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丝绸之路各地区、各民族、各王国之间汉文蒙书的流行和使用，值得人们去详细观察与思考，其中接受与转变，保存与扬弃之间所存在的民族与国家的特性，以及其现实环境的需求，更是极具深意。 根据《敦煌蒙书研究》书中所云，唐代蒙书可分为识字类、知识类、思想类等三大类26种。从考古遍存得见丝路各地流传的蒙书，即有《急就篇》、《千字文》、《开蒙要训》、《杂字》、《太公家教》、《蒙求》、《九九乘法表》等七种，约占代蒙书流行种类的四分之一。特别集中在识字类的《急就篇》、《千字文》、《开蒙要训》、《杂字》等，尤其以兼具习字、识字的《千字文》最为普遍。至于《太公家教》、《蒙求》、《九九乘法表》等思想类、知识类的蒙书则为偶见。说明学习汉文字是丝路各地首要的基本需求，不论汉人或非汉人，也不管时代的先后，其主要就是学习汉字。不过在吐蕃、西夏，则出现有蕃汉对音，或蕃汉合时一类双语的识字蒙书，凸显了学习汉字并不全然只是仰慕汉文化，学习汉文化而己，更有促进彼此了解，互相沟通，相互学习的心态与功能。 在接受、学习的过程中，是有所选择的，其准则就是实际有效。学习外来语言、文字，吸取他国文化时，「多则惑，少则得」始终被奉为主臬，因此在蒙书的流传上，普遍集中《千字文》是选择精简有效的呈现；选择《开蒙要训》、《杂字》则是符合日常生活实际需求的抉择。至于为了彰显吐蕃王国及西夏王国自我的主体意识，以期内容切合现实环境，呼应实际发展所做的必要改变与转化，吐蕃文与西夏文的翻译则透过非忠于原着的手段，达到扩编、改造的目的，营造自我的图书典籍，表现自我的思想文化。 至于高昌、于阗等并未见有如吐蕃王国、西夏王国等对汉文蒙书的流传接受之后，在内容或形式上更进一步有所继承与发展；而是当大唐王朝控制权退出之后，这些汉文蒙书的学习与保存，也全然的消失，显然这种与本民族文化或地域环境契合度不高的外来蒙书，是异类文字、异类文化，自然遭到排斥而扬弃，这是自然的文化发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