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允(1858-1931)，是清民初一个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他的一生，以辛亥革命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前期是一个热心洋务，颇有政声的封疆大吏；后期则是四处奔走，矢志复辟清朝的遗老。关于他的评价，学界一直将其定性为晚清遗老，政治上顽固反动的复辟派。但是，辛亥后直至徐世昌下台的十年间，复辟清室的活动一直暗潮汹涌，参与其间者形形色色，无虑数十百人。其动机、做法各不相同，不应一概而论。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溥仪《我的前半生》中所称的“四个申包胥”善耆、溥伟、升允和铁良。善耆、溥伟和铁良均出身满州族，或为王室，或为大臣，清室之亡，与他们有切肤之痛，关系身家运命，其兴复清室，理所宜然。升允则有不同，他出身蒙古，虽官至巡抚总督，但辛亥时已经被免官赋闲两年余，宜乎超然顺变。乃竟置家人安危于不顾，主动请缨，与民军鏖战数月，直至清室退位诏下仍不肯罢兵。军事不成，遂潜往平凉、西宁、阿拉善，出戈壁而远赴库伦，“走万里绝域”。其初衷是想利用自己的出身蒙古察哈尔部这一民族身份，取得内外蒙古各部贵族的支持。为此曾先后致书上尔扈特郡王帕拉塔、亲王那彦图、公博迪苏、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无不强调自己“蒙古世仆”的民族身份，但“所谋辄阻”。根本原因在于，他的蒙古民族身份认同，并非基于文化和共同情感，而是迫于“关内之计拙”的现实需要，实现其“与俄、蒙协约”，“欲借俄、蒙之兵以讨袁世凯”的目的。为此，他连发三道檄文讨袁。尽管他在致友人信中重复着外蒙古包格德(博克多)汗“有大清在我不敢背。今之自立者，对袁世凯也，非忘清室也。清如复兴。我乃听命”的说辞，然而，现实是库伦独立的目的是为了摆脱清室支配。双方的目标截然相反。因此最终也只能足痛感“北来之非计”，一事无成。求助俄蒙无望，他转而致函日本国政府，期望能借日奉之力兴复清室。并在日人宫岛大八的帮助下登陆日本，滞留年余。正是在此期间，他与罗振玉相识，并与善耆、溥伟、铁良等宗社党人走到了一起。这一举动再度证实，尽管他出身蒙古，但经过二百余年共同生活，与满洲旗人在文化和情感上已无二致。为了复兴故国，不惜求助外国势力。尽管艰难竭蹶，但其“志气弥厉”，为复辟一直奔走到暮年。他的精神动力何在？恐怕还应从他的精神世界加以解读。他服膺儒家的“君父之教”，对于民主共和、平权自由之说绝不认同。哪怕是君主立宪也不接受，为此不惜辞去高官厚禄。他的复辟实践，不是出自一般意义上的功名利禄等切身利益，而是出自政治理想。这就使他与其他的复辟派划出了明显界限。尽管这一理想因与时代的潮流格格不入而屡遭碰壁，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弃置不顾，舍此将无以解读他的内心和行为世界。
　　从一个被异族征服的蒙古族后裔到一个无比坚定地维护征服者民族的朝廷(国家)的孤臣，他跨越的不仅仅是时悠远光和民族界限，更有由蒙古→满州→汉文化的鸿沟。作为一个八旗蒙古的代表，他体现着这一枝蒙古族裔山民族认同到文化认同，包括政治上的国家认同这一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