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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曾创造出诸多“奇迹”:经济高速发展造就了“经济奇迹”,与韩国、香港、新加坡并称为亚洲“四小龙”;在结束政治戒严体制后平稳渡过政治转型危机,先后实现了“立法院”、直辖市首长与台湾地区领导人全面直选,创造了“政治奇迹”;台湾还有引以为荣的“食品安全奇迹”,“MIT”(台湾制造)就是食品安全的保证。然而,当今的台湾,一个个奇迹纷纷崩坍:经济衰败、政治内斗、薪资停滞,社会对抗……2013年,台湾选出的年度汉字是“假”,随后是“黑、毒、乱、谎、闷”,均足以体现台湾社会之衰败程度。
薪资停滞,民众焦虑
台湾是战后新兴经济体发展的典型代表,经济高速增长长达30年之久,其首创的加工出口区发展模式,成为台湾经济起飞的基础。台湾曾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生产基地之一,位居全球半导体代工生产龙头地位。在以液晶显示屏为代表的光电产业方面也与韩国并驾齐驱,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如今,“高增长、低通胀、低物价”的时代早已过去,台湾经济步入低速增长甚至停滞时代。2013年经济增长率再次跌破2%,经济建设严重滞后,陷入“闷经济”的泥潭:物价涨而工资不涨,民众怨气不断。
据台湾“主计处”统计,2013年上半年,台湾人均月薪48000多元(新台币,1人民币=4.9116新台币,下同),创近四年来新低;扣除物价因素后的实质平均月薪为47500元,退回到16年前的水平。从2002年到2012年11年间,台湾平均薪资有6年出现负增长,尤其是大学毕业生的起薪持续下降。据调查,台湾的大学毕业生平均起薪从2000年的28000元降为2011年的26000多元。薪资停滞或“低薪化”成为当今台湾面临的一大经济社会问题,也是民众不满意与焦虑的重要原因之一。
台湾总体经济形势逆转,经济增长放慢,是薪资增长停滞的最重要背景。台湾经济大环境逆转,从企业层次上讲就是企业经营环境恶化,竞争力相对下降。企业要维持正常运作与发展,只能压缩成本,而降低劳动力价格就成为重要选择,尤其是在失业率上升或劳动力变得相对充足与便宜的情况下,劳工失去与资方或企业谈判的筹码,只能接受较低的工资。
台湾的低薪化现象还与其经济结构有密切关系。当今,台湾经济以服务业为主,占GDP总量的70%,而服务业除金融与运输等少数行业外,大多是中小企业,规模偏小,竞争力不足。尤其是上世纪80~90年代,台湾逐渐形成以电子代工为主的高科技产业发展模式,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业不多,代工模式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只能取得较低的代工费,大部分利润被跨国公司垄断,代工企业只能靠降低成本维持竞争力,因而阻碍了工资上涨。
产业外移,大量引进廉价外劳,这些客观上都减少了对岛内劳动力的需求,使得岛内劳动力过剩,大大压缩了岛内工资上涨的空间。
此外,由于政治环境的改变,公务员工资调涨减少,这也抵制了企业工资增加。民进党执政后,陈水扁当局为打压政治倾向较支持国民党的公务人员,制造公务员与劳工的阶层矛盾,很少调涨公务员工资,这导致了企业不去提高劳工工资,使得调薪机制失灵。马英九上台后,在社会继续普遍对公务员待遇不满的情况下,加上财政困难等因素,仅对公务员工资进行了小幅调涨。虽然连续三次调高劳工基本工资,但在企业经营困难与压力下,调涨幅度不大,如日前,台当局宣布2014年1月1日起时薪仅增加6元(只相当一个鸡蛋钱),2014年7月1日起月薪增加226元,这些对促进工资上涨作用有限,低薪现象难以在短期内改变。
可以说,在上述种种复杂的经济社会背景下,台湾出现了“低薪化”现象或“薪资停滞”现象,而物价却在持续上涨,这成为当前台湾面临的一个重大经济社会挑战,也是民众对台当局施政或经济改革“无感”与不满的重要原因。
民主、法制精神荡然无存
民主,是台湾民众至今仍引以为豪的“政治成就”。然而,如今台湾民主政治的成就只剩下形式上的选举与投票,已没有了民主的基本价值与信仰,民主失灵,民粹当道,“多数尊重少数,少数服从多数”的基本民主规则与价值被颠覆。即使在代议政治的“立法院”,也不再遵守民主体制下数人头的投票结果决定议事的规则,而是靠拳头,靠耍横,议事场变为竞技场、拳击台,议会选举的多数党决定制变为秘室协商,变为少数党勒索多数党。台湾民主已彻底异化与扭曲,民主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反对党打着民主旗号反民主,其结果是,民主与政治成为台湾经济走向衰落的最重要的非经济因素。
民主与法制是一个整体。没有法制的民主,就是无政府主义,就变为民粹;没有民主的法制就是专制。可以说,法制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制度基础。民主制度本身也是由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而组成,诸如选举法、政治献金法等。但今天的台湾,名义上的司法独立已被严重扭曲,司法受到蓝绿政治与民粹主义的严重干扰与影响,有法不依,甚至“违宪违法”已常态化。
民进党制定的“台独党纲”的核心就是要建立“台湾共和国”,就是要推翻“中华民国”,这应该是严重的“违宪党纲”,民进党也是一个“违宪”政党,但是民进党在台湾不仅能够存在,却还一度上台执政。民进党强调,“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两岸“一边一国”,这与“中华民国宪法”规定的“中华民国固有疆域”完全相违背。
在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陈水扁涉嫌贪污、滥用职权的重大弊案中,不同的法官居然会做出截然不同的判决,其中,蓝绿颜色与政治因素成为判决标准的关键。
如今,台湾的司法处处受政治因素的严重干扰。“司法关税”在台湾更是司空见惯,甚至习以为常。王金平的“司法关税案”因案外案被发现,并不足为奇。受政治因素影响最典型的司法判决案件莫过于民进党的吴乃仁、洪其昌涉及的“台糖案”。在法院判决俩人违法后,民进党人士公开为吴、洪俩人叫屈,台南市长赖清德更以政治生命为赌注认定吴、洪两人无罪。结果,已经三审定案的司法判决被推翻,让台湾法制精神受到重创。
在王金平长期主导的“立法院”,民进党议员经常不遵守法律与议事规则,采取霸占主席台、甚至暴力攻击的方式使议事程序无法进行,“立法院院长”王金平本可依法动用警察权,制止暴力事件,以维护议会程序,但他却以“护民主”为由一直不愿依法行使警察权,让民进党得以在“立法院”胡作非为,这是台湾另一种有法不依的典型案例,也是对台湾民主与法制精神的最大破坏。在王金平“司法关税案”曝光后,涉案的王金平不但没有受到法律制裁,依法办案的马英九与“特侦组”却成为一些别有用心者批评与攻击的对象。种种事例充分证明,当前台湾是民粹主义盛行,是非不分,法情不分,法制精神荡然无存。
同时,台湾引以为荣的“人权神话”也在崩坍之中。人权问题,一直是台湾抗衡大陆的另一重要筹码。然而,仔细观察,台湾在人权问题上则呈现双重标准。目前,台湾对陆配、陆生、陆资等相关制度与规定,均存在严重的歧视性待遇,甚至侵犯大陆同胞的基本人权。而在斯诺登将美国政府非法监听事件曝光后,台湾社会,不论蓝绿,对此都极力回避,对斯诺登遭到美国政府在全球的“追杀”无动于衷,完全失声。由此可见,台湾社会塑造的人权神话已彻底崩坍,政治正确才是真的,意识形态才是判断的关键所在。
食品安全事件接连爆发
台湾一度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食品安全制度,台湾食品意味着安全、可靠与信任。然而近年来,台湾重大食品安全事件接二连三发生,从塑化剂风波到“毒淀粉”、“毒酱油”事件,从糕点、糖果含铝事件到“胖达人”面包使用人工香料、再到以进口越南米充当台湾高档米出售,从“不锈钢便当”锰超标到一系假油事件,台湾爆发的食品安全事件已不下数十起,查不胜查,好像回到了工业化的初期阶段。
特别是在“胖达人”面包事件还未平息之时,台湾又爆发了影响更大的“黑心油事件”。食用油知名大企业大统长基食品公司大量销售不含花生的“花生油”,虚假标示、销售进口特级橄榄油、葡萄籽油成分,甚至在食用油中混合对身体有害的棉籽油,短短时间内,岛内出现了食用油恐慌,人们谈油色变。
台湾几十年打造的“食品安全奇迹”迅速崩塌,让人感叹不已。食品安全事故的频繁发生,是经济形势恶化的必然结果。企业在经济形势不好的背景下,为了节省成本,就会铤而走险、以次充好、以假乱真。
另外,台湾法制不健全,对食品安全管理存在诸多漏洞,也是造成食品安全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如对禁止使用棉籽油没有法律规定,特别是对违规厂商处罚过轻,不足以发挥法律的震慑作用。在岛内引发巨大恐慌的塑化剂风暴中,消费者基金会代表568位消费者向昱伸、宾汉等37家相关企业求偿78亿元新台币的赔款(后来降到24亿元),不料,新北市法院判决厂商仅需赔偿120万元,相差过于悬殊。如此轻的判罚,当然不足以起到震慑作用。
台湾社会之衰败病如果不加以解决,将成为台湾面临的一个长期而重大的经济、社会问题。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
薪资停滞,民众焦虑
台湾是战后新兴经济体发展的典型代表,经济高速增长长达30年之久,其首创的加工出口区发展模式,成为台湾经济起飞的基础。台湾曾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生产基地之一,位居全球半导体代工生产龙头地位。在以液晶显示屏为代表的光电产业方面也与韩国并驾齐驱,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如今,“高增长、低通胀、低物价”的时代早已过去,台湾经济步入低速增长甚至停滞时代。2013年经济增长率再次跌破2%,经济建设严重滞后,陷入“闷经济”的泥潭:物价涨而工资不涨,民众怨气不断。
据台湾“主计处”统计,2013年上半年,台湾人均月薪48000多元(新台币,1人民币=4.9116新台币,下同),创近四年来新低;扣除物价因素后的实质平均月薪为47500元,退回到16年前的水平。从2002年到2012年11年间,台湾平均薪资有6年出现负增长,尤其是大学毕业生的起薪持续下降。据调查,台湾的大学毕业生平均起薪从2000年的28000元降为2011年的26000多元。薪资停滞或“低薪化”成为当今台湾面临的一大经济社会问题,也是民众不满意与焦虑的重要原因之一。
台湾总体经济形势逆转,经济增长放慢,是薪资增长停滞的最重要背景。台湾经济大环境逆转,从企业层次上讲就是企业经营环境恶化,竞争力相对下降。企业要维持正常运作与发展,只能压缩成本,而降低劳动力价格就成为重要选择,尤其是在失业率上升或劳动力变得相对充足与便宜的情况下,劳工失去与资方或企业谈判的筹码,只能接受较低的工资。
台湾的低薪化现象还与其经济结构有密切关系。当今,台湾经济以服务业为主,占GDP总量的70%,而服务业除金融与运输等少数行业外,大多是中小企业,规模偏小,竞争力不足。尤其是上世纪80~90年代,台湾逐渐形成以电子代工为主的高科技产业发展模式,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业不多,代工模式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只能取得较低的代工费,大部分利润被跨国公司垄断,代工企业只能靠降低成本维持竞争力,因而阻碍了工资上涨。
产业外移,大量引进廉价外劳,这些客观上都减少了对岛内劳动力的需求,使得岛内劳动力过剩,大大压缩了岛内工资上涨的空间。
此外,由于政治环境的改变,公务员工资调涨减少,这也抵制了企业工资增加。民进党执政后,陈水扁当局为打压政治倾向较支持国民党的公务人员,制造公务员与劳工的阶层矛盾,很少调涨公务员工资,这导致了企业不去提高劳工工资,使得调薪机制失灵。马英九上台后,在社会继续普遍对公务员待遇不满的情况下,加上财政困难等因素,仅对公务员工资进行了小幅调涨。虽然连续三次调高劳工基本工资,但在企业经营困难与压力下,调涨幅度不大,如日前,台当局宣布2014年1月1日起时薪仅增加6元(只相当一个鸡蛋钱),2014年7月1日起月薪增加226元,这些对促进工资上涨作用有限,低薪现象难以在短期内改变。
可以说,在上述种种复杂的经济社会背景下,台湾出现了“低薪化”现象或“薪资停滞”现象,而物价却在持续上涨,这成为当前台湾面临的一个重大经济社会挑战,也是民众对台当局施政或经济改革“无感”与不满的重要原因。
民主、法制精神荡然无存
民主,是台湾民众至今仍引以为豪的“政治成就”。然而,如今台湾民主政治的成就只剩下形式上的选举与投票,已没有了民主的基本价值与信仰,民主失灵,民粹当道,“多数尊重少数,少数服从多数”的基本民主规则与价值被颠覆。即使在代议政治的“立法院”,也不再遵守民主体制下数人头的投票结果决定议事的规则,而是靠拳头,靠耍横,议事场变为竞技场、拳击台,议会选举的多数党决定制变为秘室协商,变为少数党勒索多数党。台湾民主已彻底异化与扭曲,民主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反对党打着民主旗号反民主,其结果是,民主与政治成为台湾经济走向衰落的最重要的非经济因素。
民主与法制是一个整体。没有法制的民主,就是无政府主义,就变为民粹;没有民主的法制就是专制。可以说,法制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制度基础。民主制度本身也是由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而组成,诸如选举法、政治献金法等。但今天的台湾,名义上的司法独立已被严重扭曲,司法受到蓝绿政治与民粹主义的严重干扰与影响,有法不依,甚至“违宪违法”已常态化。
民进党制定的“台独党纲”的核心就是要建立“台湾共和国”,就是要推翻“中华民国”,这应该是严重的“违宪党纲”,民进党也是一个“违宪”政党,但是民进党在台湾不仅能够存在,却还一度上台执政。民进党强调,“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两岸“一边一国”,这与“中华民国宪法”规定的“中华民国固有疆域”完全相违背。
在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陈水扁涉嫌贪污、滥用职权的重大弊案中,不同的法官居然会做出截然不同的判决,其中,蓝绿颜色与政治因素成为判决标准的关键。
如今,台湾的司法处处受政治因素的严重干扰。“司法关税”在台湾更是司空见惯,甚至习以为常。王金平的“司法关税案”因案外案被发现,并不足为奇。受政治因素影响最典型的司法判决案件莫过于民进党的吴乃仁、洪其昌涉及的“台糖案”。在法院判决俩人违法后,民进党人士公开为吴、洪俩人叫屈,台南市长赖清德更以政治生命为赌注认定吴、洪两人无罪。结果,已经三审定案的司法判决被推翻,让台湾法制精神受到重创。
在王金平长期主导的“立法院”,民进党议员经常不遵守法律与议事规则,采取霸占主席台、甚至暴力攻击的方式使议事程序无法进行,“立法院院长”王金平本可依法动用警察权,制止暴力事件,以维护议会程序,但他却以“护民主”为由一直不愿依法行使警察权,让民进党得以在“立法院”胡作非为,这是台湾另一种有法不依的典型案例,也是对台湾民主与法制精神的最大破坏。在王金平“司法关税案”曝光后,涉案的王金平不但没有受到法律制裁,依法办案的马英九与“特侦组”却成为一些别有用心者批评与攻击的对象。种种事例充分证明,当前台湾是民粹主义盛行,是非不分,法情不分,法制精神荡然无存。
同时,台湾引以为荣的“人权神话”也在崩坍之中。人权问题,一直是台湾抗衡大陆的另一重要筹码。然而,仔细观察,台湾在人权问题上则呈现双重标准。目前,台湾对陆配、陆生、陆资等相关制度与规定,均存在严重的歧视性待遇,甚至侵犯大陆同胞的基本人权。而在斯诺登将美国政府非法监听事件曝光后,台湾社会,不论蓝绿,对此都极力回避,对斯诺登遭到美国政府在全球的“追杀”无动于衷,完全失声。由此可见,台湾社会塑造的人权神话已彻底崩坍,政治正确才是真的,意识形态才是判断的关键所在。
食品安全事件接连爆发
台湾一度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食品安全制度,台湾食品意味着安全、可靠与信任。然而近年来,台湾重大食品安全事件接二连三发生,从塑化剂风波到“毒淀粉”、“毒酱油”事件,从糕点、糖果含铝事件到“胖达人”面包使用人工香料、再到以进口越南米充当台湾高档米出售,从“不锈钢便当”锰超标到一系假油事件,台湾爆发的食品安全事件已不下数十起,查不胜查,好像回到了工业化的初期阶段。
特别是在“胖达人”面包事件还未平息之时,台湾又爆发了影响更大的“黑心油事件”。食用油知名大企业大统长基食品公司大量销售不含花生的“花生油”,虚假标示、销售进口特级橄榄油、葡萄籽油成分,甚至在食用油中混合对身体有害的棉籽油,短短时间内,岛内出现了食用油恐慌,人们谈油色变。
台湾几十年打造的“食品安全奇迹”迅速崩塌,让人感叹不已。食品安全事故的频繁发生,是经济形势恶化的必然结果。企业在经济形势不好的背景下,为了节省成本,就会铤而走险、以次充好、以假乱真。
另外,台湾法制不健全,对食品安全管理存在诸多漏洞,也是造成食品安全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如对禁止使用棉籽油没有法律规定,特别是对违规厂商处罚过轻,不足以发挥法律的震慑作用。在岛内引发巨大恐慌的塑化剂风暴中,消费者基金会代表568位消费者向昱伸、宾汉等37家相关企业求偿78亿元新台币的赔款(后来降到24亿元),不料,新北市法院判决厂商仅需赔偿120万元,相差过于悬殊。如此轻的判罚,当然不足以起到震慑作用。
台湾社会之衰败病如果不加以解决,将成为台湾面临的一个长期而重大的经济、社会问题。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