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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20年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后，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以新青年社名义与上海工商友谊会合作创办《上海伙友》周刊，并给予全面指导支持。由于思想追求不同，《上海伙友》出版第六册后，双方脱离合作关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影响下，上海工商友谊会中一批进步青年如赵醒侬、沈资田、张人亚、蔡炳南、洪扬生等，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骨干力量。
[关键词]中共发起组;新青年社;《上海伙友》;上海工商友谊会
[中图分类号] K2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0）09-0010-09
1920年，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简称中共发起组）成立后[1]，极其重视理论宣传工作，除将《新青年》改组为党的刊物，创办《共产党》《劳动界》外，还以新青年社名义与上海工商友谊会合作创办为店员伙友（后统称为店职员）服务的通俗刊物《上海伙友》。以往对《上海伙友》有少量评述文章[2]，但缺乏深入研究。通过对《上海伙友》创办过程、刊物特点、影响意义等进行详细考察，可以了解早期共产主义者在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方面的多方实践探索。
一、五四运动后店员伙友的觉醒和上海工商友谊会的组建
上海是近代中国最大工商业城市和对外通商口岸，是新兴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力量最雄厚的地方。店员伙友是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靠月薪生活的雇佣劳动者，是不占有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陈独秀说：“从广义说起来，凡被雇的月薪劳动者都属于劳动阶级，所以商店里的伙友可以合工厂、矿山劳动者及交通劳动者组成一个大团体，分开来，这三种可以说是阶级战争底三大军团。”[3]在五四运动中，上海华界和租界商店一律罢市，外商经营的商行也有一部分中国职员参加罢业，店员职工约7万余人参加罢市，是运动的重要力量。[4]经历五四运动，广大店职员工政治意识空前觉醒，从1919年7月到1920年5月，上海店职员工阶层共发生29次罢工，参加罢工者近5万人。[5]同时，受团体联合大潮影响，出现药业伙友友谊联谊会，洋务职员公会，沽衣業敬义堂友谊会等店主、工头、伙友混合组织的店职员团体。代表工商店员伙友的工会团体——上海工商友谊会也应时而建。
上海工商友谊会由原失业店员童理璋等人发起，1920年六七月筹备，“实应世界之新潮流，及新文化之感动，吾人知非工商联络，不能实行救人”[6]。8月16日，发布征求会友宣言及简章，号召“发扬工商团体的真精神，开拓工商自治的本能”[7]。8月30日，通过章程草案，推选总务、文牍、会计、交际、调查、庶务等各部人选。[8]9月6日，工商友谊会召开筹备会，蔡炳南、赵醒侬、沈资田等后来有较大影响的新会员参加。[9]10月10日正式成立，陈独秀、沈玄庐、邵力子等早期共产党人出席并演说。[10]上海工商友谊会属劳资混合的资产阶级“招牌工会”工会团体，但它的会员很多是青年店员职工，具有较强的进取心和进步性，一些会员后来还成为坚定的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这是中共发起组与它一起合办《上海伙友》的基础。
二、新青年社与上海工商友谊会合办《上海伙友》过程
（一）联系商谈和合作办刊。中共发起组秘密成立，它的很多活动以新青年社名义进行。为将马克思主义宣传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1920年8月15日，中共发起组创办的通俗刊物《劳动界》周刊，受到普遍欢迎。为继续推进该项工作，计划再为店员工人“独立办一种机关报发表自己意见”的刊物。9月5日，在《劳动界》登出一则新青年社的“本社特别启事”：商店底店员及厨役堂倌茶房等本都是月薪劳动者之一，但是本埠此项劳动者人数既多，知识境遇，确有独立办一种机关报发表自己意见底必要。本社同人打算另外发行一个《上海店员》周刊，兹特征求各商店店员及厨役堂倌茶房诸君函示意见，如得诸君同意文字的援助即行出版。[11]
还在筹备阶段的工商友谊会注意到《劳动界》这份“启事”，主动函询，由此开启双方联系合作。9月19日晚，工商友谊会第八次常会上谈到双方初次联系情况：“本会应创办一伙友周刊，以发表本会之种种言论，提倡伙友之觉悟，灌输工商之见识。但本会经济困难，无从着手。幸今有新青社，欲创办店员周刊，宗旨与本会相同。彼因编辑乏人，故未实行，业经本会函询该会，今已得该社编辑陈独秀先生复函，赞同合办，由彼担任经费，由本会担任稿子，至少十数人，众皆赞成。当场承认者，有二十人之多。表决，公推何纶章、何佛村、吴鉴青、王剑豪等为代表，至该会接洽，并拟定合办简章五条。”[12]
从上可看出，新青年社打算创办一份店员周刊，因缺乏编辑“故未实行”，工商友谊会想创办一份伙友周刊，因经济困难“无从着手”。工商友谊会主动函询新青年社，得到陈独秀的复函，赞同合办，由新青年社负担经费，工商友谊会组织稿件。其后童理璋、何伦章（何纶章）和包罗（包世杰）到新青年社进行第二次接洽，再次商定双方分工和再次接洽人选。26日晚，工商友谊会常会中报告这次商谈：“与新青年社陈独秀接洽，由何伦章报告，大致由（彼）担任经济印刷编辑，由本会担任授稿及代销。余订星期（？）与该会共同讨论。是日去者童理璋、包罗、余（何君自谓）三人。惟名称尚未决定。经多数讨论《工商友》，以联络工商友谊，促醒伙友觉悟，遂推定与会代表何伦章、包罗、王剑豪、何佛村、钱立琳、赵醒侬等前往接洽。”[13]这次会谈商定，由新青年社负责经济、印刷和编辑，工商友谊会负责收稿及代销。同日，《劳动界》第七册刊登俞秀松、李汉俊、陈独秀共同署名的“特别启示”，邀请工商友谊会诸人继续讨论店员周刊出版之事：“诸位来信都收到了。请于下星期三（即二十九号）午前九时枉驾法界宝昌路渔阳里六号外国语学社开一会议，以便面商关于《店员周刊》一切进行的事。我们对于诸位来信未及一一作复，附此道歉。” （四）宣传阶级调和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提倡店员伙友自重自治自律。受当时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不少人认识到阶级社会的存在，但并不能清楚分析阶级压迫的原因，认为店员伙友遭受压迫是自身所具不良习惯、没有自治能力造成，因此提倡伙友要自重自治自律。“阶级和专制是怎样发生，原来是从被治上扩张出来的。因为作伙计的，都没有自治的能力，往往有不端的品行，和恶劣的习惯，不得不受他人的节制。财阀派有了这个藉口，于是乎阶级的压迫，专制的束缚，一层一层的加上了。”认为“大概现在的伙友们，受资本家专制束缚底人，有十分之三，是自取其咎的。他的原因，不外以下两种：（一）献媚（二）嗜好”。嫖赌烟酒这四样嗜好“最足误事，伤财伤身，可称杀人的利器”。“我们商人，要除去了嗜好，生计就宽裕，专制老班底束缚也难加到身上来了。”[57]店员伙友若有了自治能力和高尚的人格，“不惟能得到外界底同情，且能增加资本家对于吾们底惧心，而促成资本家发现天良，我们这个时候，虽不费大力，也自然可以达到我们的目标了”[58]。甚至有思想倒退，提出本末倒置的看法，认为“中国人底智识浅”，不应该提倡“伙友解放”，因伙友解放后更加不能自律，更加危险，会出现吃喝嫖赌更多恶习。[59]这种落后倒退思想当即遭到反对。
四、《上海伙友》的主要特点和影响
作为中共发起组与上海工商友谊会合办的刊物，《上海伙友》从一开始就含有进步和保守的二重性特点。一方面，它用简单通俗的语言，直观反映各业店员伙友的生存状态，对帮助改善工商伙友待遇、启发他们觉悟具有积极作用。一位读者在来信中这样描述他看到该刊后的欢喜心情：“前天由新青年社门口走过，看见有许多小册子堆着，说是贵会出版的，名叫《伙友》。就买了一本回来，翻开来看看，原来就是我们素来被老板经理压迫的伙友有的言论机关。宗旨是反抗老板经理的压迫，要求平等待遇的。我欢喜得甚么似的。读了包罗君底《敬告阿大先生》一文，竟都是我心中的要说出来的话。”[60]特别是“能鼓吹商人解放，提倡八小时工作制，那么我们或可以脱离苦难的地狱，可到光明自由的途上”[61]，反映当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改善劳工待遇、促进中国商业振兴方面的追求和共识。
另一方面，《上海伙友》的编辑是工商友谊会会员，宣扬资产阶级改良思想是其自然属性，因此又具有很强的保守和妥协性。它希望资本家“发慈悲心”“发现天良”，以“走到平等的路上去”。[62]要求资本家和平对待伙友学徒，不要目空一切;要求伙友安分守己，不去胡闹，精心研究商业。“‘伙友’‘老板’同舟共济，那时我当祝中国商业前程万岁。”[63]有人认为《上海伙友》是与新青年社断交后，才变成宣传阶级调和的资产改良主义的刊物，仔细研读该刊第一至十一册，笔者认为这种想法不对。该刊从第一册就表现出这种比较明显的矛盾。而双方脱离合作关系即第七册以后的刊文中，仍有宣扬阶级斗争的文章。如第九册《伙友应有底觉悟》还引用沈玄庐的话：“吾们如果要想得到真正的均等待遇，非吾们自己的努力;打破这资本和劳动两重阶级，从新建设新的社会不可。”[64]还有文章提出推翻阶级社会的两个时期：第一时期就是唤醒昏沉的同侪，共向资本家方面去讲公理，用和柔手段，“以期改轻牛马式的待遇，恢复一些做人底生趣”。第二时期是要推翻社会一切不自然的制度，“扫灭资本主义的流毒，产生和衷共济的社会”。[65]
虽然《上海伙友》具有较强的保守妥协性，但对那些思想落后的人来说仍然是过激派的刊物。一位伙友带了数十册伙友周刊到二马路外滩金业商会兜售，被骂“你们这班过激派，扰乱分子”[66]。1921年12月，军阀当局还认为《伙友报》是陈独秀主持，指责工商友谊会“所出版之《伙友报》，为一种鼓吹过激共产主义等种种不祥名辞，并谓主持者陈某”。工商友谊会推举赵醒侬拟稿致函军署，进行辩解：“所谓过激共产，实属令人不解其意……且鄙会主持者并非陈某，于此显系造谣者作乱矣。”[67]
上海工商友谊会中一批年轻有为的进步青年，在与早期共产主义者合作办刊及其所领导的工人运动影响下，后来成长为共产党、青年团的重要干部。除了赵醒侬较为人熟知外，还有沈资田、蔡炳南、凌志霄、乐树滋、周启邦、顾作之、张人亚、郭坦夫（郭景仁）、洪扬生等。其中，赵醒侬、沈资田、张人亚等为中国革命过早献出珍贵生命，其他人在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店职员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22年10月，张人亚成立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商业与手工业相结合行業的工人组织。1923年3月，党组织指派郭景仁筹备成立上海店员联合会;6月10日，举行成立大会，选出的委员15人中，洪扬生、赵醒侬、蔡炳南、何佛村等曾是工商友谊会的骨干会员。1926年12月5日，上海店员总联合会成立，陈云代表商务印书馆职工会出席成立大会，并在随后参与领导上海各行业店员罢工斗争。在上海店职员运动中，党、团组织发展很快，在1925年五卅运动中，成立了店员联合会支部。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成立了店员总工会，内设党团，全市有中共商务印刷所、上海物品交易所、先施公司、中药业、估衣业、永安公司、米业、酱业、烟兑业、杂粮业、南货业等13个上海店职员支部。这些进步力量为大革命失败后上海店职员进行顽强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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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一处副处长
责任编辑：刘 捷
[关键词]中共发起组;新青年社;《上海伙友》;上海工商友谊会
[中图分类号] K2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0）09-0010-09
1920年，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简称中共发起组）成立后[1]，极其重视理论宣传工作，除将《新青年》改组为党的刊物，创办《共产党》《劳动界》外，还以新青年社名义与上海工商友谊会合作创办为店员伙友（后统称为店职员）服务的通俗刊物《上海伙友》。以往对《上海伙友》有少量评述文章[2]，但缺乏深入研究。通过对《上海伙友》创办过程、刊物特点、影响意义等进行详细考察，可以了解早期共产主义者在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方面的多方实践探索。
一、五四运动后店员伙友的觉醒和上海工商友谊会的组建
上海是近代中国最大工商业城市和对外通商口岸，是新兴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力量最雄厚的地方。店员伙友是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靠月薪生活的雇佣劳动者，是不占有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陈独秀说：“从广义说起来，凡被雇的月薪劳动者都属于劳动阶级，所以商店里的伙友可以合工厂、矿山劳动者及交通劳动者组成一个大团体，分开来，这三种可以说是阶级战争底三大军团。”[3]在五四运动中，上海华界和租界商店一律罢市，外商经营的商行也有一部分中国职员参加罢业，店员职工约7万余人参加罢市，是运动的重要力量。[4]经历五四运动，广大店职员工政治意识空前觉醒，从1919年7月到1920年5月，上海店职员工阶层共发生29次罢工，参加罢工者近5万人。[5]同时，受团体联合大潮影响，出现药业伙友友谊联谊会，洋务职员公会，沽衣業敬义堂友谊会等店主、工头、伙友混合组织的店职员团体。代表工商店员伙友的工会团体——上海工商友谊会也应时而建。
上海工商友谊会由原失业店员童理璋等人发起，1920年六七月筹备，“实应世界之新潮流，及新文化之感动，吾人知非工商联络，不能实行救人”[6]。8月16日，发布征求会友宣言及简章，号召“发扬工商团体的真精神，开拓工商自治的本能”[7]。8月30日，通过章程草案，推选总务、文牍、会计、交际、调查、庶务等各部人选。[8]9月6日，工商友谊会召开筹备会，蔡炳南、赵醒侬、沈资田等后来有较大影响的新会员参加。[9]10月10日正式成立，陈独秀、沈玄庐、邵力子等早期共产党人出席并演说。[10]上海工商友谊会属劳资混合的资产阶级“招牌工会”工会团体，但它的会员很多是青年店员职工，具有较强的进取心和进步性，一些会员后来还成为坚定的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这是中共发起组与它一起合办《上海伙友》的基础。
二、新青年社与上海工商友谊会合办《上海伙友》过程
（一）联系商谈和合作办刊。中共发起组秘密成立，它的很多活动以新青年社名义进行。为将马克思主义宣传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1920年8月15日，中共发起组创办的通俗刊物《劳动界》周刊，受到普遍欢迎。为继续推进该项工作，计划再为店员工人“独立办一种机关报发表自己意见”的刊物。9月5日，在《劳动界》登出一则新青年社的“本社特别启事”：商店底店员及厨役堂倌茶房等本都是月薪劳动者之一，但是本埠此项劳动者人数既多，知识境遇，确有独立办一种机关报发表自己意见底必要。本社同人打算另外发行一个《上海店员》周刊，兹特征求各商店店员及厨役堂倌茶房诸君函示意见，如得诸君同意文字的援助即行出版。[11]
还在筹备阶段的工商友谊会注意到《劳动界》这份“启事”，主动函询，由此开启双方联系合作。9月19日晚，工商友谊会第八次常会上谈到双方初次联系情况：“本会应创办一伙友周刊，以发表本会之种种言论，提倡伙友之觉悟，灌输工商之见识。但本会经济困难，无从着手。幸今有新青社，欲创办店员周刊，宗旨与本会相同。彼因编辑乏人，故未实行，业经本会函询该会，今已得该社编辑陈独秀先生复函，赞同合办，由彼担任经费，由本会担任稿子，至少十数人，众皆赞成。当场承认者，有二十人之多。表决，公推何纶章、何佛村、吴鉴青、王剑豪等为代表，至该会接洽，并拟定合办简章五条。”[12]
从上可看出，新青年社打算创办一份店员周刊，因缺乏编辑“故未实行”，工商友谊会想创办一份伙友周刊，因经济困难“无从着手”。工商友谊会主动函询新青年社，得到陈独秀的复函，赞同合办，由新青年社负担经费，工商友谊会组织稿件。其后童理璋、何伦章（何纶章）和包罗（包世杰）到新青年社进行第二次接洽，再次商定双方分工和再次接洽人选。26日晚，工商友谊会常会中报告这次商谈：“与新青年社陈独秀接洽，由何伦章报告，大致由（彼）担任经济印刷编辑，由本会担任授稿及代销。余订星期（？）与该会共同讨论。是日去者童理璋、包罗、余（何君自谓）三人。惟名称尚未决定。经多数讨论《工商友》，以联络工商友谊，促醒伙友觉悟，遂推定与会代表何伦章、包罗、王剑豪、何佛村、钱立琳、赵醒侬等前往接洽。”[13]这次会谈商定，由新青年社负责经济、印刷和编辑，工商友谊会负责收稿及代销。同日，《劳动界》第七册刊登俞秀松、李汉俊、陈独秀共同署名的“特别启示”，邀请工商友谊会诸人继续讨论店员周刊出版之事：“诸位来信都收到了。请于下星期三（即二十九号）午前九时枉驾法界宝昌路渔阳里六号外国语学社开一会议，以便面商关于《店员周刊》一切进行的事。我们对于诸位来信未及一一作复，附此道歉。” （四）宣传阶级调和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提倡店员伙友自重自治自律。受当时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不少人认识到阶级社会的存在，但并不能清楚分析阶级压迫的原因，认为店员伙友遭受压迫是自身所具不良习惯、没有自治能力造成，因此提倡伙友要自重自治自律。“阶级和专制是怎样发生，原来是从被治上扩张出来的。因为作伙计的，都没有自治的能力，往往有不端的品行，和恶劣的习惯，不得不受他人的节制。财阀派有了这个藉口，于是乎阶级的压迫，专制的束缚，一层一层的加上了。”认为“大概现在的伙友们，受资本家专制束缚底人，有十分之三，是自取其咎的。他的原因，不外以下两种：（一）献媚（二）嗜好”。嫖赌烟酒这四样嗜好“最足误事，伤财伤身，可称杀人的利器”。“我们商人，要除去了嗜好，生计就宽裕，专制老班底束缚也难加到身上来了。”[57]店员伙友若有了自治能力和高尚的人格，“不惟能得到外界底同情，且能增加资本家对于吾们底惧心，而促成资本家发现天良，我们这个时候，虽不费大力，也自然可以达到我们的目标了”[58]。甚至有思想倒退，提出本末倒置的看法，认为“中国人底智识浅”，不应该提倡“伙友解放”，因伙友解放后更加不能自律，更加危险，会出现吃喝嫖赌更多恶习。[59]这种落后倒退思想当即遭到反对。
四、《上海伙友》的主要特点和影响
作为中共发起组与上海工商友谊会合办的刊物，《上海伙友》从一开始就含有进步和保守的二重性特点。一方面，它用简单通俗的语言，直观反映各业店员伙友的生存状态，对帮助改善工商伙友待遇、启发他们觉悟具有积极作用。一位读者在来信中这样描述他看到该刊后的欢喜心情：“前天由新青年社门口走过，看见有许多小册子堆着，说是贵会出版的，名叫《伙友》。就买了一本回来，翻开来看看，原来就是我们素来被老板经理压迫的伙友有的言论机关。宗旨是反抗老板经理的压迫，要求平等待遇的。我欢喜得甚么似的。读了包罗君底《敬告阿大先生》一文，竟都是我心中的要说出来的话。”[60]特别是“能鼓吹商人解放，提倡八小时工作制，那么我们或可以脱离苦难的地狱，可到光明自由的途上”[61]，反映当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改善劳工待遇、促进中国商业振兴方面的追求和共识。
另一方面，《上海伙友》的编辑是工商友谊会会员，宣扬资产阶级改良思想是其自然属性，因此又具有很强的保守和妥协性。它希望资本家“发慈悲心”“发现天良”，以“走到平等的路上去”。[62]要求资本家和平对待伙友学徒，不要目空一切;要求伙友安分守己，不去胡闹，精心研究商业。“‘伙友’‘老板’同舟共济，那时我当祝中国商业前程万岁。”[63]有人认为《上海伙友》是与新青年社断交后，才变成宣传阶级调和的资产改良主义的刊物，仔细研读该刊第一至十一册，笔者认为这种想法不对。该刊从第一册就表现出这种比较明显的矛盾。而双方脱离合作关系即第七册以后的刊文中，仍有宣扬阶级斗争的文章。如第九册《伙友应有底觉悟》还引用沈玄庐的话：“吾们如果要想得到真正的均等待遇，非吾们自己的努力;打破这资本和劳动两重阶级，从新建设新的社会不可。”[64]还有文章提出推翻阶级社会的两个时期：第一时期就是唤醒昏沉的同侪，共向资本家方面去讲公理，用和柔手段，“以期改轻牛马式的待遇，恢复一些做人底生趣”。第二时期是要推翻社会一切不自然的制度，“扫灭资本主义的流毒，产生和衷共济的社会”。[65]
虽然《上海伙友》具有较强的保守妥协性，但对那些思想落后的人来说仍然是过激派的刊物。一位伙友带了数十册伙友周刊到二马路外滩金业商会兜售，被骂“你们这班过激派，扰乱分子”[66]。1921年12月，军阀当局还认为《伙友报》是陈独秀主持，指责工商友谊会“所出版之《伙友报》，为一种鼓吹过激共产主义等种种不祥名辞，并谓主持者陈某”。工商友谊会推举赵醒侬拟稿致函军署，进行辩解：“所谓过激共产，实属令人不解其意……且鄙会主持者并非陈某，于此显系造谣者作乱矣。”[67]
上海工商友谊会中一批年轻有为的进步青年，在与早期共产主义者合作办刊及其所领导的工人运动影响下，后来成长为共产党、青年团的重要干部。除了赵醒侬较为人熟知外，还有沈资田、蔡炳南、凌志霄、乐树滋、周启邦、顾作之、张人亚、郭坦夫（郭景仁）、洪扬生等。其中，赵醒侬、沈资田、张人亚等为中国革命过早献出珍贵生命，其他人在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店职员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22年10月，张人亚成立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商业与手工业相结合行業的工人组织。1923年3月，党组织指派郭景仁筹备成立上海店员联合会;6月10日，举行成立大会，选出的委员15人中，洪扬生、赵醒侬、蔡炳南、何佛村等曾是工商友谊会的骨干会员。1926年12月5日，上海店员总联合会成立，陈云代表商务印书馆职工会出席成立大会，并在随后参与领导上海各行业店员罢工斗争。在上海店职员运动中，党、团组织发展很快，在1925年五卅运动中，成立了店员联合会支部。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成立了店员总工会，内设党团，全市有中共商务印刷所、上海物品交易所、先施公司、中药业、估衣业、永安公司、米业、酱业、烟兑业、杂粮业、南货业等13个上海店职员支部。这些进步力量为大革命失败后上海店职员进行顽强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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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一处副处长
责任编辑：刘 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