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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反右派运动使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遭受劫难，而1959年庐山会议后在全国范围开展的反右倾运动，又打击了党内一大批坚持实事求是、反对左倾急躁冒进的干部，这两次运动所造成的恶果是极其严重的。当时我在国务院秘书厅工作，还是一个未满三十岁的年轻干部，在反右倾运动中曾受到批判，但由于受到以习仲勋同志为首的一些领导干部的保护，得以平稳过关。
1958年为贯彻中央关于干部下放劳动锻炼的指示，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亲自选定了陕西八百里秦川以面粉为主食的小麦产区蒲城县为下放干部劳动基地，我当时也是下放干部中的一员。我们在蒲城，除去一段青黄不接的日子外，大部分时间生活较好，在劳动上也得到了适当照顾。习仲勋同志不但亲赴车站为下放干部送行，而且后来还亲临蒲城看望下放干部。下放劳动不到一年，经秘书长会议决定结束锻炼，返回机关。后来我逐渐体会到这正是习仲勋等领导同志对下放干部的关怀与照顾。这和有些地方以劳动锻炼为名，实际上对干部实行劳动惩罚的做法有着天壤之别。
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召开后，掀起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高潮，我们全体下放干部也都积极行动，响应号召。但是在大干的同时，我们亲眼见到了上级领导要求上报过高的生产指标，限期成立人民公社，强制上山大炼钢铁等种种强迫命令作风。也看到农民为了应付，一方面虚报生产指标，一方面瞒报实际产量；在不自愿的情况下成立公共食堂，旋即解散；评比大会上竞相搞浮夸，纷纷提出不少无法实现的过高的口号以应付上级；同时又不顾秋收，组织大队人马上山砸矿石，炼出了一批根本不能炼钢的烧结铁废品等等，大家对此议论纷纷。
1959年初，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的问题已经凸现，各地向国务院反映的问题很多，农村中缺粮、饿死人的现象屡屡发生，反映人民公社刮共产风的问题也很严重。当时国务院秘书厅专门为此办了简报《情况拾零》，提供领导同志审阅参考。夏季，党委根据习仲勋秘书长的指示，布置各单位对当前形势和问题进行讨论，还规定了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鼓励大家畅所欲言。本来大家对国内当前发生的问题、工作中的失误意见颇多，因此提了不少意见。
因为我在下放中亲眼目睹了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的不少问题，所以我的发言比较激烈，列举了一些事实，说明了工作的失误，认为人民公社发展的步子太快，大炼钢铁得不偿失，还说既然是全国性问题，中央应有责任，一些领导人冲昏头脑，提出了“十年超英，十五年超美”的口号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等等。后来秘书厅党委集中了大家意见，整理了一期学习简报上送。简报送到庐山已是7月下旬，正值庐山会议开始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主席阅后批示印发会议，实际上是把这个简报作为“右倾”材料印发的。庐山会议后，反右倾运动迅速在全国开展起来，国务院机关也不例外，掀起了颇有声势的运动。我因为有了那次发言，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一时间批判我的大字报贴满庭院，有的大字报上纲说我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从参加工作以来，从未遭遇这种挨整的局面，当时情绪十分紧张，心想这次我是在劫难逃了。这时，国务院副秘书长曾一凡同志忽然约我谈话。一凡同志处事稳重，待人和蔼。他开门见山告诉我是习仲勋秘书长委托他找我谈话的，微笑着和我聊天，消除了我的紧张情绪，在听取了我对自己问题的看法后，他十分真诚地对我说：“你的问题是学习的问题，是认识问题，不是反党，别人说你是反党你也不要承认。”这次谈话使我心中有了底。但是为了应付检查，我不得不给自己带上了“严重右倾”、“立场动摇”、“怀疑三面红旗”等帽子。因此后来专门为我召开的一次中层干部批判会上，大家和风细雨地对我的进行批评帮助，很少有上纲上线的发言。有些同志还肯定了我的正确方面，有的还字斟句酌地对我的书面检查提出修改意见，有的同志甚至还婉转地指出，要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要给自己乱扣帽子。
当时受到重点批判的还有一位老同志，习仲勋同志还亲自找他谈了话，指出他是在党内的会议上发表意见，是符合党章的，他说：“如果连这些都要批判，还有什么党内正常生活可言。”实际上是流露了对机关反右倾运动的不满。2009年我和这位老同志对当年反右倾运动交换了看法，我说是仲勋同志对我们明批暗保，他断然回答：“是明保，不是暗保。”
当时有些群众写大字报指出，在信访室简报中反映阴暗面太多，是右倾表现，应当批判。党委也认为，信访室“右倾”表现严重应列为反右倾运动的重点。后来周恩来总理和习仲勋同志都公开表示：反映情况是信访室的本职工作，谈不到右倾，他们的工作性质就是要反映“一个指头”的问题。这样就避免了信访室在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的命运。
经过了一个多月，国务院机关反右倾运动终于宣告结束，党委宣布本着“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精神，秘书厅没有一个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可以说这次机关的反右倾运动以“虎头蛇尾”而告终。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机关又为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的几位同志平了反。
经过这一个时期，特别是经历文革以后，我终于体会到习仲勋同志在1959年中为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的错误是不遗余力的。在庐山会议前布置机关工作人员对当前形势进行讨论，也是出于同样目的。但庐山会议风向一变，在反右倾风潮不可抗拒的形势下，他内心对运动是持保留态度的，并且用巧妙的方式努力保护干部，尽其所能地避免运动造成的不良后果，表现了一个领导同志的崇高风范。据我了解，国务院机关其它单位在反右倾运动中也有些国务院领导同志采用不同方式保护了一批干部。我认为他们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和他们身后有周恩来总理的无形支持有关的。
经过多年的反思，我深刻体会到：在那个时期政治运动风靡全国的形势下，我们党内有一批领导同志能够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抵制群众运动中的错误偏向，着意地保护了一批干部，确是难能可贵的。正因为他们能够在工作中排除各种干扰，审时度势，坚持实事求是态度，保证了党和国家平稳发展。他们言传身教的高尚风格是我们的学习榜样，是为后代留下了极为宝贵的遗产。
（作者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原副馆长）
责任编辑沈飞德
1958年为贯彻中央关于干部下放劳动锻炼的指示，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亲自选定了陕西八百里秦川以面粉为主食的小麦产区蒲城县为下放干部劳动基地，我当时也是下放干部中的一员。我们在蒲城，除去一段青黄不接的日子外，大部分时间生活较好，在劳动上也得到了适当照顾。习仲勋同志不但亲赴车站为下放干部送行，而且后来还亲临蒲城看望下放干部。下放劳动不到一年，经秘书长会议决定结束锻炼，返回机关。后来我逐渐体会到这正是习仲勋等领导同志对下放干部的关怀与照顾。这和有些地方以劳动锻炼为名，实际上对干部实行劳动惩罚的做法有着天壤之别。
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召开后，掀起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高潮，我们全体下放干部也都积极行动，响应号召。但是在大干的同时，我们亲眼见到了上级领导要求上报过高的生产指标，限期成立人民公社，强制上山大炼钢铁等种种强迫命令作风。也看到农民为了应付，一方面虚报生产指标，一方面瞒报实际产量；在不自愿的情况下成立公共食堂，旋即解散；评比大会上竞相搞浮夸，纷纷提出不少无法实现的过高的口号以应付上级；同时又不顾秋收，组织大队人马上山砸矿石，炼出了一批根本不能炼钢的烧结铁废品等等，大家对此议论纷纷。
1959年初，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的问题已经凸现，各地向国务院反映的问题很多，农村中缺粮、饿死人的现象屡屡发生，反映人民公社刮共产风的问题也很严重。当时国务院秘书厅专门为此办了简报《情况拾零》，提供领导同志审阅参考。夏季，党委根据习仲勋秘书长的指示，布置各单位对当前形势和问题进行讨论，还规定了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鼓励大家畅所欲言。本来大家对国内当前发生的问题、工作中的失误意见颇多，因此提了不少意见。
因为我在下放中亲眼目睹了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的不少问题，所以我的发言比较激烈，列举了一些事实，说明了工作的失误，认为人民公社发展的步子太快，大炼钢铁得不偿失，还说既然是全国性问题，中央应有责任，一些领导人冲昏头脑，提出了“十年超英，十五年超美”的口号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等等。后来秘书厅党委集中了大家意见，整理了一期学习简报上送。简报送到庐山已是7月下旬，正值庐山会议开始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主席阅后批示印发会议，实际上是把这个简报作为“右倾”材料印发的。庐山会议后，反右倾运动迅速在全国开展起来，国务院机关也不例外，掀起了颇有声势的运动。我因为有了那次发言，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一时间批判我的大字报贴满庭院，有的大字报上纲说我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从参加工作以来，从未遭遇这种挨整的局面，当时情绪十分紧张，心想这次我是在劫难逃了。这时，国务院副秘书长曾一凡同志忽然约我谈话。一凡同志处事稳重，待人和蔼。他开门见山告诉我是习仲勋秘书长委托他找我谈话的，微笑着和我聊天，消除了我的紧张情绪，在听取了我对自己问题的看法后，他十分真诚地对我说：“你的问题是学习的问题，是认识问题，不是反党，别人说你是反党你也不要承认。”这次谈话使我心中有了底。但是为了应付检查，我不得不给自己带上了“严重右倾”、“立场动摇”、“怀疑三面红旗”等帽子。因此后来专门为我召开的一次中层干部批判会上，大家和风细雨地对我的进行批评帮助，很少有上纲上线的发言。有些同志还肯定了我的正确方面，有的还字斟句酌地对我的书面检查提出修改意见，有的同志甚至还婉转地指出，要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要给自己乱扣帽子。
当时受到重点批判的还有一位老同志，习仲勋同志还亲自找他谈了话，指出他是在党内的会议上发表意见，是符合党章的，他说：“如果连这些都要批判，还有什么党内正常生活可言。”实际上是流露了对机关反右倾运动的不满。2009年我和这位老同志对当年反右倾运动交换了看法，我说是仲勋同志对我们明批暗保，他断然回答：“是明保，不是暗保。”
当时有些群众写大字报指出，在信访室简报中反映阴暗面太多，是右倾表现，应当批判。党委也认为，信访室“右倾”表现严重应列为反右倾运动的重点。后来周恩来总理和习仲勋同志都公开表示：反映情况是信访室的本职工作，谈不到右倾，他们的工作性质就是要反映“一个指头”的问题。这样就避免了信访室在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的命运。
经过了一个多月，国务院机关反右倾运动终于宣告结束，党委宣布本着“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精神，秘书厅没有一个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可以说这次机关的反右倾运动以“虎头蛇尾”而告终。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机关又为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的几位同志平了反。
经过这一个时期，特别是经历文革以后，我终于体会到习仲勋同志在1959年中为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的错误是不遗余力的。在庐山会议前布置机关工作人员对当前形势进行讨论，也是出于同样目的。但庐山会议风向一变，在反右倾风潮不可抗拒的形势下，他内心对运动是持保留态度的，并且用巧妙的方式努力保护干部，尽其所能地避免运动造成的不良后果，表现了一个领导同志的崇高风范。据我了解，国务院机关其它单位在反右倾运动中也有些国务院领导同志采用不同方式保护了一批干部。我认为他们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和他们身后有周恩来总理的无形支持有关的。
经过多年的反思，我深刻体会到：在那个时期政治运动风靡全国的形势下，我们党内有一批领导同志能够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抵制群众运动中的错误偏向，着意地保护了一批干部，确是难能可贵的。正因为他们能够在工作中排除各种干扰，审时度势，坚持实事求是态度，保证了党和国家平稳发展。他们言传身教的高尚风格是我们的学习榜样，是为后代留下了极为宝贵的遗产。
（作者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原副馆长）
责任编辑沈飞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