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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允价值与历史成本之间的孰优孰劣一直就伴随着争议。我们不应该忽视公允价值固有的内涵缺陷及其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冲突，以及在金融危机中的顺周期效应。文章将从会计决策有用目标和会计信息质量以及准则的经济后果角度重新反思公允价值会计。
[关键词]公允价值；公允价值会计；会计目标；会计信息质量；经济后果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0)11-0092-05
公允价值作为一种计量属性，自其提出以来就一直伴随着争议。公允价值的概念最早作为个案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的无形资产交换证券的初始计量中。此后APB(FASB的前身)开始在准则中推广公允价值，不论是在准则中提及的次数还是计量的范围都有所扩展，但是其推广应用一直招致反对，反对者几次否定了公允价值在一些项目上的运用，公允价值在历史成本的计量模式体系中仅仅处于个别补充的地位。但是70年代后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国际市场汇率和利率的双双放开和剧烈波动，刺激了投机和套利行为，使衍生金融工具迅猛发展，强烈冲击了传统的历史成本计量模式。80年代爆发的“储蓄与贷款危机”进一步暴露出传统历史成本计量在衍生金融工具计量上的不足，引发了“历史成本模式是否适合金融机构”的激烈讨论。此后，SEC开始确定了在金融工具计量方面逐渐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政策，在SEC的推动下，FASB着手制定了公允价值计量金融工具的准则，公允价值计量的地位开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90年代后，衍生金融工具的迅猛发展进一步动摇了历史成本计量在金融工具计量上的地位，在SEC和FASB的主导下传统历史成本计量逐渐式微而公允价值计量高歌猛进，适用范围从金融工具扩展到非金融工具，甚至提出全面推行公允价值会计以完全取代历史成本会计。但是有趣的是当初公允价值的崛起是因为经济危机，仅仅间隔了30年后暴发的金融危机却将公允价值推到了存废的关口，关乎公允价值的争论可谓达到了激烈的程度。在争议中，赞同坚持并继续推进(以SEC和FASB为典型的代表)甚至是建议全面推行公允价值会计计量以取代历史成本计量的观点还是占据了上风，似乎公允价值会计面临的信任危机已经过去。虽然，目前对于公允价值会计并非金融危机的元凶基本上取得共识，但是我们不应该忽视公允价值准则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不和谐，以及在金融危机中暴露出来的公允价值计量缺陷和对危机的助推作用。我们应该重新反思一下：公允价值会计提供的信息是否一定是决策有用，比历史成本会计更能保证会计信息质量，以及对于公允价值的优势，除了将其纳入财务报表计量还有没有其它更好的方案。
一、公允价值内涵的理论缺陷
1．公允价值的定义缺陷
关于公允价值的定义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准则中的表述都不尽相同，目前比较权威的是FASB在第157号准则的表述：公允价值是在计量日市场参与者之间的有序交易中，卖出资产所收到的或转移负债所支付的价格。公允价值似乎在寻求一种客观的价值，但是这种价值却不可避免地要通过人的主观判断来实现，定义中存在一定的理论缺陷。
(1)关于“公允”。对于“公允(fair)”一词，就像法律中的“公平”一样，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目标，没有谁会反对“公允”，但是这个目标又显得那样的抽象和模糊，有些可望而不可即的意味。到底什么才是“公允”，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主观的意味很浓的问题。不同的主体对“公允”的理解和判断会不同，尤其是在有多个可供选择的价值(或价格)时，管理层认为的公允价值很可能其他的利益主体并不认同。所以，要对所有利益人都做到“公允”几乎是不可能的。
(2)关于“有序交易”。定义中的“有序交易”实际上隐含了关于市场有效性的假设，也就是只有在有效的市场上才能保证有序的交易。但是市场总是不完美的，它并不总是有效的。即使在像美国那样的发达国家，其高效率的金融市场也只是相对有效而已，同样存在被操纵的市场价格和非正常交易价格，更何况是新兴的资本市场。所以，并不是所有的市场都会是有效的，而且也并不是所有的资产都存在有效的市场。另外，有效的市场意味着具有充分的流动性。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次贷危机正是由于次贷产品市场流动性的丧失引发的。所以，当流动性不足，市场有效性丧失时，公允价值的内涵缺陷就会暴露无遗，其运用就会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
(3)虚拟交易。定义中的交易是假设的虚拟交易，并不是核算主体发生的真实交易，其市价是指基于活跃市场的公平报价为基础的估计价格，是企业参考的出售该资产可望实现的价格。但是这种市价并不代表该价值一定能实现。比如股票市价涨到100元，也并不意味着企业就能按100元的价格变现持有的股票。另外，公允价值还可以按照估值模型来确定，而估值模型必然受到模型变量因子选择的影响。因此，不论是基于虚拟交易估计的市价还是根据估值模型估计的价格都具有一定的不可靠性。
2．公允价值内涵与现有会计基本理论的冲突
公允价值的运用并非是建立在适合公允价值的新的财务会计框架上，而是依附于传统历史成本构建起来的财务会计框架，这必然造成公允价值与现有的基础理论产生背离和冲突。首先，公允价值是以市场为基础的计量，而不是特定主体的计量，以市场上其他核算主体的交易活动纳入核算中来，反映的财务信息突破了单一会计核算主体的范围，与传统的会计主体假设产生冲突。其次，依据公允价值会计需要对未真实发生的交易(虚拟交易)进行计量和确认，与传统会计的权责发生制和真实性原则也产生背离。另外，根据FASB规定，在金融工具的核算上企业可以在完全没有发生交易的情况下，依据市场价格的变动就可以确认损益，而对于实体经济而言，收入的确认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盈利的过程已完成或基本完成；二是交易行为已经发生。准则在损益确认上的厚此薄彼显而易见，造成了会计准则系统的内在逻辑断裂。最后，公允价值计量会造成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计量基础的混乱。目前金融机构的报表绝大部分的项目还是基于历史成本计量为基础进行核算的，部分金融工具则是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就是金融工具采用的计量基础也并不统一，根据人为的不同划分标准，有些按照公允价值计量，有些则采用摊余成本(历史成本)计量，即使是按照公允价值计量的，对于公允价值的变动处理也不同，有些计入损益，影响净利润，有些则计人权益，影响净资产。如此“混乱”的计量必然导致报表内在逻辑的统一，影响对报表的正确理解。
二、公允价值与会计目标
1．财务报表是否能满足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所有决策需要
随着证券市场的迅速发展和在经济中主导地位的确立，财务会计的目标从受托责任转向了决 策有用似乎已经取得共识。但是，不同的决策者对信息的需求是不同的，没有一种计量属性能够完美到能满足所有人的决策有用目标。历史成本计量做不到，公允价值计量同样也做不到。会计信息对于不同的使用者具有不同的效用，有用与否的判断者是信息使用者。而会计信息使用者和决策需求是千变万化的，作为会计信息提供者又如何能提前了解并提供满足所有信息使用者进行决策需要的信息呢?而决策者所需的决策信息就仅仅来源于财务报表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目前对于会计决策有用的目标在理解上有些偏差了。以上市公司投资者为例，投资者主要包括了大股东、机构投资者和广大中小股东。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大股东具有最强的信息优势，他们可以获得很多内部信息；而机构投资者一般与上市公司有很好的沟通渠道，也能获得一定的内部信息，从而具有较强的信息优势，所以大股东和机构投资者不论是在获得的信息范围还是在信息获得的时间上都具有相当的优势，也就是说大股东和机构投资者进行决策的信息并不完全依赖于公司对外披露的财务报表。而真正只能依据公开披露的报表进行决策的是广大的中小股民，而他们中真正看报表以及能看懂的并不多，并且出于自身成本效益的考虑，更多的会选择“搭便车”和在资本市场上随波逐流。所以，不论是采用历史成本计量还是全面推行公允价值计量的财务报表都不能够满足所有人所有的决策需求。
2．公允价值一定比历史成本更有利于决策有用吗
就权益投资者而言，决策有用的会计目标最终体现为对企业价值的估计，进而对市价和估值进行比较以决定买卖决策(James Cataldo,2009)。不可否认就单个资产而言，公允价值比历史成本更接近该资产的现行市价，但是就企业整体价值而言，企业所有资产的公允价值总和也并不等于企业的整体价值。在资产负债观体系下，如果企业所有的资产和负债的经济价值都能用公允价值计量的话，企业的价值就等于资产与负债之差(即所有者权益的变动)。注意这里要求的是“所有的资产和负债”，实际上目前对于部分无形资产，如人力资源、商誉等还无法进行计量和确认。所以，即使全面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其确定的所有者权益的变动也不能完整准确地衡量企业价值。此外，根据公允价值获取的渠道不同，公允价值会计可以分为“盯市会计”和“盯模会计”。在盯市会计中其市价的获得依赖于市场的有效性，而采用“盯模会计”时，管理者在估值模型中所选择的因子又会受到自身风险偏好的影响甚至还可能存在操纵的行为，其可靠性大打折扣。在公允价值难以可靠计量的情况下，公允价值估值结果的不可靠性可能大大降低信息的有用性。公允价值不论是定义上还是在计量级次上都具有很多不确定性和主观性，在市场不完备时，其对于权益投资者的决策作用也就更有限了。
三、公允价值与会计信息质量
会计信息质量主要的特征包括相关性和可靠性。公允价值计量的支持者认为公允价值在相关性方面明显优于历史成本，能够提供有利于决策有用的信息，是公允价值击败历史成本最有力的武器；而在可靠性方面，则是公允价值的软肋，是历史成本的优势，历史成本计量的支持者则经常以此来批判公允价值。公允价值就一定比历史成本更具相关性吗?其不可靠性会影响决策有用吗?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一直围绕相关性和可靠性展开的优劣纷争，难分伯仲。那不妨比较一下与相关性密切相关的及时性特征。及时性与相关性密切相连，再相关的信息如果不及时，其相关性也会大大削弱。历史成本计量经常遭致不能及时反映市场变动的批评，似乎公允价值会计在及时性方面也略胜一筹。事实真的就是如此吗?在实务中，财务报表的计量日与最后报出日之间有不短的时间间隔，如我国上市公司的年度报表披露的时间为次年的4月30日之前，这必然使公允价值会计所引以为豪的及时性和相关性的优势大打折扣，尤其是在市场波动大的情况下，影响更甚。上市公司持有的股票和偏股型基金等金融资产在报表披露日与报表计量日的市价可能已经南辕北辙，差之千里了。那么在资产负债表日根据公允价值会计确认的浮盈、浮亏对于投资者的决策又会有多少的相关性。所以，公允价值也并不总是及时相关的，也可能误导投资者的决策。以相关性和及时性来批评历史成本就有些“五十步笑百步”的意思。在可靠性方面，历史成本的优势是毋庸置疑的，而公允价值在金融危机中进一步凸现出计量不可靠性的缺陷，这种不可靠性对决策者不仅无用还可能产生误导。正如著名会计学家葛家澍教授(2004年)指出的：不相关的信息固然无用，也并非对所有人都是无用的，而不可靠的信息更为危险——所有的使用者的决策都会被误导。从而带来难以估量的风险。金融危机中公允价值的推手身份是对此评价的最好注释了。
四、公允价值会计的经济后果
1．公允价值会计的顺周期效应增加金融不稳定性
次贷危机前，关于公允价值顺周期效应的研究可谓凤毛麟角。非常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欧洲央行对公允价值和金融稳定的研究结果表明：扩大公允价值的运用范围会不恰当地加剧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波动性，可能降低银行应对不利经济环境的能力(黄世忠，2009)。根据巴塞尔新资本协议，银行资本监管的资本充足率与财务报表数据密切相关联，导致了公允价值会计通过资本充足率这一机制传导顺周期效应，从而影响金融稳定性。在经济快速发展期，资产价格非理性上涨，根据公允价值会计就会确认可观的利润或者估值利得，提高了银行的资本基础，为管理者带来丰厚回报，进一步刺激管理者购买更多的金融资产，加重资产的泡沫化。而当市场出现非理性下跌时，采用公允价值会计就必须确认大量的账面损失和估值损失，侵蚀了银行资本，根据资本监管的要求，银行必须补充资本金，这又反过来迫使银行变现更多的金融资产，进一步加剧市场价格的下跌。这种螺旋式效应增加了金融不稳定性，使金融危机愈演愈烈。自金融危机后，大量研究亦表明了公允价值顺周期效应的存在并加剧了金融的不稳定性，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数据模拟发现银行采用公允价值计量都会在正常、低谷和高峰三种不同的经济周期引起银行净资产的大幅波动，在低谷和高峰期波幅明显大于正常周期(黄世忠，2009)。所以，公允价值会计对经济的影响是双向的，既会加剧经济过热也会加剧经济恶化，其在经济不稳定期的共振影响不可小觑，这次金融危机就让我们切身感受到了公允价值会计螺旋效应的威力。而反观传统历史成本会计，虽然其在反映金融工具上确实存在一定的缺憾，但是其影响是单向的，不论处于经济低谷还是高峰期相对不会加剧经济的波动。实际上，只有波动性小，稳定性强的事物或者系统，其风险才会更小，才能更好的存续。金融市场更是如此，只有稳定的金融市场，一国经济才能走得更好更远。因此，我们应该要在公允价值计量的优势和顺周 期效应带来的巨大经济后果之间好好权衡，对扩大公允价值运用范围保持更为谨慎的态度。
2．公允价值会计可能会导致虚拟经济的膨胀和实体经济的萎缩
根据现有公允价值准则，对于金融工具等因市场价格的变动导致的未实现损益可以进行表内确认，而对于生产经营的收入确认则要遵循实现原则。很明显虚拟经济的金融工具的损益确认要比实体经济下的生产经营收入确认来的容易。试想一下，一家企业既有股票投资，同时也经营实体经济，到了年终却发现因股票市价的上涨轻易带来的可确认的未实现收益反而大大超过管理者辛苦经营一年的实体经济利润，这对公司管理层会是怎样的冲击?不论是出于现代企业管理者报酬契约的考虑，还是出于人性对财富的追求，都可能导致企业将资金退出回报率不高的实体经济，而投入到回报更高的虚拟经济中，更多的资金进入虚拟经济又会进一步抬升市价，从而导致实体经济的逐渐萎缩和虚拟经济的进一步膨胀，导致国民经济泡沫化。而一旦市价下跌对企业造成的冲击是不可小觑的，还可能冲垮原来仅存的实体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虚拟经济的比重越大，国民经济的稳定性就会越差，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效应的影响程度就会越深。次贷危机中发达国家所受影响远甚于发展中国家的部分原因恰恰在于发达国家衍生金融工具等虚拟经济所占的比重远大于新兴市场国家，公允价值会计运用的顺周期经济后果影响也更为严重。庆幸的是，我国的衍生金融产品所占比重不大，加上公允价值的运用不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很有限，才使得我国经济受到金融海啸的冲击弱于发达国家并很快实现复苏。
3．公允价值会计加大了经济的波动性可能会导致投资行为的短期化和投机化的倾向
市价价格的波动越大就越有利于短线投机者，但是随之增加的巨大市场风险对于坚持价值投资的长期投资者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公允价值会计的经济共振效应会进一步加剧市价的波动，不论是企业还是个人投资者不得不面对剧烈的市场价格波动对财务报表指标和盈利预期的影响，公允价值计量带来的损益确认会促使企业和个人投资者采取更为短期的策略以应对日益波动的市场，就可能驱使长期投资者为获得高额回报出现短期化投资倾向，进一步加剧市场投机氛围，进而影响金融系统的稳定性。
五、公允价值会计的最新动向——削足适履
金融危机后，面对公允价值会计受到的大量诟病，以FASB和IASB为代表的准则指定机构迅速应对，加快了准则修订的步伐，特别是对与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和报告有关的准则做出重大调整：对金融资产重新分类，依据主体的商业模式和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资产由四类变为两类；对流动性丧失下的特殊金融资产，管理层可以以内部估值模型取代市场价格；从资产减值中剔除非信用风险因素导致的低估，或可将其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而非当期损益；由“已发生损失模型”变为“预期损失模型”。但是新修订的条款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操作上都存在很大的问题。首先，涉及主观判断的因素越来越多，给管理者提供更多的操纵空间。如新条款中金融工具初始计量是按照摊余价值还是公允价值的依据是基于对企业商业模式的判断，另外，允许金融资产的重分类和以内部估值取代市价也增加了企业的选择权，加大了机会主义选择空间；其次，新颁布的预期损失模型下不是依据损失的发生与否而是依据对未来信用损失的预计来确认减值损失，这背离了权责发生制原则，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产生冲突。而且该模型存在初始和后续计量不统一的情况，在初始计量时要求在考虑预计未来损失的基础上计算实际利率来折现，该实际利率一经确定不得变更。可是如果后续计量时预计的现金流量发生变化，理论上就应该重新确定实际利率，这就与初始实际利率不得变更产生冲突。模型在操作上则难度很大，不仅需要大量的历史数据来估计未来损失，还要估计金融资产整个存续期间的现金流，设想一下如果该金融资产的存续期达到几十年，那这种估计的可靠性又有多少。而且该实务操作的复杂性大幅增加。必然耗费巨大的成本(不仅包括会计成本还有审计成本等监督成本)，不符合成本效益的原则。可以看得出，为了尽快平息各界对公允价值顺周期效应的责难和缓解压力，FAsB和IASB修订的准则多少有些削足适履的味道。
六、结论与建议
建立在历史成本计量模式基础上的会计理论体系和会计核算系统具有完整的理论基础和严谨的内在逻辑，是会计界智慧和经验的结晶，是经过上百年的理论和实务检验的。我们不否认传统历史成本计量在某些地方确实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公允价值计量也确实具有先进可取的地方。但会计计量模式的选择不应该孤立于会计体系的内在逻辑和最终目标。不可否认，随着金融工具的迅猛发展，向投资者提供公允价值信息也日渐必要，公允价值在某些方面确实能够提供传统历史成本所欠缺的信息。但是考虑到仍旧保留传统历史成本会计的财务会计框架体系的情况下，如果将与会计概念框架并不完全相容的公允价值会计在财务报表表内确认，必然会造成逻辑混乱。在目前没有可能重新构建完全适合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全新财务会计框架体系的情况下，在现有财务报表附注披露公允价值会计信息对于投资者和其他各方具有更好的效果。专业投资者完全可以通过财务报告表内披露的历史成本信息和表外附注披露的公允价值信息，并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加工来满足差异化决策。可见，扩展公允价值的优势并不一定要进行表内确认，而完全可以通过加强信息披露范围和内容来实现，取长补短将其作为历史成本计量的有益补充，这样我们即能保证会计信息质量的可靠性的同时又增强了相关性，还避免了公允价值会计的顺周期经济后果。
[关键词]公允价值；公允价值会计；会计目标；会计信息质量；经济后果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0)11-0092-05
公允价值作为一种计量属性，自其提出以来就一直伴随着争议。公允价值的概念最早作为个案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的无形资产交换证券的初始计量中。此后APB(FASB的前身)开始在准则中推广公允价值，不论是在准则中提及的次数还是计量的范围都有所扩展，但是其推广应用一直招致反对，反对者几次否定了公允价值在一些项目上的运用，公允价值在历史成本的计量模式体系中仅仅处于个别补充的地位。但是70年代后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国际市场汇率和利率的双双放开和剧烈波动，刺激了投机和套利行为，使衍生金融工具迅猛发展，强烈冲击了传统的历史成本计量模式。80年代爆发的“储蓄与贷款危机”进一步暴露出传统历史成本计量在衍生金融工具计量上的不足，引发了“历史成本模式是否适合金融机构”的激烈讨论。此后，SEC开始确定了在金融工具计量方面逐渐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政策，在SEC的推动下，FASB着手制定了公允价值计量金融工具的准则，公允价值计量的地位开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90年代后，衍生金融工具的迅猛发展进一步动摇了历史成本计量在金融工具计量上的地位，在SEC和FASB的主导下传统历史成本计量逐渐式微而公允价值计量高歌猛进，适用范围从金融工具扩展到非金融工具，甚至提出全面推行公允价值会计以完全取代历史成本会计。但是有趣的是当初公允价值的崛起是因为经济危机，仅仅间隔了30年后暴发的金融危机却将公允价值推到了存废的关口，关乎公允价值的争论可谓达到了激烈的程度。在争议中，赞同坚持并继续推进(以SEC和FASB为典型的代表)甚至是建议全面推行公允价值会计计量以取代历史成本计量的观点还是占据了上风，似乎公允价值会计面临的信任危机已经过去。虽然，目前对于公允价值会计并非金融危机的元凶基本上取得共识，但是我们不应该忽视公允价值准则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不和谐，以及在金融危机中暴露出来的公允价值计量缺陷和对危机的助推作用。我们应该重新反思一下：公允价值会计提供的信息是否一定是决策有用，比历史成本会计更能保证会计信息质量，以及对于公允价值的优势，除了将其纳入财务报表计量还有没有其它更好的方案。
一、公允价值内涵的理论缺陷
1．公允价值的定义缺陷
关于公允价值的定义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准则中的表述都不尽相同，目前比较权威的是FASB在第157号准则的表述：公允价值是在计量日市场参与者之间的有序交易中，卖出资产所收到的或转移负债所支付的价格。公允价值似乎在寻求一种客观的价值，但是这种价值却不可避免地要通过人的主观判断来实现，定义中存在一定的理论缺陷。
(1)关于“公允”。对于“公允(fair)”一词，就像法律中的“公平”一样，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目标，没有谁会反对“公允”，但是这个目标又显得那样的抽象和模糊，有些可望而不可即的意味。到底什么才是“公允”，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主观的意味很浓的问题。不同的主体对“公允”的理解和判断会不同，尤其是在有多个可供选择的价值(或价格)时，管理层认为的公允价值很可能其他的利益主体并不认同。所以，要对所有利益人都做到“公允”几乎是不可能的。
(2)关于“有序交易”。定义中的“有序交易”实际上隐含了关于市场有效性的假设，也就是只有在有效的市场上才能保证有序的交易。但是市场总是不完美的，它并不总是有效的。即使在像美国那样的发达国家，其高效率的金融市场也只是相对有效而已，同样存在被操纵的市场价格和非正常交易价格，更何况是新兴的资本市场。所以，并不是所有的市场都会是有效的，而且也并不是所有的资产都存在有效的市场。另外，有效的市场意味着具有充分的流动性。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次贷危机正是由于次贷产品市场流动性的丧失引发的。所以，当流动性不足，市场有效性丧失时，公允价值的内涵缺陷就会暴露无遗，其运用就会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
(3)虚拟交易。定义中的交易是假设的虚拟交易，并不是核算主体发生的真实交易，其市价是指基于活跃市场的公平报价为基础的估计价格，是企业参考的出售该资产可望实现的价格。但是这种市价并不代表该价值一定能实现。比如股票市价涨到100元，也并不意味着企业就能按100元的价格变现持有的股票。另外，公允价值还可以按照估值模型来确定，而估值模型必然受到模型变量因子选择的影响。因此，不论是基于虚拟交易估计的市价还是根据估值模型估计的价格都具有一定的不可靠性。
2．公允价值内涵与现有会计基本理论的冲突
公允价值的运用并非是建立在适合公允价值的新的财务会计框架上，而是依附于传统历史成本构建起来的财务会计框架，这必然造成公允价值与现有的基础理论产生背离和冲突。首先，公允价值是以市场为基础的计量，而不是特定主体的计量，以市场上其他核算主体的交易活动纳入核算中来，反映的财务信息突破了单一会计核算主体的范围，与传统的会计主体假设产生冲突。其次，依据公允价值会计需要对未真实发生的交易(虚拟交易)进行计量和确认，与传统会计的权责发生制和真实性原则也产生背离。另外，根据FASB规定，在金融工具的核算上企业可以在完全没有发生交易的情况下，依据市场价格的变动就可以确认损益，而对于实体经济而言，收入的确认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盈利的过程已完成或基本完成；二是交易行为已经发生。准则在损益确认上的厚此薄彼显而易见，造成了会计准则系统的内在逻辑断裂。最后，公允价值计量会造成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计量基础的混乱。目前金融机构的报表绝大部分的项目还是基于历史成本计量为基础进行核算的，部分金融工具则是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就是金融工具采用的计量基础也并不统一，根据人为的不同划分标准，有些按照公允价值计量，有些则采用摊余成本(历史成本)计量，即使是按照公允价值计量的，对于公允价值的变动处理也不同，有些计入损益，影响净利润，有些则计人权益，影响净资产。如此“混乱”的计量必然导致报表内在逻辑的统一，影响对报表的正确理解。
二、公允价值与会计目标
1．财务报表是否能满足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所有决策需要
随着证券市场的迅速发展和在经济中主导地位的确立，财务会计的目标从受托责任转向了决 策有用似乎已经取得共识。但是，不同的决策者对信息的需求是不同的，没有一种计量属性能够完美到能满足所有人的决策有用目标。历史成本计量做不到，公允价值计量同样也做不到。会计信息对于不同的使用者具有不同的效用，有用与否的判断者是信息使用者。而会计信息使用者和决策需求是千变万化的，作为会计信息提供者又如何能提前了解并提供满足所有信息使用者进行决策需要的信息呢?而决策者所需的决策信息就仅仅来源于财务报表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目前对于会计决策有用的目标在理解上有些偏差了。以上市公司投资者为例，投资者主要包括了大股东、机构投资者和广大中小股东。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大股东具有最强的信息优势，他们可以获得很多内部信息；而机构投资者一般与上市公司有很好的沟通渠道，也能获得一定的内部信息，从而具有较强的信息优势，所以大股东和机构投资者不论是在获得的信息范围还是在信息获得的时间上都具有相当的优势，也就是说大股东和机构投资者进行决策的信息并不完全依赖于公司对外披露的财务报表。而真正只能依据公开披露的报表进行决策的是广大的中小股民，而他们中真正看报表以及能看懂的并不多，并且出于自身成本效益的考虑，更多的会选择“搭便车”和在资本市场上随波逐流。所以，不论是采用历史成本计量还是全面推行公允价值计量的财务报表都不能够满足所有人所有的决策需求。
2．公允价值一定比历史成本更有利于决策有用吗
就权益投资者而言，决策有用的会计目标最终体现为对企业价值的估计，进而对市价和估值进行比较以决定买卖决策(James Cataldo,2009)。不可否认就单个资产而言，公允价值比历史成本更接近该资产的现行市价，但是就企业整体价值而言，企业所有资产的公允价值总和也并不等于企业的整体价值。在资产负债观体系下，如果企业所有的资产和负债的经济价值都能用公允价值计量的话，企业的价值就等于资产与负债之差(即所有者权益的变动)。注意这里要求的是“所有的资产和负债”，实际上目前对于部分无形资产，如人力资源、商誉等还无法进行计量和确认。所以，即使全面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其确定的所有者权益的变动也不能完整准确地衡量企业价值。此外，根据公允价值获取的渠道不同，公允价值会计可以分为“盯市会计”和“盯模会计”。在盯市会计中其市价的获得依赖于市场的有效性，而采用“盯模会计”时，管理者在估值模型中所选择的因子又会受到自身风险偏好的影响甚至还可能存在操纵的行为，其可靠性大打折扣。在公允价值难以可靠计量的情况下，公允价值估值结果的不可靠性可能大大降低信息的有用性。公允价值不论是定义上还是在计量级次上都具有很多不确定性和主观性，在市场不完备时，其对于权益投资者的决策作用也就更有限了。
三、公允价值与会计信息质量
会计信息质量主要的特征包括相关性和可靠性。公允价值计量的支持者认为公允价值在相关性方面明显优于历史成本，能够提供有利于决策有用的信息，是公允价值击败历史成本最有力的武器；而在可靠性方面，则是公允价值的软肋，是历史成本的优势，历史成本计量的支持者则经常以此来批判公允价值。公允价值就一定比历史成本更具相关性吗?其不可靠性会影响决策有用吗?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一直围绕相关性和可靠性展开的优劣纷争，难分伯仲。那不妨比较一下与相关性密切相关的及时性特征。及时性与相关性密切相连，再相关的信息如果不及时，其相关性也会大大削弱。历史成本计量经常遭致不能及时反映市场变动的批评，似乎公允价值会计在及时性方面也略胜一筹。事实真的就是如此吗?在实务中，财务报表的计量日与最后报出日之间有不短的时间间隔，如我国上市公司的年度报表披露的时间为次年的4月30日之前，这必然使公允价值会计所引以为豪的及时性和相关性的优势大打折扣，尤其是在市场波动大的情况下，影响更甚。上市公司持有的股票和偏股型基金等金融资产在报表披露日与报表计量日的市价可能已经南辕北辙，差之千里了。那么在资产负债表日根据公允价值会计确认的浮盈、浮亏对于投资者的决策又会有多少的相关性。所以，公允价值也并不总是及时相关的，也可能误导投资者的决策。以相关性和及时性来批评历史成本就有些“五十步笑百步”的意思。在可靠性方面，历史成本的优势是毋庸置疑的，而公允价值在金融危机中进一步凸现出计量不可靠性的缺陷，这种不可靠性对决策者不仅无用还可能产生误导。正如著名会计学家葛家澍教授(2004年)指出的：不相关的信息固然无用，也并非对所有人都是无用的，而不可靠的信息更为危险——所有的使用者的决策都会被误导。从而带来难以估量的风险。金融危机中公允价值的推手身份是对此评价的最好注释了。
四、公允价值会计的经济后果
1．公允价值会计的顺周期效应增加金融不稳定性
次贷危机前，关于公允价值顺周期效应的研究可谓凤毛麟角。非常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欧洲央行对公允价值和金融稳定的研究结果表明：扩大公允价值的运用范围会不恰当地加剧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波动性，可能降低银行应对不利经济环境的能力(黄世忠，2009)。根据巴塞尔新资本协议，银行资本监管的资本充足率与财务报表数据密切相关联，导致了公允价值会计通过资本充足率这一机制传导顺周期效应，从而影响金融稳定性。在经济快速发展期，资产价格非理性上涨，根据公允价值会计就会确认可观的利润或者估值利得，提高了银行的资本基础，为管理者带来丰厚回报，进一步刺激管理者购买更多的金融资产，加重资产的泡沫化。而当市场出现非理性下跌时，采用公允价值会计就必须确认大量的账面损失和估值损失，侵蚀了银行资本，根据资本监管的要求，银行必须补充资本金，这又反过来迫使银行变现更多的金融资产，进一步加剧市场价格的下跌。这种螺旋式效应增加了金融不稳定性，使金融危机愈演愈烈。自金融危机后，大量研究亦表明了公允价值顺周期效应的存在并加剧了金融的不稳定性，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数据模拟发现银行采用公允价值计量都会在正常、低谷和高峰三种不同的经济周期引起银行净资产的大幅波动，在低谷和高峰期波幅明显大于正常周期(黄世忠，2009)。所以，公允价值会计对经济的影响是双向的，既会加剧经济过热也会加剧经济恶化，其在经济不稳定期的共振影响不可小觑，这次金融危机就让我们切身感受到了公允价值会计螺旋效应的威力。而反观传统历史成本会计，虽然其在反映金融工具上确实存在一定的缺憾，但是其影响是单向的，不论处于经济低谷还是高峰期相对不会加剧经济的波动。实际上，只有波动性小，稳定性强的事物或者系统，其风险才会更小，才能更好的存续。金融市场更是如此，只有稳定的金融市场，一国经济才能走得更好更远。因此，我们应该要在公允价值计量的优势和顺周 期效应带来的巨大经济后果之间好好权衡，对扩大公允价值运用范围保持更为谨慎的态度。
2．公允价值会计可能会导致虚拟经济的膨胀和实体经济的萎缩
根据现有公允价值准则，对于金融工具等因市场价格的变动导致的未实现损益可以进行表内确认，而对于生产经营的收入确认则要遵循实现原则。很明显虚拟经济的金融工具的损益确认要比实体经济下的生产经营收入确认来的容易。试想一下，一家企业既有股票投资，同时也经营实体经济，到了年终却发现因股票市价的上涨轻易带来的可确认的未实现收益反而大大超过管理者辛苦经营一年的实体经济利润，这对公司管理层会是怎样的冲击?不论是出于现代企业管理者报酬契约的考虑，还是出于人性对财富的追求，都可能导致企业将资金退出回报率不高的实体经济，而投入到回报更高的虚拟经济中，更多的资金进入虚拟经济又会进一步抬升市价，从而导致实体经济的逐渐萎缩和虚拟经济的进一步膨胀，导致国民经济泡沫化。而一旦市价下跌对企业造成的冲击是不可小觑的，还可能冲垮原来仅存的实体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虚拟经济的比重越大，国民经济的稳定性就会越差，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效应的影响程度就会越深。次贷危机中发达国家所受影响远甚于发展中国家的部分原因恰恰在于发达国家衍生金融工具等虚拟经济所占的比重远大于新兴市场国家，公允价值会计运用的顺周期经济后果影响也更为严重。庆幸的是，我国的衍生金融产品所占比重不大，加上公允价值的运用不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很有限，才使得我国经济受到金融海啸的冲击弱于发达国家并很快实现复苏。
3．公允价值会计加大了经济的波动性可能会导致投资行为的短期化和投机化的倾向
市价价格的波动越大就越有利于短线投机者，但是随之增加的巨大市场风险对于坚持价值投资的长期投资者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公允价值会计的经济共振效应会进一步加剧市价的波动，不论是企业还是个人投资者不得不面对剧烈的市场价格波动对财务报表指标和盈利预期的影响，公允价值计量带来的损益确认会促使企业和个人投资者采取更为短期的策略以应对日益波动的市场，就可能驱使长期投资者为获得高额回报出现短期化投资倾向，进一步加剧市场投机氛围，进而影响金融系统的稳定性。
五、公允价值会计的最新动向——削足适履
金融危机后，面对公允价值会计受到的大量诟病，以FASB和IASB为代表的准则指定机构迅速应对，加快了准则修订的步伐，特别是对与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和报告有关的准则做出重大调整：对金融资产重新分类，依据主体的商业模式和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资产由四类变为两类；对流动性丧失下的特殊金融资产，管理层可以以内部估值模型取代市场价格；从资产减值中剔除非信用风险因素导致的低估，或可将其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而非当期损益；由“已发生损失模型”变为“预期损失模型”。但是新修订的条款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操作上都存在很大的问题。首先，涉及主观判断的因素越来越多，给管理者提供更多的操纵空间。如新条款中金融工具初始计量是按照摊余价值还是公允价值的依据是基于对企业商业模式的判断，另外，允许金融资产的重分类和以内部估值取代市价也增加了企业的选择权，加大了机会主义选择空间；其次，新颁布的预期损失模型下不是依据损失的发生与否而是依据对未来信用损失的预计来确认减值损失，这背离了权责发生制原则，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产生冲突。而且该模型存在初始和后续计量不统一的情况，在初始计量时要求在考虑预计未来损失的基础上计算实际利率来折现，该实际利率一经确定不得变更。可是如果后续计量时预计的现金流量发生变化，理论上就应该重新确定实际利率，这就与初始实际利率不得变更产生冲突。模型在操作上则难度很大，不仅需要大量的历史数据来估计未来损失，还要估计金融资产整个存续期间的现金流，设想一下如果该金融资产的存续期达到几十年，那这种估计的可靠性又有多少。而且该实务操作的复杂性大幅增加。必然耗费巨大的成本(不仅包括会计成本还有审计成本等监督成本)，不符合成本效益的原则。可以看得出，为了尽快平息各界对公允价值顺周期效应的责难和缓解压力，FAsB和IASB修订的准则多少有些削足适履的味道。
六、结论与建议
建立在历史成本计量模式基础上的会计理论体系和会计核算系统具有完整的理论基础和严谨的内在逻辑，是会计界智慧和经验的结晶，是经过上百年的理论和实务检验的。我们不否认传统历史成本计量在某些地方确实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公允价值计量也确实具有先进可取的地方。但会计计量模式的选择不应该孤立于会计体系的内在逻辑和最终目标。不可否认，随着金融工具的迅猛发展，向投资者提供公允价值信息也日渐必要，公允价值在某些方面确实能够提供传统历史成本所欠缺的信息。但是考虑到仍旧保留传统历史成本会计的财务会计框架体系的情况下，如果将与会计概念框架并不完全相容的公允价值会计在财务报表表内确认，必然会造成逻辑混乱。在目前没有可能重新构建完全适合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全新财务会计框架体系的情况下，在现有财务报表附注披露公允价值会计信息对于投资者和其他各方具有更好的效果。专业投资者完全可以通过财务报告表内披露的历史成本信息和表外附注披露的公允价值信息，并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加工来满足差异化决策。可见，扩展公允价值的优势并不一定要进行表内确认，而完全可以通过加强信息披露范围和内容来实现，取长补短将其作为历史成本计量的有益补充，这样我们即能保证会计信息质量的可靠性的同时又增强了相关性，还避免了公允价值会计的顺周期经济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