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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心目中，程门是一个传奇。程门比王少维大约小十几岁，比目前最早纪年款的文人瓷画“一百二十有零图”尊的作者胡夔小近30岁，却一直以来被人们称做浅绛的祖师；程门不是御窑厂画师，却挂籍御窑厂，两度参与御用瓷器的绘制，这在瓷画家当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程门，又名增培，字松生，一号雪笠、笠道人，安徽黟县五都田段村人。和金品卿一样，他也没有准确的生卒年月的记载。有一本张鸣珂所写的《寒松阁谈艺录》，记载程门曾为他画纸绢山水册页，有“后雪笠辞世，其功册有人出重价购去”云云。鉴于这本《谈艺录》完成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故知程门卒年应在1908年以前。另有民国十二年版的《黟县四志》也对程门有所记载，说他幼聪慧，工书善画，作行书随意为之，有不衫不履游行自如之致。画尤精妙绝伦，凡山水、人物、花卉以至虫、鱼、鸟、兽兼擅其长，其得力于唐、宋、元、明及国初诸大名家者甚深，故所谓直到古人。咸丰、同治时名噪大江南北，赏鉴家得其片幅零缣什袭藏之，杜工部所谓“贵戚权门得笔迹，始觉屏障生光辉”，传世无疑。同时记载他的儿子“名言，字次笠者，工山水，潇洒出尘；名盈字小松者，工仕女，风神悟丽。各秉庭训，得其一艺之长，均在江西景德镇以画瓷资生。所画瓷品迄今犹名贵也。后桂林人程士芬、碧山人汪棣效法之，亦有声。”
这段珍贵的记载，可以为我们画出这样一个轮廓的程门：少年聪颖，才华横溢，早负盛名，一生颇为得志。根据程门存世作品，他的创作高峰期应在光绪元年（1875年）到光绪十五年（1889年）之间。还有研究者根据程门的作品署款和纪年，推断程门大约于同治十年（1871年）左右迁居景德镇，初到景德镇便在御窑厂画瓷，中途离开，约十年后（光绪十三年）又返御厂。并据此认为程门不同于金品卿、王少维这样的“御厂两支笔”，而是御厂特聘的挂籍瓷画师。饶有意味的是，程门于同治十年（1871年）左右赴御厂画瓷，是同治皇帝大婚的头一年；而离开御厂十年之后，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前后重返御厂画瓷，又是光绪皇帝大婚的头一年。这说明程门两赴御厂，极有可能是专为皇帝大婚而受邀画瓷。
程门这种挂籍御窑厂又非御窑厂专职画师的特殊身份，对他的瓷画创作必然有一定的影响。首先我们看到他的作品数量非常多，这是他鬻瓷资生的必然要求。那个时候虽然没有炒作这个词汇，但是他一定要善于炒作自己，提高知名度，以便让自己的作品更有市场。他的作品中有大量的定制款的作品，特别是光绪初年离开御厂后，定制款最多，说明他在当时的影响。同时这一身份也允许他的艺术创作更加自由，更加追求个性，而不必像金、王那样谨慎、矜持。
传世程门作品多以浅绛为主，而浅绛作品又以山水为主。按照河北张森先生的统计，他的山水作品约占他全部作品的80%左右。当我们接触到程门的作品，很自然地会体会到一种天才的特质：放浪不羁，潇洒出尘，简洁灵动，自然随意。
在程门的作品中，我们几乎看不到胡夔、金品卿、王少维那种对事物的细致的刻画。他总是得“意”忘“形”，以寥寥数笔，来凸显物象的神髓。黄子久、沈石田、倪云林，都是他倾心师法的大家。程门贵在学古而不泥于古，既认真吸收古代绘画大师的艺术语言，又善于自抒天机，追求新意；既大胆借用纸绢画的表现方式，又巧妙发挥瓷器在质地和形状上的特殊优势。他运笔苍劲老辣，酣畅淋漓，不假思索，胸有成竹，完全是以“己意”驾御笔墨，生成物象，丝毫不受描摹之累，而又能做到笔到、神到、意到，体现了他对宋元绘画的深刻理解和熟练把握。
想必是家乡华滋空灵的山水启发了他的艺术灵感，他的作品总能让欣赏者透过他的笔墨进入一种超然忘我的妙境。远山近树，碧水沙洲，幽幽茅亭，隐隐人家，让人心旷神怡。他的作品一般来讲构图极简约，笔法又极率意，水墨清润，笔致潇洒，山则灵秀，水则清幽，林则疏落，石则苍冷。他不但善于俭省笔墨，还特别善于运用大面积的空白，以不着一笔的方式，表现白水苍茫的境界，让画面显得浑然远廓、空明澄净。他甚至大胆地把远景近景安排在画面的两个对角，用神奇的相互照应来实现画面意境的统一，把想象的空间发挥到极致，使空白部位非但不显得空洞单调，而且在一片澄澈萧疏中给人以回味无穷的意趣。
笔者朋友所藏的一件程门瓷板画作品（图1），比较典型地体现了他的绘画风格。画面的下方是坡石一角，重笔勾勒，淡墨渲染，表现出坡石的凌峭。坡石之上，几株萧然独立的古树，疏疏落落，其中一株斜贯空白处，形成近景远景的奇妙联结。树丛中，茅亭屋舍，若隐若显。中景是从右侧深入水中的一角沙洲，洲上树影婆娑，村落隐隐。远景群山数重，或淡赭，或淡蓝，清旷淡远，闲雅秀丽。整个画面意境萧散简远，疏中有细。在用笔上中锋为主，不避偏侧，一任自然，极其传神，体现出非凡的功力。
程门早年得志，两度出入御厂，独来独往，略无挂碍。他虽然大部分时间鬻瓷资生，但由于他声名颇高，使他有条件蔑视物累，不计利禄。他虽然没有王、金的显赫位置，但是同时也摆脱了他们所难以摆脱的束缚和羁绊，在自己的作品中尽情地放浪自己，把自己胸中的超逸不羁，寄托于任性恣意的笔墨，物化为旷远幽深的山水意境，为中国瓷器绘画增添了异样的光彩。
王、金、程三大画师虽然在山水、花鸟、人物等画科上各擅胜场，但从他们偶一为之的其他画科作品中，我们看到三大家绝非笔弱不能画。所以有研究者揣测三位大师各擅画科不过是彼此之间的默契而已。程门的花鸟、人物作品虽然数量不多，同样出手不凡。他的人物清矍闲雅，神态自然，信手拈来，皆可回味（图2-1、6-2）。他的花鸟设色清丽，构图简约，刻画生动，富有文人意趣（图2-3、2-4、3-3、6-3）。无论是山水（图2-2、3-1、3-2、4、5-1、6-1）、人物还是花鸟，程门极少画那些传统的俗套的题材。而他的画多数画在瓷板、琮瓶、尊等纯观赏性的器物上(图2、3、4、5、6)，也说明他的瓷画在当时的社会地位。
程门的作品中，常常是自己作画自己题诗（见图1），而自题诗在王少维、金品卿的作品中就很少见。这一方面说明程门的才情非一生伏案用九宫格描样的一般画师可比，一方面也说明程门的题诗在立言上自由度更高一些，可以更无顾忌地突破传统御窑画师的清规戒律。
值得一提的是，程门的青花作品也非常精彩，这一点和另一个御窑厂浅绛名家黎瑛颇为相似。
程言作为程门的儿子，继承父亲的衣钵，成为一代瓷画大家，可称为瓷画历史上的一个佳话。在艺术风格上，程言深谙程门瓷画艺术的个中三昧，把程氏的山水画风原汁原味地传承下来（图7、8）。如果把落款盖住，人们十有八九会把程言的作品当作程门。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看到程言在程门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程言继承了程门的衣钵，而没有试图脱开程门的藩篱，自立新的面目。这好比米友仁之于米芾，而不是王献之之于王羲之。程言是幸运的，因为有程门，他得以轻松获取浅绛瓷画的神髓，步入浅绛瓷画的高手之林。他又是不幸的，因为有程门，使他面对一座难以逾越的艺术高峰，从而只能屈居程门之后作为一代大家载入瓷画历史，而与宗师地位无缘。
无论程门还是程言，都是胜于才情，而逊于功力。虽然程门在介入瓷画创作以前即已是知名的画师，但是我们在他的作品中还是更能感受到一个天才画家的灵感和悟性，而非过人的基础实力。在中国瓷画历史上，程门将是一个难以复制的奇迹，甚至他的儿子程言，尽管复制了他的面貌，却难以企及他在瓷画历史的地位。
现在我们习惯并称程、金、王三大宗师，把程门放在浅绛瓷画至尊的地位。如果从他的作品流传之广，对后世的影响之大的角度，他是当之无愧的。如果我们追求历史的真实面目，浅绛瓷画的开宗立派，似乎更应该归功于比他更早的御窑厂画师的头上。今天我们知道，胡夔比程门大约年长30岁，王少维、金品卿大约比胡夔年长15岁。程门作为民间的知名画家，又曾经鬻瓷资生，一定是受到胡、金、王等先于他的名家的启发和影响。胡、王、金作为御窑厂名师，手底必有大量瓷胎、瓷绘材料，具备探索新的瓷绘表现方式的物质条件和环境。他们在完成御用瓷器绘制任务的闲暇中随意消遣几笔，可能就是浅绛的雏形。然而，现成的瓷器、颜料和烧作技师，这对一个普通纸绢画家却未必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无论从客观条件上推测，还是从目前掌握的实物推断，程门创立浅绛彩的立论很难成立。
河北张森先生指出，“程、金、王三人的浅绛彩作品中，尚无一例早于同治五年（1866年）的。最早的也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而程门到景德镇画瓷是同治十年（1871年）前后的事。可否推断为：浅绛彩瓷画的产生是程门作为成名的书画家挂籍御厂之后，与金、王两大瓷画师切磋碰撞而后生产的？聊备一说。”笔者曾经认同这一观点，但随着一些同治期间浅绛彩作品的浮现，笔者发现同治十年以前已经有比较成熟的浅绛彩作品，这就更加说明浅绛的开创者不是程门，而是之前的御窑画师。
笔者曾多次提及胡夔1867年创作的“一百二十有零图尊”。这件作品虽然基本上还属于低温墨彩范畴，但仔细观察不难发现残留有少量赭石或矾红设色，实际上就是后来的浅绛彩料。另外见过金品卿的一些早期浅绛作品，无论从画风还是用料都和这件作品极其类似。而在这个时候程门还很年轻，创造浅绛瓷绘工艺的可能性不大。
画浅绛彩瓷，在胡、王、金手里可能只是雅玩而已，尤其是王、金都有一些无款的作品，说明他们作为御窑厂画师可能在署名上还是有顾及的。我们可以想见，胡、金、王的浅绛作品在当时会受到怎样的追捧和珍爱。也许正因为如此，启发了身在民间而又颇具才情的程门，促使他投身浅绛瓷画的创作。而两度进御窑厂作画的经历，更会给他的作品蒙上一层传奇色彩，成为人们追逐的目标。
程门虽然年龄比较小，但是他的浅绛彩创作活跃期，大致同王少维、金品卿一样，都是从同治末（同治十二年）到光绪中期（光绪十三年），之后再不见有纪年款作品。有研究者指出，王少维光绪十三年时年逾七十，应当属于年迈封笔；金品卿如年龄相若，也应相类。而程门在光绪十五年只有56岁左右，正值盛年，是英年早逝，还是主动封笔为自己的晚辈程言等留出发展空间，一直是一个疑惑。通过张鸣珂所写的《寒松阁谈艺录》，我们大致可以认同英年早逝的猜测。难以想象，如果程门和胡、王、金一样高寿，会给我们留下怎样精彩的作品，中国浅绛瓷画的历史又该怎样去写。可惜，历史不允许假设，我们注定只能借助现有的程门作品，来追思这位卓越不群、英年早逝的浅绛大师了。 （责编：雨岚）
程门，又名增培，字松生，一号雪笠、笠道人，安徽黟县五都田段村人。和金品卿一样，他也没有准确的生卒年月的记载。有一本张鸣珂所写的《寒松阁谈艺录》，记载程门曾为他画纸绢山水册页，有“后雪笠辞世，其功册有人出重价购去”云云。鉴于这本《谈艺录》完成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故知程门卒年应在1908年以前。另有民国十二年版的《黟县四志》也对程门有所记载，说他幼聪慧，工书善画，作行书随意为之，有不衫不履游行自如之致。画尤精妙绝伦，凡山水、人物、花卉以至虫、鱼、鸟、兽兼擅其长，其得力于唐、宋、元、明及国初诸大名家者甚深，故所谓直到古人。咸丰、同治时名噪大江南北，赏鉴家得其片幅零缣什袭藏之，杜工部所谓“贵戚权门得笔迹，始觉屏障生光辉”，传世无疑。同时记载他的儿子“名言，字次笠者，工山水，潇洒出尘；名盈字小松者，工仕女，风神悟丽。各秉庭训，得其一艺之长，均在江西景德镇以画瓷资生。所画瓷品迄今犹名贵也。后桂林人程士芬、碧山人汪棣效法之，亦有声。”
这段珍贵的记载，可以为我们画出这样一个轮廓的程门：少年聪颖，才华横溢，早负盛名，一生颇为得志。根据程门存世作品，他的创作高峰期应在光绪元年（1875年）到光绪十五年（1889年）之间。还有研究者根据程门的作品署款和纪年，推断程门大约于同治十年（1871年）左右迁居景德镇，初到景德镇便在御窑厂画瓷，中途离开，约十年后（光绪十三年）又返御厂。并据此认为程门不同于金品卿、王少维这样的“御厂两支笔”，而是御厂特聘的挂籍瓷画师。饶有意味的是，程门于同治十年（1871年）左右赴御厂画瓷，是同治皇帝大婚的头一年；而离开御厂十年之后，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前后重返御厂画瓷，又是光绪皇帝大婚的头一年。这说明程门两赴御厂，极有可能是专为皇帝大婚而受邀画瓷。
程门这种挂籍御窑厂又非御窑厂专职画师的特殊身份，对他的瓷画创作必然有一定的影响。首先我们看到他的作品数量非常多，这是他鬻瓷资生的必然要求。那个时候虽然没有炒作这个词汇，但是他一定要善于炒作自己，提高知名度，以便让自己的作品更有市场。他的作品中有大量的定制款的作品，特别是光绪初年离开御厂后，定制款最多，说明他在当时的影响。同时这一身份也允许他的艺术创作更加自由，更加追求个性，而不必像金、王那样谨慎、矜持。
传世程门作品多以浅绛为主，而浅绛作品又以山水为主。按照河北张森先生的统计，他的山水作品约占他全部作品的80%左右。当我们接触到程门的作品，很自然地会体会到一种天才的特质：放浪不羁，潇洒出尘，简洁灵动，自然随意。
在程门的作品中，我们几乎看不到胡夔、金品卿、王少维那种对事物的细致的刻画。他总是得“意”忘“形”，以寥寥数笔，来凸显物象的神髓。黄子久、沈石田、倪云林，都是他倾心师法的大家。程门贵在学古而不泥于古，既认真吸收古代绘画大师的艺术语言，又善于自抒天机，追求新意；既大胆借用纸绢画的表现方式，又巧妙发挥瓷器在质地和形状上的特殊优势。他运笔苍劲老辣，酣畅淋漓，不假思索，胸有成竹，完全是以“己意”驾御笔墨，生成物象，丝毫不受描摹之累，而又能做到笔到、神到、意到，体现了他对宋元绘画的深刻理解和熟练把握。
想必是家乡华滋空灵的山水启发了他的艺术灵感，他的作品总能让欣赏者透过他的笔墨进入一种超然忘我的妙境。远山近树，碧水沙洲，幽幽茅亭，隐隐人家，让人心旷神怡。他的作品一般来讲构图极简约，笔法又极率意，水墨清润，笔致潇洒，山则灵秀，水则清幽，林则疏落，石则苍冷。他不但善于俭省笔墨，还特别善于运用大面积的空白，以不着一笔的方式，表现白水苍茫的境界，让画面显得浑然远廓、空明澄净。他甚至大胆地把远景近景安排在画面的两个对角，用神奇的相互照应来实现画面意境的统一，把想象的空间发挥到极致，使空白部位非但不显得空洞单调，而且在一片澄澈萧疏中给人以回味无穷的意趣。
笔者朋友所藏的一件程门瓷板画作品（图1），比较典型地体现了他的绘画风格。画面的下方是坡石一角，重笔勾勒，淡墨渲染，表现出坡石的凌峭。坡石之上，几株萧然独立的古树，疏疏落落，其中一株斜贯空白处，形成近景远景的奇妙联结。树丛中，茅亭屋舍，若隐若显。中景是从右侧深入水中的一角沙洲，洲上树影婆娑，村落隐隐。远景群山数重，或淡赭，或淡蓝，清旷淡远，闲雅秀丽。整个画面意境萧散简远，疏中有细。在用笔上中锋为主，不避偏侧，一任自然，极其传神，体现出非凡的功力。
程门早年得志，两度出入御厂，独来独往，略无挂碍。他虽然大部分时间鬻瓷资生，但由于他声名颇高，使他有条件蔑视物累，不计利禄。他虽然没有王、金的显赫位置，但是同时也摆脱了他们所难以摆脱的束缚和羁绊，在自己的作品中尽情地放浪自己，把自己胸中的超逸不羁，寄托于任性恣意的笔墨，物化为旷远幽深的山水意境，为中国瓷器绘画增添了异样的光彩。
王、金、程三大画师虽然在山水、花鸟、人物等画科上各擅胜场，但从他们偶一为之的其他画科作品中，我们看到三大家绝非笔弱不能画。所以有研究者揣测三位大师各擅画科不过是彼此之间的默契而已。程门的花鸟、人物作品虽然数量不多，同样出手不凡。他的人物清矍闲雅，神态自然，信手拈来，皆可回味（图2-1、6-2）。他的花鸟设色清丽，构图简约，刻画生动，富有文人意趣（图2-3、2-4、3-3、6-3）。无论是山水（图2-2、3-1、3-2、4、5-1、6-1）、人物还是花鸟，程门极少画那些传统的俗套的题材。而他的画多数画在瓷板、琮瓶、尊等纯观赏性的器物上(图2、3、4、5、6)，也说明他的瓷画在当时的社会地位。
程门的作品中，常常是自己作画自己题诗（见图1），而自题诗在王少维、金品卿的作品中就很少见。这一方面说明程门的才情非一生伏案用九宫格描样的一般画师可比，一方面也说明程门的题诗在立言上自由度更高一些，可以更无顾忌地突破传统御窑画师的清规戒律。
值得一提的是，程门的青花作品也非常精彩，这一点和另一个御窑厂浅绛名家黎瑛颇为相似。
程言作为程门的儿子，继承父亲的衣钵，成为一代瓷画大家，可称为瓷画历史上的一个佳话。在艺术风格上，程言深谙程门瓷画艺术的个中三昧，把程氏的山水画风原汁原味地传承下来（图7、8）。如果把落款盖住，人们十有八九会把程言的作品当作程门。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看到程言在程门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程言继承了程门的衣钵，而没有试图脱开程门的藩篱，自立新的面目。这好比米友仁之于米芾，而不是王献之之于王羲之。程言是幸运的，因为有程门，他得以轻松获取浅绛瓷画的神髓，步入浅绛瓷画的高手之林。他又是不幸的，因为有程门，使他面对一座难以逾越的艺术高峰，从而只能屈居程门之后作为一代大家载入瓷画历史，而与宗师地位无缘。
无论程门还是程言，都是胜于才情，而逊于功力。虽然程门在介入瓷画创作以前即已是知名的画师，但是我们在他的作品中还是更能感受到一个天才画家的灵感和悟性，而非过人的基础实力。在中国瓷画历史上，程门将是一个难以复制的奇迹，甚至他的儿子程言，尽管复制了他的面貌，却难以企及他在瓷画历史的地位。
现在我们习惯并称程、金、王三大宗师，把程门放在浅绛瓷画至尊的地位。如果从他的作品流传之广，对后世的影响之大的角度，他是当之无愧的。如果我们追求历史的真实面目，浅绛瓷画的开宗立派，似乎更应该归功于比他更早的御窑厂画师的头上。今天我们知道，胡夔比程门大约年长30岁，王少维、金品卿大约比胡夔年长15岁。程门作为民间的知名画家，又曾经鬻瓷资生，一定是受到胡、金、王等先于他的名家的启发和影响。胡、王、金作为御窑厂名师，手底必有大量瓷胎、瓷绘材料，具备探索新的瓷绘表现方式的物质条件和环境。他们在完成御用瓷器绘制任务的闲暇中随意消遣几笔，可能就是浅绛的雏形。然而，现成的瓷器、颜料和烧作技师，这对一个普通纸绢画家却未必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无论从客观条件上推测，还是从目前掌握的实物推断，程门创立浅绛彩的立论很难成立。
河北张森先生指出，“程、金、王三人的浅绛彩作品中，尚无一例早于同治五年（1866年）的。最早的也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而程门到景德镇画瓷是同治十年（1871年）前后的事。可否推断为：浅绛彩瓷画的产生是程门作为成名的书画家挂籍御厂之后，与金、王两大瓷画师切磋碰撞而后生产的？聊备一说。”笔者曾经认同这一观点，但随着一些同治期间浅绛彩作品的浮现，笔者发现同治十年以前已经有比较成熟的浅绛彩作品，这就更加说明浅绛的开创者不是程门，而是之前的御窑画师。
笔者曾多次提及胡夔1867年创作的“一百二十有零图尊”。这件作品虽然基本上还属于低温墨彩范畴，但仔细观察不难发现残留有少量赭石或矾红设色，实际上就是后来的浅绛彩料。另外见过金品卿的一些早期浅绛作品，无论从画风还是用料都和这件作品极其类似。而在这个时候程门还很年轻，创造浅绛瓷绘工艺的可能性不大。
画浅绛彩瓷，在胡、王、金手里可能只是雅玩而已，尤其是王、金都有一些无款的作品，说明他们作为御窑厂画师可能在署名上还是有顾及的。我们可以想见，胡、金、王的浅绛作品在当时会受到怎样的追捧和珍爱。也许正因为如此，启发了身在民间而又颇具才情的程门，促使他投身浅绛瓷画的创作。而两度进御窑厂作画的经历，更会给他的作品蒙上一层传奇色彩，成为人们追逐的目标。
程门虽然年龄比较小，但是他的浅绛彩创作活跃期，大致同王少维、金品卿一样，都是从同治末（同治十二年）到光绪中期（光绪十三年），之后再不见有纪年款作品。有研究者指出，王少维光绪十三年时年逾七十，应当属于年迈封笔；金品卿如年龄相若，也应相类。而程门在光绪十五年只有56岁左右，正值盛年，是英年早逝，还是主动封笔为自己的晚辈程言等留出发展空间，一直是一个疑惑。通过张鸣珂所写的《寒松阁谈艺录》，我们大致可以认同英年早逝的猜测。难以想象，如果程门和胡、王、金一样高寿，会给我们留下怎样精彩的作品，中国浅绛瓷画的历史又该怎样去写。可惜，历史不允许假设，我们注定只能借助现有的程门作品，来追思这位卓越不群、英年早逝的浅绛大师了。 （责编：雨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