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29日，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丁雪松走完了她93年的革命人生，为她的亲人、朋友和熟识她的人留下了无尽的思念……

“啤酒大使”

　　从1979年到1984年，丁雪松先后在荷兰和丹麦做大使。时值改革开放之初，中央领导已明确提出，要设法利用外国资金及引进先进技术，以促进国内建设事业的发展。丁大使想，时代不同了，作为使馆的一把手，不仅要抓政治，而且要下大力气抓经济。她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加大经济调研力度。当时，丹麦对外贷款数额虽不大，但对急需资金的中国来说不无小补。中国驻丹麦使馆积极为国内各省市牵线搭桥。
　　黑龙江省在丁雪松的帮助下，利用第一笔无息贷款，在安达建起了一座乳品厂。两年后，安达牌奶粉即上市，并受到消费者的欢迎。胡耀邦专门批示道：“做得很认真。与外资合作门路和同第二世界国家合作门路还很多，希望努力打开新局面。”
　　与此同时，引进丹麦嘉士伯啤酒生产技术一直萦绕在丁大使的心头。1980年，丁雪松在北京报纸上看到一个耐人寻味的标题：“借问啤酒何处有？”当时，人们为了能喝到一点啤酒，抱着暖瓶，端着罐子，顶着烈日在饭馆门前排长龙。她还听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对北京人喝不上啤酒很生气，曾过问此事。
　　经丁大使国内国外多次奔波，穿针引线，反复磋商，终于有了令人满意的结果：北京将建一座年产10万吨的啤酒厂。丹麦提供优惠贷款，并在关键车间开展丹中经济技术合作。同时还提供一笔无息贷款用来建造一个食品研究中心。至此，一个中国当时最先进的北京华都啤酒厂终于破土动工了。3年后，正式出酒，北京啤酒奇缺的问题终于解决。为此，丹麦啤酒厂的老总诙谐地称丁雪松为“啤酒大使”。

见证友谊的船舶“圣母”

　　在欧洲，人们把新建船舶的下水看作一个婴儿的诞生。每逢此事，往往要请一位德高望重的社会知名女士为它主持下水仪式。届时，这位“圣母”将手中的一瓶香槟酒掷向船头，酒瓶撞得越碎越吉利。
　　1982年10月19日，丹麦BW造船厂给中国建造的第四艘远洋轮“台洲海”号举行下水仪式。丹麦工业大臣伊布·斯泰特和丁雪松大使先后致词，都为两国卓有成效的经贸合作感到高兴，也为“台洲海”的诞生祝福。当丁大使紧握着拴有红丝带的香槟酒瓶用力甩出后，酒瓶如离弦的箭迅速飞向船头，只听哗的一声，香槟酒花四溅。顿时，船上、岸上响起一片掌声和欢呼声。站在甲板上的几十名中国船员尤为高兴，因为这象征着“台洲海”顺利诞生了，它将一帆风顺航行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

　　20世纪80年代，在国际航运市场运价低、柴油费用上涨的情况下，这种远洋经济型船舶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当时，上海造船厂及其镇江柴油机分厂利用丹麦先进技术和为中国培训技术人员等合作方式，已建造出低速船用柴油机，并用于中国出口的船舶。现在，中国的造船业已取得长足进展，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我们不应忘记丹麦这位启蒙老师。作为彼时的中国驻丹麦大使丁雪松，对此也备感欣慰。
　　在丁雪松离任时，丹麦最大的国际贸易公司总经理为她饯行时说：“丁大使把高雅的风度与职业的外交和卓越的才能结合得天衣无缝。”外交大臣彦森则表示：“您在哥本哈根留下了令人尊敬的声誉，这不仅指您的精力和能力，而且还有您与你们高度文明国家相称的老练的工作。”女王玛格丽特说：“在您的任期中，丹中两国关系越来越好，而且两国合作项目还在继续增加。”

曾长期从事民间外交

　　丁雪松的外交才干不是一日之间形成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她同丈夫郑律成从朝鲜归来后，就进入外交领域了。从中央对外联络部到国务院外办，她先后在王稼祥和周恩来身边工作。“文革”期间，她被从干校召回，到对外友协工作，先后任秘书长和副会长，直到后来做大使。
　　在“文革”那个非常时期，官方外交受到很大干扰。周恩来苦撑危局，最早恢复了对外友协工作。以民代官，以民促官，在外事交往中，友协起到了不同寻常的作用。
　　从中国到朝鲜，从延安到平壤，多年的革命历练，已铸就了丁雪松钢铁般的意志和融化在血液中的革命信仰。她以周恩来为楷模，以极大的热情和仔细的工作态度开始了踏踏实实又风风光光的民间外交工作。
　　她接待过许多重要的外国客人，其中有不少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如著名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夫人、杜波伊斯夫人、史迪威將军的女儿、加拿大的文幼章、卢森堡的弗朗克、荷兰著名导演伊文斯、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等。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直接关怀下，她承办了斯诺的骨灰安葬仪式。她陪伴邓颖超接受过斯诺夫人捐献的斯诺保存了40年之久的红军八角帽。她按周恩来的教导，要给朋友看好的一面，也要看差的一面，使客人对中国有全面的了解。她率团或随团出访，足迹遍及亚、欧、北美和拉丁美洲，为祖国赢得了鲜花、荣誉和掌声。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丁雪松首次带团出国。那是1973年经周恩来批准而被拖延下来的一项文化协定——派上海芭蕾舞团访问法国和加拿大。团长原来是“四人帮”委派的，后领导决定换丁雪松为团长，丁深感任务艰巨，责任重大。要带好这个团，就必须充分做好准备工作，包括节目和演员的敲定、文字资料、思想动员、组织工作、国内外的协调等等，特别繁杂琐碎。演出非常成功，“整个巴黎为之鼓掌”，“加拿大沸腾起来了”，“受到国宾红地毯接待”。一位加拿大外交官称：“从他们的行动中，看到一个从容、安详的北京政权的某些征候。”访问法、加后不久，丁雪松又奉命率中国艺术团访问北欧五国，访问同样获得成功。丹麦一位大臣风趣地说，现在丹麦内阁成员都在“排着队等候访华”。在出访归来的总结报告中，丁雪松适时提出了引进北欧先进技术的建议，使艺术团的访问成了中国对外寻求经济技术合作的先导。

金日成家的座上客

　　1945年8月10日、11日，延安八路军总部连续发布了七项命令，其中第六号是朱老总颁布的：“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及朝鲜境内作战，解放朝鲜人民，我命令：现在华北对日作战之朝鲜义勇军司令武亭，副司令朴孝三、朴一禹即统率所部，随同八路军及原东北军各部向东北进兵，消灭敌伪，并组织东北之朝鲜人民，以达成解放朝鲜之任务。”
　　丁雪松的丈夫郑律成自小离开朝鲜到中国参加抗日斗争，现在曙光已来临，他希望雪松与他同行，迎接朝鲜解放。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丁雪松二话没说，向边区政府提出了申请。1945年12月，丁雪松带着幼女，从延安出发，随爱人郑律成加入朝鲜义勇军的队伍中。一路风餐露宿，经过3个多月的辗转，终于到了朝鲜。他们将中国共产党党籍转为朝鲜劳动党党籍，并立即投入到朝鲜土地改革等工作中。
　　1946年初，金日成到海州视察工作时，见到了丁雪松夫妇。不久，金日成交给丁雪松一项重要任务：回中国北满找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同志，请求支援一些粮食。因金日成了解她在延安的表现，特安排他们住在他的家里。丁雪松回到东北后，见到了时任东北局副书记的高岗，也见到了西满分局书记李富春和蔡畅。当时，粮食极端匮乏，尽管如此，东北局还是竭尽所能地支援了朝鲜。金日成对丁的工作很满意，赠她一个战利品——降落伞作纪念。

　　后来，丁雪松和郑律成二人被调到平壤工作。丁先后被朝鲜劳动党中央任命为侨务委员会秘书长、朝鲜华侨联合总会委员长。中国东北行政委员会则任命她为驻朝鲜商业代表，新华社任命她为平壤分社社长。郑律成则创建了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创作了《朝鲜人民军进行曲》《图们江》《东海渔夫》等10余部大型音乐作品，成为朝鲜军队中的专业音乐工作者。
　　金日成曾诚恳地对丁雪松说：“朝鲜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继续，中国的解放也是朝鲜的解放。”丁雪松夫妇为中朝的解放事业并肩作战，立下了汗马功劳。

和丈夫郑律成生死相依的爱情

　　1976年12月7日，郑律成从外地赶回北京。他准备谱写有关周恩来的组歌，以纪念这位在国家多难之秋，殚精竭虑，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第二天，作为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团长，丁雪松将访问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一个作曲，一个搞外事工作，两驾马车鼓足了劲儿向前奔跑。然而悲剧恰恰就在这时发生了：郑突发脑溢血，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郑律成突然离开的那段日子里，丁雪松一直在痛苦的回忆中煎熬。郑生前曾对丁开玩笑说：“你是家庭中的官僚主义者。”他们从未一起到外地休假或旅行，总把这一天留到遥远的将来。然而，这一切美好的憧憬都因郑律成的骤然病逝戛然而止……
　　1938年春，丁雪松与郑律成相识在延河畔。那时，丁在抗大五大队女队学习，郑还是鲁艺音乐系学生。在后来的交往中，二人彼此倾慕。郑向丁讲述了自己丧家失国并颇有些传奇色彩的身世，使丁对郑产生了深深的同情。原来郑的父亲及三个哥哥和姐姐都是抗日的积极分子、爱国者。他被三哥从朝鲜带到南京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学习，后在上海学习音乐，同时参加进步青年活动。1937年，上海战事危急，郑决定去延安。1939年1月，郑在抗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和1939年，是郑律成音乐创作的巅峰期，《延安颂》《延水谣》《保卫大武汉》《生产谣》《八路军大合唱》等一首又一首激昂澎湃的乐曲从他笔下流出来，在古老的延安城里回荡。但恰在此时，纷纷传说他政治上有问题，组织上也正在审查。丁和郑的恋爱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跨国婚姻，3年苦恋，历经磨难，但两个人还是终成眷属。婚后半年多，因整风运动等原因，郑律成去了前方，且一年多杳无音信。
　　为了喂养不足月的女儿，丁雪松卖掉了郑律成的小提琴，换了一只母羊，挤奶喂孩子。为此，她给孩子取名小提。当郑律成返回延安时，孩子已快满1周岁了。
　　丁雪松夫妇在朝鲜工作5年，经周恩来批准，并征得金日成同意，他们又相继返回中国，重新恢复了中国共产党党籍，郑律成也正式加入中国国籍……
　　提起郑律成，丁雪松总是愧疚难当，自己整天忙忙碌碌，竟没有能多抽出点时间来照顾他，此恨绵绵无绝期。但她也为他骄傲，为他自豪。在1976年12月17日的追悼会上，胡耀邦说：“郑律成是一个好同志。他是仇视林彪、‘四人帮’的，是爱憎分明的。在延安时期，他的歌达到了高峰。他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革命斗争作出了很大贡献。”作曲家唐诃称：两个国家（指中国和朝鲜）的两首军队进行曲（指《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和《朝鲜人民军进行曲》，出自一位作曲家之手，这在世界音乐史上恐怕也是极为罕见的。1981年，王震为《作曲家郑律成》纪念文集作序称：“他是当年继聂耳、冼星海之后，又一位杰出的优秀作曲家，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朝鲜人民没有忘记他，1991年，大型彩色故事片《音乐家郑律成》在平壤正式上映。郑律成是音乐家，也是革命者，亲身参加了中朝两国的民族独立运动，走过了崎岖不平的路。但不管是鲜花怒放还是布满荆棘，丁雪松作为他的爱人、革命伴侣，一直陪伴在他身旁。

从抗大高才生到李鼎铭的秘书

　　1918年5月27日，丁雪松出生于重庆木洞镇。听着川江的号子，送走了苦涩的童年，她来到重庆市区求学。1936年，18岁的丁雪松在《商务日报》上呐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次年当选为重庆妇女救国会常委。1937年底参加中国共产党，并奔赴延安。1938年1月到达延安，投身革命的洪流。当听到“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的抗大校歌时，丁潸然泪下。她终于走进了抗大。她聆听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贺龙、罗荣桓、博古等人的演讲，还受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教育，军事课程也占相当比重。后来又参加生产自救运动，开荒种地，十八般武艺样样都学。1939年初，中央作出了加强妇女工作的决定，创办女子大学。丁雪松被分到女大高级班学习，并成为这支英姿飒爽的娘子军的大队长，故又有“女大侠”的绰号。
　　1941年底，边区参议会开幕。高岗被选为议长，谢觉哉、李鼎铭被选为副议长。李鼎铭目睹边区遇到的严重困难，想到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讲的“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从而增强了勇气和信心，提出“实行精兵简政，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李鼎铭的议案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后经毛泽東提名，李鼎铭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林伯渠为主席。丁雪松被派去给李当秘书。李鼎铭从米脂县举家迁往延安，并把全部家产捐给了边区政府。从此，他专心干起了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工作。英国记者斯坦因曾采访过他，并提了个敏感的问题：“你是个非共产党员，你在边区政府真能起作用吗？”李骄傲地说，毛主席对他的“精兵简政提案”很感兴趣，并被推选为边区副主席。李经常说：“一生中我从来没有这样快乐过。自从辛亥革命，我对社会改革发生兴趣以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真实的进步。”“我希望重庆方面知道，为什么我这样的绅士会以边区为自豪。”事后，斯坦因见到边区秘书长罗迈（李维汉）时承认：“李鼎铭副主席真正有职有权，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面笑心也笑。”
　　丁雪松在回忆延安八年时曾说：“那是我一生中的重要历程，承前启后，为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晚年的特殊贡献

　　2007年4月3日，沐浴着和煦的春光，外交部机关党委副书记符华强、离退休干部局副局长陈绮曼、机关妇工委主任刘霞等，陪同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筹建工作顾问马延军和文物征集部工作人员，看望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丁雪松，并接受丁的文物捐赠。
　　丁雪松此次捐赠的珍贵文物共计10件，其中有1984年丹麦外交大臣赠送的礼物——纪念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登基10周年，由皇家瓷厂特别烧制的精美大瓷钵（钵底印有金色皇冠并有女王二世的缩写字母，编号为1686，共烧制2000件）;有1982年5月18日，丹麦宫廷侍从迎接丁大使前往皇宫递交国书时的照片和当时穿着的礼服;有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参加外事活动时的照片以及《中国第一位女大使丁雪松回忆录》等。这些弥足珍贵的文物是丁从事外交事业所作贡献的见证，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
　　马延军代表妇联感谢丁雪松的慷慨捐赠，已近九十高龄的丁雪松用颤抖的声音说：“都是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