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昌族群的核心，是“南唐故家”。出于对家族来源的永久追忆，南唐故家有外向的文化心理。尽管得天独厚的居息环境，使故家旧族成员无慕外累；但这种自足的生态，并不导致自我封闭。而西昌便利的水陆交通，也为居民出行提供条件。只要交通无阻，人事没有挂碍，西昌文士游历的身影，就会出现在大江南北。当元末江淮兵兴，南北交通被阻隔，西昌文士虽不能肆意远涉，却仍在省郡范围广泛交游。他们以西昌文苑为基地，近交吉安路的名士才彦；再沿着驿道，或顺着赣江，往北过临江路，通达省会南昌。就是在这条交通线上，他们与两地文士来往。而从反方向来看，西昌踞江西南部交通要道，是去往闽中岭南的中继站。从南昌临江方向来的文人，就有机会同当地文人交往。元末临江和南昌两路，汇聚了一批文雅之士。此两地人员频繁交往，所行文事又密切联动。他们或以德性学问相尚，或以书画诗歌文章交好，共同推动此方文学活动。当西昌文人一旦来仪，就会与他们发生交往。而西昌文人德艺双修、学道工诗的品质，也更能引起同类关注、激发尚友的热情。在这三方文学资源中，最强劲的是西昌文学。它以僻处一隅的次文学群落优势，竟占据这场三方联动的核心地位，从而主导元末江右文学的总态势。而在这个总的态势下，又形成多重文人圈属，有所谓十才子、七诗友等组织形式，呈现元代末世的江右文学繁荣景象。所谓江西十才子，应是个动态组合。以核心九成员为基数，从刘崧的交游圈计算，加郑大同即为十才子：从杨彭的交游圈计算，加刘永之即为十才子；从王佑的交游圈计算，加兄王沂即为十才子。而且，这种组合是出于某种默契，当时并没有谁来明确圈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