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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韩森参赞,您好!感谢您接受《现代世界警察》杂志的采访邀请。请您简要介绍一下,荷兰执法机构的情况以及特点。
韩森:感谢邀请我作为《现代世界警察》杂志的采访嘉宾。荷兰是个拥有一千八百万居民的小国,因此,警察的组织结构很简单。我们有一支警察力量,一位警察总监,十个警区。我属于荷兰国家警察的中央部门,这个部门负责跨国犯罪调查、国内反恐、物证鉴定以及全国的数据库。执法部门除了荷兰国家警察还有荷兰皇家宪兵,他们负责边境管理、移民以及荷兰皇室的特殊保卫任务等。除此之外,荷兰税务机构也与国家警察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打击国际犯罪层面,他们会与我们合作迫使偷税漏税者补缴税款。除此之外,荷兰国家警察还与财政部门联手组成联合行动组打击跨国洗钱犯罪,这与中国缉私警察由公安部和海关共同管理类似。
从互相了解到协调行动
记者:荷兰驻华警务联络办公室是在何种情况下成立的呢?
韩森:荷兰驻华警务联络办公室的历史并不长,成立于2006年,那时荷中两国都认识到了要在警务方面有更多战略上的合作,两国警务机构还可以互相学习,因此成立了警务联络处,我是第三任荷兰驻华警务联络官。同时,按照荷兰与比利时、卢森堡的多边法律协助协议,警务联络处同时代办这两国与中国的警务合作事宜,其中比利时与中国的警务合作事宜较多。
在成立之初,由于两国法律的不同,在合作时遇到了一些困难。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们的合作越发成熟。
2016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时任公安部长郭声琨访问荷兰,并会见了荷兰公共安全与司法大臣,双方签署了会议纪要。他们表示两国已经有了深入的彼此了解,现在我们需要把了解转化为行动。
用行动保护民众安全是警察的职责所在,也是两国社会都关注和期待的。荷中双方都意识到,没有合作,两国警方在打击跨国犯罪中会迷失方向,过去,现在,未来,我们都需要彼此。犯罪分子和犯罪从来都没有边界。作为警察,我认为政治上的差异应该放在一边,缩小我们的差异,在行动上紧密合作。这是我个人的想法,我想中国公安部的同行也会同意。
记者:您刚提到了荷中双方可以互相学习,在您看来,荷兰警方在哪些方面的做法值得中国警察参考?
韩森: 说到这个话题,我脑海中首先想到的是荷兰警察在打击环境犯罪、化解环境危机方面的丰富经验值得中国警察学习。众所周知,荷兰鹿特丹是欧洲最大的港口,荷兰警察和海关在打击违禁、污染品买卖运输犯罪方面的经验非常丰富。
之前,我们就与中国警察、海关合作,打击了一起从以运输废纸为名,运输垃圾至中国的案件,今后荷中两国警察和海关可以在这个领域加强联系和合作。
除此之外,我认为荷兰在打击网络诈骗方面的经验非常丰富。据我了解,中国已经成立了相关机构可以投诉网络诈骗。我举一个例子,说明荷兰的做法。一名荷兰人花了一千块钱在网站上买了荷兰婴儿奶粉,而最终他什么都没有拿到,他就可以向荷兰警察相关机构投诉,荷兰警察查清事实后会关闭网站或者在网络用户搜索“荷兰婴儿奶粉”时,提示用户该网站存在虚假信息,不要点击。
公众安全意识——社会稳定的基石
记者:最近一则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荷兰警察因为得到相关恐怖袭击情报而取消了一场演唱会。近年来,欧洲恐怖袭击不断,荷兰作为人口密度较大的国家,至今没有发生严重恐袭事件,荷兰警察是如何做到防患于未然的?
韩森:说到荷兰反恐的经验,我不确定是否有什么秘诀,不过可以分享一下荷兰警察的做法。从预防层面,荷兰公众的反恐意识是很强的,非常愿意与警察分享平日观察到的风吹草动,知道向警察反映情况的渠道。而包括荷兰警察在内的荷兰政府部门对恐怖主义也十分警觉。我们有遍布全国各个城市和乡村的警务网络,同时有成熟的警情信息分享平台。
说到警情信息分享平台,这也是荷兰警察一个成功的经验。比如一起入室盗窃案发生后,警察在勘验现场后会及时发布掌握到的信息,如两名男性嫌疑人逃离现场,他们大致的年龄和着装。民众在平台上以及社会媒体收到信息提示后会关注相关人员,甚至是一个老人都会仔细观察家周围的情况,如果有情况,会在平台上反馈,比如嫌疑人的位置、走向等。这些都是非常有效的沟通,我们一直保持着与民众的近距离。
欧洲警察署的总部在荷兰海牙,因此荷兰也是欧洲警方信息汇集的中心。至于你提到的案件,是因为我们收到西班牙警方的信息,说有恐怖主义威胁,考虑到英法两国的前车之鉴,荷兰警察决定取消演唱会。要是在几年前,可能会引来民众的抱怨,而这次,民众都非常支持和理解,因为他们都知道恐怖主义可能对社会和民众带来的伤害。
同时,荷兰警察还开展了去激进化的行动。对网络上的激进言论及有恐怖主义威胁国家进入荷兰的外国人都有着监控。荷兰警察还会去学校、酒吧、公共场所等了解情况。在预防措施上,荷兰警察的做法是比较成功的。而一旦有了险情,我们也会毫不犹豫地行动。然而实际上,没有百分之百的安全与成功,荷兰依然存在激进人士,对这些人我们会扣留他们的护照,冻结银行账户,让他们无法出国,如果一旦有证据证明他们将有极端行动,就会将他们绳之以法。对于从叙利亚等地来到荷兰的激进主义分子,我们也严加监控,之前就有从叙利亚IS控制地区回荷的激进分子被判处3.5年徒刑。
在反恐领域,我们与中国公安部开展合作。明年春天,公安部将有代表团访问荷兰,那时我们会安排两到三天的时间向中国同行展示荷兰警察是如何高效率地工作的。
记者:众所周知,荷兰以开放著称,荷兰警察如何平衡政策的开放与社会的安全稳定之间的关系?
韩森:荷兰确实是个开放的国家,一些软毒品在荷兰是合法的,但是也会严格規定青少年不能吸食,学校附近也不可以出现吸食软毒品的行为。我个人认为这方面的开放是有一定风险的,荷兰警察对这方面也一直保持着监控。现在已经和十年前的情况不同了,相关法律和政策有所收紧,我们也关闭了一些涉嫌洗钱、人口贩卖等犯罪活动的咖啡馆。 荷兰的执法部门和机构会用多种渠道让民众知道开放背后的风险,大部分的荷兰民众都明白什么是紧急情况需要报警,什么是需要注意的一般情况,比如邻居突然换人等。在荷兰,每一万人配备了两到三名警察,我们用社区警察等多种方式保证民众与警察的紧密联系,一旦民众发现可疑情况会向我们报告,协助我们维护社会稳定。
务实合作,面向未来
记者:您如何评价近年来的中荷警务合作?两国警务合作在哪些方面還有提升的空间?
韩森:荷中警务合作近年来有很大的进展。要知道,我刚来的时候,两国警务合作因为杨秀珠案件遇到了低谷。杨秀珠是中国公布的红色通缉令中头号外逃人员,2005年在荷兰落网,但后来又从荷兰经由欧洲其他国家逃往了加拿大和美国。那时,中方责怪荷兰警察让杨秀珠逃走了,我的工作很难开展。后来,我与中国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局长廖进荣有了一次会面。我问他荷中两国如何能够翻过这一页。他问我荷兰警方从杨秀珠案中吸取了什么教训。我回答他我们吸取了很多教训,这种情况以后不会发生了。那时,我们认为是时候让荷兰警方领导访问中国了。事实证明,领导人亲自访华的效果比之前的电话、邮件等沟通方式有效太多了。荷兰警察总局局长访华时,我们探讨了杨秀珠案,同时探讨了下一步荷中警务合作如何开展。后来,荷兰和中国执法部门的领导实现了互访。2016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时任公安部长郭声琨访问了荷兰,同荷兰公共安全与司法大臣范德斯图尔举行会谈,两国的警务合作翻到了新的一页。
每年,荷中两国执法机构都会举行双边会谈,为了弥合因为制度和法律不同造成的合作上的障碍,我们共同编写了一本工作手册,上面详细介绍了中国、荷兰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法律及不同体制,在处理不同案件时的程序等问题。
执法合作最终要落实到案件和行动上,而不只是谈话的互相理解,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两国民众受益,维护两国社会稳定,在这方面荷中两国合作还有提升的空间。
记者:您曾有36年在刑侦部门工作的经历,这对您之后从事国际警务合作工作有何影响?
韩森:我18岁入警时就开始参与犯罪调查信息收集工作,后来在不同岗位工作过,刑侦工作的时间最长。因为长期做刑侦工作,我清楚地知道犯罪分子的犯罪手段会不断变化,因此我每天都在学习。之前我看到《中国日报》的一篇报道,称中国将取消比特币交易。比特币常与洗钱、毒品交易等犯罪行为挂钩,因此,取消比特币交易是一件好事。由于职业习惯,我随后想到的是中国取消比特币之后,比特币会流向哪里,这一举措对荷兰会有何影响。我想这也将是荷中执法机构明年会谈的一个内容,借此我们也将加强合作。
记者:您曾被派驻德国刑警总局,相比之下,驻华体验有何不同?
韩森:我在德国刑警总局的任期只有一年半时间,主要与一个荷兰警察没有设置的部门对接,加强联系。我驻华到今天已有三年多了,代表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与中国、韩国、日本以及蒙古国开展警务合作,这两个职位的职责与任务差异比较大。
德国刑警总局有一个部门共有35人,只负责一件事,那就是放眼未来,研究未来社会发展趋势以及可能对警务产生的影响。他们经过研究认为,未来十年,人工智能将会深刻地影响社会各方面以及警务发展方向。一般的警务机构只会关注到明年,甚至是明天,而他们领先了十几年。这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采访手记
在韩森参赞履职不久时我曾与他就采访进行过邮件和电话沟通,很遗憾他那时没能接受采访。两年后的一次活动机会,我们有过一面之缘,也促成了这次采访。采访期间,他开诚布公地说明了他到任初期因为杨秀珠案造成的工作困难,也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了当年没能接受采访的原因。采访时,韩森参赞不止一次提到了国际警务合作不同于其他外交,最终是要落实到案子和行动上的,因此,要排除政治的影响,打破障碍,面对事实和案件本身。让我很直观地感受到了刑警出身的他务实的工作作风。采访期间,他并没有展现自己平时风趣幽默的一面,而是每个问题都会抛出干货,作为提问者和听众会觉得很有收获。一个小时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似乎我们都意犹未尽,他提议明年可以再约一次采访。我很期待下一次见面时中荷警务合作谱写的新篇章。
韩森:感谢邀请我作为《现代世界警察》杂志的采访嘉宾。荷兰是个拥有一千八百万居民的小国,因此,警察的组织结构很简单。我们有一支警察力量,一位警察总监,十个警区。我属于荷兰国家警察的中央部门,这个部门负责跨国犯罪调查、国内反恐、物证鉴定以及全国的数据库。执法部门除了荷兰国家警察还有荷兰皇家宪兵,他们负责边境管理、移民以及荷兰皇室的特殊保卫任务等。除此之外,荷兰税务机构也与国家警察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打击国际犯罪层面,他们会与我们合作迫使偷税漏税者补缴税款。除此之外,荷兰国家警察还与财政部门联手组成联合行动组打击跨国洗钱犯罪,这与中国缉私警察由公安部和海关共同管理类似。
从互相了解到协调行动
记者:荷兰驻华警务联络办公室是在何种情况下成立的呢?
韩森:荷兰驻华警务联络办公室的历史并不长,成立于2006年,那时荷中两国都认识到了要在警务方面有更多战略上的合作,两国警务机构还可以互相学习,因此成立了警务联络处,我是第三任荷兰驻华警务联络官。同时,按照荷兰与比利时、卢森堡的多边法律协助协议,警务联络处同时代办这两国与中国的警务合作事宜,其中比利时与中国的警务合作事宜较多。
在成立之初,由于两国法律的不同,在合作时遇到了一些困难。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们的合作越发成熟。
2016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时任公安部长郭声琨访问荷兰,并会见了荷兰公共安全与司法大臣,双方签署了会议纪要。他们表示两国已经有了深入的彼此了解,现在我们需要把了解转化为行动。
用行动保护民众安全是警察的职责所在,也是两国社会都关注和期待的。荷中双方都意识到,没有合作,两国警方在打击跨国犯罪中会迷失方向,过去,现在,未来,我们都需要彼此。犯罪分子和犯罪从来都没有边界。作为警察,我认为政治上的差异应该放在一边,缩小我们的差异,在行动上紧密合作。这是我个人的想法,我想中国公安部的同行也会同意。
记者:您刚提到了荷中双方可以互相学习,在您看来,荷兰警方在哪些方面的做法值得中国警察参考?
韩森: 说到这个话题,我脑海中首先想到的是荷兰警察在打击环境犯罪、化解环境危机方面的丰富经验值得中国警察学习。众所周知,荷兰鹿特丹是欧洲最大的港口,荷兰警察和海关在打击违禁、污染品买卖运输犯罪方面的经验非常丰富。
之前,我们就与中国警察、海关合作,打击了一起从以运输废纸为名,运输垃圾至中国的案件,今后荷中两国警察和海关可以在这个领域加强联系和合作。
除此之外,我认为荷兰在打击网络诈骗方面的经验非常丰富。据我了解,中国已经成立了相关机构可以投诉网络诈骗。我举一个例子,说明荷兰的做法。一名荷兰人花了一千块钱在网站上买了荷兰婴儿奶粉,而最终他什么都没有拿到,他就可以向荷兰警察相关机构投诉,荷兰警察查清事实后会关闭网站或者在网络用户搜索“荷兰婴儿奶粉”时,提示用户该网站存在虚假信息,不要点击。
公众安全意识——社会稳定的基石
记者:最近一则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荷兰警察因为得到相关恐怖袭击情报而取消了一场演唱会。近年来,欧洲恐怖袭击不断,荷兰作为人口密度较大的国家,至今没有发生严重恐袭事件,荷兰警察是如何做到防患于未然的?
韩森:说到荷兰反恐的经验,我不确定是否有什么秘诀,不过可以分享一下荷兰警察的做法。从预防层面,荷兰公众的反恐意识是很强的,非常愿意与警察分享平日观察到的风吹草动,知道向警察反映情况的渠道。而包括荷兰警察在内的荷兰政府部门对恐怖主义也十分警觉。我们有遍布全国各个城市和乡村的警务网络,同时有成熟的警情信息分享平台。
说到警情信息分享平台,这也是荷兰警察一个成功的经验。比如一起入室盗窃案发生后,警察在勘验现场后会及时发布掌握到的信息,如两名男性嫌疑人逃离现场,他们大致的年龄和着装。民众在平台上以及社会媒体收到信息提示后会关注相关人员,甚至是一个老人都会仔细观察家周围的情况,如果有情况,会在平台上反馈,比如嫌疑人的位置、走向等。这些都是非常有效的沟通,我们一直保持着与民众的近距离。
欧洲警察署的总部在荷兰海牙,因此荷兰也是欧洲警方信息汇集的中心。至于你提到的案件,是因为我们收到西班牙警方的信息,说有恐怖主义威胁,考虑到英法两国的前车之鉴,荷兰警察决定取消演唱会。要是在几年前,可能会引来民众的抱怨,而这次,民众都非常支持和理解,因为他们都知道恐怖主义可能对社会和民众带来的伤害。
同时,荷兰警察还开展了去激进化的行动。对网络上的激进言论及有恐怖主义威胁国家进入荷兰的外国人都有着监控。荷兰警察还会去学校、酒吧、公共场所等了解情况。在预防措施上,荷兰警察的做法是比较成功的。而一旦有了险情,我们也会毫不犹豫地行动。然而实际上,没有百分之百的安全与成功,荷兰依然存在激进人士,对这些人我们会扣留他们的护照,冻结银行账户,让他们无法出国,如果一旦有证据证明他们将有极端行动,就会将他们绳之以法。对于从叙利亚等地来到荷兰的激进主义分子,我们也严加监控,之前就有从叙利亚IS控制地区回荷的激进分子被判处3.5年徒刑。
在反恐领域,我们与中国公安部开展合作。明年春天,公安部将有代表团访问荷兰,那时我们会安排两到三天的时间向中国同行展示荷兰警察是如何高效率地工作的。
记者:众所周知,荷兰以开放著称,荷兰警察如何平衡政策的开放与社会的安全稳定之间的关系?
韩森:荷兰确实是个开放的国家,一些软毒品在荷兰是合法的,但是也会严格規定青少年不能吸食,学校附近也不可以出现吸食软毒品的行为。我个人认为这方面的开放是有一定风险的,荷兰警察对这方面也一直保持着监控。现在已经和十年前的情况不同了,相关法律和政策有所收紧,我们也关闭了一些涉嫌洗钱、人口贩卖等犯罪活动的咖啡馆。 荷兰的执法部门和机构会用多种渠道让民众知道开放背后的风险,大部分的荷兰民众都明白什么是紧急情况需要报警,什么是需要注意的一般情况,比如邻居突然换人等。在荷兰,每一万人配备了两到三名警察,我们用社区警察等多种方式保证民众与警察的紧密联系,一旦民众发现可疑情况会向我们报告,协助我们维护社会稳定。
务实合作,面向未来
记者:您如何评价近年来的中荷警务合作?两国警务合作在哪些方面還有提升的空间?
韩森:荷中警务合作近年来有很大的进展。要知道,我刚来的时候,两国警务合作因为杨秀珠案件遇到了低谷。杨秀珠是中国公布的红色通缉令中头号外逃人员,2005年在荷兰落网,但后来又从荷兰经由欧洲其他国家逃往了加拿大和美国。那时,中方责怪荷兰警察让杨秀珠逃走了,我的工作很难开展。后来,我与中国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局长廖进荣有了一次会面。我问他荷中两国如何能够翻过这一页。他问我荷兰警方从杨秀珠案中吸取了什么教训。我回答他我们吸取了很多教训,这种情况以后不会发生了。那时,我们认为是时候让荷兰警方领导访问中国了。事实证明,领导人亲自访华的效果比之前的电话、邮件等沟通方式有效太多了。荷兰警察总局局长访华时,我们探讨了杨秀珠案,同时探讨了下一步荷中警务合作如何开展。后来,荷兰和中国执法部门的领导实现了互访。2016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时任公安部长郭声琨访问了荷兰,同荷兰公共安全与司法大臣范德斯图尔举行会谈,两国的警务合作翻到了新的一页。
每年,荷中两国执法机构都会举行双边会谈,为了弥合因为制度和法律不同造成的合作上的障碍,我们共同编写了一本工作手册,上面详细介绍了中国、荷兰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法律及不同体制,在处理不同案件时的程序等问题。
执法合作最终要落实到案件和行动上,而不只是谈话的互相理解,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两国民众受益,维护两国社会稳定,在这方面荷中两国合作还有提升的空间。
记者:您曾有36年在刑侦部门工作的经历,这对您之后从事国际警务合作工作有何影响?
韩森:我18岁入警时就开始参与犯罪调查信息收集工作,后来在不同岗位工作过,刑侦工作的时间最长。因为长期做刑侦工作,我清楚地知道犯罪分子的犯罪手段会不断变化,因此我每天都在学习。之前我看到《中国日报》的一篇报道,称中国将取消比特币交易。比特币常与洗钱、毒品交易等犯罪行为挂钩,因此,取消比特币交易是一件好事。由于职业习惯,我随后想到的是中国取消比特币之后,比特币会流向哪里,这一举措对荷兰会有何影响。我想这也将是荷中执法机构明年会谈的一个内容,借此我们也将加强合作。
记者:您曾被派驻德国刑警总局,相比之下,驻华体验有何不同?
韩森:我在德国刑警总局的任期只有一年半时间,主要与一个荷兰警察没有设置的部门对接,加强联系。我驻华到今天已有三年多了,代表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与中国、韩国、日本以及蒙古国开展警务合作,这两个职位的职责与任务差异比较大。
德国刑警总局有一个部门共有35人,只负责一件事,那就是放眼未来,研究未来社会发展趋势以及可能对警务产生的影响。他们经过研究认为,未来十年,人工智能将会深刻地影响社会各方面以及警务发展方向。一般的警务机构只会关注到明年,甚至是明天,而他们领先了十几年。这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采访手记
在韩森参赞履职不久时我曾与他就采访进行过邮件和电话沟通,很遗憾他那时没能接受采访。两年后的一次活动机会,我们有过一面之缘,也促成了这次采访。采访期间,他开诚布公地说明了他到任初期因为杨秀珠案造成的工作困难,也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了当年没能接受采访的原因。采访时,韩森参赞不止一次提到了国际警务合作不同于其他外交,最终是要落实到案子和行动上的,因此,要排除政治的影响,打破障碍,面对事实和案件本身。让我很直观地感受到了刑警出身的他务实的工作作风。采访期间,他并没有展现自己平时风趣幽默的一面,而是每个问题都会抛出干货,作为提问者和听众会觉得很有收获。一个小时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似乎我们都意犹未尽,他提议明年可以再约一次采访。我很期待下一次见面时中荷警务合作谱写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