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诗与赋诗方式

来源 :第六届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史研究学术研讨会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beckham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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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对赋诗的解释,影响最大的是诵诗说与歌诗说,但是,赋字本身并无歌或诵的意思,所以,这两种解释其实都是一种误读.从训诂和文献记载来看,赋诗其实就是献诗,而歌与诵只是献诗的两种基本方式而已.一般而言,礼仪性的赋诗多采用歌的方式,非礼仪性赋诗则多以诵的方式.以歌诗或诵诗来解释赋诗,其实是混淆了赋诗与赋诗方式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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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对近几十年出土大量地下文献中的乐论思想进行了较为广泛的探讨,主要集中在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上.郭店简方面主要是对《性自命出》与《乐记》进行对比研究,进而探讨《乐记》的成书年代与作者,以及其中的乐教思想.上博简方面主要讨论《孔子诗论》第一简“乐亡隐情”的释义.清华简方面主要是对《耆夜》、《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三组乐诗的诗乐思想进行研究.此外,学界也对其他一些出土文献如出土乐器铭文进行了探
道家文献散佚严重,其侥幸传世的文献中亦多有被断为伪书者,这给道家散文研究带来了诸多不便.近年来大量出土简帛的发现为先秦道家散文研究提供了更多的的文献依据.借助学界对出土道家文献的研究成果,利用这些新出土的道家散文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可以从宏观角度来探讨先秦道家散文在文本内容和文体上的发展演变,揭示其文学史地位及在先秦散文史重构中的重要意义.
商至西周中期,青铜器铭文经历了内容和形式的大发展,其体式和用语都渐趋定型,其中“祈祝式”更具有相对核心的地位.西周早中期的《毛公旅方鼎》属于典型的祈祝式铭文,其内容和结构极为普通,但语言样式却极富特殊性.此铭不仅句式整齐,而且句句押韵,一韵到底,其词汇也有明显的造语性质.这种特殊性足以体现作者对既有铭文体式的深刻掌握,同时也反映当时不同文类之间的交互渗透,是文学成熟和进步的表现.铭文的文学化提升或
“因”有因循之义,“贵因”是先秦时期一种重要的思想.贵因,推崇因循自然,讲究顺势应时.司马谈论“道家”有曰“无为而无不为”、“以因循为用”、“因时为业”、“因物与合”、“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由于黄老学派思想在汉初的盛行,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所论的“道家”其实是指“黄老思想”.司马谈以上所论就是黄老学派的思想特征,而“贵因”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黄老学派的重要著作,帛书
文中对出土文献清华简《管仲》的内容进行考释,进一步从文字翻译、原文释义等方面展开探讨,为全面认识《管仲》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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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献对于推动古史研究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的作用是巨大的.在历史的进程中,文献及典章大量地散佚,给后人正确地认识那个时代的风貌带来了困难.出土文献面世后,或可纠正过去研究中的错误,或可补其不足.其一,出土文献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对于研究先秦两汉的学术及思想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二,出土文献改变了原有的研究秩序。其三,带动哲学研究。其四,出土文献在一定的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对儒家及诸子
《汉志》小说家类中《百家》一书聚讼纷纭.从其书名“百家”一词来看,它所指的是儒家之外的诸子学说,这是在一定时期内,受汉代“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影响所形成的汉人共识.《汉志》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宗旨,将小说家列于诸子十家之末,使得“小说”一词所指更为明确,是那些不合经义、无家法传承的“浅薄”、“依托”之说.而之所以仍然将《百家》著录于小说家中,是因为“小说”一词的演变历程被《汉志》出于辨其源
《史记·屈原列传》是研究屈原及其楚辞创作的唯一相对完整史料,争议也最为集中.本文另辟蹊径,从《屈原列传》收录的唯一楚辞文本《懐沙》入手,利用新出土材料与古文字知识,发现司马迁是依据汉初隶变楚辞文本而不是先秦楚文字写本材料寓作屈原传记的,一方面探用了淮南王刘安《离骚傅》的成果,另一方面借鉴了汉初舆论环境中的一些“屈原话题”.司马迁在屈原之殁一百七十年後,采用二手材料写成的屈原传记,可视爲屈原研究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