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以来,大陆中国的「重写文学史」运动虽然众声喧哗、新作迭出,但是却失去了想象力和创造力,成为一个不断自我重复的知识生产过程,「重写文学史」似乎变成一个永远不能完成的任务.不过,执着于历史清算、现代转型与文化再造,却始终不能完成这一使命的吊诡状况,并非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的独有现象,而是整个现代中国始终不能结束其过渡形态的反映:「立国、立宪、立教、立人、立言」之五位一体的现代性建制,在当下中国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正是「未完成的现代性」状况的历史延续,导致了一个至今仍未终结的「漫长的中国二十世纪」的形成. 编撰一部现代文学史，是从事现代文学研究者的终极志业。新时期中国相对宽松的意识形态氛围，多元化的社会思想状况的形成，大学人文学科的繁荣发展，“重写文学史”运动造成的史观解放，研究者的主体意识的强化等等，皆使个人化的现代文学史写作成为可能。 现代文学学科体制的内在矛盾或者未完成性，实际上是现代中国大陆教育制度、政经体制的未完成性的具体体现。作为一种现代知识生产，文学史的书写实践密切关联于现代中国的国家想象及其现代性进程，20世纪中国在每一时期的现代性项目的规划设计和历史实践，都强烈制约着现代文学史的规划与写作。 “重写文学史”讨论是1980年代的新启蒙话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启蒙运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思想运动，既有渴慕西方现代化的同构型诉求，又有对其进行批判和反思的潜在性格。文化态度的同一性与思想内涵的异质性，构成了新启蒙运动混沌的表像和复杂的内在分歧，成为90年代中国思想界分化的渊源所在。其态度的同一性主要体现于对一种普世现代性的想象，基本内涵大致包含三个方面:市场经济、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个人主义)，这其实也是作为“重写文学史”开端的—1980年代初期重估五四文学运动的主要结论。然而，这种关于普世现代性的“态度的同一性”却随着新启蒙运动的瓦解，并受到了来自其内部的敌人的攻击。 现代文学及其历史是“作者”的产品，制度建设、价值体系、启蒙现代性的未完成性状况，亦与“作者”自身的未完成性相关。其历史的几乎唯一途径。在当代中国，真正具有责任感的“重写文学史”方案，其价值依然在于重建一种永恒启蒙的批判性思想，坚守知识理性的力量，支持民主自由的理念，捍卫人道主义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