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在即，深圳市政协副主席、深圳市司法局副局长钟晓渝在百忙之中，对自己的提案进行最后的斟酌、修改。虽然在深圳十几年，同时身为广东省政协委员、深圳市政协副主席，钟晓渝运用自己丰富的法律知识积极参政议政，长期以来通过调查研究，撰写了数十件调研报告和提案，为深圳市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建言献策。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这一次，作为第十一届全国政协新当选委员，钟晓渝格外看重自己向全国政协提交的第一份提案。
　　
　　关注特区创新发展的参政者
　　
　　此次，钟晓渝准备的提案，将关注点聚焦于“请求中央授权深圳经济特区进行行政和社会管理改革的试点”。自1993年来到深圳，钟晓渝一直从法学角度关注深圳的发展，而这份提案，则汇集了钟晓渝20多年来对深圳法治建设的深入分析和研究，探求未来的发展方向。
　　2002年，一篇《深圳，你被谁抛弃》的帖子，引发了全国对特区发展何去何从的思索和争论。时任深圳市长的于幼军曾亲自与撰文网友交谈，听取民意。当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等新特区相机焕发出生机之时，深圳，这块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缕春风拂过的土地，却陷入了“青黄不接”的尴尬。随着深圳经济试点任务的陆续完成，深圳的区位优势特别是政策优势正在削弱。6年前的争论余波尚未完全散去，2007年“两会”期间，新《企业所得税法》高票通过，至此，税收优惠这个曾被视为经济特区的最后一个特殊政策到此终止，深圳“特殊政策”时代结束。
　　30年之后，市场经济在全国遍地开花之时，特区怎样继续保持“特色”，发挥改革开放排头兵的开拓、创新、实验、示范作用?
　　钟晓渝认为，深圳特区是我们国家思想解放的产物，也是我们国家思想解放的受益者，改革开放30年来，为国家在经济领域内的改革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现在，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必然要求上层建筑的试验与之相适应，而上层建筑领域里的改革，更加艰巨、复杂，也就更需要试点探索，作为首个经济领域改革的试点，深圳要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再杀出一条血路来，在新的领域里为其他地区示范，必须获得中央的再次授权。
　　这份提案并非闭门造车之作，而是钟晓渝多年来深入经济生活的各个角落进行调研的结果。深圳是一个年轻的移民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相应地，深圳劳务工问题、农民工权益受到侵害问题、劳资矛盾等问题出现得比其他地区早，情况也更为普遍和严重。各方为这一问题的解决争论不休的时候，钟晓渝则追根溯源，从现象的来源人手分析问题。“这些问题的统一来源就是社会管理没到位。为什么没到位?社会管理力量的配置不合理。”这让钟晓渝感慨颇深。上世纪8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在深圳大量出现，三分天下有其二。改革开放之前，一大二公的国有体制中，没有老板克扣工人工资。但是大量非公经济作为市场经济主体之后，工人的权益在这些企业却时常受到侵害。为此，1989年，深圳率先成立由23人组成的劳动监察大队，代表政府执行国家的劳动法律法规，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查处工厂的违法行为。后来，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不断，深圳“劳动监察”的经验被推广到全国，而且“劳动监察”现在已经成为劳动部的一项重要职能。
　　“这就是深圳特区根据社会管理的实际需要而进行的社会管理创新。”钟晓渝说。但是话锋一转，钟晓渝又就深圳劳动监察现状算了一笔账，按照劳动部规定，每一万个劳务工配备一名监察人员，但是现在深圳有近900万劳务工，却只有40个监察人员，比例严重失调。“监察人员根本管不过来!”目前深圳管理人口近1300万，其中户籍人口只有200万，而政府部門编制只按照户籍人口配给，造成社会管理编制严重不足。2008年初，深圳市委出台《建立和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决定》，钟晓渝作为市政协副主席到劳动部门进行调研，也听到基层工作人员就这一问题大倒苦水，“劳动监察大队执法力量跟不上，怎样利用政府的执法力量维护劳务工的合法权益?劳动监察执法力量跟不上，怎样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怎么有效进行监察?管理配备问题不解决，一切都是空话。”面对特区内日益突出的劳动矛盾，钟晓渝心急如焚。
　　在特区，很多部门都遇到了与之相似的情况。2006年，第三届“中国政府创新论坛”在深圳举行，主题为“深圳社区治理体制改革的方向”。这是该论坛开办三届以来首次将地方行政创新作为主题。论坛上为贡献了30多篇创新建议。其中，很多已经得到了落实。“社会管理领域，一个环节的缺失，导致整个链条的中断。”钟晓渝呼吁，希望中央政府能够赋予其社会管理改革的权利，大刀阔斧地对已经发现的影响社会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进行法律许可范围内的改革。
　　
　　见证特区立法进程的参与者
　　
　　1992年，深圳拥有立法权。1993年，钟晓渝从西南政法大学调任深圳，至今伴随了深圳立法工作的全过程。从此，这位曾被学生打分评出的西南政法大学“五大最受学生欢迎教师”之一，开始将自己的学术思考付诸行动，
　　回顾十余年的立法历程，钟晓渝总是五味陈杂，交织着欣喜、欣慰和艰辛。“深圳30年来的经济改革，实际上在很多方面都突破了行政管理、社会管理领域一定的体制、机制障碍，否则经济改革成果也不可能巩固。”钟晓渝说道，而这样深刻触动某些利益群体的变革，势必不会一帆风顺。
　　1992年，钟晓渝参与起草《深圳经济特区劳务工条例》，经过一年的调研、商讨、起草，1993年，中国首部具有法律效力的劳动管理法规——深圳经济特区《劳务工条例》颁布。时任深圳市总工会法律顾问的钟晓渝，主抓劳动权益保障问题。条例推行后，钟晓渝代表政府下企业检查执行情况，也曾遇到过强烈甚至极端的抵制。发生在松岗区一家台资制鞋企业的罢工案例，钟晓渝记忆犹新。当时这家企业侵犯劳务工权利的程度令人发指。工人每天加班达七八个小时，而且加班工资每小时仅为一块钱。工人每天劳动十七八个小时，月工资却只有三四百元。而《劳务工条例》中明确规定工人每天工作不许超过八小时，加班不许超过两小时。
　　同时，为了降低成本，拥有5000名工人的企业仅有一个容量为200人的食堂……工人忍无可忍，集体罢工。钟晓渝代表政府找到企业老板谈判。经过一番激烈的斗争，这个老板才规规矩矩地遵守《劳务工条例》。
　　在特区多部法规的推行过程中，这样的冲突和艰难，钟晓渝遇到的并不少，但是他从未因难而退。在钟晓渝看来，法治是我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时代标志。几年前，深圳提出建国际化城市，钟晓渝曾撰文《国际化城市与城市法制化》，提出法治是国际化的一个基础之一，是国家实现小康的标准之一。制度是永恒的，不随人的感情和情绪而随意变化，正是这些法律条文和管理条例，才保 证了特区持续不断、健康地发展，而且，也将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西方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变，是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中国也一样，这是时代的需要。
　　
　　带有前瞻性思维的法学学者
　　
　　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经济上走在全国前列，也要求这里的法律工作者眼光更超前，判断更敏锐。“深圳虽为经济特区，但实际上在很多方面的改革突破了行政、社会管理领域的规定，要不经济改革成果也巩固不了。”钟晓渝如是说。纵观深圳特区30年的发展，在立法、行政管理、社会管理上很多创新和发展成就，早已伴随全国改革开放而辐射到各地。
　　亲历深圳经济特区立法发展的钟晓渝，对特区法规为国家立法提供经验和促进作用如数家珍。1993年出台的深圳劳务工条例，为国家两年后出台劳动法提供了依据；从1993年，先后制定并实施的股份有限公司条例、有限责任公司条例、合伙条例、国有独资公司条例、商事条例、企业破产条例等，为1995年国家制定公司法提供了立法试验；1998年颁布的政府采购条例，成为全国第一部关于政府采购的地方性法规，为深化财政支出管理制度改革，建立完善的政府采购制度奠定了法律基础……据统计，深圳特区200多个法规、规章有约1／3是在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尚未制定的情况下，借鉴香港及国外优秀法律文化先行先试的，这些法规不仅巩固了特区改革开放的成果，也见证了特区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其中，最让钟晓渝最有成就感也最遗憾的是：1998年，深圳率先实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量削减行政审批项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我们国家政府职能转变的最关键的一个突破口。我们国家谈论政府职能转变谈了很多年，却一直没有实际的成效，而从削减政府审批项目人手，则是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最主要的手段。这一措施后来在全国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当年钟晓渝就敏锐地抓住了这一重大改革，及时提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必须由法律规范”的立法建议，并着手起草了《深圳经济特区行政许可条例》的立法草案。“我认为深圳应率先用法律手段规范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保障改革成果、规范改革行为。”不过这个建议最终没有在特区实现。1999年，钟晓渝以学者身份将这一建议和立法草案送交全国人大。在钟晓渝立法建议的基础之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过7年调研，2005年出台行《政许可法》。看到该法的出台，钟晓渝百感交集，把自己7年前起草的原稿与现行行政许可法相对照，发现基本框架、章节结构等基本完全一致，“我感到很荣幸的是，我超前提出的建议最终被采纳了；遗憾的是，特区没有在7年前就对此进行立法。”
　　近年来，深圳立法权问题成为深圳特区之“特”的最后保留地，用好、用足特区立法权将是保持特区之特的最大一张牌，这是钟晓渝早在2001年就曾提出过的。今年，钟晓渝继续为“适当扩大经济特区立法权”不断奔走呼号，并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作为本次政协提案的另一个大部分。
　　钟晓渝解释说：“这个问题涉及两个部分，一是适用范围；二是权限范围。”按照全国人大立法规定，深圳经济特区法规仅在特区范围内实施，这一部分用铁丝网围起，面积为498平方公里，特区范围之外的深圳市行政辖区1450平方公里，须执行国家法律和广东省法规。这就造成“一市两法”现象在深圳很严重。因为，深圳目前有两个立法权：一是“特区立法权”，可以突破国家法律进行创新立法，但只适用于特区内的福田、罗湖、南山、盐田四区，宝安区和龙岗区被排除之外；二是“较大市立法权”，可制定通行全市六区的地方法规，但必须与广东省、国家立法保持一致。“这就不仅使特区立法的创新功能受限制，而且造成一市范围执法标准的不统一，给整个城市管理造成体制性障碍。”钟晓渝为此呼吁在社会管理、行政管理方面适当放宽立法权限，使之与创新立法的举动相配套，保证改革的合法化，使特区继续发挥其创新示范作用。
　　
　　普法宣傳的推动者
　　
　　1970年，初中毕业的钟晓渝，在上山下乡的大潮中离开学校，插队到农村成为一名知青。长达八年的知青生涯，让钟晓渝历经磨难，但也由此了解了社会，深知社会底层人民的疾苦，甚至潜移默化地将他的关注点引向农村、农民。
　　“我们国家要全面实现小康，必须解决农民的问题。”当年毛泽东说过，不了解中国农民的问题，就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问题。这句话对钟晓渝影响很大，“中国是一个农民居多的农业大国，包括现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民仍然占据重要的位置，如果不了解农民，就不了解中国的社会。参政议政的过程中，不了解中国的农村，就不能为建设小康做更多地基础工作。”
　　民革作为重要的参政党，近年来十分关注“三农”问题。身处深圳的钟晓渝，也将自己的眼光投向“三农”的延伸群体——深圳900万外来劳务工。经过28年的特区建设，目前特区对外来劳务工在关注中已经增加了几分尊敬，对他们的称呼从早期的“打工仔”，已经改称为“来深(圳)建设者”。而钟晓渝，更多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对外来劳务工投以关注和支持。针对深圳保姆生病、意外受伤等纠纷问题，他不仅建议为家政服务人员买保险，还提出家政服务行业与保险公司合作开发家政服务的综合险种，维护其合法权益；面对外来劳务工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提高难的问题，钟晓渝与深圳市政协其他委员一起，亲自带领深圳市相关部门联合开展对农民工课题的调研，经过认真分析后，提出为农民工建立“学习存折”，记录各项培训信息，作为他们的技能认证。
　　担任司法局副局长之后，钟晓渝为普及深圳百姓法律知识，树立起公民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尤其对外来务工人员进行普法教育，特地开设了普法平台。2007年5月，由深圳市司法局、市普法办和深圳图书馆联合举办的“深圳市公民法律大讲堂”开讲，首场专题讲座《公民与法治》由钟晓渝主讲。他围绕什么是“公民”、什么是“法治”、为什么需要法治、公民需要怎样的法治意识等四个问题展开演讲，场面热烈，座无虚席，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普法大讲堂每两周一讲，针对一个时期内的法律热点问题，免费对公众开放，至今已举办了20余次。半年多来，先后有深圳高校法律系主任，公检法部门的有关人员、领导，全国各地很多专家都被请来过。“普法必须建一个长效机制，深入、持久的进行普法宣传才能国家法治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抓好普法也是保持四位一体协调发展的重要环节。”
　　本职工作之余，钟晓渝同时不忘加强民革参政党自身的素质建设。民革深圳市委会把2007年定为素质建设年，并在去年3月份举办了干部学习班，钟晓渝作了《内强素质、外树形象，全面提高参政党素质》的主题报告，得到中共深圳市委领导的充分肯定。时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批示：“建议市委统战部将钟晓渝同志的讲话印发我市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参阅。”
　　面对丰硕的成果，钟晓渝坦言自己并不轻松，前面的任务还很艰巨。做好群众普法工作的同时，钟晓渝深感特区经济持续发展带来的方方面面的压力和任务，而现在最为迫切的，就是希望中央政府能够适当放宽特区立法权，让特区进一步解放思想的改革、让他和同他一起的特区法治工作者，能在法律的授权下，以改革的锐气、实干的精神、创新的能力，为国家法治建设的探索更多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