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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英国传教士傅兰雅来华后致力于译介西书、传播西学，并对中国当时的教育状况加以观察和尝试改革。从傅兰雅的视角可以了解到外国传教士对中国教育的看法、对中国文人的评价、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教育转型以及对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思考与努力。上海格致书院的创办，是傅兰雅对中国教育进行深入观察和深刻研究之后所实施的教育尝试，这与他要引进的西式教育共同成为中国新文化改革与教育转型的一个缩影。傅兰雅为中国教育转型做出了巨大贡献，促进了中国教育的改革和进步，影响直至今日，不容忽视。
关键词：傅兰雅 格致书院 教育转型
神学家、教堂牧师和传教士是西方国家推动宗教信仰传播和文化发展的重要人员。不同于军事战略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西方国家对外交流通常是“军马未动，传教士先行”。传教士一方面为基督教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其所赴国家和地区的文明开化与启蒙进程甚至教育转型。英国传教士约翰·傅兰雅（John Fryer，1830—1928）来华后，从1868年擔任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员起，在中国专事西方科技书籍的翻译与传播工作，并于1876年在上海创办格致书院，独立编辑出版科学杂志《格致汇编》，译介科技书籍两百余种。作为一名重要的科技译者，傅兰雅被誉为“中国近代科技的启蒙者”。“‘推广格致’‘广布西学于中国’是傅兰雅教育思想的立足点和中心内容。他通过创办学校，构建了近代教育制度；通过编辑教科书、出版科技期刊来推广西学；通过引进成人教育、特殊教育等，丰富了近代中国的办学模式。”a傅兰雅晚年离华赴美，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东方语教授，投身于教育事业，继续致力于中西文化的沟通，更加全面地推动了中国教育的转型。
一、格致书院的教育尝试
1861年，傅兰雅受英国圣公会派遣来到中国香港，担任圣保罗书院院长。1863年1月28日，傅兰雅接受德国传教士鲁道夫·黎力基（Rudolf Lechler，1824—1908）的邀请，开始了为期三天的中国大陆远足之旅。旅行中，傅兰雅与一个中国男孩谈了很多，感触颇深：“这个男孩上了六年学却几乎一无所知，可想而知当时中国的教育体系是十分落后的：在不到十年的受教育时间里，没有一个中国人能明白文字本身的含义，很多人学习五年多却仅知道如何发音。”b这是傅兰雅对当时中国教育现状的初步观察、基本判断和初期看法。自此傅兰雅决心要改变中国教育状况，并展开了一系列有效尝试。
傅兰雅的教育尝试首先是从为中国学生讲授英语开始的。在英华书馆，傅兰雅专门教上层社会的子弟学习英文。英语课从早晨九点开始，按学生讲的方言把他们分为三个班。教会这些学生正确发音后，再教他们读写，最后教他们语法和习语。除此之外，每个月末进行一次考试，根据中英文考试结果和学生平时的表现，给他们排定名次，以促进他们之间的竞争。傅兰雅还认为只有通过编订出版适合中国人学习英文用的系列教科书，才能真正提高中国人学习英语的能力。
19世纪中后期，随着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入侵，中国已经逐步意识到自己教育制度的不足，在很多地方建立了接受外国教育的学校，外国教育制度的影响越来越大。于是傅兰雅与中国官员徐寿等人通力合作，创办了上海格致书院，后来还在福州创办了格致书院分院，并于1876年创办了《格致汇编》，“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份完全以科技知识为内容的报刊”c。1876年4月29日，《科学美国人》对《格致汇编》的评论指出：“无疑，这份杂志会取得巨大成功，这将给闭关锁国几个世纪的中国带来生机。中国正在开始一个高度发展的新时代，这个国家曾有过辉煌的成就，但教育体系的落后限制了她的发展。”d
傅兰雅创办格致书院后，不仅为学生开设了英文、数学、采矿、冶金、矿物学、物理、化学等诸多课程，而且积极举办系列科学讲座，最重要的是1882年开始出版《格致须知》。《格致须知》“是一部以中文写成的各种科学短文的总集，分开时可以用作教科书，合起来就是一套便宜且便利的初级百科全书”。这是中国近代第一套由专设教科书机构专为学堂学生而编撰的新式教科书。
此外，傅兰雅在格致书院做的教育尝试还包括使用幻灯片（lantern slide）等形式，通过播放和展示大量图片，使学生可以更加直观地学习西方科技知识。傅兰雅所做的这一系列尝试为中国教育转型提供了有效方案和途径。
二、以“中国的做文章”推动科学教育
为了培养中国人对西方科技知识的兴趣，提高中国人的学习动力，傅兰雅在格致书院推广“格致课艺”（The Chinese Prize Essay Scheme）。1888年1月30日，傅兰雅在《中国文学与西方科学——格致课艺报告》（1886年和1887年上海格致书院格致课艺报告）中写道：“上海格致书院课艺已经进行两年了，它的目的是促使中国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的各种知识，从而使这些知识能够在中国获得应用。课艺以通俗的文风撰写文章为基础，而撰文是中国人尤其擅长的艺术。任何对自己的学问自命不凡的中国人都可以根据指定的题目炮制出一篇精致的文章来参加课艺。选拔官员的科举考试几乎全部是做文章，因此，这门艺术传承了几个世纪，在文体选词和组织各方面已经达到了完美的境界，这是在西方国家从未有过的。为了使西方知识受到知识分子的欢迎，必须很好地利用所有现有的民族特色；因此，可以说‘做文章’是一种能促使上层中国人读、想、写实用的外国学科的最有力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实现格致书院的主要目的。”
事实证明，傅兰雅这一看法十分正确，以“中国的做文章”为基础开展的格致课艺获得了极大成功，得到了知识分子和高级官员的认可与肯定，推动了格致书院的进一步发展，课艺每年花费仅约一百两银子，但通过这种与中国思维方式一致的古老的竞文方法，取得了其他需要大量资金才能运作的方法所无法取得的成果。
1895年，傅兰雅启动“时新小说”征文比赛，悬赏求著时新小说，旨在立案演说，以祛除鸦片、时文和缠足三弊。“此次征文比赛明显地影响到了当时的社会运动……并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重要源头。”e除“时新小说征文”之外，格致书院每一季度都会在本地报刊上刊登格致课艺题目并进行征文活动，优胜者可在规定日期内亲自或派代理人到格致书院领取奖金。这些题目涵盖的内容丰富，领域广博，如“中国创设海军论”“中国今日讲求富强之术当以何者为先论”“中国创行铁路利弊论”“格致之学中西异同论”等不一而足。投稿作者一方面需具备深厚的中国历史和文学基础以及做文章的技艺，另一方面需了解甚至精通一两门西学之术，紧密结合中国当时社会实际，并加以逻辑论证才能获得刊载机会，领取奖金。这一奖励制度提高了知识分子对西学的阅读兴趣和学习动力，有效促进了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 作为传教士，傅兰雅除了翻译和致力于中西教育沟通，很少谈到如何传教。谈到传教时，其态度又不明确，资料也较少，仅有只言片语。作为一名科技传播者，傅兰雅的工作几乎不带有任何传教色彩，并主张宗教与世俗教育分开。与傅兰雅同时期在中国的传教士还有丁韪良、狄考文、林乐知和韦廉臣等人，他们都“主张把科学教育同宗教宣传结合起来，对此，傅兰雅并不赞同”f。例如，在1874年格致书院创立筹备会上，几位传教士对书院是否收入宗教书籍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傅兰雅认为书院不宜收入宗教书籍，因为“被人疑为有劝人改宗意图将使打算进入书院的人望而却步”，书院传播科技的计划没有必要引入宗教因素。同时，傅兰雅也希望不要由于这个原因让人觉得书院与传教士朋友是处于对立状态的。格致书院开展多期课艺活动后，傅兰雅在1888年的一份格致书院课艺报告里强调，中国知识分子只是想从外国人那里接受科学、技术和制造，却并不接受孔教外的其他教派。
傅兰雅基于对新兴的科技热潮和中国教育的认识和展望，将个人的事业方向由科技启蒙转向中西教育沟通，特别是外国語言教育。傅兰雅认为：“只有通过学习外国的语言，通过在外国的学校、学院和大学的教育，中国的知识阶层才有希望达到完全优秀，像他们的近邻日本那样。如果没有足够数量的在欧美受教育的人才，中国不可能为了大众的利益，建立有效的教育体制……如果到美国生活的道路对我打开的话，我希望能为促进中国人到美国的大学来接受教育做出自己的努力。”g
除此之外，傅兰雅还尝试通过设立公共中文图书馆和阅览室来提高中国国民素质。他认为教育进步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是建立公共图书馆，使各阶层的人都能有权使用世界上最好的文献。在傅兰雅看来，西方的教育体系、刑事和民事法律及其历史、管理、政府的演变和现在的形式等，都可以用来教导中国人，为他们国家的逐渐转变做准备。
三、在中国推行西式教育
1895年5月22日，傅兰雅在写给凯洛格校长的信中论述了自己的生活计划并介绍在中国的工作，傅兰雅已经意识到“把西方的艺术和科学翻译成中国文字并在全国流传”的努力“只能在某种程度上获得成功”，“只有通过学习外国语言，通过在外国的学校、学院和大学里接受教育，中国的知识分子才有希望赶上邻国。只有等很多中国人到欧洲和美国接受教育，她才能建立起一个有效的教育体系，实现大多数人的利益”。傅兰雅将中国的教育完善需要经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把西方的书籍翻译成中文；第二，很多人到欧美接受教育；第三，由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在帝国各处建立起受政府控制的学校和大学。
除此之外，傅兰雅也预见到英语将成为中国未来教育和学术的重要语言。傅兰雅受聘于柏克莱加州大学东方语言讲席教授后，倡议推动中国人到西方大学里接受西式教育。1896年1月，傅兰雅发表《中国教育——过去、现在、未来》：“中国目前的危笃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是她非凡而独特的教育体系，即她长期大规模实施的科举考试的直接结果。同时，她未来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能否彻底及时消除过去的体系中与现代进步和文明不协调或对立的部分。”1915年，傅兰雅在《中国的未来》中写道：“现在来看看中国教育的未来，对此我们有较坚实的推论基础……新的教育体系看来运转良好，这种彻底转变的益处将会对中国的未来产生很大影响。最坏结果是古老的经典几乎被人遗忘；因再无人背诵，中文的优美风格和文学宝藏几乎要被人忽视……在欧美大学里学习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大批中国学生是永恒的动力，他们回国后将对未来教育的科目和方法发挥很大的作用。”
不可忽视的是，傅兰雅还尤其注重发展中国的特殊教育。傅兰雅重视对盲童的启蒙教育，先后创办了盲童学堂（上海市盲童学校前身）、傅兰雅聋哑学校（上海市长宁区特殊职业技术学校前身）。1911年，傅兰雅关于盲人教育的著作《教育瞽人理法论》（Methods of Teaching the Blind）由上海时中书局出版，该书对当时广州、汉口、上海、福州和北京等地瞽院的情况作了纪略说明。傅兰雅的《论瞽人摩读字法》旨在促进和推广盲文学习和教育体系。傅兰雅还倡导通过国家公款来推动盲人教育事业的进行，并强调了婴幼儿预防和治疗眼炎的重要性。傅兰雅的儿子傅步兰主持盲童学校三十八年，并在大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开设了哑盲教育课程。
通过分析传教士傅兰雅对中国教育状况的观察，从傅兰雅的视角了解外国传教士对中国教育的看法以及对中国文人的评价，我们看到一个来华传教士对中国现代化历程、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教育转型的思考。傅兰雅在中国的一系列教育行动是其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的反映与体现，傅兰雅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则在这些教育行动中得以改进和完善，形成了一套完整全面的教育体系。傅兰雅为中国教育转型做出了不容忽视的巨大贡献，促进了中国教育的改革与进步，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发展。
a 杨芳青：《“广布西学于中国”——傅兰雅教育思想初探》，《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第161页。
b 〔美〕戴吉礼主编：《傅兰雅档案》（第一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6—107页。
c 赵晓兰、吴潮：《传教士中文报刊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6页。
d 〔美〕戴吉礼主编：《傅兰雅档案》（第二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e 姚达兑：《主体间性和主权想象——作为中国现代小说源头之一的傅兰雅“时新小说”征文》，《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27页。
f 王扬宗：《傅兰雅与近代中国的科学启蒙》，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页。
g 〔美〕戴吉礼主编：《傅兰雅档案》（第三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5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参考文献：
[1] 戴吉礼. 傅兰雅档案（全三卷）[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 赵晓兰，吴潮. 传教士中文报刊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3] 王扬宗. 傅兰雅与近代中国的科学启蒙[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4] 杨芳青.“广布西学于中国”——傅兰雅教育思想初探[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6）.
[5] 姚达兑.主体间性和主权想象——作为中国现代小说源头之一的傅兰雅“时新小说”征文[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
作 者： 王晓林，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跨文化与世界文学研究院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20世纪西方文学。
编 辑：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
关键词：傅兰雅 格致书院 教育转型
神学家、教堂牧师和传教士是西方国家推动宗教信仰传播和文化发展的重要人员。不同于军事战略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西方国家对外交流通常是“军马未动，传教士先行”。传教士一方面为基督教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其所赴国家和地区的文明开化与启蒙进程甚至教育转型。英国传教士约翰·傅兰雅（John Fryer，1830—1928）来华后，从1868年擔任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员起，在中国专事西方科技书籍的翻译与传播工作，并于1876年在上海创办格致书院，独立编辑出版科学杂志《格致汇编》，译介科技书籍两百余种。作为一名重要的科技译者，傅兰雅被誉为“中国近代科技的启蒙者”。“‘推广格致’‘广布西学于中国’是傅兰雅教育思想的立足点和中心内容。他通过创办学校，构建了近代教育制度；通过编辑教科书、出版科技期刊来推广西学；通过引进成人教育、特殊教育等，丰富了近代中国的办学模式。”a傅兰雅晚年离华赴美，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东方语教授，投身于教育事业，继续致力于中西文化的沟通，更加全面地推动了中国教育的转型。
一、格致书院的教育尝试
1861年，傅兰雅受英国圣公会派遣来到中国香港，担任圣保罗书院院长。1863年1月28日，傅兰雅接受德国传教士鲁道夫·黎力基（Rudolf Lechler，1824—1908）的邀请，开始了为期三天的中国大陆远足之旅。旅行中，傅兰雅与一个中国男孩谈了很多，感触颇深：“这个男孩上了六年学却几乎一无所知，可想而知当时中国的教育体系是十分落后的：在不到十年的受教育时间里，没有一个中国人能明白文字本身的含义，很多人学习五年多却仅知道如何发音。”b这是傅兰雅对当时中国教育现状的初步观察、基本判断和初期看法。自此傅兰雅决心要改变中国教育状况，并展开了一系列有效尝试。
傅兰雅的教育尝试首先是从为中国学生讲授英语开始的。在英华书馆，傅兰雅专门教上层社会的子弟学习英文。英语课从早晨九点开始，按学生讲的方言把他们分为三个班。教会这些学生正确发音后，再教他们读写，最后教他们语法和习语。除此之外，每个月末进行一次考试，根据中英文考试结果和学生平时的表现，给他们排定名次，以促进他们之间的竞争。傅兰雅还认为只有通过编订出版适合中国人学习英文用的系列教科书，才能真正提高中国人学习英语的能力。
19世纪中后期，随着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入侵，中国已经逐步意识到自己教育制度的不足，在很多地方建立了接受外国教育的学校，外国教育制度的影响越来越大。于是傅兰雅与中国官员徐寿等人通力合作，创办了上海格致书院，后来还在福州创办了格致书院分院，并于1876年创办了《格致汇编》，“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份完全以科技知识为内容的报刊”c。1876年4月29日，《科学美国人》对《格致汇编》的评论指出：“无疑，这份杂志会取得巨大成功，这将给闭关锁国几个世纪的中国带来生机。中国正在开始一个高度发展的新时代，这个国家曾有过辉煌的成就，但教育体系的落后限制了她的发展。”d
傅兰雅创办格致书院后，不仅为学生开设了英文、数学、采矿、冶金、矿物学、物理、化学等诸多课程，而且积极举办系列科学讲座，最重要的是1882年开始出版《格致须知》。《格致须知》“是一部以中文写成的各种科学短文的总集，分开时可以用作教科书，合起来就是一套便宜且便利的初级百科全书”。这是中国近代第一套由专设教科书机构专为学堂学生而编撰的新式教科书。
此外，傅兰雅在格致书院做的教育尝试还包括使用幻灯片（lantern slide）等形式，通过播放和展示大量图片，使学生可以更加直观地学习西方科技知识。傅兰雅所做的这一系列尝试为中国教育转型提供了有效方案和途径。
二、以“中国的做文章”推动科学教育
为了培养中国人对西方科技知识的兴趣，提高中国人的学习动力，傅兰雅在格致书院推广“格致课艺”（The Chinese Prize Essay Scheme）。1888年1月30日，傅兰雅在《中国文学与西方科学——格致课艺报告》（1886年和1887年上海格致书院格致课艺报告）中写道：“上海格致书院课艺已经进行两年了，它的目的是促使中国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的各种知识，从而使这些知识能够在中国获得应用。课艺以通俗的文风撰写文章为基础，而撰文是中国人尤其擅长的艺术。任何对自己的学问自命不凡的中国人都可以根据指定的题目炮制出一篇精致的文章来参加课艺。选拔官员的科举考试几乎全部是做文章，因此，这门艺术传承了几个世纪，在文体选词和组织各方面已经达到了完美的境界，这是在西方国家从未有过的。为了使西方知识受到知识分子的欢迎，必须很好地利用所有现有的民族特色；因此，可以说‘做文章’是一种能促使上层中国人读、想、写实用的外国学科的最有力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实现格致书院的主要目的。”
事实证明，傅兰雅这一看法十分正确，以“中国的做文章”为基础开展的格致课艺获得了极大成功，得到了知识分子和高级官员的认可与肯定，推动了格致书院的进一步发展，课艺每年花费仅约一百两银子，但通过这种与中国思维方式一致的古老的竞文方法，取得了其他需要大量资金才能运作的方法所无法取得的成果。
1895年，傅兰雅启动“时新小说”征文比赛，悬赏求著时新小说，旨在立案演说，以祛除鸦片、时文和缠足三弊。“此次征文比赛明显地影响到了当时的社会运动……并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重要源头。”e除“时新小说征文”之外，格致书院每一季度都会在本地报刊上刊登格致课艺题目并进行征文活动，优胜者可在规定日期内亲自或派代理人到格致书院领取奖金。这些题目涵盖的内容丰富，领域广博，如“中国创设海军论”“中国今日讲求富强之术当以何者为先论”“中国创行铁路利弊论”“格致之学中西异同论”等不一而足。投稿作者一方面需具备深厚的中国历史和文学基础以及做文章的技艺，另一方面需了解甚至精通一两门西学之术，紧密结合中国当时社会实际，并加以逻辑论证才能获得刊载机会，领取奖金。这一奖励制度提高了知识分子对西学的阅读兴趣和学习动力，有效促进了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 作为传教士，傅兰雅除了翻译和致力于中西教育沟通，很少谈到如何传教。谈到传教时，其态度又不明确，资料也较少，仅有只言片语。作为一名科技传播者，傅兰雅的工作几乎不带有任何传教色彩，并主张宗教与世俗教育分开。与傅兰雅同时期在中国的传教士还有丁韪良、狄考文、林乐知和韦廉臣等人，他们都“主张把科学教育同宗教宣传结合起来，对此，傅兰雅并不赞同”f。例如，在1874年格致书院创立筹备会上，几位传教士对书院是否收入宗教书籍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傅兰雅认为书院不宜收入宗教书籍，因为“被人疑为有劝人改宗意图将使打算进入书院的人望而却步”，书院传播科技的计划没有必要引入宗教因素。同时，傅兰雅也希望不要由于这个原因让人觉得书院与传教士朋友是处于对立状态的。格致书院开展多期课艺活动后，傅兰雅在1888年的一份格致书院课艺报告里强调，中国知识分子只是想从外国人那里接受科学、技术和制造，却并不接受孔教外的其他教派。
傅兰雅基于对新兴的科技热潮和中国教育的认识和展望，将个人的事业方向由科技启蒙转向中西教育沟通，特别是外国語言教育。傅兰雅认为：“只有通过学习外国的语言，通过在外国的学校、学院和大学的教育，中国的知识阶层才有希望达到完全优秀，像他们的近邻日本那样。如果没有足够数量的在欧美受教育的人才，中国不可能为了大众的利益，建立有效的教育体制……如果到美国生活的道路对我打开的话，我希望能为促进中国人到美国的大学来接受教育做出自己的努力。”g
除此之外，傅兰雅还尝试通过设立公共中文图书馆和阅览室来提高中国国民素质。他认为教育进步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是建立公共图书馆，使各阶层的人都能有权使用世界上最好的文献。在傅兰雅看来，西方的教育体系、刑事和民事法律及其历史、管理、政府的演变和现在的形式等，都可以用来教导中国人，为他们国家的逐渐转变做准备。
三、在中国推行西式教育
1895年5月22日，傅兰雅在写给凯洛格校长的信中论述了自己的生活计划并介绍在中国的工作，傅兰雅已经意识到“把西方的艺术和科学翻译成中国文字并在全国流传”的努力“只能在某种程度上获得成功”，“只有通过学习外国语言，通过在外国的学校、学院和大学里接受教育，中国的知识分子才有希望赶上邻国。只有等很多中国人到欧洲和美国接受教育，她才能建立起一个有效的教育体系，实现大多数人的利益”。傅兰雅将中国的教育完善需要经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把西方的书籍翻译成中文；第二，很多人到欧美接受教育；第三，由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在帝国各处建立起受政府控制的学校和大学。
除此之外，傅兰雅也预见到英语将成为中国未来教育和学术的重要语言。傅兰雅受聘于柏克莱加州大学东方语言讲席教授后，倡议推动中国人到西方大学里接受西式教育。1896年1月，傅兰雅发表《中国教育——过去、现在、未来》：“中国目前的危笃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是她非凡而独特的教育体系，即她长期大规模实施的科举考试的直接结果。同时，她未来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能否彻底及时消除过去的体系中与现代进步和文明不协调或对立的部分。”1915年，傅兰雅在《中国的未来》中写道：“现在来看看中国教育的未来，对此我们有较坚实的推论基础……新的教育体系看来运转良好，这种彻底转变的益处将会对中国的未来产生很大影响。最坏结果是古老的经典几乎被人遗忘；因再无人背诵，中文的优美风格和文学宝藏几乎要被人忽视……在欧美大学里学习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大批中国学生是永恒的动力，他们回国后将对未来教育的科目和方法发挥很大的作用。”
不可忽视的是，傅兰雅还尤其注重发展中国的特殊教育。傅兰雅重视对盲童的启蒙教育，先后创办了盲童学堂（上海市盲童学校前身）、傅兰雅聋哑学校（上海市长宁区特殊职业技术学校前身）。1911年，傅兰雅关于盲人教育的著作《教育瞽人理法论》（Methods of Teaching the Blind）由上海时中书局出版，该书对当时广州、汉口、上海、福州和北京等地瞽院的情况作了纪略说明。傅兰雅的《论瞽人摩读字法》旨在促进和推广盲文学习和教育体系。傅兰雅还倡导通过国家公款来推动盲人教育事业的进行，并强调了婴幼儿预防和治疗眼炎的重要性。傅兰雅的儿子傅步兰主持盲童学校三十八年，并在大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开设了哑盲教育课程。
通过分析传教士傅兰雅对中国教育状况的观察，从傅兰雅的视角了解外国传教士对中国教育的看法以及对中国文人的评价，我们看到一个来华传教士对中国现代化历程、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教育转型的思考。傅兰雅在中国的一系列教育行动是其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的反映与体现，傅兰雅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则在这些教育行动中得以改进和完善，形成了一套完整全面的教育体系。傅兰雅为中国教育转型做出了不容忽视的巨大贡献，促进了中国教育的改革与进步，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发展。
a 杨芳青：《“广布西学于中国”——傅兰雅教育思想初探》，《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第161页。
b 〔美〕戴吉礼主编：《傅兰雅档案》（第一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6—107页。
c 赵晓兰、吴潮：《传教士中文报刊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6页。
d 〔美〕戴吉礼主编：《傅兰雅档案》（第二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e 姚达兑：《主体间性和主权想象——作为中国现代小说源头之一的傅兰雅“时新小说”征文》，《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27页。
f 王扬宗：《傅兰雅与近代中国的科学启蒙》，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页。
g 〔美〕戴吉礼主编：《傅兰雅档案》（第三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5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参考文献：
[1] 戴吉礼. 傅兰雅档案（全三卷）[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 赵晓兰，吴潮. 传教士中文报刊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3] 王扬宗. 傅兰雅与近代中国的科学启蒙[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4] 杨芳青.“广布西学于中国”——傅兰雅教育思想初探[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6）.
[5] 姚达兑.主体间性和主权想象——作为中国现代小说源头之一的傅兰雅“时新小说”征文[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
作 者： 王晓林，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跨文化与世界文学研究院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20世纪西方文学。
编 辑：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