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惠东的红海湾畔，我们的海鲜馆，一度是生意最红火的。它曾为岳母，挣下一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房子。岳母的“炒花甲”有祖传秘方，是一道让人赞不绝口的招牌菜。在红海湾成为度假村以前，大排档是外婆一个人开起来的。外婆现在患了老年痴呆，人称“痴婆婆”。海鲜馆也被人称为“痴婆婆海鲜馆”。海鲜馆掌勺的大厨，从外婆到岳母再到小余，三十多年来，已历经三代。手艺没丢，外婆立下的规矩，也一直在延续。但今年五一前夕，海鲜馆被迫凄然关门。
　　海鲜馆是被人吃倒闭的。
　　门前冷落车马稀。现如今，只有外婆，还终日坐在门前的矮凳上，呆呆地望着大海出神。回应她的，只有一波波来去不止的浪潮。
　　说到小余的外公外婆，我不得不说，他们的身世简直就是一团迷雾。不仅小余不清楚，连岳母也说不明白。一说，外婆祖籍山东，另一说是河南。
　　听外婆说话，我觉得她的口音，似乎有点山东味也有点河南味。但最地道的，还是客家味。对了，外婆的俄语很好，她床头放有几本俄语书籍。当然不用你猜，我们都知道，外婆建国前参加过革命。建国后在汕尾一所学校教书。外公一说是国民党的军官，建国前去了台湾;另一说，他是共产党特工，下落不明。
　　妈妈无数次问过外婆，但外婆一直讳莫如深。
　　有一天，我们听到妈妈和外婆拌嘴，妈妈从外婆屋里走出来，气哼哼地说，都解放几十年了，早改天换地了，你还在那里保密，一点意思也没有。随后，外婆拄着拐杖，慢慢地走出来，一脸宽容地说，那些又不碍你事，放那就行了。你爸离家多年，提起他的事，大家都伤心。
　　我和小余赶过去劝妈，妈还是气不过，嘟囔了一句，我都五十岁了，竟然打记事起，既没见过我爸，也不知道他的名字。是死是活，一概不知。就看过一张模糊不清的照片，还真假难辨。你这特工当得也太“特工”了吧。
　　那张布满黄斑的老照片，我也看过，只能隐约看出，是一位身着军装的男人，但面目模糊。追问外公的身世及其他，外婆一律说不记得。不过，外婆高兴的时候，曾给我们讲过两次外公。一是说外公曾在汕尾当过渔民，特别喜欢吃炒花甲;再是说，外公曾從某个信箱寄过钱给她治病。
　　流年如水，时过境迁。革命、战争、解放，这些沉重的字眼，都该随远去的历史沉睡了。如今还活着的，就是一个老态龙钟的外婆。五年前，外婆患了老年痴呆，一时糊涂，一时明白。明白的时候，就要妈妈扶她到门前的矮凳上坐着，痴痴地看海。
　　那海，成了外婆永远看不完的一部天书。开端是红日升起，金色的阳光洒满海面;高潮是波涛汹涌，浪花四溅;结局是夕阳西沉，无边的墨绿变成深蓝，和天际连在一起，变成没有时间和空间，深不可测的潮声。
　　天气晴好的时候，当外婆的目光越过大海，最后落在岛屿的轮廓上，她就会无声地笑着，喃喃自语着：“我看见了，我看见了。”外婆到底看见了什么，谁也不知道。但外婆嘴角的笑纹，会一直僵到暮色降临，四周只剩浪潮的轰鸣。
　　每当这个时候，我就和小余拉起外婆回屋。偶尔，外婆意犹未尽，我就乘机问外婆：“外婆，你看见外公了吗？”她笑眯眯地回：“看见了。”我连着问：“他长得什么样啊？”“他个子很高，很瘦，很英俊。”我还想问，被小余止住了。
　　外婆沉浸在她依然鲜活年轻、刻骨铭心的爱里。透过外婆满头的银丝，朦胧中，我仿佛看见在那些潮涨潮落的日子，年轻的外婆，腰身丰挺。她汗流浃背地在门前栅栏上，晾晒一大串衣裳。海在很远的地方看见了，就委托风告诉摇橹的汉子，那是岸。
　　外婆真的很老了，容颜枯槁。前来就餐的游客，经常能看见她坐在矮凳上，面朝大海，眼神凄迷，就像是静默在海边的一座石雕。她的额头上，刻满了只有海风才能读懂的文字。如果说大海是一部深厚难懂的书，外婆就是这部书的注脚。他们合在一起，就成了红海湾不可多得的风景。
　　我和小余接手经营海鲜馆时，曾想废除外婆立下的规矩：军人和渔民，可凭证件免费就餐。但妈妈看着呆傻的外婆，摇了摇头。就因为这条“清规戒律”，我们经常被人钻空子。海鲜馆的生意，一直红火，但不赚钱。总有一批又一批的食客，涌进来吃完了饭，嬉皮笑脸地拿一张假证件，走到外婆身边说，我们是军人，吃饭要不要钱？外婆回过神来，对他们说：免费。碍于让外婆开心，我们一次次吃了哑巴亏。
　　外婆，作为一位曾经的渔民的妻子，她的思念一直不曾苍老，像一首长生不老的歌。在外婆的眼底，从几十年前开始，就一直有一条从海岛那边出发，穿越了枪林弹雨的船。
　　外公经过海湾时，总会远远地，对正在门前粗绳上晾衣的她，高喊着要吃炒花甲。
　　那船上的帆，总被海风鼓得满满的。
　　选自《荷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