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多维实践能力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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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学在高校艺术设计专业培养过程中起着非常举足轻重的作用,艺术设计专业以培养实践设计人才为目标.本文从实践学习的基本原理入手,理解实践知识获取的原理,并在研究国内艺术设计实践教研现状的基础上,总结通过实践教学体系的优化、"双师型"教师、工作室制、模拟项目、产学合作项目、设计比赛并行互补的实践教学模式与内容的搭建,建设多维度综合实践教学体系.
其他文献
有关大谷文书编号数以万计,然而学者援用不多,理由无他,以其所见大多数佛经残片,未若英法所藏敦煌文献之完整.再者,除少部分曾经刊行外,尚乏完整的编目和对外公开发行,因此往往无法掌握其所有内容,纵使想要利用也不知从何着手.如今随着学者专家的编目和影印出版,已有部分珍贵的材料直让大家为之惊艳,尤其在出土文献日趋难得之下,的确不可小觑.故笔者拟欲利用已经出版的《大谷文书集成》四册1,重新检视这批经过学者专
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贸易之路,更是一条文化之路,而吐鲁番地处古代丝绸之路要冲,为古代中西交通之重镇.得益于此,历史上东西方曾流行过的主要宗教在吐鲁番都留有历史印记,如萨满教、袄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等,若论流行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当属佛教.佛教沿着丝绸之路从西域向中原内地传播,吐鲁番也因此成为了佛教的重要活动地区.自魏晋至元末明初,佛教作为当地的一种主要文化形态,在吐鲁番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
于阗语《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全本(以下简称《无垢经》)的发现,对于于阗语言的研究是一件令人振奋的幸运事.这是因为,迄今发现的于阗语佛经写卷,鲜有带题记者,故而不能知晓佛经经卷的寺院归属.这件《无垢经》的长条形制说明,此件文物作为随葬品而定制,非属于寺院的院藏.但是,这件写本原是抄本,它有原始的底本.而所从抄写的经卷底本,必然归属于瞿摩帝寺,那是一座在于阗王国历史上享有大乘第一寺之称号的寺院.对于语
一安史之乱后,吐蕃乘机进占河西走廊,安西四镇所在的西域跟中央政府失去联系,但依然为唐朝苦守.然而,四镇等军政机构如何管理安史乱后的西域呢?机构依旧,管理的体制是否依旧?这是唐朝西域历史的重要问题.吐鲁番、和田、库车等地出土的唐代文献,很具体生动地反映这个时期的西域状况.
一吐鲁番地区自汉代丝绸之路全线贯通之后即成为中西方的交通枢纽.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其中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西域传入。虽然地处西域为佛教传播必经之地,但一些学者认为吐鲁番地区的佛教具有特殊性,和龟兹地区佛教直接由印度传来,属于印度佛教不同,高昌佛教却主要由中国传来,属于中国佛教;佛教传入高昌地区的时间可能是在三国之后东晋之前的西晋五十余年间。目前吐鲁番地区所出的最早的有纪年佛经是西晋元康六年(29
在中国若提到礼,常指五礼,即吉、宾、军、嘉、凶礼.但是,除此之外,还存在书札礼,它以五礼为背景,于实际通信时使用.它是一种书仪,在敦煌文书中留有很多.本文拟就敦煌书仪中记载了书札礼的吉凶书仪,考察吉凶书仪在敦煌是如何演变的,再将之与日本的往来物进行比较,考察其有何特征.书仪或书札礼,是以"礼"为背景,来规范律令中未规定的文书或书信.笔者认为这一点属于中华法系的一部分.礼与儒家思想的关系之深则无需赘
柏林国立图书馆(又名柏林州立图书馆,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收藏了20世纪初德国中亚考察队从吐鲁番地区带回的大量出土文献.在大半汉译佛典之外,还有官文书和佛典以外的典籍.其中不仅有写本,也存在一定数量的印本(刻本).《玉篇》三十卷,是梁代顾野王所编纂的按部首分类的字书。但由于梁武帝对书稿并不满意,又命萧恺(萧子显子)等进行删改。唐上元元年(760),孙强又大幅增加了
日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的敦煌吐鲁番文献中,有被命名为"月令"的断筒群(矶部彰编《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藏》,No.130).这个"月令"中所含有的书仪,经王三庆氏指出,由吴丽娱、陈丽萍两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近年来,对于书仪研究,关于“礼”的问题的研究成果丰富。虽说书仪重要的特点就是明确实际的“礼”的规范,但笔者认为,书仪作为基本教养与学习文章表现手法的基础
因为日本古代的文书行政制度继承了律令制下的中国制度,所以出于弄清日本的独特性的目的,迄今进行了很多比较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将重点放在了文书的样式与传达过程上,关于传达后的文书处理过程的比较研究很少。日本正仓院文书中残存有许多官司所作的继文,唐代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也保留有一些官文书残片.本报告将这些继文和案卷进行比较,考察在官司裁决过程中文书处理的实际情况.
队是一种基层军事组织.唐代府兵制中折冲府下设有团、队、火,而行军则有军、营、队.根据出土文书所见,军镇、守捉中也有队的编制.可以说,在唐代不同的军事系统中队是一级相对稳定的军事单位.尤其是对于行军来说,队是最基本的战术单位,是完成各种战术组合的基础。敦煌吐鲁番文书为理解唐代军事组织中的队的实际运行状况提供了珍贵的材料,孙继民先生由此对行军中队的组织构成、战斗队形以及押队官、队佐的设置等进行了详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