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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高龄的贺敬之、冯其庸聚在了一起，已多年不在公开场合露面的他们，这次专为李希凡而来。2014年6月21日，中国艺术研究院在北京举行“李希凡先生从事学术研究60周年暨《李希凡文集》出版座谈会”。
李希凡也已87岁高龄，这位当年因毛泽东一句话而红极一时的“小人物”，是过去60年贯穿中国红学史的关键人物之一。
当天的座谈会云集了近百位学者，不少满头白发，他们中的很多人终其一生只与一部《红楼梦》有关。
2013年11月，中国红学会曾在河北廊坊举行了纪念曹雪芹逝世250周年纪念大会，来自两岸三地的200多位红学家聚集一堂。
几十年前，类似的红学聚会并不少见。1979年5月，由时任文化部副部长贺敬之出面，召集茅盾、林默涵、俞平伯、顾颉刚、周汝昌、冯其庸、李希凡等学者集会，庆贺中国红学会和《红楼梦学刊》的成立。那是1954年的那场席卷全国的思想批判运动之后，慑于政治风向而曾生死论战的红学名家们的首次大聚会。
这或许是世界文学史、思想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自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而开创“新红学”以来，《红楼梦》不仅养活了无数的人，也使红学成为观察中国学术思潮的风向标之一。
“这是方法论的变革”
这一切的根源是毛泽东喜欢《红楼梦》。他曾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第二是曹雪芹的《红楼梦》，第三是麻将”，并始终坚持将《红楼梦》当做社会政治小说来读。
1954年5月，刚刚大学毕业的李希凡、蓝翎合写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批评《红楼梦简论》的作者俞平伯“未能从现实主义的原则去探讨《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倾向”，“不但否认《红楼梦》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同时也否认它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
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借此向党内发出《关于红楼梦问题研究的信》：“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由此掀起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文化、思想改造高潮。
毛泽东在信中赞许了李希凡、蓝翎这两个“小人物”。自此两人被卷入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风潮。
对于他这个刚毕业的山东大学学生而言，“很快就傻眼了。”60年后，李希凡向《瞭望东方周刊》忆及当年时说。
自那以后，在学术研究中是否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是否以社会分析阶级论作为理论工具，成为评判文艺作品的关键标准。
“我一生信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从未动摇。”李希凡坚定地表示，他对红楼梦研究的看法从未改变，依然认为俞平伯“看不到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价值”。
在6月21日的座谈会上，坐着轮椅赶到会场的冯其庸赞誉李希凡开辟出新中国文艺批评的新天地。“用唯物主义的研究取代唯心主义的研究，这是方法论的变革。”
政治激荡年代的红学
李希凡晚年被糖尿病困扰，但身体仍很康健。此次座谈会前几天，本刊记者应约赴其在北京青年路的家中探访，一套七卷、400余万字的《李希凡全集》刚刚摆进客厅书柜。
对于突然卷入60年前的那场思想批判运动，李希凡说是“偶然”。他认为自己不过是一个搞文艺评论的，远远称不上红学家。
李希凡坐在客厅的一把靠背椅上，边摇折扇边感叹：“回顾这60年，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能搞运动。当年我的文章不过是个由头，实质是毛主席要发起一场针对胡适的思想批判运动。对《红楼梦》的深入研究并没有太多的影响。”
此前，李希凡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自己一贯的态度是：对“四人帮”深恶痛绝，对“文革”深恶痛绝，对“文革”结束以来出现的“反毛”、“非毛”言论更是深恶痛绝。
由于那场运动，《红楼梦》在政治激荡的年代持续被关注。
1963年，一场名为“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纪念展览会”的大型展览在故宫文华殿举行。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刘世德是那场展览的组织者之一，他向本刊记者回忆，展览持续了3个月，观者如潮，不少人甚至数十次参观，边看边记。
刘世德介绍，那次展览会是为举办“伟大作家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大会”做准备的。虽然《红楼梦》自1954年后就受到空前关注，但关于《红楼梦》本身的研究却没有什么推进，除去对思想艺术的阶级分析外，红学界所能依赖的仅是胡适、蔡元培以及俞平伯、周汝昌等人的考证文章。
为筹备这一系列纪念活动，在林默涵、邵荃麟、何其芳等人的领导下，先是通过《光明日报》《文汇报》等媒体掀起有关曹雪芹生卒年讨论的学术热潮，又通过《北京晚报》等媒体发动寻找曹雪芹墓地的全民运动。
至此，曾长期政治挂帅的红学研究多少得以回归学术范畴。
热闹背后是否远离学术研究
过去30年被红学界称为红学研究新时期，但能拿得出手、足以和前辈大师媲美的研究乏善可陈。
2012年5月，红学大家周汝昌先生生前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也曾感慨：“红学到目前为止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我自己都怀疑这个命题。红学近年没有什么突破、创新。”
然而，社会对《红楼梦》的热情，尤其是地方政府、商业力量对《红楼梦》价值的开发却从未停歇。近年来，刘心武的“红楼解密”，“红楼梦中人”大型选秀，重拍电视剧《红楼梦》，以及多地争当曹雪芹祖籍、故居和大观园“原型”，热闹背后已远离学术研究。
北京曹雪芹学会会长胡德平表示，如今研究《红楼梦》、曹雪芹的学术中坚力量还能守住阵地，但社会乱象越来越多，毫无根据、信口开河、否定一切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想在蔓延。
作为“红学正统”的中国红楼梦学会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这些年也陷入了冯其庸与周汝昌的激烈论争之中。一度倾力打造的《红楼梦学刊》每年出刊6辑，但发行量只有几千册。
中国红学会会长张庆善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新时期红学成就的重要标志是红学研究机构的建立、学刊的创办；最重要的是观念认知的革新，有了更开放的视野，能突破以往的禁锢进行多元化的研究。
2013年底，中国红学会牵头举办了曹雪芹逝世250周年纪念大会。从台湾自掏机票专门赶来的新竹清华大学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黄一农，和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位学者一起出席。
让他感到失望的是，大会并没有最新的学术成就展示，甚至也没有印发论文集。为期两天的大会，安排了几乎所有与会人员轮流上台发言，每人10分钟。“主办方在乎的是每个人都上台讲讲话，但很多人讲的都是废话，都是感想，不是学术。”
他告诉本刊记者，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书太多了，作者的身份稀奇古怪，有物理学家、数学家，有工程师、农民和工人。“许多写书的人甚至从未发表过论文。”
李希凡也已87岁高龄，这位当年因毛泽东一句话而红极一时的“小人物”，是过去60年贯穿中国红学史的关键人物之一。
当天的座谈会云集了近百位学者，不少满头白发，他们中的很多人终其一生只与一部《红楼梦》有关。
2013年11月，中国红学会曾在河北廊坊举行了纪念曹雪芹逝世250周年纪念大会，来自两岸三地的200多位红学家聚集一堂。
几十年前，类似的红学聚会并不少见。1979年5月，由时任文化部副部长贺敬之出面，召集茅盾、林默涵、俞平伯、顾颉刚、周汝昌、冯其庸、李希凡等学者集会，庆贺中国红学会和《红楼梦学刊》的成立。那是1954年的那场席卷全国的思想批判运动之后，慑于政治风向而曾生死论战的红学名家们的首次大聚会。
这或许是世界文学史、思想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自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而开创“新红学”以来，《红楼梦》不仅养活了无数的人，也使红学成为观察中国学术思潮的风向标之一。
“这是方法论的变革”
这一切的根源是毛泽东喜欢《红楼梦》。他曾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第二是曹雪芹的《红楼梦》，第三是麻将”，并始终坚持将《红楼梦》当做社会政治小说来读。
1954年5月，刚刚大学毕业的李希凡、蓝翎合写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批评《红楼梦简论》的作者俞平伯“未能从现实主义的原则去探讨《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倾向”，“不但否认《红楼梦》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同时也否认它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
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借此向党内发出《关于红楼梦问题研究的信》：“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由此掀起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文化、思想改造高潮。
毛泽东在信中赞许了李希凡、蓝翎这两个“小人物”。自此两人被卷入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风潮。
对于他这个刚毕业的山东大学学生而言，“很快就傻眼了。”60年后，李希凡向《瞭望东方周刊》忆及当年时说。
自那以后，在学术研究中是否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是否以社会分析阶级论作为理论工具，成为评判文艺作品的关键标准。
“我一生信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从未动摇。”李希凡坚定地表示，他对红楼梦研究的看法从未改变，依然认为俞平伯“看不到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价值”。
在6月21日的座谈会上，坐着轮椅赶到会场的冯其庸赞誉李希凡开辟出新中国文艺批评的新天地。“用唯物主义的研究取代唯心主义的研究，这是方法论的变革。”
政治激荡年代的红学
李希凡晚年被糖尿病困扰，但身体仍很康健。此次座谈会前几天，本刊记者应约赴其在北京青年路的家中探访，一套七卷、400余万字的《李希凡全集》刚刚摆进客厅书柜。
对于突然卷入60年前的那场思想批判运动，李希凡说是“偶然”。他认为自己不过是一个搞文艺评论的，远远称不上红学家。
李希凡坐在客厅的一把靠背椅上，边摇折扇边感叹：“回顾这60年，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能搞运动。当年我的文章不过是个由头，实质是毛主席要发起一场针对胡适的思想批判运动。对《红楼梦》的深入研究并没有太多的影响。”
此前，李希凡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自己一贯的态度是：对“四人帮”深恶痛绝，对“文革”深恶痛绝，对“文革”结束以来出现的“反毛”、“非毛”言论更是深恶痛绝。
由于那场运动，《红楼梦》在政治激荡的年代持续被关注。
1963年，一场名为“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纪念展览会”的大型展览在故宫文华殿举行。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刘世德是那场展览的组织者之一，他向本刊记者回忆，展览持续了3个月，观者如潮，不少人甚至数十次参观，边看边记。
刘世德介绍，那次展览会是为举办“伟大作家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大会”做准备的。虽然《红楼梦》自1954年后就受到空前关注，但关于《红楼梦》本身的研究却没有什么推进，除去对思想艺术的阶级分析外，红学界所能依赖的仅是胡适、蔡元培以及俞平伯、周汝昌等人的考证文章。
为筹备这一系列纪念活动，在林默涵、邵荃麟、何其芳等人的领导下，先是通过《光明日报》《文汇报》等媒体掀起有关曹雪芹生卒年讨论的学术热潮，又通过《北京晚报》等媒体发动寻找曹雪芹墓地的全民运动。
至此，曾长期政治挂帅的红学研究多少得以回归学术范畴。
热闹背后是否远离学术研究
过去30年被红学界称为红学研究新时期，但能拿得出手、足以和前辈大师媲美的研究乏善可陈。
2012年5月，红学大家周汝昌先生生前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也曾感慨：“红学到目前为止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我自己都怀疑这个命题。红学近年没有什么突破、创新。”
然而，社会对《红楼梦》的热情，尤其是地方政府、商业力量对《红楼梦》价值的开发却从未停歇。近年来，刘心武的“红楼解密”，“红楼梦中人”大型选秀，重拍电视剧《红楼梦》，以及多地争当曹雪芹祖籍、故居和大观园“原型”，热闹背后已远离学术研究。
北京曹雪芹学会会长胡德平表示，如今研究《红楼梦》、曹雪芹的学术中坚力量还能守住阵地，但社会乱象越来越多，毫无根据、信口开河、否定一切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想在蔓延。
作为“红学正统”的中国红楼梦学会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这些年也陷入了冯其庸与周汝昌的激烈论争之中。一度倾力打造的《红楼梦学刊》每年出刊6辑，但发行量只有几千册。
中国红学会会长张庆善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新时期红学成就的重要标志是红学研究机构的建立、学刊的创办；最重要的是观念认知的革新，有了更开放的视野，能突破以往的禁锢进行多元化的研究。
2013年底，中国红学会牵头举办了曹雪芹逝世250周年纪念大会。从台湾自掏机票专门赶来的新竹清华大学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黄一农，和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位学者一起出席。
让他感到失望的是，大会并没有最新的学术成就展示，甚至也没有印发论文集。为期两天的大会，安排了几乎所有与会人员轮流上台发言，每人10分钟。“主办方在乎的是每个人都上台讲讲话，但很多人讲的都是废话，都是感想，不是学术。”
他告诉本刊记者，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书太多了，作者的身份稀奇古怪，有物理学家、数学家，有工程师、农民和工人。“许多写书的人甚至从未发表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