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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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人的本质所决定,在人的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公共性的有无问题,存在的只是公共性的多少和实现方式问题。考察公共性的原始发生有两个基本的路径:系统论的奠基:生成论的奠基。前者讨论的是公共性何以可能的问题,亦即根据问题;后者研究的是公共性如何可能的问题,亦即环境与条件问题。在系统论奠基的视野内,公共性的需要奠基于人的片面性和非自足性之上;在生成论奠基的框架内,公共性表现为通过交换、交往,简言之通过合作所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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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China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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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人的本质所决定,在人的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公共性的有无问题,存在的只是公共性的多少和实现方式问题。考察公共性的原始发生有两个基本的路径:系统论的奠基:生成论的奠基。前者讨论的是公共性何以可能的问题,亦即根据问题;后者研究的是公共性如何可能的问题,亦即环境与条件问题。在系统论奠基的视野内,公共性的需要奠基于人的片面性和非自足性之上;在生成论奠基的框架内,公共性表现为通过交换、交往,简言之通过合作所产生的“合作剩余”。“合作剩余”是公共性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人的丰富性、全面性和多样性的重要表现。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创造公共性和实现公共性的过程,实质上,公共性的生成论奠基乃是系统论奠基的历史展开形式,这种历史展开主要有机械和有机两种方式;而就公共性的表现形态看,有经济形态、政治形态和文化精神形态三种形式,无论以何种形态出现,公共性的内容便是公共价值,而生成公共价值必须公开且充分运用公共理性。在市场社会,三种形态的公共性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在世界历史交往不断普遍化和深化的背景下,公共性、公共理性与公共价值问题已经成为哲学、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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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社会价值理性信念的确立和自觉践履,是每一个民族的文化走向成熟和圆融的标志。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社会变革实践,是中华民族以自己的方式,反思“现代性文明”的多重弊端,自主地探寻、创制并努力实践“中国价值”,追求并重塑民族文化之新精神信仰与价值(理性)特质的艰难曲折的过程。此一追求和践行过程所着力呈现的,是该文化自身新形态自主创生和演进历程中,民族整体性人格境界之自为获得和攀升方式。在更深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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