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从其“二重证明法”(今日所得最古之史料，往往于周秦两汉之书得其证明，而此种书亦得援之以自证焉)而来，主要是针对疑古思潮而发，讨论处于传说和史实之间的人物及其行事，有明确的对象性和时代性，相比其来源“二重证明法”，范围要小很多。在“二重证据法”背后，有王国维重建古史，维护中华文明的理想。今人在谈论“二重证据法”时，往往将其扩大为“二重证明法”，乃至滥用。由此引发的对于“二重证据法”的批评和怀疑，不足以动摇“二重证据法”本身的合理性。但这也应促使学界反思“二重证据法”的定义、学术理据及其规则、推论和局限。本文尝试提出两个局限，三条规则和三个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