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立国之争”发生的历史背景和最初的各派观点。第二部分分析了两派思想的理论特点及其争论的发展，并指出广义工业化概念的提出是立国之争过程中出现的重要理论进展。它表明在两种截然对立的经济发展主张之间，产生了一个涵盖面更广、更切合中国实际经济状况及其发展要求的新理念。第三部分的考察表明，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前期的“立国之争”，其焦点已不在以何立国，而是怎样立国，学术界逐渐就工业化中的农业发展问题达成了共识。第四部分重点探讨中国学者的思想争论是如何转化为现代发展经济学的原创理论的，认为张培刚从30年代中期就从事中国农村经济的调查研究，这一阶段的工作不仅具有原创价值和实际意义，而且为他对后来创立农业工业化理论提供了宝贵的本土经验；中国学者的“立国之争”及其不断深化的认知程度、40年代前后中国经济学所达到的思想水平，是张培刚攀上世界经济学理论高峰的肥沃土壤和坚实平台；国际一流的理论教育、优秀的现代经济学素养、不畏艰苦的理论创新精神，是张培刚成功的重要个人条件；拥有一个开放的学术交流环境，运用为国际学术界所认同的专业语言表述，使张培刚为发展经济学的创立作出重要贡献成为可能。 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20世纪20-40年代的“立国之争”具有独特的意义。它是中国工业化思想由理想目标转变为现实政策选择的起点，是广义工业化概念(即包括农业工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工业化)孕育和成熟的母腹。发展经济学的创立即以此为平台，经过中国学者对当时国际上最新经济学理论的吸收和创新，用规范的语言系统表述的。探寻立国之争到发展经济学的联系轨迹，可以使人们获得超出经济学领域的有益启示，即(1)“立国之争”的深层原因是文化观念的冲突，经济变动是文化冲突表面化和激烈化的催化剂。反过来，要从根本上解决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的矛盾，推动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是正确的途径；(2)文化的发展有多种表现形式，不同观点的争论并使之不断深化是其中之一；(3)现代文化的发展有赖于国际间的交流，产生于中国本土的文化感悟是独具个性的，一旦这种个性与国际上的现代理念相融合，它的典型性才更具文化价值，它才有可能成为世界先进文明的一部分。