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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周,关于是否应该搞“财政赤字货币化”,成为国内外都特别关心的一个热门话题。“财政赤字货币化”听上去是一个挺学术的词,也有一些支持者,但其本质是:政府在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不是通过“借钱”(如向市场发债)的方式来为其财政赤字提供融资,而是靠自己“印钱”来为赤字融资。这里说的“印钱”,即政府指定央行“印钱”,具体形式可以是让央行永久性地持有政府发行的债券。更直白一些的“赤字货币化”推崇者认为,这些发给央行的债是不需要还的,政府也事实上不需要付利息,即使要付利息,也可以再从央行借钱来付。
通过“借钱”还是“印钱”来弥补赤字,听上去只差一个字,但其对宏观经济、财政可持续性、金融稳定的长期影响却有天壤之别。如果政府是通过向市场发债借钱,借来的钱是要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这个还本付息的压力就是对政府负债(赤字)的天然的约束机制。如果开了“财政赤字货币化”(即“印钱”弥补赤字)这个口子,就从根本上放弃了对政府财政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约束机制)。
在多数国家(包括中国)的现行法律框架下,是不允许政府(财政)直接向央行借款或直接向央行发债的。这是因为,历史上许多曾经允许财政向央行借款和发债度日的国家都发生过恶性通货膨胀,国民党时期的中国、70-90年代的智利和秘鲁、最近的委内瑞拉等都是例子。道理很简单,一旦政府认为它可以无限量、无成本地从央行获得融资,其财政支出行为就会严重丧失纪律,其兴趣点会从努力增收节支转向如何花钱,来获得当前“民意支持”或解决各种无穷多的“燃眉之急”。
政府一旦丧失“纪律”,从中长期来看,可能导致如下恶果:
一、如果央行被迫为赤字提供大规模融资,会导致货币长期超发,就可能导致通货膨胀。
二、在某些国家的新常态下,货币超发即便不导致严重的消费物价上涨,也会导致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的泡沫,而房地产泡沫会严重挤出实体经济,并引发金融风险。
三、如果“赤字货币化”引起货币超发,且超发程度比他国更甚,就会导致该国的货币贬值。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财政赤字货币化就是其发生货币危机的根源之一。
四、“赤字货币化”机制一旦建立,会反过来鼓励财政过度负债,就可能引发国际市场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信心危机,国家主权债的信用评级可能因此下降,融资成本上升。
五、“赤字货币化”意味着政府部门、且只有政府部门的债务不需要偿还。这种机制下的财政过度负债会使得政府占用大量资源,挤出企业部门的经济活动,导致整个经济的生产率和增长潜力下降。
对当下的中国来说,虽然疫情对经济和财政收支造成了短期的冲击,但从二季度开始,经济复苏势头已经相当明显,财政收支情况也会逐步好轉。即使今年我国要比去年多发一些国债、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其规模并不会太离谱,完全可以在现有的财政与金融之协同框架下有序进行,比如通过适度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设计某些向银行定向提供流动性以支持其购买新发国债的机制等。没有必要大动干戈,以增加长期经济金融风险为代价,打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央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政府债券”的法律底线和对财政行为约束的最后一道防线。
通过“借钱”还是“印钱”来弥补赤字,听上去只差一个字,但其对宏观经济、财政可持续性、金融稳定的长期影响却有天壤之别。如果政府是通过向市场发债借钱,借来的钱是要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这个还本付息的压力就是对政府负债(赤字)的天然的约束机制。如果开了“财政赤字货币化”(即“印钱”弥补赤字)这个口子,就从根本上放弃了对政府财政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约束机制)。
在多数国家(包括中国)的现行法律框架下,是不允许政府(财政)直接向央行借款或直接向央行发债的。这是因为,历史上许多曾经允许财政向央行借款和发债度日的国家都发生过恶性通货膨胀,国民党时期的中国、70-90年代的智利和秘鲁、最近的委内瑞拉等都是例子。道理很简单,一旦政府认为它可以无限量、无成本地从央行获得融资,其财政支出行为就会严重丧失纪律,其兴趣点会从努力增收节支转向如何花钱,来获得当前“民意支持”或解决各种无穷多的“燃眉之急”。
政府一旦丧失“纪律”,从中长期来看,可能导致如下恶果:
一、如果央行被迫为赤字提供大规模融资,会导致货币长期超发,就可能导致通货膨胀。
二、在某些国家的新常态下,货币超发即便不导致严重的消费物价上涨,也会导致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的泡沫,而房地产泡沫会严重挤出实体经济,并引发金融风险。
三、如果“赤字货币化”引起货币超发,且超发程度比他国更甚,就会导致该国的货币贬值。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财政赤字货币化就是其发生货币危机的根源之一。
四、“赤字货币化”机制一旦建立,会反过来鼓励财政过度负债,就可能引发国际市场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信心危机,国家主权债的信用评级可能因此下降,融资成本上升。
五、“赤字货币化”意味着政府部门、且只有政府部门的债务不需要偿还。这种机制下的财政过度负债会使得政府占用大量资源,挤出企业部门的经济活动,导致整个经济的生产率和增长潜力下降。
对当下的中国来说,虽然疫情对经济和财政收支造成了短期的冲击,但从二季度开始,经济复苏势头已经相当明显,财政收支情况也会逐步好轉。即使今年我国要比去年多发一些国债、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其规模并不会太离谱,完全可以在现有的财政与金融之协同框架下有序进行,比如通过适度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设计某些向银行定向提供流动性以支持其购买新发国债的机制等。没有必要大动干戈,以增加长期经济金融风险为代价,打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央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政府债券”的法律底线和对财政行为约束的最后一道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