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待甲午战争需要更开阔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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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午战争问题我没有做过专门研究,谈不了很深的东西,只能说点想法。我觉得,我们现在看待甲午,几乎完全放到中日双边关系的框架内,主要以战争失败的原因、“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为视角,这恐怕狭窄了点。如果视野放宽、视角更加多样,我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和想法都会不一样。
  甲午战争中国输得很惨,不仅算不上世界大国了,也失去了亚洲第一大国的地位。然而,这场战败使得中国猛醒,可以说是不幸之中的万幸。没有这个失败,中国近代民族意识的形成、中华民族的觉醒恐怕还要晚上若干年。而在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的时代,晚醒几年再起身奋斗、追赶,付出的代价恐怕还要大得多。
  甲午之战是两个亚洲国家之间的战争。在此之前,中国已经输掉了两场鸦片战争,但并不足为训。直至这一仗,一个堂堂大国输给了眼中的蕞尔小国,一个曾经的老师输给了曾经的学生,这总算得到一个强刺激。中国的失败可以从武器、战略、制度等各个方面寻找,但最重要的大概是全面落后于时代。
  看看现在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世界近代史从1500年开始,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开始,几乎相差三个半世纪。这是有道理的。1500年之前,世界划分为几个彼此相对隔离的大陆或地区。16世纪初叶,由于新航路的开拓,欧洲人的殖民扩张,各大洲或地区之间的接触交往逐步密切起来。不过直到那时,中国并不算落后,仍堪称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
  从17世纪初到19世纪初的200多年,是整个欧洲发生大变动的时代。最重要的变化一是经济上的工业革命,二是政治上的资产阶级革命,三是欧洲各国的关系完成从中世纪国际关系向近代国际关系的转变。这个过程相当血腥,200年间战争不断,直打到各国都头破血流、筋疲力尽方休。1815年维也纳会议结束,实现了欧洲均势,重建欧洲和平。此后,欧洲各国的革命仍在继续、各大国霸权之争也未停止,但向外扩张的能力大大增强,扩张的重点是非洲和亚洲。
  稍加比较就会发现,在欧洲内部发生深刻变革的200多年,中国正处在从明朝末年至清朝末年,经历的是一轮王朝交替兴衰,而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很难说发生了什么实质性变化。
  中国何时卷入世界贸易体系?这是学界讨论不多的问题,似乎尚无定论。但这个问题对了解中外关系的演变挺重要。清廷禁烟的起因是制止白银外流,但中国产银有限,大量白银是哪里来的?日本是产银的。德川幕府处17世纪30年代起就实行“锁国”,比中国早了约一个世纪。有研究者称,日本“锁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防止白银外流中国。中国白银的另一来源是欧洲殖民者从事欧洲-美洲-亚洲的三角贸易所带来的。这表明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多少已参与到世界贸易循环之中并受此影响,但自己却浑然不觉。
  1840年的鸦片战争,一般被看作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在当代人的历史认知中,那是个很重大的事件,中国的沦落由此开始。但在当时的清廷看来,那非一件大事,只割让香港这样一块弹丸之地就把洋夷搞定,维护了大清体统。签订《南京条约》时,中方张灯结彩,宾主双方都皆大欢喜。今天看来,这实在是极大的讽刺。直到那时,清政府完全没有了解西方的意愿、更没有近代意义上的主权、领土意识。
  19世纪中叶,是世界加速变化的时期,世界各区域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的扩张进入高峰期,另一方面,许多国家的内部出现了大变动。德国出现了军国主义、进行了工业革命,美国发生了南北战争,解放了奴隶。日本在“开国”之后不久出现了明治维新。这些变动总的来说有利于这些国家国力的增强。注意,日本被迫“开国”是1854年,比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埠晚了12年,但日本明治维新却是在1868年,比中国的戊戌变法早了30年。前者是成功的,后者是失败的,而且如果没有甲午战败,这个变法有没有还很难说。何以日本能在西方入侵者到来之后十余年就改变国策,而中国却迟迟未动?
  当今人们多从现代化角度看历史,提得最多的是洋务运动。但同期,中国发生的变动,对清王朝来说影响最大的是太平天国运动,这才是其命运的转折点。无论我们今天怎样评价这场农民起义,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清王朝的统治能力和国力从此都大大下降了,虽然它挺过了这一关。经过这场历时十年的内战之后,清王朝实力大受损伤,并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到维护国内的统治上。





  我想,少数民族统治可能也是中国在面对亘古未有之大变局时未能及时改弦更张、奋起直追的重要原因。当然,清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朝代。直到现在我们仍能感到它的某些影响,尤其清朝对中国现代版图的贡献巨大。不过,由于清代是一种少数民族统治,统治民族担心的问题就会和构成中国人主体的汉民族担心的问题不一样,对危机的认识、对压力的感受也会与汉人不同,想法自然也不一样。
  很可能,当居于统治地位的慈禧太后感到难以掌控整个国家时,她最担心的不是外来的入侵者,而是她所要驾驭的汉民族。说到底,这牵涉到清王朝跟中国的关系问题:中国是清王朝的殖民地?还是中国就是清王朝?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慈禧太后是以外来统治者的身份看待中国,那她就与西方殖民者有共通之处,特别当她发现新的外来者未必打算取代她时。所以,清王朝分给列强一些利益,以保全自己的统治地位是很自然的。这就是慈禧所讲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心理来源。相反,实行变革以抵御外敌,势必要渡让自己的一部分权力给汉族官僚集团,这个风险就太大了。
  总而言之,我们现在看甲午战争的视野要更开阔一点。不仅要看到时代的变化、国际关系的变化,还要看到各国内部不同情况对政治的影响。这些因素在今天我们重新审视甲午的时候,都要放进去。
  最后再讲一点,历史会给人以启发、给人以教益,但一知半解也往往会给人以误导。有了些历史知识之后,最忌讳的就是简单类比。比如,最近有日本人觉得现在的中国像“一战”前的德国,也有中国人觉得现在的日本还像甲午时期那样具有扩张性。坦率地说,这种简单的类比只能说是无稽之谈。以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战争并不能使任何一方真正获益,日本的这场胜利只是开启了最终通向战败的道路。拆解历史是学习分析现实的一种方法。时代变了,国际关系变了,各国内部政治制度变了,力量对比也变了。我相信那段历史不会重演。中日关系的发展时起时伏,现状尤难令人满意。要构筑符合两国利益的未来,还需要看看别的历史篇章,以丰富我们的智慧和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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