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子心无尽，归家喜及辰。寒衣针线密，家信墨痕新。见面怜清瘦，呼儿问苦辛。低回愧人子，不敢叹风尘。”偶然读到清人蒋士铨的这首《岁暮到家》，一下子，我的神经针刺般地疼痛。
　　母亲四十岁时有了我。母亲六十岁时我离家在外求学。
　　青葱般的岁月里，尽管装满同伴的欢声笑语，不同的课堂内，见识着多彩的知识。但是，这一切都难以排遣远离故土亲人的孤单。想家的日子，家书就是我最亲近的温暖。对我来说，家书就是一条纽带，一头牵着我，一头牵着家和母亲。我扯着纽带的这头，母亲握着纽带的根。这纽带，随着我的行踪无限制地越拉越长，越牵越远。那根，却始终被母亲牢牢地握在心中。
　　那个年代没有手机，就是固定电话，在我们的家乡，也只有几里地之外的大队部有那么一部，还经常不好使。不过，就是好使，谁又能付得起那昂贵的电话费呢？因此，最盼望的就是宣传委员举着一大堆信件大喊着某某同学的名字，盼望着能够叫到我。
　　一个阴雨连绵的中午，一封陌生奇怪的信送到了我手中。说它陌生奇怪，是因为信封上无论是收信人寄信人的地址，还是我的名字，都是写得歪歪扭扭的。唯一特别的是那邮票，贴得端端正正，与那些横躺竖卧的字迹极不协调，扎眼得很。带着无数个问号拆开来，映入眼帘的是“姑娘，你好吧”，简直吓了我一跳。“姑娘”是什么称呼呢？赶紧去看结尾署名，就一个字——妈。竟然是母亲的来信！
　　想象母亲写这一封信的情景，应该是可以入画的震颤人心的一景吧：炕上端正地摆着一张饭桌，一个干净利落的白发老妪坐于桌前，戴着一副老花镜，认认真真地画着每一个字，费力地，慢慢地描画。娴熟的捏惯了缝衣针、握惯了饭勺和锄头的粗硬的手指，冷不丁握着陌生的笔，颤颤抖抖地拼凑着那一笔一画，该是如何的费力？何况还有那么多说起来容易却不会写的字呢？
　　母亲不止一次跟我说过，她小的时候，很是眼馋舅舅可以背着书包上学堂。但是，母亲生活在崇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那个年代。有钱的大户人家小姐都不读书，何况是穷家的女子。每天晚上，外公在煤油灯下教舅舅读书写大字，母亲坐在火盆前就着那豆点一样的微光纳鞋底。一边纳鞋底，一边听着外公教舅舅读书。偶尔瞟一眼舅舅读的书写的字。就这样，日子久了，母亲竟然认识了很多字。但是只是认识，却从来没提笔真正写过字。如今，读着母亲的亲笔信，每个歪歪扭扭的字，似乎都带着母亲的体温，思绪便飘向那个深秋的季节。
　　记得那个深秋，学校放了一周农忙假。在一个清冷的黄昏，我提着大包小包走下汽车，一眼望见好远的村口，伫立着一个身影。很快，那个身影迅速向着我奔来。踉踉跄跄的，仿佛是跟着风在走。母亲额头那一缕随风竖起的白发，永远定格在了我的记忆中。
　　假期恍惚而逝，母亲执意送我去车站。一路上，母亲用她那冰凉的粗糙的长满老茧的手提着我的大包小裹，再费力地把它们塞在汽车货架上。在我一次次催促下，母亲一步三回头地下了汽车。就在汽车即将启动的那一刹那，母亲突然用手死死扳住了即将关上的车门，就在我的惊呼声中挤上了汽车，我以为母亲忘记了什么事，母亲只是喘着粗气，眼睛死死盯着我的脸说：“别舍不得吃啊。到了就来信！”
　　伴着车轮的启动，我的眼泪无论如何不受我的控制。我不住地回头张望，透过车窗看见母亲扬起的手，枯枝一般。冷风吹得母亲似乎有些站立不稳。车子走了好远，母亲还瑟瑟地站在原地。
　　这一封翻山越岭追逐着日月星辰来到我手中的家书，将母亲那缕竖起的白发和那冷风中瑟缩的身影又近镜头似的拉到了我的眼前，仿佛让我嗅到了家中饭菜的香味，仿佛让我重温了家中热炕头儿的温暖，仿佛嗅到了母亲的气息。那一刻我终于明白，这一封家书，该是承载了母亲多少的牵挂多少的思念啊！那是难以估量的重荷。
　　在母亲的盼望中，我的信回得再快，母亲都会嫌慢吧；写得再多，母亲都会嫌少吧。母亲也许是不止一次在灯下、在枕边一遍又一遍地整理我寄去的简短家书，一遍又一遍反复地阅读字里行间的亲情。她读女儿的健康平安，她读女儿的快乐进步，那个写信的丫头，是她永远的牵挂，永远的惦念。
　　那一刻，我决定经常写信回家，决定好好保存母亲的亲笔家书。那是母亲最值得骄傲的著作，那是我最值得珍存的宝藏。何况我本来就有着保留书信的习惯。
　　母亲四十岁时我呱呱坠地，我四十岁时，母亲已是风烛残年。每一个太阳升起的日子，都预示着母亲永远离开我们的日子又近了一天。我每天下班依然保持着按门铃的习惯，无非是想多听一次母亲的呼唤——是老闺女吗？我就习惯性地挺挺腰背，响亮地大声回答——妈妈，我回来啦！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会有多久。我实在是害怕实在是从心里恐惧，拒绝想象下班后再也没有人来给我开门，再也没有隔着门板的呼唤，再也看不见饭桌上热气腾腾的饭菜，再也看不见那伛偻的身影穿行在客厅厨房露台，伴着那一声声亲切的唠叨……
　　（摘自《参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