这一历史性的工作，我没想到历史选择了初越。
我在读初越的诗时，经常感慨的是，这才是我们的汉语。借司马迁评论屈原的话，“其文约，其词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初越恢复了汉语的言语道断功能。
三
初越从媒体退休后，一度去万木草堂教孩子们书法。我的《家世》出版，他请我到万木草堂做了一次活动，在康有为讲学的地方，我感到他在触摸历史。我没有细问他的工作和生活，他几次见我，都送我一幅字。从时政转向近代史，再转向传统文化，这个跨度之大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从热烈的现实生活中退出，回到青灯古册之中，这是什么样的机缘和使命？我能猜想他跟我一样，有命运牵引主动被动的问题，但我们对命运并不绝望，我们也从未心如止水。用曾在万木草堂学习的梁启超先生的话说，“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
有一年，他给我发来四十首律诗，我才意识到，新诗人已经转向国诗。我读到了杜甫的沉郁，读到了中年之音，但以为他只是一时猎奇，我也囿于自己的言路思路和生活，没有及时回应他。只是再见他时，把他的一首诗抄写给他，算是支持他的选择。
这次读诗集才多少明白，他学写国诗的时间不长。他受陈肩的影响或说刺激举意进入国诗，认真地拜师学习，把国诗当作安身立命之所。 我讀初越的歉疚心情几乎自始至终：在他和他的朋友们以国诗、古典文明的眼光打量生活时，如果我能早一些鼓励他该有多好;在他也面临交出古今中外比较的答卷时，如果我能参与该有多好。但他在诗的领域开疆拓土的这十年，正是我狼狈于人生多端的十年。没有我的参与，初越仍能自我变法，凤凰涅樂。他的新诗实践不多，也许只能算是一个优秀的诗人;但他十年的国诗生活是借重古典的能量而实施的大爆破，他成了一个自龚自珍、黄遵宪、郁达夫、陈寅恪以来的大诗人。
他能成为大诗人，因为他对古典文明尊重而熟悉，如“独立市桥星似月，纵横心史气无涯”，一联之中能化用活用黄仲则和龚自珍的诗句和意象，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他对古典文化的喜爱，足证古典文化仍有鲜活的生命，用他的话说，“世间有青山白鸟在，则唐诗宋词固在吾目前心上，无片刻须臾之离也。”他能成为大诗人，还有着他的时政媒体的经验和眼光，有新诗的经验，用他喜欢的大诗人奥登的原则，就是诗人要写出一个时代的经验。他能成为大诗人，还因为他对人生有着坚定的信心。问道不问贫的心性让他写出了“妻子相将赋采薇”的句子，使其老师“大摇其头，盖恐为诗谶，陷家人于荒寒也”。
初越的成绩超出了那些有童子功的旧体诗作者，也超出了很多努力言说当代社会的仁人志士。
四
在跟初越失联的这些年里，我偶尔想念过他。我猜想过他的人生状态和人生抱负，我一度以为，就像陶渊明一生为易经乾卦的第一爻所困或所系一样，初越的人生似乎在乾卦的第一爻和第二爻之间，他既是能在渊的潜龙，自昭明德;又是能在田的见龙，利见大人。那么，初越会为乾卦的爻辞所困吗？
我们这一代人的经验过于杂乱，要说清自己、中国和文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记得很多年前，在忠忠的“川码头”餐馆，不少京城的朋友相聚，我遇到一个同龄人，当他知道我的名字时，几乎是半抱着我失声痛哭。这个在商界谋生的人，居然说这一代人太痛苦、太不是东西了。
萨特称道加缪的话适用于初越，“从半年前，直到昨天，人们还在揣度：他将要做什么？因为他被一些不可回避的矛盾所困扰，曾暂时选择了沉默。但他属于那种罕见的人，他们迟迟不作选择，可一旦作出了抉择便忠贞不渝;对这种人我们完全可以等待。总有一天，他会开口的。我们甚至不敢贸然对他未出口的话稍加推测。但我们相信他与我们每个人一样，是随着世界的变化而变化：这就足以使他的存在始终富有活力了。”
是的，初越并没有为在渊在田的爻辞所困，他跟陶渊明一样用人生的实绩激活了易卦爻辞的意义，甚至加倍地偿还了我的期待，他激活了我们的国诗。他跟陶氏一样淡泊、丰富、坚韧、战斗，而这首要在于他有明见心性的真实。
五
生活在真实之中，这话说来容易，实行起来何其艰难。国家如此，个人何尝不是如此。在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异端来帮我们校正、定位，借用时代的一个词语，我们需要“会诊”才能确认自己的病症。冯友兰先生晚年回到宋儒的思想成果当中，明认有象斯有对，有对象必然有反有仇，其中就有这个道理。周有光先生晚年再三强调要从世界看中国，其中也有这个道理。
我在庚子之疫期间，提请大家注意中外文化对战争的态度，我们不能像逍遥派那样只顾为丁春秋吹法螺，不能吹牛、封神、自我表彰。如果在和平年代过久了的几代人不知道如何对待战争，至少我们清楚中国文化对战争的态度，“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於天下矣。”我们仅仅以自家圣贤的这些思想来反观现实，就明白当代人的无知和罪性。在我们无知自己的真实处境时，我们如果拿来古典和域外的眼光，虽不中，亦必不远。
初越从新诗转向古典文化和国诗，同样有这个道理。白话新诗固然有直白的方便，但容易失之不文而流之于偷。国诗有所不同，它有着数千年无数圣贤才子们千锤百炼的加持，它有广大时空的赋能。在对我们心性的发扬和阐述方面，我极为看重我们的国诗。以我有限的阅读，我知道屈原、陶渊明、王维、李白、杜甫、苏轼、龚自珍们的诗篇足以照亮人生，他们的很多文字绝不亚于轴心时代圣哲们的经典，他们的文字般若直取无上正法，让我们从中明心见性。即使我们活得卑微，我们有这样的般若文字，足以让自己的生活弦歌不缀，富有诗意，足以让我们完成审断时代社会的天命。
以母语中最精练的言思来参赞天地，这才是政治经济生活中最值得现代人一生皈依的事业，回到国诗，回到屈陶李杜们的队伍，这才是丰富、新鲜、生生不已的人生。正如尼采对自家德语诗人歌德的称道和追随，“做地上的王者，这也是我和众诗人的事业。”比起精神生命的富丽，一切权力和资本王国的威福者们还只是人生的未完成形式，如同李白以诗的语言为我们陈述的一个历史事实，“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国诗的极高明之处，在于它伏藏了天地间的消息。如初越和他的诗歌老师都认同的“诗谶”一说，文字本身在诗中承担了踏破虚空、打通生死的功用。这也是我们文化早就洞明的，“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
而一旦人举意弘道，道也就能来弘人。初越的人生证实了这一点。国诗的广大而精微之处，就在于它能见道。初越和他的诗活出了性情、道理，活成了参见天地风云的大树。每一个时代的个体，既可以从外邦世界得到参照，也可以从古典世界得到参照，更应该从身边、从自家人这里得到参照。因为这是我们自家的现实成果。初越感叹过，“故邦近已微乔木，秋实依然饱蠹虫”，但他不止于此类观察，更进一步，他把自己活成了乔木。他以此耐心吟哦，我们可以从他的诗中，感受到摇曳穿梭于今古间的自得、自度并度人，感受到汉语诗歌在当代生长的另一种可能。
对我们当代世界来说，现代汉语和英语尚未足以凿开其混沌，我愿意相信，是鸿蒙之元借重初越之手，参与了这一重大的工作。他的工作如此富有成效，让我感受到古典世界、千百年眼、传统中国的诸多圣贤才子确实活在当下，如此热烈地注视着并提携着我们。我们活着，并不偶然侥幸，并不唯物孤独。
我在“一个人的世界史”中收录过这么一个故事，曾给爱因斯坦画过像的画家问普林斯顿一位普通的老人：你既不理解爱因斯坦的科学理论，又不明白爱因斯坦的抽象思想，你为什么爱慕爱因斯坦？老人回答说：“当我想到爱因斯坦教授的时候，我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我已经不是孤孤单单一个人了。”在当是时的世界里，知道身边有这样巨大的精神个体的存在，既有一种同事、担当的共情，又有一种慈悲的救赎。我愿意初越和他的诗也能为当代的读者所知，让人们知道自己身边的人格精神，人们可以在他这里得到休息、安慰，得到人生的力量。
（2020年3月春分初稿、清明订稿于北京）
文章摘选2020年3月余世存为陈初越诗选所作序言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一
庚子疫情期间，突然接到初越的简讯，希望我为他的诗集写序。我这才知道，他的“国诗”（徐晋如先生以为今人称旧体诗词之不伦，应称为国诗）创作已成规模。我二话未说就答应了下来。初越的诗稿未读几页，我就感受到这部诗集的份量。新诗无论，就国诗部分而言，我看到了陶渊明、杜甫、龚自珍们的身影，这是我们的古典文化在当代的人格象征和语言再现，是古典文明借初越和他的文字呈现了活力，并打量着也关照着当代、百年、千年的国史和人间生活。我再三跟朋友说，为初越的诗写序，是我的荣幸。
初越是我人生的贵人，只是这个贵人跟我联系不多。记忆中，近二十年前，在他供职《南风窗》的几年中，我们有过较多的往来，那也只是我到广州、他来北京时聚聚而已。最近十年尤其见面少，一年到头都联系不了一次。但初越是我人生极感念的朋友，我和一些朋友甚至想当然地把他当作亲人。
当年的初越在时政媒体工作，赶上了改革开放在深水区的阶段。有浑水摸鱼者、摸石头者、闷声发财者，有稳定压倒一切者，有欲横流者，有贞定者、力行者，有九死其犹未悔者。初越可谓不负青春，他善用了平台，跟同事们一道，使《南风窗》继80年代之后再创辉煌，成为改革开放时代的重要媒体。
初越的文笔之好，让我很是叹服。但我跟初越的交流似乎限于表面，未做过深度聊天。初越给我看过他写的诗，是纯正的新诗，跟他的人一样，内敛、沉思，谦谦君子，也有奧登的风格，理智、节制、冷静。
初越自持极严，他眼高而手不低，这使他获得了朋友们的尊重，也获得了不少市场机会。有几年，我听到他换工作，既羡慕又为他高兴。他为我们这些“书生”赢得了当代市场的荣誉，他证明了一个克已而躬行的人能够在市场上进行持久的创造。从做主流媒体、到做自媒体、到做贞观国学社、到为福州市民做公益讲座，他都做得有声有色。
二
细论起来，我跟初越的行远是我去云南之后，重回北京虽然做过一些事情，但我的生活波动之大，使我最近十年几乎跟外界失联。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常态，大家都从网上、手机上遥望对方的朋友圈，偶尔点赞或联系一两次。这也是我们国人的生活常态，我们更多地是跟陌生人组成同而不和的群体，在其中聊天、自我强化、抱团取暖。我们跟亲友之间在微博、微信上遥望，到节假日的时候再发出密集的吉利问候。
但这不是初越的生活。相反，我在初越的诗集中看到了大量的赠诗和朋友唱和的诗篇。他的交友遍布五湖四海，他对那些前辈、老师和朋友们都能发自内心地欣赏，这份欣赏是实在而具体的，他能把朋友们的性格、特点翻译成诗。借佛家的语言，相信他的朋友都从诗中获得了人生的“庄严”和生活的“利乐”。
前两年写作《己亥》一书时，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吟咏师友的诗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意识到，一个中国文化的传人到知命之际，一定有过大量的交往，并为其中的特异者做过传，为其中的优秀者留过影。初越跟龚自珍是两路人，一是谦抑君子，一是飞扬跋扈的才子，但他们都对周围的人有如实的欣赏和几乎盖棺论史般的传写。这是一种了不起的人生成绩。
仅我印象所及，三元里抗英、谭嗣同、秋瑾、蔡锷、辛亥革命、胡适、陈独秀、顾颉刚、郭沫若、彭德怀、林昭等近现代史的重大事件和重大人物，在诗集中都有呈现。“读史感事”一类的诗也有精彩的论述，胜过很多当下的学术论文和史论。
更让我惊喜的是，这位曾经的时政媒体的大腕，虽然埋头于历史和古典，但对时事的关注一点儿也没有疏忽。相反，在换了一种话语时，时事更在初越的笔下得到了再现和永生。从富士康十三连跳事件，到将母腹中七个月的胎儿强制打掉事件，到雾霾现象，到庚子之疫等，连接起来，近十年来的社会重大事件，多有诗人的介入。
不少人知道，我近些年一直希望文言和国诗能够介入当代的生活。尽管写国诗的人不少，但国诗在他们很多人手里倒真是旧诗了。国诗在展现它的活力、当代气象方面，成绩不算大。除了章立凡先生的竹枝词，王康、康正果、孔捷生、野夫等人零星的吟咏，年轻一代的表达几乎是空白。我一度期待徐晋如先生等人能够承担这一历史性的工作，我没想到历史选择了初越。
我在读初越的诗时，经常感慨的是，这才是我们的汉语。借司马迁评论屈原的话，“其文约，其词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初越恢复了汉语的言语道断功能。
三
初越从媒体退休后，一度去万木草堂教孩子们书法。我的《家世》出版，他请我到万木草堂做了一次活动，在康有为讲学的地方，我感到他在触摸历史。我没有细问他的工作和生活，他几次见我，都送我一幅字。从时政转向近代史，再转向传统文化，这个跨度之大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从热烈的现实生活中退出，回到青灯古册之中，这是什么样的机缘和使命？我能猜想他跟我一样，有命运牵引主动被动的问题，但我们对命运并不绝望，我们也从未心如止水。用曾在万木草堂学习的梁启超先生的话说，“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
有一年，他给我发来四十首律诗，我才意识到，新诗人已经转向国诗。我读到了杜甫的沉郁，读到了中年之音，但以为他只是一时猎奇，我也囿于自己的言路思路和生活，没有及时回应他。只是再见他时，把他的一首诗抄写给他，算是支持他的选择。
这次读诗集才多少明白，他学写国诗的时间不长。他受陈肩的影响或说刺激举意进入国诗，认真地拜师学习，把国诗当作安身立命之所。 我讀初越的歉疚心情几乎自始至终：在他和他的朋友们以国诗、古典文明的眼光打量生活时，如果我能早一些鼓励他该有多好;在他也面临交出古今中外比较的答卷时，如果我能参与该有多好。但他在诗的领域开疆拓土的这十年，正是我狼狈于人生多端的十年。没有我的参与，初越仍能自我变法，凤凰涅樂。他的新诗实践不多，也许只能算是一个优秀的诗人;但他十年的国诗生活是借重古典的能量而实施的大爆破，他成了一个自龚自珍、黄遵宪、郁达夫、陈寅恪以来的大诗人。
他能成为大诗人，因为他对古典文明尊重而熟悉，如“独立市桥星似月，纵横心史气无涯”，一联之中能化用活用黄仲则和龚自珍的诗句和意象，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他对古典文化的喜爱，足证古典文化仍有鲜活的生命，用他的话说，“世间有青山白鸟在，则唐诗宋词固在吾目前心上，无片刻须臾之离也。”他能成为大诗人，还有着他的时政媒体的经验和眼光，有新诗的经验，用他喜欢的大诗人奥登的原则，就是诗人要写出一个时代的经验。他能成为大诗人，还因为他对人生有着坚定的信心。问道不问贫的心性让他写出了“妻子相将赋采薇”的句子，使其老师“大摇其头，盖恐为诗谶，陷家人于荒寒也”。
初越的成绩超出了那些有童子功的旧体诗作者，也超出了很多努力言说当代社会的仁人志士。
四
在跟初越失联的这些年里，我偶尔想念过他。我猜想过他的人生状态和人生抱负，我一度以为，就像陶渊明一生为易经乾卦的第一爻所困或所系一样，初越的人生似乎在乾卦的第一爻和第二爻之间，他既是能在渊的潜龙，自昭明德;又是能在田的见龙，利见大人。那么，初越会为乾卦的爻辞所困吗？
我们这一代人的经验过于杂乱，要说清自己、中国和文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记得很多年前，在忠忠的“川码头”餐馆，不少京城的朋友相聚，我遇到一个同龄人，当他知道我的名字时，几乎是半抱着我失声痛哭。这个在商界谋生的人，居然说这一代人太痛苦、太不是东西了。
萨特称道加缪的话适用于初越，“从半年前，直到昨天，人们还在揣度：他将要做什么？因为他被一些不可回避的矛盾所困扰，曾暂时选择了沉默。但他属于那种罕见的人，他们迟迟不作选择，可一旦作出了抉择便忠贞不渝;对这种人我们完全可以等待。总有一天，他会开口的。我们甚至不敢贸然对他未出口的话稍加推测。但我们相信他与我们每个人一样，是随着世界的变化而变化：这就足以使他的存在始终富有活力了。”
是的，初越并没有为在渊在田的爻辞所困，他跟陶渊明一样用人生的实绩激活了易卦爻辞的意义，甚至加倍地偿还了我的期待，他激活了我们的国诗。他跟陶氏一样淡泊、丰富、坚韧、战斗，而这首要在于他有明见心性的真实。
五
生活在真实之中，这话说来容易，实行起来何其艰难。国家如此，个人何尝不是如此。在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异端来帮我们校正、定位，借用时代的一个词语，我们需要“会诊”才能确认自己的病症。冯友兰先生晚年回到宋儒的思想成果当中，明认有象斯有对，有对象必然有反有仇，其中就有这个道理。周有光先生晚年再三强调要从世界看中国，其中也有这个道理。
我在庚子之疫期间，提请大家注意中外文化对战争的态度，我们不能像逍遥派那样只顾为丁春秋吹法螺，不能吹牛、封神、自我表彰。如果在和平年代过久了的几代人不知道如何对待战争，至少我们清楚中国文化对战争的态度，“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於天下矣。”我们仅仅以自家圣贤的这些思想来反观现实，就明白当代人的无知和罪性。在我们无知自己的真实处境时，我们如果拿来古典和域外的眼光，虽不中，亦必不远。
初越从新诗转向古典文化和国诗，同样有这个道理。白话新诗固然有直白的方便，但容易失之不文而流之于偷。国诗有所不同，它有着数千年无数圣贤才子们千锤百炼的加持，它有广大时空的赋能。在对我们心性的发扬和阐述方面，我极为看重我们的国诗。以我有限的阅读，我知道屈原、陶渊明、王维、李白、杜甫、苏轼、龚自珍们的诗篇足以照亮人生，他们的很多文字绝不亚于轴心时代圣哲们的经典，他们的文字般若直取无上正法，让我们从中明心见性。即使我们活得卑微，我们有这样的般若文字，足以让自己的生活弦歌不缀，富有诗意，足以让我们完成审断时代社会的天命。
以母语中最精练的言思来参赞天地，这才是政治经济生活中最值得现代人一生皈依的事业，回到国诗，回到屈陶李杜们的队伍，这才是丰富、新鲜、生生不已的人生。正如尼采对自家德语诗人歌德的称道和追随，“做地上的王者，这也是我和众诗人的事业。”比起精神生命的富丽，一切权力和资本王国的威福者们还只是人生的未完成形式，如同李白以诗的语言为我们陈述的一个历史事实，“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国诗的极高明之处，在于它伏藏了天地间的消息。如初越和他的诗歌老师都认同的“诗谶”一说，文字本身在诗中承担了踏破虚空、打通生死的功用。这也是我们文化早就洞明的，“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
而一旦人举意弘道，道也就能来弘人。初越的人生证实了这一点。国诗的广大而精微之处，就在于它能见道。初越和他的诗活出了性情、道理，活成了参见天地风云的大树。每一个时代的个体，既可以从外邦世界得到参照，也可以从古典世界得到参照，更应该从身边、从自家人这里得到参照。因为这是我们自家的现实成果。初越感叹过，“故邦近已微乔木，秋实依然饱蠹虫”，但他不止于此类观察，更进一步，他把自己活成了乔木。他以此耐心吟哦，我们可以从他的诗中，感受到摇曳穿梭于今古间的自得、自度并度人，感受到汉语诗歌在当代生长的另一种可能。
对我们当代世界来说，现代汉语和英语尚未足以凿开其混沌，我愿意相信，是鸿蒙之元借重初越之手，参与了这一重大的工作。他的工作如此富有成效，让我感受到古典世界、千百年眼、传统中国的诸多圣贤才子确实活在当下，如此热烈地注视着并提携着我们。我们活着，并不偶然侥幸，并不唯物孤独。
我在“一个人的世界史”中收录过这么一个故事，曾给爱因斯坦画过像的画家问普林斯顿一位普通的老人：你既不理解爱因斯坦的科学理论，又不明白爱因斯坦的抽象思想，你为什么爱慕爱因斯坦？老人回答说：“当我想到爱因斯坦教授的时候，我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我已经不是孤孤单单一个人了。”在当是时的世界里，知道身边有这样巨大的精神个体的存在，既有一种同事、担当的共情，又有一种慈悲的救赎。我愿意初越和他的诗也能为当代的读者所知，让人们知道自己身边的人格精神，人们可以在他这里得到休息、安慰，得到人生的力量。
（2020年3月春分初稿、清明订稿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