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晚近以来，主要是出现在近代史领域中的魏源研究，有着「近代化叙事」的特征与模式。这与我们对于「西学」与「传入的西学」之认知有关，也与二分法下相对于「西洋」的「中学」之过去、现在、前景化的立足基点与态度有关。本文自魏源研究中的几个面向：近代观、清学史、海国图志、西学观等，回顾并检视魏源研究中的海洋视域、西学影响、隐性传统、近代叙事的开端等，重新讨论魏源研究中的模式、思维特性、轴性与惯性，乃至其复制于历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晚近以来，主要是出现在近代史领域中的魏源研究，有着「近代化叙事」的特征与模式。这与我们对于「西学」与「传入的西学」之认知有关，也与二分法下相对于「西洋」的「中学」之过去、现在、前景化的立足基点与态度有关。本文自魏源研究中的几个面向：近代观、清学史、海国图志、西学观等，回顾并检视魏源研究中的海洋视域、西学影响、隐性传统、近代叙事的开端等，重新讨论魏源研究中的模式、思维特性、轴性与惯性，乃至其复制于历史传衍中的印迹。
其他文献
众所周知，清代康熙、乾隆二帝皆对西洋的科技知识颇有认识。康熙皇帝尝跟从耶稣会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徐日升(Thomas Pereira，1645-1708)、安多(Antoine Thornas，1644-1709)、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1643-1710)、张诚(Jean-Francois Gerbillon，1654-170
清末陈垣医学文章，写于1908-1911年他在医学院学习并教书期间，包括新闻报道，医事批评，科学知识以及中国医学史料整理等，题材各异，长短不一，按照内容大体可分为四类：即报道防疫状况、批驳传统观念：关注国际动向、倡导医学自立；著录医学革新、剖析背后矛盾；撰写古今医史、发展国家医学。本文即依照这一分类分别叙述四类文章，并从三重视野分析清末陈垣医学文章：第一、原引文视野，即从陈垣引用的报章、杂志、布告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割让香港与沿海沿江通商口岸，从此西力东渐，其中西方传教士来华宣教，影响至大，相继建堂宣教，兴办教育、医疗及出版等事业，传播基督教教义及西方史地格致之学，西学由是于沿海中国蔓生。其中香港一地1841年为英国所占后，于港岛北部修建维多利亚城，移植英国政教，而浸信会、伦敦会、圣公会等亦相继来港建堂办学，推动医疗、出版。香港由是成为西学栽植之地。并培养出一批中英双语具有西学素养的城市精
本文利用中英文档案检讨有关岭南学堂(大学)的文化相遇问题，目的在于对Edward Said在中国近代基督教史研究中极有影响的“西方与非西方”模式和文化帝国主义论提出异议。针对在英文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中流行的文化帝国主义论以及公众对于美国化的世界性影响的忧虑，我的兴趣点并不在于西方对于中国的了解和认识，而在于揭示早期由美国人创办的岭南学堂(大学)和地方社会之间的联系纽带。研究当代高等教育的学者通常
明末清初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促使中国人的语言和思想发生重大变化，西方文字中的系动词“是”这个西方文化基因植入中国文化的有机体，促成了汉语“是”字从用做实义动词转化为以系动词用法为主的重大转变。本文依据明清天主教的相关文献，描绘这一过程的轮廓。指出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促成了中国人近代理性思维方式的诞生，改变了中国人的语言习惯，这是这场文化交流最重大的成果。
中国现代学科作为“援西入中”的产物，引出两方面的问题：其一是西方分科观念是如何传入的；其二是中国本土是如何接引的。对这些环节略作梳理，便可发现，接受西方分科观念只是问题之一面，什么因素主导着中国对西方知识的接引，是值得重视的另一面。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作为“传播者”，在“援西入中”的过程中，其身份已决定了所谓“援西”是有高度选择性的，甚至不免迎合本土的知识架构；“接引者”呢，也往往将外来知识纳入其所
本文通过对《耶稣会在亚洲》(Jesui itas ila Asia)档案文献目录的整理和翻译，研究它对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重要的学术意义，特将其主要内容从学术上加以整理，以求教于各位方家。
本论文通过对早期中俄交涉里的在华耶稣会教士的观察与分析，试图从另一个角度解明为什么禁教令不是颁布于发生礼仪之争的康熙年间，以及颁布禁教令的雍正帝为什么没有将全部的传教士驱逐出中国。指出在华耶稣会传教士在康熙三十年左右真正让中国高层对他们另眼相看的是他们在中俄交涉里的语言沟通作用。
在耶稣会利玛窦神父的《天主实义》发表七十多年之後，入华方济会石铎禄神父沿用教义问答的模式，出版了《初会问答》一书。在对中国文化诸多因素深入研究基础上，该书运用简练、清晰、大众化的语言文字，利用中国文化中的因素，特别是儒家的哲理传扬天主教之正道，展示了托钵修会在华传教的特点。
清初发生的“历争”，学界多有关注。本文以顺、康两朝实录为基础，勾陈四次改订历法过程的同时，着重强调历争双方当事人最为关注的并非学术，而是政教。由于当时清朝入主中原不久，政教观念尚不明晰，一定程度上也模糊了研究者对该问题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