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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长久以来吸引着各界的讨论,而农民工感染性传播疾病却很少被给予特殊的关注。本文试图通过对南京安德门农民工就业市场的田野调查,来展现农民工感染“性疾病”的情况。本文认为,一些制度性因素无视农民工的性公民权利,致使他们进城就业遭受严重的性贫困状况。身体上打着体制烙印的农民工,进一步成为了权力治理术的典型场所。同时,农民工也通过各种方式与权力治理术里的身体政治进行周旋。而为了获得合法性的道德支持,国家扫黄的行动具备了某种仪式意蕴。由于性病防治管理办法的某些缺陷致使患上性疾病的农民工无法进入卫生统计数字,因此尽管卫生科学知识能做得尽善尽美,但干预性措施仍然不能覆盖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