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公诉引导侦查成为司法改革的内容之一,也是司法工作创新的热点,但是,受立法的限制和理论上的困乏,以及侦查机关接受引导的疑虑,公诉引导侦查的实施方式往往是通过同级检察院和公安局会签文件,用以固定引导的方式和范围,而未见各地侦查诸机关有首倡公诉引导之举.除了五篇硕士论文以外,国内公开发表的公诉引导侦查方面的论文,无一例外是检察机关工作人员所撰写.这说明在现有的立法框架下,公诉引导侦查仅限于检察机关单方面的兴趣.那么,公诉与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之间的引导与协作的必要性、可能性与可行性究竟怎样,尚未有系统的研究成果出现,本文就是针对以上问题思考的结果. 公诉引导自侦，不能参照公诉引导普通侦查那样来理解，而应充分考虑自侦工作的特殊性。无原则地用公诉的证据标准来要求自侦工作，可能违反侦查工作的规律，干扰自侦工作的进程，反而不利于案件的查明和证据的搜集。依笔者来看，公诉引导自侦，要坚持有限引导的原则，引导的重点不在证据和程序上，而在于实体问题上，由于对刑法认识上的偏差，导致诉讼推进上的困难，才是公诉引导自侦的核心所在。如签订劳动服务合同的人员担任邮局等领导职务后侵占单位钱款，是否构成贪污罪?以及基层自治组织人员是否可以成为受贿罪的主体?等等诸如此类，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犯罪形式的翻新，如何认识和解释，并形成一致地看法，从而使诉讼得以顺利进行，这需要公诉部门和自侦部门及时沟通，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