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初中期的帝王在建构起了不同于明代的“大一统”历史观的同时，还精心构造出了“教养观”作为其统治的思想基础。清以前的帝王尽管均不断声称“教养”的重要性，以有别于“以吏为师”，过度注重刑名的强霸形象，但清代帝王不但高频度地把“教养观”宣称为新的国策，从此延续了以往王朝所奉持的传统儒家内涵，同时又因为帝王本身有意的干预和督导，使之更具备实用性，也因此使清朝的“教养观”比历朝历代都更具有政治治理的实践意义。
　　乾隆时期，弘历更是希图把“教养观”通过督抚和基层官吏的运作转化成一种常规的治理程序，故屡下谕旨要求中层官僚通过游历和督察所辖境域贯彻“教化”的旨趣。中层官僚也不断回应皇帝的旨意，制订了一系列的教化规条予以实施，力求把“政教”关系的古义贯彻强化为一种“政即是教”的状态，从而凸显出“教”与“养”具有同样重要的位置。
　　“教养观”不但在汉人聚居的内地得到强化实施，而几通过举办义学和向书院输送生员的形式不断渗透进少数民族地区，使之更趋于内地化。但在西南民族的教化如何与内地相协调的问题上，显然，帝王与官僚之间在认知和治理这两个层面都存在着差异。本文以此为个案，从一个新的角度讨论了“专制权力”与“官僚权力”之间所凸现出的张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