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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中国共产党始终能战胜困难、保持百年风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高度重视政策，用高质量的决策来确保革命、建设、改革的事业接连取得胜利。
老一辈革命家邓小平在长期政治生涯中积累了丰富决策智慧。学习邓小平的决策智慧，能为有效应对新发展阶段出现的各种困难风险挑战，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益借鉴。
坚持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党的奋斗史表明，坚持实事求是，党的事业就会进步；不坚持实事求是，党的事业就会遭遇挫折。
邓小平对此十分清醒。早在1962年7月，针对有些地方为了克服困难恢复农业生产而搞起包产到户时，他就认同刘伯承提出的“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还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他多次强调还是实事求是靠得住，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改革开放初期党的重大决策之所以行之有效，就是因为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比如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義的新命题，比如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确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等，都是如此。这些政策都是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的。针对有人议论自己的派别色彩，1987年3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表示：“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初心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制定政策的出发点是为了最广大人民，而不是为了少数人。邓小平曾提出：“马克思主义认为，归根到底要发展生产力。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
邓小平领导确定的重大决策，无不体现了人民利益至上，无不体现了维护群众利益。革命年代，邓小平就曾讲过“人民是一切的母亲，是对敌斗争一切力量的源泉”。这句话一度在部队广为流传。主政大西南时，邓小平拍板决策“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发展，帮助四川恢复经济”。经他主持制定的修建成渝铁路的计划执行两年后，1952年7月1日，成渝铁路通车，四川人民期盼多年的铁路梦变成了现实。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领导制定的大政策也都体现了为民初心。以发展战略制定为例，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从1981年起到20世纪末在20年时间里实现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的战略目标。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每一步都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重要战略目标，无论是第一步解决人民温饱问题，还是第二步实现小康水平，都体现了他的人民情怀。1984年在庆祝新中国成立35周年游行队伍中，大学生队伍中打出四个大字“小平您好”。这一用床单做成的条幅真切反映了人民的由衷敬意。
调查研究是决策之基。先调研后决策，不调研不决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品格。中国有着独一无二的国情，任何不加改造的照抄照搬，都会导致犯错误。
中国的具体实际以及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断如“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等，都让邓小平养成了注重调查研究的好习惯。由他亲自创办的《右江日报》于1929年12月8日就刊发了《宣传队下乡情形》等调研报告。
邓小平在第三次复出后，无论是决定恢复高考，还是提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都经过了调查研究。拍板恢复高考就是在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听到专家提出意见后果断作出的。而提出工作重点转移是在1978年9月在东北考察期间。邓小平经过实地调研了解到不少地方老百姓的生活还比较困难，就鲜明指出：“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邓小平提出转移工作重点的意见得到了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认可，成为1978年11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的中心议题，也成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决策。改革开放进行中，无论是支持经济特区发展，还是论证实现小康目标的可操作性，邓小平都实地去走一走、看一看，用生动的实践、扎实的调研来作为决策基础。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党的决策遵循的原则。邓小平对此十分重视，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就集中论述了民主集中制。
邓小平认为在一切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必须符合民主集中制原则。邓小平说：“一切提到会议上的问题，都必须经过讨论，允许提出异议。如果在讨论中发现重大的意见分歧，而这种分歧并不属于需要立即解决的紧急问题，就应该适当地延长讨论，并且进行个人商谈，以便求得大多数的真正同意，而不应该仓促地进行表决，或者生硬地作出结论。”这实际从决策的角度论述了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
邓小平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1978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大力呼吁全党要坚持民主集中制。正是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央领导同志认真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才使得这个会议开得很有质量并且高效，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转折奠定了坚实基础。1981年6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前进行了4000名高级干部的大讨论，对于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具有重要意义。邓小平集思广益，进行民主集中，鲜明谈了自己的意见，推动了会议的顺利进行，使得全党在思想上实现了拨乱反正。●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副主任】
（责任编辑：孙进军）
老一辈革命家邓小平在长期政治生涯中积累了丰富决策智慧。学习邓小平的决策智慧，能为有效应对新发展阶段出现的各种困难风险挑战，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益借鉴。
坚持实事求是
坚持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党的奋斗史表明，坚持实事求是，党的事业就会进步；不坚持实事求是，党的事业就会遭遇挫折。
邓小平对此十分清醒。早在1962年7月，针对有些地方为了克服困难恢复农业生产而搞起包产到户时，他就认同刘伯承提出的“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还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他多次强调还是实事求是靠得住，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改革开放初期党的重大决策之所以行之有效，就是因为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比如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義的新命题，比如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确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等，都是如此。这些政策都是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的。针对有人议论自己的派别色彩，1987年3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表示：“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
突出为民宗旨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初心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制定政策的出发点是为了最广大人民，而不是为了少数人。邓小平曾提出：“马克思主义认为，归根到底要发展生产力。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
邓小平领导确定的重大决策，无不体现了人民利益至上，无不体现了维护群众利益。革命年代，邓小平就曾讲过“人民是一切的母亲，是对敌斗争一切力量的源泉”。这句话一度在部队广为流传。主政大西南时，邓小平拍板决策“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发展，帮助四川恢复经济”。经他主持制定的修建成渝铁路的计划执行两年后，1952年7月1日，成渝铁路通车，四川人民期盼多年的铁路梦变成了现实。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领导制定的大政策也都体现了为民初心。以发展战略制定为例，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从1981年起到20世纪末在20年时间里实现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的战略目标。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每一步都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重要战略目标，无论是第一步解决人民温饱问题，还是第二步实现小康水平，都体现了他的人民情怀。1984年在庆祝新中国成立35周年游行队伍中，大学生队伍中打出四个大字“小平您好”。这一用床单做成的条幅真切反映了人民的由衷敬意。
注重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是决策之基。先调研后决策，不调研不决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品格。中国有着独一无二的国情，任何不加改造的照抄照搬，都会导致犯错误。
中国的具体实际以及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断如“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等，都让邓小平养成了注重调查研究的好习惯。由他亲自创办的《右江日报》于1929年12月8日就刊发了《宣传队下乡情形》等调研报告。
邓小平在第三次复出后，无论是决定恢复高考，还是提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都经过了调查研究。拍板恢复高考就是在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听到专家提出意见后果断作出的。而提出工作重点转移是在1978年9月在东北考察期间。邓小平经过实地调研了解到不少地方老百姓的生活还比较困难，就鲜明指出：“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邓小平提出转移工作重点的意见得到了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认可，成为1978年11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的中心议题，也成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决策。改革开放进行中，无论是支持经济特区发展，还是论证实现小康目标的可操作性，邓小平都实地去走一走、看一看，用生动的实践、扎实的调研来作为决策基础。
善于民主集中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党的决策遵循的原则。邓小平对此十分重视，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就集中论述了民主集中制。
邓小平认为在一切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必须符合民主集中制原则。邓小平说：“一切提到会议上的问题，都必须经过讨论，允许提出异议。如果在讨论中发现重大的意见分歧，而这种分歧并不属于需要立即解决的紧急问题，就应该适当地延长讨论，并且进行个人商谈，以便求得大多数的真正同意，而不应该仓促地进行表决，或者生硬地作出结论。”这实际从决策的角度论述了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
邓小平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1978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大力呼吁全党要坚持民主集中制。正是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央领导同志认真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才使得这个会议开得很有质量并且高效，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转折奠定了坚实基础。1981年6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前进行了4000名高级干部的大讨论，对于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具有重要意义。邓小平集思广益，进行民主集中，鲜明谈了自己的意见，推动了会议的顺利进行，使得全党在思想上实现了拨乱反正。●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副主任】
（责任编辑：孙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