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7日的希腊议会重新选举，不过是自1960年代以来困扰西方民主和开放社会的严重危机的最新症状而已。今天，西方自由民主国家都想拼命免却一场身份危机，结果却使这场危机愈演愈烈，最终威胁到当前的社会契约，并有可能毁灭现有的社会秩序。
　　冷战结束留给领导人们一系列全新的执政挑战，而全球化速度加快、1980年代经济自由化后遗症和1990年代信息技术革命则导致对执政不断加剧的挑战。由于这些挑战未获充分解决，很快，很多人开始怀疑自由民主制度在国内的持续性和国外的普遍性，并开始探讨所谓“中国模式”的优势。
　　2008年的金融危机很快蜕变为1930年代以来西方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由于决策者采用了完全不透明的危机管理模式，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将私有部门应该承担的损失推向社会，纵容对经济实行大规模的国家干预，因此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怀疑；由此造成的财政紧缩加剧了经济不平等，导致很多人跌落到贫困线以下，而很多造成2008年萧条的私营机构却利用公共经费迅速恢复了元气。
　　雪上加霜的是受打击最重的两个国家：希腊和意大利。金融市场成功罢免了也许并不完美的民选政府。倒霉的希腊前总理帕潘德里欧，在敢于提出以全民公决的形式决定其同胞的经济未来之后终于在去年被迫辞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眼下的重新选举实际上就是帕潘德里欧在2011年10月所建议的全民公决。
　　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力的结构变化是造成欧洲危机（及与之对等的美国危机）的根本原因。自由民主国家和开放社会传统上一直依赖这三种权力间微妙的平衡关系。但近20年来我们的精英已经无法维持这样的平衡，因为经济权力早已脱离政治权力实现全球化，而民主政治往往在脱离过程中严重受损。
　　与此同时，为民主合法性输送氧气的社会权力在遭遇边缘化的同时发生了幻灭，并逐渐从传统的政治传送带上脱离开去，结果导致主流政党和工会地位下降，以及对政府政令的信任度跌至历史新低。在新媒体的推动下，新的身份正在依托新的社会互动网络逐步形成，新身份往往不受国家边界的束缚，与自由民主国家的传统执政制度也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今天的精英们拒绝推进这三种权力的有效平衡，拒绝承认在个人权力无限扩大之上存在一个更广大的目标，显然这一点导致了对公众利益的日渐忽视。这在自由民主和开放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后果。
　　经济权力的转型削弱（有时侵占）了政治权力，而政治权力与社会基础的剥离加大了它的不合法性，现在这个时代属于民粹分子和极端分子。现在欧洲许多国家民主的衰落让这些人大行其道，表现为边缘运动日益成为重要的权力争夺者，并威胁要消灭60多年欧洲一体化所取得的成绩。美国的政治制度已沦落为看似无解的党派瘫痪，不仅严重破坏了制衡制度，而且带来更深刻的忧患和挫折意识。
　　我们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在全球化时代重塑民主和开放社会，就需要在国家和世界层面采用新理念，以重建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的平衡。国家范围内，我们需要试验政策制定及执行的新机制，将民主制度重新与公民和新兴民间社会网络联系在一起。全球范围内，我们则必须允许政治和社会权力在经济权力旁边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
　　只是修修补补根本达不到目的，我们需要转变全球体制结构。除非能够建立起全球性的社会政治空间，否则就无法正常思考、更不用说成功制定全球公共利益规则。朝向上述空间的努力需要由冒险者来领导—这些社会和政治冒险家不畏惧跨越传统上各自为政的国家和领域，协助重建超越权力之外的有目标的全球社会。
　　法国哲学家萨特曾经形容柏林墙像一面镜子。由于苏维埃体系的存在，我们很容易就会忽略自身的弱点和错误。在柏林墙倒塌的同时，我们的精英们竭力维持着一个关于自由民主制度在全世界注定胜利的幻象，现在却在大西洋两岸的经济危机面前最终原形毕露。
　　我们已经浪费了两个宝贵的10年，在今天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已经是时候开始诚实思考权力及其目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